2011年8月26日，是汪子嵩老师90华诞。我从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汪老师的学生，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其间除了有七、八年失去联系之外，可以说一直和老师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特别是在1976年以后，我们的联系更多些。在这五十多年的相识、相处、相知中，使我深深感受到汪先生不仅在哲学上是我的启蒙者、在学识上和做学问上是我的老师，而且在做人上在人格上也是我的老师。就是说，先生的“为文”、“为人”，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的老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也许这正是他对后学者的魅力所在。
我学哲学的启蒙者
我是1955年上大学的。那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收新生91100名，比上年多600名。哲学专业62名，都在北大哲学系。因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大。当时北大哲学系有两个专业：哲学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哲学专业从55年起由4年制改为5年制；所以，1959年全国没有哲学专业毕业生。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学的办学方向还是向苏联“一边倒”，北大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大学”，北大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全向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但同学们却仍蒙在鼓里，一方面有的同学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候，却遭到同学中的党员的一致反驳（后来知道他们原来听了党内报告），另一方面，有的同学57年说了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的一些劣迹，却又被说成是反苏。这是我们上大学时中苏关系的微妙情景。它直接有形无形地关系到和影响到我们国家当时大学里哲学的教与学。
我们62名同学中，好像只有两个同学是来自同一个中学（有人说，还有两个同学是同一个中学来的），其余60（或58）名同学则来自各个不同的中学或单位（因有的是调干生）。这些同学在中学里都是些佼佼者，绝大部份都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我本人是在省重点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读的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校级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优秀；高考成绩，自我感觉也很好（那时还没有公示高考成绩的制度，所以具体的成绩学生不知道）。到北大后，知道大家的成绩都很好。那时就听到汪子嵩老师说过，这一届北大哲学系录取新生的分数线很高，能考取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当时，汪老师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兼哲学系总支书记，同时也是哲学系副主任。他说的自然是有根据有权威的。
虽然大家在中学时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但大家对哲学的了解程度却是很不一样的。在新生入学后的一次座谈中，当我听到同学们谈论什么“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什么“唯物、唯心”，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什么“哲学的党性原则”，甚至还有什么“抽象”“概括”“一般”“个别”，等等，等等。我一听就傻了眼，头都大了。而且，有个上海的同学入学前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报考哲学系？》的文章，可想而知，他对什么是哲学已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我呢！离这些十万八千里。不要说内涵，好像连有些词儿都没有听说过。我在中学时，只看过沈志远的《“矛盾论”解说》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对《实践论》几乎没有看懂，也就没有什么印象。我报考哲学系，是从《升学指导》上来的，是受了《升学指导》的影响。当时学校对我们填报志愿的指导是，数理化好的报考理工科，文史地好的报考文科和社会科学。我当时对数理化和文史地都喜欢，舍不得放弃那一方面。这时看到《升学指导》上说，哲学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报考哲学专业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好的基础。这一说明，正和我的心愿相吻合，于是便报了哲学专业。其实，我对何谓“哲学”？哲学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到底有什么用？一无所知，非常陌生。可以说对哲学的ABC都不知道。这时迫切需要的是启蒙，是开导。担当这一任务的是汪子嵩老师。因为，是他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课。这两门课，在哲学系是非常重要的两门课或者叫做主课；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哲学入门的最基本的课。
我们是1955年9月5日上午进行体格复查，下午办理正式报到手续，领取校徽。我的校徽号码是11836。9月7日晚上，哲学系举行师生联欢会，系主任金岳霖、副系主任郑昕、汪子嵩以及不少老师老教授出席。他们在讲话中对新同学表示欢迎。老同学表演了文艺节目。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汪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管是系主任、副系主任，还是老教授，他们都很随和，说话很随便。完全没有我先前想像中的他们的讲话“一定是很庄严、很流利的演说”。这就大大拉近了老师们其中包括汪老师和我们新同学的距离。我们正式的大学学习生活是从9月12日开始的，第一堂课是体育，尔后才陆续地开始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等，等等课程。
辩证唯物主义课的课时最多，开设的时间也最长。记得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两门课，一共上了3年；从大一上到大三。就是说，汪先生前后给我们上了3年的课；在5年的大学生涯中，他和我们相处了3年。直到1958年秋把课堂搬到农村去（我们年级是到北京大兴区芦城公社鹅房大队）以后，汪先生才离开我们，参加到北大、人大两校共同组织的“农村调查组”的工作中去（我们班只有少数的同学，随他一起去参加调查组工作）。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课是在农村上的，是由几位老师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分头讲授的。
辩证唯物主义课的教学大纲，在我们刚学习的时候，大体上是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大纲为蓝本。主要的参考书是亚历山大罗夫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参考的经典著作是“联共党史”四章二节，即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有：《反杜林论，哲学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什么是人民之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中的“谈谈辩证法”等篇章，等等。
这些课虽然有教学大纲，但汪老师在讲授时，并不是照本宣科。回想起来，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汪先生的讲课，大概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在讲解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时，总是结合哲学史上的有关资料和知识来讲。好像引用中国哲学史的较少，主要是欧洲哲学史，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史。比如，在讲授“唯心”“唯物”的问题时，记得他是从古希腊人提出和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逐步展开来讲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从古希腊哲学史上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阿那克西美尼的“气”，到赫拉克利特的“火”与“逻各斯”、毕达哥拉斯的“数”，以及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再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等等，等等。这样一步步地展开，才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纳的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才讲到了唯物、唯心的分界问题。这样一种讲授方法，避免了从概念的定义出发，干巴巴。使我们知道了许多哲学概念，并不是某哲学家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它的来龙去脉，常常是哲学史上为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出，尔后又一步步地演化来的。这便增加了我们对哲学知识的兴趣。
为什么汪先生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时，联系欧洲哲学史多联系中国哲学史少？现在看来，除了汪先生本人原来是搞欧洲哲学史的这一原因之外，恐怕与中西方的哲学传统、哲学理论思路不同，也有关系。中国哲学史上爱讲“天”，爱讲“道”，什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等。这和西方的重视概念清晰、重视逻辑、重视理性，显然不是一个路子。而我们现今所讲的哲学的许多概念、知识、原理，显然和西方哲学史是直接相通的。
汪先生讲课的第二个特点是紧密联系现实实际。比如，55年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以后，各条战线都在制定新的建设规划。56年1月7日，在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汪先生便告诉我们：十二年内我国要培养2000个哲学方面的博士和副博士。他说，“这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全面规划（“十二年规划”）的初步决定。就是说，你们大学毕业后，3到5年，可以培养成为哲学副博士”。他以此来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哲学是很有用处的，可以大有所为。他结合实际来巩固大家的专业思想，使同学们深受鼓舞。56年2月，我自己在总结“半年来的学习思想”时便说到，刚开学不久，觉得哲学和我想像中的作为“科学的科学”，好像距离太远，感觉不到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用，因而专业思想很不巩固，甚至产生过想转系（转到化学系或生物系）的念头；后来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课和辩证唯物主义课，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地爱上了哲学。
汪先生讲课的第三个特点 是，好像他要通过哲学课，培养我们树立一种思维方式。他在讲课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忘，就是“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也要复杂些”。这句话，之所以给我的印象那么深，因为他不只讲过一次，而是在讲多个问题时反复地强调这句话。特别是在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比如，他在给我们讲解列宁的几本哲学著作时，就常常拿列宁的著作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对比。他的结论总是，斯大林的清楚、明白，但是总是把事情说得比较简单；列宁的就不同，他的著作比较难懂，总是把事情说得比较复杂，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在阐述它时也就应该复杂些。
又比如，有一次在谈到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时，他在简要介绍了1947年日丹诺夫在批判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时提出他自己的哲学史定义的情况以后，他似乎也不完全赞同这一定义，但他并没有明说，而只说了句“实际上哲学史上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最近看到汪先生的一篇文章《一次争鸣的讨论会——为北大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作》（见汪子嵩著：《亚里士多德 · 理性·自由》第260到270页）。文章说的是1957年1月下旬由北大哲学系主办的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汪先生在文章中说，“在那次会上我对这个问题（指有的老师如贺麟先生等实际上不同意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看法，坚持认为唯心论哲学中有好的东西——引者注）没有发言，但当时对这个总结意见（指否定贺先生的观点——引者）是完全心服的。不过到三十多年以后的现在，我重新翻看这些历史资料时却不由得产生问题：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真是那么绝对吗？”汪先生这里说的和我上述记忆好像有点出入。我又仔细地回忆了那段记忆。那时，对我们非党员的同学来说，并不清楚中苏关系的底里，汪先生的话显然“话中有话”，和“一边倒”时期说话的语气不大一样，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我记忆中的和汪先生自己回忆中的差异，也许是汪先生作为一个党员和作为一个学者内心深处矛盾的一种不自觉的外露。作为党员，当时中苏矛盾还没有公开化，他要遵守党的纪律；作为学者，他“没有发言”，而且教育同学思考问题要复杂些，因为“实际上哲学史上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这正是他学者良心的自然表露。
当时，我并不清楚他所说的话的具体含义，只知道对哲学和哲学史上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现在看来，他这里说的“复杂”，在当时，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史上的各种观点的确很复杂，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纷繁错综，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唯物唯心，唯物是进步的，唯心是反动的，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汪先生在《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这本书中，有多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和分析。汪先生认为，“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同上书，第2页）汪先生倾向于列宁的说法，哲学史是人类整个认识发展的历史。汪先生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有些话在特定的条件下（不管正常不正常）只能让你意会，不能明说。所以，大家应该养成一种“复杂一些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习惯。
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我们在认识它时必然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认识的辩证法，正是事物的复杂性在认识上的表现。所以，汪先生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辩证地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记得他在讲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关于“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时，就特别推崇和着重发挥了第三个结论，即“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后来在考试时，我抽签正好抽到了这个题目（全面复习，抽签答题，这种口试方式好像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我在回答了“三个结论”的内容以后，也侧重发挥了第三个结论的意义。汪先生听了以后说，“很好，给你五分。”没有再给我提什么问题。我想，这也许能说明，我对他教育我们要特别注视事物的复杂性和强调认识辩证过程的理解，大体上是符合他的本意的。
总之，汪先生反复强调“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在认识它时和思考它时，头脑也要复杂些”，仿佛是在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复杂地看问题的思维定势。这是我听他课的最大收获之一，这比某个具体知识重要得多。哲学本来就是给人们提供思维方式的。复杂地看问题的思维定势，直到今天，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仍然是十分明显，不可低估的。它教给我们“不唯书，不唯上”，不要迷信任何权威和书本。在探寻真理的路上，尤应复杂地思考问题，从各个方面各个视角去探索去思考，不为任何表面现象所迷惑所遮蔽；只有拿起怀疑的武器，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和任何压力，才能开拓创新，不断地接近（真理）光辉的“顶点”。一句话，只有懂得复杂，才会发问，才会探寻，才会追问，才会深思。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学习哲学和哲学史，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地优化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不断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同上书，第13页）怀特海说，“所有的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是思维工具，思维工具是器中之大器。”哲学的任务，就是使思维工具更犀利。复杂地看问题的思维定势，我以为乃是当今犀利思维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应该补充一句，汪先生主张复杂地看问题，并不是说要把文章写得玄妙晦涩难懂。这完全是两码事。汪先生文字的清楚明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而言之，汪先生作为我学习哲学的启蒙老师，不仅给了我许多哲学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还教给了我们如何既唯物又辩证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汪先生认真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反映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反映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比如，在编写《希腊哲学史》的工作中，他对工作的认真细致和他的学术风范，受到了同他一起工作的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以及出版社编辑等人的一致称道。这在媒体上，有多篇文章报道过。村富兄在《希腊哲学史》第4卷（下）的“后记”中，又一次介绍了这一情况，说明汪先生的“为人”、“为文”，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之深。
这里，我仅想简要地介绍一下汪先生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一版，下同）工作中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
一部《大百科》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后来又几次做出规划，但都未能实现。直到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从此，才正式开始了中国大百科的编纂工作。国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各个学科中，许多著名的、顶尖的、权威级、重量级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一工作。
《哲学》卷是社会学科方面的领头卷和重点卷之一，被列为国家“六五”规划（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之一），大百科出版社给予了高度重视。《哲学》卷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是：胡绳；副主任有：邢贲思（常务）、任继愈、汪子嵩、陈元晖、黄楠森。汪子嵩老师还兼任外国哲学史分支编写组的主编；该编写组的副主编有：王玖兴、张世英、黄心川。我（陈中立）是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有：李曦（常务）、诸葛殷同、雷永生。办公室的任务是，在编委会的领导下，负责日常具体的组织工作和最后的（完全交出版社之前）编纂工作。
《哲学》卷是从1981年11月底开始筹备。1983年3月12日在酒仙饭店会议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会成立，（编委会办公室也正式成立）同时，召开全书的撰稿人大会。从此正式开始了条目的撰写、审稿、定稿的编纂工作。1985年底到1986年第一季度，各编写组陆续完成各分支学科条目的定稿工作。后经办公室和出版社编辑组先后分头进行加工；1987年10月正式出版。
由于《大百科》是国家的项目，哲学卷的工作也是组织了全国哲学界的力量来完成的。
受大百科出版社的委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承担了具体组织实施这一工作的任务。为此，哲学所把这一工作列入了所的规划，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我被指派为办公室的成员之一。所以，我从1981年11月便参与这项工作，直到1986年交出版社。可以说是参与了该工作的全过程。汪先生参与该工作的时间也很早。记得在1982年初，他和任继愈、黄楠森等少数几位专家，便应邀来哲学所参加了有关这一工作的座谈。座谈中，大家一致肯定了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意义和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后来，1982年3月25日，在哲学所召开了在京部分专家专门讨论哲学卷的框架草案和各个分支学科规模（字数）分配方案（草案）座谈会。1982年8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空军第一招待所（西山）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框架、条目总表拟订会议。1982年12月13日至21日，在国家体委北京水上运动学校（北京怀柔水库边上）召开哲学卷条目总表修订会。等等。这些会议，汪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在每次会议上，他都能积极认真地对每一个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不少看法和意见，很中肯很有见地，也很有建设性。正像出版社的同志会下和我说的，他是有备而来的，不是“应景的急就章”，而是会前做了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所以，他的意见常能引起其他人的共鸣，对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产生了积极的良好的影响。比如，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要求在条目的设置和撰写上要做到“全、精、新”。汪先生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实际中断多年之后，现在刚复苏不久，要做到条目的设置和每个条目的“全、新”很难。但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应尽量使每一个条目都能做到“准、精、新”，尤其是做到“准”。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充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扎实的基础上，再来撰写。所谓要选“最合适的人来写最合适的条目”，就是要选对该条目最有研究的人来写该条目。所以，各个编写组在物色哪个条目由哪个人来写，这一环节很重要。他的这一意见被接受。并在1983年9月28日主编副主编会议通过的《“哲学”卷各编写组集体审稿注意事项》，在把好“学术关”这一条中，明确提出，要“准、全、精、新”。
就是说，汪先生实际从1982年年初起，便开始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工作。他在帮助推动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出了大力。表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国家任务的担当，同时也表明了他工作的认真和治学的严谨。
从1983年起，他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外国哲学史编写组的工作上。从编写组内部主编、副主编、成员的分工、协调，条目的试写和审阅，到每个条目的审稿、定稿，等等，纷繁复杂。他不但亲自参与，而且安排得紧紧有条。对于该编写组负责的条目，不管长条目、中条目、短条目，他都认真审阅、修改，尔后集体讨论，再定稿。他和副主编、编写组成员之间也有某些必要的分工；比如，东方哲学史部分主要由黄心川来把关。这样，工作的开展就比较顺利。
在这段工作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是值得 再提一下的。一件事是他提出了在外国哲学史中“统一译名”的主张，并提议由王太庆先生来具体负责。这件事，不仅对当时的编写工作来说很有意义，而且对后来外国哲学研究来说，也很有意义。同一个外文词（概念、术语等）翻译成中文后，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大百科中，继续保留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要统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一个外文词有多种中文译名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这个词的语境、语义以及西方哲学的历史和作者的理论思路，乃至思维方式，没有能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所以有的译者就找不到合适的、准确的中文来表达（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这里不去讨论了）。一词多译，有的甚至意义相去甚远。这对于中外的交流和深入研究，当然是很不利的。所以，翻译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研究工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的哲学翻译界，对“理念”、“存在”、“有”、“是”等等的热烈讨论，便是很好的说明。1999年，汪子嵩、王太庆联名发表的《关于“存在”和“是”》的文章（见汪子嵩著：《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336页至372页），对译名中的考究，我以为作了很好的论说。遗憾的是，在编写大百科时，对译名的统一，还没有能在后来那样广泛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当时只是请了少量的专家来参与该工作。只能从当时的各种译法中，择善而从。汪先生提议由王太庆来牵头，很恰当。因为他在这方面很有造诣。他既是西方哲学史的专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这一工作，对后来90年代的那场讨论，也许起了开启作用。
另一件事是关于“在世人物上书”的问题，即还在世的哲学家选哪些人上书？当时，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上书的“在世人物”一是要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著作，或是在传播哲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二是德高望重。具体怎样掌握，怎样操作，仍是有一定难度的。汪先生很赞成在世人物上书从严掌握的原则。他提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以贺麟先生为标准，凡和他同辈和以前的、有一定成就的就上；凡比他辈份晚的都不上。他的这一提议，先在他们编写组内，后又在各个编写组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得到了大家的称道。因为，有了一个具体的人为标准，“活人”上书从严的原则也就比较好掌握了。其他编写组也借鉴了此做法，所以，哲学卷关于“活人”上书的问题，比较顺利的得到解决。应该说，这和汪先生在其中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汪先生在编写大百科中，积极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里再举个例子，1984年11月1日至15日，在烟台召开的哲学编委扩大会议上，除了讨论“哲学”这个特大条目外，还讨论了各分支学科中的一些重大和重点条目，如分支学科的带头条目、政策性强或学术上有争议的条目。汪先生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讨论，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帮助解决了一些难题。比如，人道主义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设置条目时，大家一致认为，哲学卷不能没有“人道主义”这个条目。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却强调要划清“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界限。于是当时就把“人道主义”这个条目分为三块，分别由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三个编写组来写。到烟台会议时，大家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把它分割开来放到三个地方似乎不妥，但要统一为一条，在当时又比较困难。一是时间来不及，一是它较敏感。在交谈中，汪先生出了个点子。他说，能不能在条目总表中还分别保留三个条目，但在书中编排时，把它们放到一起。这个意见，后来被采纳。所以，现在书中在“人道主义”这个大条目下，又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苏联和东欧哲学中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2，第696页至700页）。
总之，在汪先生参与大百科哲学卷的工作中，亦可看到他那种对工作一贯积极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为人正直率真，崇尚理性自由
五十五年前，即1955年9月，汪子嵩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辩证唯物主义课时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一个30来岁，眉目清秀，很精神，高高个儿的他，登上讲台，没有一句寒暄，劈头盖脑的第一句话是，“我本来是搞古希腊哲学的，现在服从党的需要，给你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课，将来我还要搞古希腊哲学。”这就是他的开场白。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老师为人直率，但也有点傲气。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以后，我认识到这是他一贯的为人正直率真的表现。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老师和家长都教导我，长大了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汪先生则用自己的行动，教给我们正直做人，不说假话。正如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所说，“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汪先生正是这么做的。后来，1957年1月，在北大哲学系召开的关于唯心论的评价和哲学的继承问题的讨论会上，他可以违心地不发言，但不发违心的言。1958年秋参加北大、人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后，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又被补划为“漏网右派”。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也是他为人的率真、正直所致。他太相信组织、太相信领导了。岂不知在倡导“阶级斗争”的年代，时有陷阱和小人。
汪先生也做过不少错事，写过错误的文章，错误地批判过别人。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他做错事、错误地批判别人的时候，还以自己是在坚持真理，为党做事。就是说，他不是违背自己正直地做人的原则来做这些事的，不是自己明知不对还那样去做。当然，这也是一种悲剧。但这是时代造成的，绝大多数人几乎难以抗拒。另一点，更为重要的是，过了近30年，经过思想解放以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所做所为，能够进行反思，能够反省自己。这也证明了上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他所做的错事，不是由于他的人格有问题而造成的。我们知道，过去和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不惜违背自己良心的小人。到处投机取巧，专做那些利己损人损害社会的事。而这些人常常得逞，因为他们总能投当权者所好。这些小人是从不会反省自己的。这是汪先生和他们的区别。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和汪先生的交谈中以及他所写的许多文章中，令人感到老人在不断地清理自己的过去。对自己过去所参与的那些“左”的做法，勇于承担责任，进行自我反省；对被他错误地批判过的人，总有一种负疚感，真诚地表示道歉。比如，对金岳霖先生，他说，1955年他们合写的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是我们推动的，那种简单化的批判和金先生的细致分析的风格毫不相干。对罗素的批判也是我鼓动他写的”。我“对这些批判文章负有责任”。（汪著：《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第283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对冯友兰先生，他说。“在和冯先生接触的那几年里，由于我的‘左’，对他有许多不敬之处，谈我现在的认识，以表示我对老师的负疚之情”。（第289页）对贺麟先生，他说，“贺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他领导的哲学编译会工作过，在北大又共事多年，但过去由于我的‘左’，对贺先生的思想缺乏同情的了解。”（第327页）汪先生回忆当年在对唯心论的评价时，几次以称赞的口吻向我们介绍说，“坚持认为唯心论哲学中有好东西的，只有贺麟和陈修斋；这是不容易的”。
汪先生反省自己的“左”，不仅在对他的老师辈能做自我批评，表示负疚之情，而且对他的同辈人，也能很坦率地这样对待。在一篇《我认识的周礼全》的文章中，他回忆了他们从西南联大同学时开始，到后来同在北大哲学系工作时，他对周礼全的印象，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一些事情。其中他说，在西南联大时“对他总是有点不大好的印象”，原因是他参加过“反苏游行”。“现在时光巳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礼全他们作为中国人，对苏联军队在中国境内做出不法的事情，表示义愤，发起反苏游行，不仅是应该允许，并且是值得表扬的事情。”“在我和他的关系中……其实说穿了，是有这么一层意识形态的关系，阻碍了我对他的了解，也可以说是我对他产生了误解。信奉了某种意识形态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总是以它看待人和事，容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甚至在几十年后还保留着当时的痕迹。现在是我应该反省，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了”。（第480页）
汪先生1941年进西南联大前，即还在中学时，便参加了地下党，一直为追求光明而奋斗。1956年被高教部授予副教授（这是院系调整后的第一批，全国共4人。北大两人，另一位是化学系的高小霞；人大有苗力田；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谁）。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年轻的了，而且很不容易，被学生们誉为“红色专家”。正是在这样一些“光环”之下，他做了许多好事，同时也做了一些错事。一直到1959年自己被批判之后，才开始醒悟。但真正醒悟，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以后。他说，“直到‘文革’结束，又参加了‘实践标准’讨论以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终于也有了‘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是不适宜干有关政治的工作的，下决心回来搞希腊哲学，离当初学习己经中断了三十年”。（第487页）
汪先生醒悟中的可贵之处，是他能找出做错事的真正根源；那就是头脑里的“左”，意识形态里的“左”。他说，“我一直被批判为‘右’，但是我应该检讨的是‘左’。”他说，1949年以后，要求“舆论一律”，凡是不同的思想理论都在批判之列。五十年代初批判“民主个人主义者”，接着是教师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在北大哲学系，“我是这项任务的实际执行者。”他认为，“如果当时不采取那样左的政策，让教授们在学术研究上自由发展，那么像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贺麟等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可以占有地位了。改革开放以后，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教授们的学术成就陆续被人们发现和研究，得到重视和尊崇；可是再想想：由于这番转折，我国的人文科学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几乎中断了三四十年”。（第531页）
汪先生不仅反省了由于自己的“左”在过去的各种批判中的简单化和对别人的伤害；而且认识到这种“左”的意识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影响。比如，他谈到对苏格拉底的研究时说，“在古希腊的研究者中，颂扬苏格拉底的固然是大多数，但也有反对他的”。接着说，“前苏联以及十五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给苏格拉底扣上‘反民主的反动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帽子（那时候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这样写过）的那种极左思潮……，大家都已认识到那是荒谬的”。（第272页）现在，有个叫I·F·斯东的作者要将苏格拉底钉在“与民主政治作对”的罪恶榜上。汪先生不同意斯东的观点和结论，诙谐地说，“现在不自量力，想充当一下被告苏格拉底的辩护律师，到审判庭上和斯东先生辩驳一番”。（同上）这里，虽然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却也反映出了汪先生想彻底清算自己头脑中“左”的决心。
由于汪先生对“左”的危害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特别推崇理性和自由。首先，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他做出了很大贡献，对推动人们思想大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7月20日，哲学研究所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各省、市差不多都有人来参加。当时汪先生在《人民日报》理论部任副主任。他和副总编王若水、理论部主任何匡一同应邀来参加，并在全体大会上做了发言。他阐发了《光明日报》5月11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背景、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阻力）和重大意义。他的发言和这次研讨会，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78年11月，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组组织的“学习”节目中播出了“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第一讲，就是汪先生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就是要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实事求是，让大家敢想，敢说，敢做。”“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只有大家思想解放了，敢于说真话，说心里话，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才能发扬起来”，等等。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我是第三讲“什么是真理”。一共13讲。后来分别被收入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理论和实践（讲座）》（1979年2月）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1979年4月）两本小册子。此外，汪先生还利用《人民日报》理论部这个平台，组织、编辑、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促进思想解放的文章。一次，他和理论部的何匡等同志来我所召开座谈会。我发言认为，如果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就应该给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我的话音刚落，他和何匡不约而同的说，“你把它尽快写出来，交给我们”。这就是1979年7月13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拙文“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的由来。这是全国为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翻案的第一篇文章；在国内外反响很大。但后来我想，要是没有汪先生他们来组织，恐怕我不会这么快的写出那文章。
总之，汪先生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不但自己写文章，做演讲，而且还做了许多文章的组织和编辑工作。这一讨论的实质意义，就是要冲破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禁区，从思想上清除“左”的流毒，斩断思想僵化的绳索，还给人们以理性、解放、自由地思想的空间。
从1980年以后，汪先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多次论述了理性和自由的意义，为我们的社会呼唤理性和自由。2002年8月，他为纪念西南联大65周年而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学术需要自由”。他回忆和赞赏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校风。他说，“记得‘一二·一’运动后，政治学家张奚若教授作过一次民主讲演，他尖锐攻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将他比作电灯泡，说电灯泡是真空的，它容不得一点不同的气体，蒋介石就是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他说，“其实，任何独裁统治者都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民主政治必须限制统治者的这种特权，在法律上规定他必须听取不同意见，接受反对派的质询和监督。”又说，“即使在一般人中，如果你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只要你将它看作绝对真理，也同样会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是缺乏宽容和民主精神的表现，这种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反思”。（第480页）他在谈到联大的教授们时还说，“他们主张民主，主张法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呼唤自由。有的讲得激烈些，有的讲得温和些，尽管论点各自不同，但一旦民主自由遭到威胁时，大家的态度便很快一致了。”（第530页）
汪先生还谈到“为知识而知识”即“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的。他说，“许多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有用处，许多真正能增进人类知识，推动哲学和科学繁荣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往往正是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研究”。“进行这样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必然是自由的。……做学术研究工作应该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从于任何权威，无论是学术的或是政治的权威；研究者能够有独立的思想，以自己的头脑进行研究，得到自己认为正确的结果。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作自己的主人，不当他人的奴隶和工具……而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第529页）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这样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教育史、学术史上却占有独特的位置，现在国内外都有人研究它。如果有人问，西南联大留下了什么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学术需要自由！”（第532页）
2002年12月，他在把这些年写的文章汇集到一起，文集的题目便是“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2003年5月，他在该书自序之后，又加了两行：“校阅本书清样时，正值北京万众一心防治‘非典’，实践又一次表明：只有依靠理性、科学和民主，我们才能克服困难，战胜灾害”。可见，汪先生对理性和自由是多么地推崇。推崇理性自由，为理性自由呼唤，在今天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今天为了彻底肃清各个方面“左”的流毒，特别是还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唯书”、“唯上”、“迷信个人”等等非理性的思维惯性，提倡理性，推崇理性，是很必要的。就是说，汪先生在当今中国推崇理性，和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至上主义的“理性”，完全是两码事。
汪先生在他年轻时，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以及后来加入共产党，一直在为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奋斗。而在耳舜之年以后，又一次次为理性和自由不断地奔走呼唤。这种人格精神，是令人钦佩，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不过，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汪先生在年轻时便酷爱民主、自由、科学、理性，反对独裁、专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以至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可是过了一个花甲子，早已改朝换代了，为什么还在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唤呢！这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这么难以解决？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其次，汪先生自已酷爱民主自由，可在解放后他又积极参与对其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实质上是不许别人享受民主，不许别人自由思想。这是为什么？这里的具体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其中有一点，汪先生讲到了，是很有启示的。他说，“信奉了某种意识形态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总是以它看待人和事，容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但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意识形态”？怎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应取的？第三，从汪先生这里，也使我们理解到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老学者特别积极地呼唤民主自由，有时他们比许多年轻人都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真正懂得民主自由对国家对人民的重要，懂得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艰辛。他们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以为只要打倒蒋介石，那种一党独裁被推翻了，民主自由就会到来；而到年老时，他们方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最真诚、最积极、不遗余力地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唤，为真理而奋斗。汪先生也是“两头真”中的一员。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敬重。
总之，汪先生的为人、为文，都永远是我的老师。
2010年11月27日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