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高躯体化症状问题一直是临床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也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较大不足。

躯体化的定义与特征

所谓“心理问题的躯体化”是指人们在发生心理不适时，不是或较少以焦虑、恐惧及情绪变化等心理化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头痛、腰痛和胸痛等躯体症状的方式呈现。在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1990）中，躯体化被列为躯体形式障碍的一种。作为一种临床现象，它表现为某种身体上的症状，但不能从医学角度对身体疾病做出合理解释，并具有以下几个临床特征：患者体验到和表达出躯体不适与症状；这些躯体不适与症状不能用器质性病变来解释；患者将躯体不适症状归咎为躯体患病；患者据此向医学各科求助。

一般认为，躯体化是对心理社会应激独特的反应，即患者主要是用躯体方式而非心理方式做出反应。最常见的躯体化症状为头昏、头痛、耳鸣、乏力、睡眠障碍、胸闷、心慌、慢性疼痛、咽喉梗阻、厌食、腹胀、尿频等，患者就诊时往往以丰富、生动、多变的躯体症状为主诉，但其躯体症状与相应的医学检查不符，对症治疗效果往往不佳。因疗效不好，患者又会对医生和医院不满，从而反复更换医院科室和医务人员。这一状况在使患者本人深感痛苦、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并损害了医患关系，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了双重的困扰。

中国人的高躯体症状及相关解释

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躯体化的表达频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人在心理出现问题时，更习惯向医生或咨询者陈述身体上的各种症状，并希望医生或咨询者帮助其去除这些症状。台湾学者曾文星的一项研究显示，1975年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门诊病人有70%主诉身体不适，其中更有40%的人，其唯一的主诉就是身体不适，而无任何心理或情绪上的主诉。到了1986年，这一比率变成了前者72.9%，后者37.2%。大陆学者陈建华等人1995年调查了前来综合医院心理咨询门诊求询的853名患者，结果发现这些人在来心理咨询门诊前都曾在普通医学科（即通科）就诊过，平均次数为2.5。这些人不堪躯体症状的痛苦，才来心理门诊求助，在咨询时，他们单以躯体症状为主诉的人达53.1%。相比之下，西方人躯体化症状的比例就低得多，如一项在美国Rochester地区的调查显示，以身体症状为主诉的只有20%左右。与此同时，西方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却远远高于中国人，他们较多地以心理学范畴的词汇来表达其疾病体验，并直接向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求助。

这一情况使学者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文化，尝试用社会文化的差异来解释上述现象。其主要观点包括：首先，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鼓励人压抑情感，在人际互动中尽量避免直接表露爱恨之情，身体症状的呈现不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其次，在传统中国社会，精神疾病往往被视为一种“污名”，患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因此，即使是心理出了问题，也会以躯体症状的方式表述，以避免可能产生的道德谴责与名誉损害；再次，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患者还有可能有意识地利用躯体化症状作为“弱者的武器”，以“躯体疾病”为由逃避社会压力、减轻自身责任等。

另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躯体化的原因在于该社会没有突出主体的人的地位，在对事件和身体状态的前因后果的理解上更多地归结为身体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于是，在不满、懊丧、失望、压抑等各种情绪发生时，人们便更多指向自己的身体（me），表现为生理的兴奋与抑制，或其他与主体的人无关的因素。相对于躯体化，他们提出了“心理化”的概念，并认为心理化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为心理化意味人们对事件和身体状态的前因后果的理解上更多地归结为主观因素，意味着各种情绪更多地指向“主我（I）”，而不是“客我（Me）”，这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凸显。于是，躯体化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存在于心理化之前的，而心理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躯体化和心理化分别成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社会的躯体化报告率较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社会和其他现代性程度较低的社会却拥有较高的躯体化报告率。

传统解释的不足与本土视角的引入

依照上述观点，躯体化表述的减少与心理化表述的增多之间应当呈现此消彼长的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却难以在中国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大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也日渐深入，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负面态度有所缓解而代之以关爱的态度。诸如抑郁症这样的心理化词汇已经成为普遍用语，而对罹患此症的明星人物（如崔永元）的公开报道，甚至使抑郁成为白领身份的“象征”，其污名性已大为降低。而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显示，抑郁症是高教育人群的高发心理症状。

即便如此，这也未减少中国患者的躯体化的表述比率。例如，任清涛等人2001年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躯体化障碍可高达77.5%，其第一主诉是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而不是作为抑郁症最典型特征的心境障碍。以躯体化症状而就诊于神经科门诊的抑郁症患者依然常见。陈黎在对2006年因躯体不适前往综合医院就诊、后转入心理门诊的60名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分析，也发现有78.3%的患者就诊的第一主诉是躯体不适而不是抑郁症状。这就说明，对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依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应当承认，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心理不适的躯体化表达问题，并对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是必要的。躯体化决不是一种简单反应方式，它作为一种特定的“症状”表达方式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实际上，由于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人们对于症状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也不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躯体化”是一种不良的反应（躯体形式障碍），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却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方式，把“躯体化”的概念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我国是不妥当的。由此，用“躯体化”和“心理化”来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把“心理化”视为理性化进程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也就自然缺乏说服力，在某些文化中，躯体化或许与现代化进程无关，并可与心理化方式并行不悖。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国人躯体化问题的成因，以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国人躯体化表达的影响和塑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