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挑几段康德教授的话来读
康德指出，对于一切从自然方面已经脱离未成年状态却一直没能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者，他们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敢于认识”这个世界！
可即使在说过这些话的主人已去世２００余年后的今天，这种从自然方面原本已经脱离了未成年状态却没能走出未成年状态者仍比比皆是。
康德，这位１８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不仅是德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有些著作高深得连咱们的有些大知识分子都“挠头皮”，感到要读懂康德，很难。康德“三大批判”的中文译者武汉大学
可话虽这么说，也毕竟是针对康德的某些著作而言，比如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即使如此，在《康德传》的作者看来：“然而一旦弄懂他的思想，你就会愉快无比，心满意足。辛勤的汗水将得到丰硕的果实，花费的精力将得到双倍的报偿。”而况“康德的表述之所以艰深难懂始终是同问题本身的难度有关，而这往往又是由于他是第一个接触这些问题的人。康德对简单的事物，表述得深入浅出，可以说是十分精彩的。”（《康德传》第２页）所以说，只要撇开他的那些因问题的艰深而表述难懂的文字，他著作的意思并不难理解。就是康德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希望能更多地被人理解，甚至还曾说过“我只求被人所理解”（《实践理性批判》第１１页）的话。特别是从翻译过来的他的著作中的有些段落来看，不仅很好懂，而且还正如《康德传》的作者所言，那些话还“十分精彩”。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被称作“第二部分”也就是“结论”的，其实还不到两千字，而他在“结论”起首说的那两句话就不仅很好懂，还成了传世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实践理性批判》２２０页）康德为了表示自己特别看重后面这句话，在文字下面还专门加了着重号。更有意思的是，康德担心他的这句话对世人产生什么误导，在“结论”中又对这句话的意思加以阐释，而且阐释的文字同样很容易理解：“赞叹和敬重虽然能够激发起探索，但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又说，“榜样有可能被用于警告，但也可能被用来模仿。对世界的考察曾经是从最壮丽的景象开始的，人类的感官永远只能呈示这种景象，而我们的知性则永远只能够承受在感官的广阔范围中追踪这种景象的工作，它终止于——占星术。道德学曾经是从人类本性中最高尚的属性开始的，这种属性的发展和培养的前景是指向无限的利益的，它终止于——狂热或迷信。”（《实践理性批判》２２１页）康德的意思，对我们头顶的“星空”以及心中的道德律既保持一种惊奇和敬畏，同时又要防止“狂热或迷信”。应该说，这些话对人类社会不仅有很大的启蒙意义，也是一种警示。
下面容我从康德作于六十岁时的另一篇著作《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也有人译作《问答：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再挑出几段话来读。
著作开篇是这样说的：“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需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Ｓａｐｅｒｅ ａｕｄｅ！［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引自《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２６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不再加注）像这种文字，对于中国人，别说是知识分子了，在我看来，即使粗通笔墨，甚至只要能读书看报者，都并不难懂。
所谓“启蒙”一词，对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可能多少带了点学术味儿，我国民间对此称之为“发蒙”或“开蒙”。在大半个世纪前，中国教育实际上还是一个私塾时代，（这也是胡适最痛心的，一个所谓文明古国，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几乎还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一个孩子被父母送到先生那里，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受启蒙。这样一说，就很容易理解了：启蒙，就是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得“懂事”，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让他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然后去理解、去判断人世。当然，一个人即使不念私塾，只要大脑智力正常，一般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又在社会、人群中生活，同样也能走出自然的“未成年状态”。而如果不论是通过“先生”启蒙还是通过社会人群中生活原本应该脱离未成年状态而却没有脱离，这在康德看来，这种未成年状态就是人自己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往往又是因为自己没有使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康德指出，对于一切从自然方面已经脱离未成年状态却一直没能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者，他们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敢于认识”这个世界！
可即使在说过这些话的主人已去世２００余年后的今天，这种从自然方面原本已经脱离了未成年状态却没能走出未成年状态者仍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有些社会有些国度，令人惊奇的是，要想看到一个从自然方面脱离未成年状态后就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知性，并通过自己的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要做的事的人，却很难。由此，似乎即可推断，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优劣，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人们对知性使用的程度。一个社会中，脱离未成年状态而使用自己的知性的人越多，也就越说明这个社会越进步越文明，相反，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越落后越反动。
那么，明明应该脱离未成年状态却走不出这个状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敢使用自己的知性，没有勇气和决心“敢于认识”这个世界，又是为什么呢？这在康德看来：“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康德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读到这几句话，特别是那句“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让我感觉十二分“亲切”，因为生在中国，对这位德国哲人的这句话实在太容易产生共鸣了。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岂止康德所说的“一些人”或“大部分人”，而是整体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有了“一本书”就代替了全体中国人的“知性”了吗？不就是因为有了比牧师更权威的权威也就代替了全体中国人的“良知”了吗？既然这些都被代替了，那么中国人也就用不着再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良知、什么是真理了，甚至在一些年代，一个中国人，连自己是应该活着还是死去都无需作思考。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