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的思想家都极为重视立德。如《尚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易·坤》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谓“厚德载物”，即厚德育人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荀子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荀子·劝学篇》）等等。非但如此，当时的有识之士还把“立德”视为人生的头等大事，把“立功”、“立言”置于其次。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即非常明确地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三大不朽业绩，“立德”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老子在劝导世人或“人君”立德的问题上，更有其与先秦诸子不同的闪光思想。老子尤其把“人君”立德于民，视为“爱民治国”，能使国家“长生久视之道”。老子劝导世人或“人君”立德，从《老子》书中可概括地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呼吁世人或“人君”要重视修身立德。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第五十四章）老子认为，“人君”治国安邦，与一般黎民百姓不同，他们不能只为其身其家其乡立德，而必须为其邦乃至天下立德，为民造福。古今一理，当今为官一方者，也必须为民造福立德。有两句民谣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意思也是说，为官一方，就应当为民立德致福。这其中蕴含有深刻的哲理，值得为官者深思。

在劝导世人立德方面，老子与孔子，他们有其共识，只是说法上略有不同。譬如说，老子劝导世人修身养性，要“报怨以德”，即劝人要以恩德来回答别人的怨恨，去感化对方。孔子的学生听到此话后，便去问孔子曰：“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篇》）之后，孔子又补充曰：“以德报怨，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又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同上）郑注曰：“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怨。”在此问题上，孔子比老子阐述得更加全面一些。

其二，老子劝导“人君”要为民立“玄德”。何谓“玄德”？清代奚侗《老子集解》曰：“‘玄德’，犹‘至德’，以其深远，故云‘玄’也。”显然，这比一般呼吁“人君”要为百姓修善立德又深化了一层。在《老子》书中，凡三次赞美“玄德”，皆并非雷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在其每次劝导“人君”为民立“玄德”时，总是花样翻新地用道家思想说事。

为了能让读者一睹老子赞美“玄德”的真容，下面便援引《老子》第十章对“玄德”的赞美，供读者解读和研究。此章曰：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本章个别文字，诸本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其对赞美“玄德”的表述。其大意是说：作为“人君”，其灵魂要与大道合而为一，始终不离。能像婴儿那样纯真柔和，精气集中。要清涤心灵的尘垢，不留弊病。爱民治国，要顺应民心，不妄为。要洞悉民情，明白四达。老子认为，这些都是“人君”立德于民的必备基本条件。最后五句，要“人君”学习大道的榜样：生养万物，不占为私有；有了作为，不矜持其能；统领万民做领袖，而不主宰独裁。老子认为，这就叫为民立“玄德”。

《老子》第五十一章所赞美之“玄德”，与第十章大同小异，其主旨基本相同。老子为何赞美“玄德”？他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老子》第六十五章）《说文解字》曰：“顺，理也。”又曰：“理，治玉也。”老子的意思是说，“人君”为民立“玄德”，其中意义深远，与一般事物不同。“人君”治国安邦，为民立“玄德”，便能深得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达到天下大治的境界。这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其三，老子特别劝导“人君”要为民“重积德”。《说文解字》曰：“重，厚也。”老子认为，“人君”为民“重积德”，与为民立“玄德”有所不同，它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永世长存的问题。老子要“人君”为民“重积德”，要达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九章，即阐明此等重大政治问题。此章曰：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此章可谓一曲“重积德”的颂歌，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能令为官者猛醒、深思。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震撼作用，就是因为它涉及国家“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认为，“人君”欲“重积德”于民，其先决条件即是“治人事天莫若啬”。何谓“治人事天”？“治人”，谓治理人民。“事天”，“事”，亦治也。“天”，指自然。“事天”谓应对自然或自然灾害。或谓“事天”为“治身”（奚侗《老子集解》），或谓祀天。皆非是。“莫若啬”，上承“治人事天”而言，意谓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啬”，节俭也。《韩非子·解老》曰：“少费谓之啬。”河上公曰：“啬，爱惜也。治国者，当爱惜民财，不为奢泰。”（《老子道经章句》）河上公的诠释，则完全符合老子的本义。据我所考，古代诸多《老子》不同版本，皆作“啬”。然而，当今学者如尹振环先生的《重识老子与〈老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说《老子》书中此“啬”字应当为“穑”，说明老子重视农业生产。何据？尹先生书中所录楚简《老子》原文即为“给人事天莫若穑”。即说明尹先生如此说，并非没有根据，他是根据楚简《老子》。“给”字应为“治”字之笔误。不过，我所看到的诸本楚简《老子》，如崔仁义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廖名春著《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笑敢著《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皆为“治人事天莫若啬”。那么，将“啬”字改为“穑”字的始作俑者，为何人呢？据考，魏王弼《老子注》于“啬”字下，注曰：“农夫。”这只是王弼对“啬”字的理解，但他并未把“啬”改为“穑”字。看来，似乎这即是把“啬”字改为“穑”字者之所本了。尽管在我国古代，“啬”与“穑”可以相互假借，但“啬”与“穑”二字其含义完全不同，是不能随意假借的。“穑”，泛指耕耘，意为务农。这里若作“穑”，则不符合老子力主节俭的一贯思想。如《老子》第二十九章曰：“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是老子的本义；“治人事天莫若穑”，这不符合老子的思想。即使楚简《老子》“啬”作为“穑”字，亦不足为据。楚简《老子》只是不足两千字的简抄本，错误残漏甚多，只能供参考而已。

老子曰：“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意谓“人君”，只有坚持节俭的原则，方能返璞归真，恢复朴素之本性，为民“重积德”。“早服”，即“早复”之谓也。奚侗《老子集解》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复’乃本字，‘服’乃借字。”从此两句，亦能说明老子把“人君”能否坚持节俭原则，视为其能否为民“重积德”的先决条件。故“啬”字，不能改为“穑”。

老子认为“人君”能为民“重积德”，方能为民致福，得到人民的拥戴和支持；方能无往而不胜，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权。

老子有感于“人君”荒淫奢侈、害民误国的史实，要“人君”必须坚持节俭原则，说此乃为“有国之母”，即国之根本，是国家“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此等千古警世哲理名言，圣主明君若能守之并付诸实践，定能使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把“人君”坚持“治人事天莫若啬”的原则，视其能否为民“重积德”的先决条件，而把二者合而为一，这正是老子作为哲学家而比其他先秦诸子更具有辩证思想之所在。

老子谓“人君”“治人事天莫若啬”，并把它视为“人君”为民“重积德”的思想基础。老子的这种思想曾对世人理家和“人君”治国安邦，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诸如孔子曰：“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墨子提倡“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他说：“圣人为政，去无用之费……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又，《韩非子·十过》写秦穆公问由余“得国失国”之道，由余答曰：“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说明韩非亦把“俭”与“奢”看成“得国失国”之道。晚唐诗人李商隐《咏史》诗有两句名言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凡此等等。直至今天，国家实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治国方针，皆充分说明了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的思想，这对治国安邦至关重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