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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峰】信息主义视域中的两个人本学问题

信息主义的兴起是信息时代的必然现象,它从一种社会学范畴走向一种哲学理论范式则是理论提升的必然产物。哲学上信息主义可分为强信息主义与弱信息主义,弱信息主义通常表现为一种认识论上的信息主义,将信息作为阐释人的认知活动的关键词;而强信息主义则走向一种本体论的还原,成为所谓的“唯信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必然将作为一种哲学对象的“人”纳入自己的视野,从而形成对人的诸方面的信息主义解释。本文主要探讨信息主义视域中“人是什么”以及“人是如何存在的”这两个人本学问题的特殊含义。

一、“信息人”:人的本质观上的信息主义

目前,人们对“人是什么”有着许许多多的解释,如“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等都揭示了人的不同的特性。“信息人”是对“人是什么”的一种新解释,由此而形成了人的本质观上的信息主义。

人与信息相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即使不持信息主义的主张,也会承认这一点,例如从“类”的角度看,信息是人社会性地存在和人类文明延续的必要条件,已是无可争辩的共识。关键是人与信息的相关性被强调到何种程度才会成为一种信息主义?

总的来说,在揭示人的本质特征时,信息主义通常认为只有人的信息方面的属性才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特征,而其他属性相对而言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例如,信息是与物质和能量相对照的现象,人也有物质和能量方面的属性,但是,“如果说人是物质的或是能量的实体,都没有把人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而当我们说人是信息的符号化高级处理器时,则就凸显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正是信息基质决定了人在根本上是‘信息人’。或者可以说‘信息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人是能组织和处理信息的存在物,人的信息能力是人的创造性的源泉,是人的理性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基本特征”[1]。就是说,必须从信息的角度对人加以解释,否则人就不过是一堆普通的物质。人的本质并不是组成他的物质,而是物质按特定的信息指令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形式。这也是在人的本质观上精神性重于生理性的主张的一种表现,即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由信启、来刻画的。可以说,孟子关于人“身小心大”的说法,柏拉图认为人是“利用身体达到一定目的的灵魂”,以及麦克卢汉提出“无形无像之人”,目的是要“避开肉体的东西”,因为物质性的肉体不过是思想从而信息繁殖的工具[2],如此等等,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从动态的角度看,人起先并不是以信息人的方式存在的,但正是后来不断从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信息才使人成其为人,使人获得了自己的本质,于是,“只有当人类蜕变到信息人的时候,人类才真正活成了‘人’。因为无论是物质人、生物人还是社会人,本质上没有脱离其动物性。物质人与生物人的动物性显而易见,而社会人的社会性也并不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本质特征。在动物世界里,动物的社会化生活随处可见……社会分工和使用工具,并不能将动物与人类严格区分,因为简单的分工在动物世界中也存在,而一些动物也有制作并使用工具的能力……动物性人类的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外在的,只有信息人类的生活才是内在的。”[3]从“教育”的功能上看,也可以发现,“人”是被文化信息建构出来的,没有先在的本质,人的“可塑性”,就是指人能够接受外来的信息并顺应这种信息将自己加以改变,是有内容的信息造就了有“本质”的人,信息使人“是其所是”。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信息环境或信息生态,就有人的什么样的具体“本质”。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独特而高超的处理与传递信息的能力。

当今,我们看到信息对人的解释力越来越强,或者人需要用信息来加以刻画的特性越来越多。最显见的事实在于,人的思维过程是一种信息过程,人的行为活动则是一种信息反馈调节活动,这就是维纳在《人自有人的用处》一书所说的:“人是束缚在他自己的感官所能知觉的世界之中的。举凡他所收到的信息都得通过他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进行调整,只有经过存储、校对和选择过程之后,它才能进入他的效应器,一般是他的肌肉。这些效应器又作用于外界,同时通过运动感觉器官末梢这类感受器再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运动感觉器官所收到的信息又和他过去存储过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去影响未来的行动。”[4]不仅如此,就是人的生理过程也要从几大信息系统(遗传信息系统、神经信息系统和免疫信息系统等)加以说明。这些视角表达了人自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的意思,它包括感觉器官——信息接收系统,神经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大脑——信息处理系统,以及效应器官——信息作用系统等,于是,只有信息才是人这一生命体的实质。不仅一般的作为“类”的人是如此,具体人的具体本质的获得,更是需要在一种“社会信息场”中才能得到确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生下来就是人,这和社会是否承认无关,可是我生下来就是贵族或国王,这就非得到大家的公认不可。只有公认才能使这个人的出生成为国王的出生;因此,使人成为国王的不是出生,而是大家的公认。”[5]而这种“公认”就是一种特定的信息关系。人的差异性既有生理差异性,也有信息差异性(信息能力、信息需求的差异性等)。社会人的差异性更多的是一种信息差异性。

计算机和符号的类比也揭示了人的这一信息本质。20世纪60年代,在信息论的一系列巨大成果和电子计算机的强大影响下,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诞生了。这种观点把人与计算机作类比,明确提出人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由于符号是信息的软载体,而所谓信息处理就是一系列符号操作,所以信息处理系统又可称作“符号操作系统”。这一观点还认为,人的思维(其实也是人的特质或本质)同计算机一样,不能用其物质形式来解释,而只能用符号操作过程即信息处理过程来解释。所以人在本质上才被认为是一种信息交流的动物(Information communicating animal),是受控制论的接收、处理、存储和发送信息的原则支配的动物,这样,卡西尔的“人是符号动物”还被相应地进一步发展为“人是信息动物”。

语言是信息的一种重要形式,信息主义常常在强调语言的学者那里表现为“语言主义”,而人的本质的信息主义解释此时也就表现为语言主义的解释。笛卡儿认为使用语言、使用符号可能是人与禽兽的真正区别,海德格尔说:“言说是我们的本性……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这一陈述并非意味着人只是伴随着其他能力而也拥有语言的能力,而是说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人是人。”[6]当巴甫诺夫认为“正是词才使我们成为人”,詹明信提出“语言的哥白尼革命”,认为是“话在说我”,加达默尔认为语言是“我”和世界相遇的中心点,表现了语言是人和世界的原始统一,创造了人能够拥有世界的可能性,是人的界限的真正标志,从而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或者说语言本源的属人性质同时也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维纳说言语是正常表现出来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7]。这些从语言的角度对人的解释,也是在从信息的角度解释人。

当然,对人的本质的这种信息主义解释也是存在疑问的:例如人(类)的信息活动起于何时?动物也有信息活动吗?非生命体、人造物(如计算机)也有信息活动吗?当然我们可以说,即使人之外也存在某些类似于信息活动的现象。但那也是与人的信息活动有实质性差别的,例如维纳就指出:编码消息和译码消息的采用,不仅对人是重要的,而且对其他生命体以及人所使用的机器也是重要的。飞鸟之间的通讯,猴子之间的通讯,昆虫之间的通讯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通讯,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信号或符号,这些信号或符号只有建立该信码系统的参与者才能理解。但是复杂的编码语言就不一样,“一般而言,言语是人所特有的;特殊形式的言语则是特殊社会集体的成员所特有的——这个事实最最值得人们注意”[8]。可见,只有进一步阐明人的信息活动与其他类型的信息活动之间的区别,才能从信息的角度将人的独特性揭示出来。

二、人的信息化:人的存在观上的信息主义

“人是什么”还派生出这样的问题:人是如何存在的?人可能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后者进而还导致“人将会是什么?”这无疑是人本观的必然衍生问题。

这种衍生也表达了从本质论上的人本学信息主义过渡到了存在论上的人本学信息主义:从人的本质需要用信息来刻画,进一步过渡到人要以信息方式来存在。即是说,不仅人之为人的最根本标志要从信息那里去寻找,而且人作为一种存在,作为一种“有”,也要到信息那里去寻找。此时人成为一种信息存在,信息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成为存在论意义上的信息人。

笛卡儿早已有存在论上的信息主义萌芽,他的“我思故我在”就含有“我造信息故我在”的意思,因为“思”就是造信息。而且,如果将人的存在归结为“思”的话,也就是归结为一种信息。

从存在先于本质的意义上,人的本质观上的信息主义,所揭示的是信息在人的本质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而在这种本质形成之前,在信息介入到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之前,人的存在是没有什么疑义的。然而,当信息主义的视野进一步关照人的存在问题从而进入到人的存在论信息主义时,进一步也使人的存在与信息更加密切地关联起来。

这种关联可表现为如下两个递进的层次,也是两种(意义上的)信息人及其相互过渡:充满信息的人与被信息化的人,前者如有丰富知识的人(也是图书馆学意义上的信息人),后者说的是人生理或物质方面的存在“退场”,而信息方面“出场”。被信息化的人或人的信息化进一步又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成为对象化的信息——他人记忆中的信息;其二是成为自我的信息人——通过数字化发展走向信息人的存在方式。

人成为对象化的信息也可称为人的“分身”的信息化:人在自己的物理实在之外去信息化地在场,或者称为人的信息化延伸——这是已经实现并且还在不断更新形式的领域。例如人被文字记载而被传播和被他人尤其是后人知晓时,就以文字信息人的在场方式呈现在自己物理性存在所能涉及的时空范围之外,从而信息化地延伸到另外的时空。所谓“万世留名”、“活在后人的心中”,就是某人当其物质性的存在化为乌有后,其信息依然存在,他/她的“事迹”仍然留在人的记忆之中,从而作为一种被活着的人视为对象的“信息人”。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一种人生意义:人的基本存在是物理性的,而人的高级存在是信息性的,“自我实现”就是达到了一种高级存在,而自我实现就是能作为一种信息存在获得价值,人的“奋斗”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由物理人变为信息人,能成为后人的一种记忆信息。

到了电子媒介兴起后,人更是可以多样性地在电话、广播、电影、电视中以语音信息人、影像信息人等方式实现着信息化的延伸,其“存在”或“在场”的范围得到更丰富的体现,从而实现了人的信息化的极大扩展。这也是人对自己实在性的一种超越,即用信息化的延伸形态来超越物理性的实体形态,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同麦克卢汉所说:“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化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9]只有在这种信息化的超越中,人的可存在性才得以极大的扩充。

当今的信息时代,人的信息化存在的最重要形式当然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人,或虚拟空间中存在的虚拟人,或称“电子信息人”。人的这种信息化存在方式甚至导致了人本学存在观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的视野中,或在实在的世界中,“身体的实存是第一位的,只有身体的实存才能表明我们个人的身份和个性。法律和道德将人的肉身认作是某种围墙似的东西,一种绝对的边界,我们的隐私由它建立和保护。现在,计算机网络却将参与者的肉身在场打上了括号,肉体的直接性既可以省略也可以模拟……这将我们从我们的物理身份强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我们或者可以忽略或者可以创造一个出现在网络空间的身体。”[10]“在计算机界面上,精神从肉体转移到一个完全是表象的世界”,“人体实际上成了信息装置移植的‘肉’”,“网络空间的替身生活使肉体感觉像牢狱,失去体面的堕落,坠入黑暗的、混乱不堪的实在。从肉体的生活之坑来看,虚拟的生活好像才是有德性的生活”[11]。“电子生活将第一位的身体在场换成了遥在”[12]

网络空间中,人已经以信息人的方式存在,人只是以自己所“描述”的信息显现,别人也是根据这些信息来建构其形象。身份问题是人的存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实世界中,一个身体对应一个身份;而“网络社区是不同的,它由信息构成,而不是由物质。信息传播扩散,并没有信息守恒定律。这不可触摸到的空间的居民也是散在的、弥散的,他们脱离了与身体的同一性”[13]。这也是波斯特提出的:“电子文化促成了个体的不稳定的身份、促成了个体多重身份形成的连续过程。”[14]网络信息人跟实在人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正是“匿名”上网所获得的“神秘性”。通常,即使是网络上的信息化在场的背后,也有一个同时性在场的物理人(实在人)的支撑。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实在人支撑时,该信息人是否还能“自主地”进行活动?这将是信息人的高级发展阶段可能提出的问题。

人的“本身”的信息化是指人本身成为一种信息性的存在,实现所谓的去物理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人,有自我意识,但无形无象。这是实质性地改变人的物理性存在方式。卡西尔曾从符号化的角度指出人在存在上的去物理化趋势:“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15]技术的发展将为人提供更自主的信息化存在方式。

如果人仅仅以第一种信息化的方式存在,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物理性存在;而当其从第一种信息化存在过渡到第二种信息化存在时,就是一个去物理化日益深刻的过程,其中也体现出一个主要是社会意义的信息人过渡到主要是技术意义的信息人的过程。两相比较,前者是缺乏自我意识的信息人,因为这样的信息人是受其背后的物理性实在人的支配的,而后者则是有可能附着自我意识的信息人、一定程度上能进行自主活动的人。

“我”是什么?什么是真正属于“我的”?一定意义上,什么都不是“我”的,连我的肉体都不是我的;只有“我”是我的,而“我”不过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信息而已;所以人的“是其所是”就是“是信息”,还可以进一步说是作为一种特殊信息的“自我意识”。

信息人如果要具有“自我意识”,其方式之一就是将现实人的自我意识分离出来并移植到信息人中,而自我意识从身体分离的试验已见报道。据《科学》杂志的网站介绍,20078月下旬,两位生物学家的实验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关注。一位是亨利克·艾尔森博士,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另一位是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附属医院的奥拉夫,布兰克博士。他们通过实验,“成功地将志愿者的自我意识同身体分开”[16]。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被移植到信息人之后,该信息人就无疑在信息形态上实质性地复制了作为母本的人。或者说,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只要能在其他的“载体”或场所中“运行”起来,就是该人的一种信息化在场。

自我意识的移植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记忆移植”,其可能性为若干科学预测和幻想所揭示。如罗伯特·贾斯特《宇宙思想》中有这样的片断:“思维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胆的科学家便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转移到计算机的金属网络中,思想是存在的灵魂,因此可以说这位科学家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并在里边居住。人类思想一经放在计算机里,就摆脱了人类肉体的种种弱点……思想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机器成为它的躯体,它成为机器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是宇宙间智力生活的成熟形式,安居在不会破损的硅制房间里,不受生死轮回的拘束,这样的生命才是永恒的。”[17]在动物身上所进行的这方面的初级实验时有报道,如美国的乔治·昂加尔博士将通过电击而使一只老鼠形成的“恐惧黑暗”的记忆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只老鼠身上。还有德国科学家,曾训练蜜蜂找糖水,待蜜蜂熟悉、学会、记住之后,就将它们的记忆系统移植到另一只蜜蜂身上。结果,接受记忆力移植的蜜蜂,同样会直接飞到有糖水的地方。由此而使不少人相信,将一个人大脑组织中的记忆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里一定能获得成功,其中芯片技术可以提供巨大的帮助,不久的将来就能研制出把人从出生到死的所有记忆完整记录保存下来的芯片,如果再让其中的信息在适当的载体上运行,就可能形成另一个有相同自我意识的“信息人”。

“人类脑”的研究也揭示了这种可能性。“在人类脑计划的开展和研究下,神经信息学会不断取得深入发展,人类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揭示出人脑对信息的摄取、处理和储存的秘密,一定会在人类个体的生物性躯体死亡之前,提取出包括自我意识等各种记忆在内的灵魂信息,并将该灵魂移植入该个体事先已经克隆好的替身躯体中,实现自我意识在前后躯体中的延续性和统一性……通过这样非生殖性的‘借尸还魂’,必将使人类的千古美梦成为现实。”[18]这样的技术行为亦即所谓“精神克隆”或“灵魂克隆”,是从一般知识的移植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移植[19],由此形成的也应该是一种有灵魂的信息人。

这样,即使肉体消失了,“我”也还是存在着的。于是,在人的物质存在和信息存在两种方式中,人的基础目标是获得一种物质存在,但人的更高目标是获得一种信息存在,或通过物质存在而达到一种信息存在,实现信息意义上的“不朽”。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就是以这种信息遗留多少作为标志的。而这种“信息性地留存”的最后形式,恐怕就是技术性地达到一种超物质的信息存在方式,一种“裸信息人”的存在方式。

“裸信息人”可界定为可以离开任何物质载体的信息人。“形神分离”主张中就有“裸信息人”的影子,谭嗣同的“灵人”也与此类似。他在《仁学》中,认为人口“代必倍增”,永无极限,这样,到一定时候,“地球之力,竭尽无余,而犹不足供人之食用”。对此,他设想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随着科学的发达,人将“渐改其性”,即使人满至于极尽,“地球上骈肩重足犹不足以容”,亦可凭借科学,使人“去其重质,留其轻质,损其体魄,益其灵魂”,最后变成“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宅,可以飞行于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一无所损害”的有思想无形体的精灵。也就是通过“日趋于灵”的进化,人可以化为“纯有灵魂、不有体魄”,纯用智、“纯用灵魂”的“灵人”,这样的人可以无所不住,无所不存,可以“不用世间之物而无不给”[20]

这种裸信息人所体现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被技术所虚化。被虚化的人才可能获得更坚固的存在性,一种可以摆脱实体世界限制的存在性,一种真正的自由性。但同时是否也是走向一种非感性的存在?成为“绝对经验主体”、“反思之前的我思”、无内容的“纯粹意识”?

目前,即使在通常的想象范围内,记忆移植也还没有达到“裸信息人”的程度,记忆信息还是要依赖于新的载体。在眼下对信息的了解和认识水平,还没有发现任何脱离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的“裸信息人”,或者说从目前科学与哲学所通常主张的信息离不开物质的原则出发,还不能设想裸信息人的存在。因此对这种“裸信息人”的本体论可能性,极易被评价为是一种“期望做没有肉体的人”的“唯心主义想法”,一种“贱视、敌视和排斥人身的人学”[21]

信息主义则有可能主张裸信息人的存在。从人的终极追求来看,人成之于肉体,但肉体也造成了人的不完全性,因此追求成为信息人便成为追求人的完全性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可能性视野下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一种有生命体验的纯信息存在方式,也是在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过程中,人的存在的去物理化或纯信息化的前景问题。这种追求是否能实现以及何时能实现是一个问题,而是否应该追求又是另一个问题。或者说,人是否应该追求不知道是否能实现的目标常常构成一个无定论但十分诱人的问题,如果完全否定了对这种问题的追索,就否定了一切“人间奇迹”。因此,对这样的信息人,存疑但不完全否定,追求但不“规划”,想象但不论证(可能也无法论证),可以成为一种对待的方式。它表明,哲学尤其是信息哲学,不能只谈论现实性,还必须探讨可能性;不能只谈论实体人,还必须探讨虚拟人;不能只看到传统人的实在形式,还要看到可能人的信息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事物的可能性就是人和技术的可能性。

三、几点余论

将人本学问题与信息问题联系起来,使我们的视野从信息与物质之间的本体论纠缠过渡到信息与人之间的本体论纠缠。而本文所探讨的两个人本学问题,则是从人与信息的相关,深化为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信息,再拓展到将人的存在归结为信息。这两个方面也是信息的内化和外化问题:一方面是(外部)信息向人的内在性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人的内在性向(外在)信息的转变。前者是信息塑造人,信息使人成其为人;后者是人成为信息,或者表现、显现为信息,即社会性地成为信息,进而还可能被“信息化”即技术性地转化为信息,成为技术意义上的“信息人”。

本质观上的信息人和存在论上的信息人,体现出“信息人”的层次和语义差异:从本质观上,有信息依赖意义上的信息人(并且也有负面的表现,如手机短信人和网络沉溺者),信息能力高强意义上的信息人(如图书馆学意义上的信息人),而存在论上的信息人则是被信息化了的人,又分为当下可以实现的被已有媒介信息化了的人,和未来有可能被彻底信息化了的人,即有可能出现的“裸信息人”。这样,“人是信息”不仅可以从本质上去理解,而且可以从存在上去理解,前者至多说明了人是某种信息能力的承载者,而后者则进入到人本身就是存在着的信息。

两者之间或者还存在这样的关联:人的本质就是人所具有的高级信息能力,人的信息能力的更高级发展,有可能使人的信息化能力得以提升,当人用这种高超的信息化能力指向自己从而将自身也信息化时,人就(可以)走向一种信息化的存在状态,这也是人现在是什么以及将来可能是什么的一种过渡,或者现在的信息人与将来的信息人之间的过渡。

由于存在论上的信息主义比本质论上的信息主义更具本体论特征(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因此当人的存在被还原为信息时,当人的存在被去物理化而信息化时,当物理人成为信息人时,才成为一种真正的信息主义人本观,成为比本质论的信息主义更根本的信息主义解释。

信息主义视野中的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改变了一般意义上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关系,因为在人的信息化过程中,显然是人的本质先于甚至决定人的存在,因为存在论意义上的信息人是一种人工制品,是技术产物(此处的作为人的信息化的信息人实际上就是技术化存在的人),所以有先在的由人赋予的“信息人”的本质,甚至这样的信息人的许多特征都是先行“设计”好的,因此作为一个建构过程,其本质和非本质的属性都是被人为规定出来的。

正是这种本质先行的信息人的可能特征,导致了其存在之涌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人文问题,如,记忆的移植有可能伴随记忆的“修饰”乃至重组,在记忆信息的重组工程中,通过载体的转移而使记忆不灭,通过信息的优化处理而使记忆增值、完善,或者增加使人产生幸福感的信息,而减少导致痛苦感的信息,这也成为人的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记忆库中的“优良记忆”与“劣质记忆”如何区分?以及是否需要或由谁来制定标准对记忆的选优去劣?记忆的选择权以及“捐献”权由谁掌握?会不会出现记忆的垄断权问题尤其是优质记忆的垄断权?对记忆的修饰如何能够保持自我的同一性或身份认同?还有,成为信息人如果如此优越,那么争做信息人的“人口”会不会特别拥挤?准来决定谁可以成为信息人?

人的信息化存在及其走向信息人,体现了自然进化与技术建构的合一、实在与虚在的合一、人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合一,这或许也是人的“波”、“粒”二象性的合一。它有可能导致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转换。然而,人的存在方式是否能够实现这一转换以及是否需要实现这一转换,可能成为一个先行问题,这也是人文观念对技术发展的某种制约。

肖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1]余潇枫等:《“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
[2]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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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105页。
[13]郭玉锦 王欢:《网络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4]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15]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16]Greg Miller, PSYCHOLOGY: Out-of-Body Experiences Enter the Laboratory.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summary/317/5841/1020a
[17]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苗华健 陈体仁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02页。
[19]陈洪平:《生命信息与人的发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9]肖峰:《人的数字化发展与人学新课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0]《谭嗣同全集》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4405页。
[21]夏甄陶:《人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5页。

(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