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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谋昌】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

环境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主张扬弃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和人统治自然的哲学,高扬“人与自然和谐”的旗帜,建设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的社会,为人类新文化——生态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

一、什么是生态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它是历史发展的,所有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形态。我们从时代的视角理解生态文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历史大变革、各种关系大调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会面临许多重大抉择,其中人类生存方式是一种最重要的或决定性的选择。就生态文化而言,笔者认为,从狭义理解,它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制度,等等;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1] 是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

这一定义是从与传统文化比较提出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是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化作为新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

地球上有了人也就有了文化。人类创造文化,以文化的方式生存,运用文化的力量改变自然发展自己。在这里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是,人类生活于自然中,人类文化依赖于自然,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自然界支持人类文化的发展。但是,300年来,依据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人们却认为只是人有价值,人是自然的主人、主宰者和统治者;自然界没有价值,它只是人类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与工具,“只有受人改造的份儿”。

依据这样的价值观,传统文化具有“反自然”的性质。人类的文化创造,对自然界采取了两个主要行动:一是把大自然作为索取资源的仓库,向自然界索取越来越大量自然资源;二是把大自然作为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向自然界倾倒数量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复杂的废弃物。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但是,它是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造成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短缺为表现的自然价值的严重透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出现。这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后果,是人类文化消极和落后方面的表现。

20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成就,世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传统文化取得了伟大胜利,达到它的最高成就;同时,它伴随的问题,例如在社会关系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矛盾尖锐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军备竞赛、腐败、恐怖主义等世界公害;生态关系方面,资源全面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这些以全球性问题形式,表现为人类生存的重重危机,迫使人类去变革。“转变的顶点,是全面的危机”,[2] 变革就会有选择。我们认为,生态文化是21世纪人类克服生存危机的新的文化选择和变革。生态文化使人类文化走向新的阶段。

回顾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二次重大文化革命:一万年前,农业发展产生一个新社会。马克思把农业称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以农业文明代替渔猎社会,这是人类第一次文化革命;300年前的工业革命,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这是人类第二次文化革命。21世纪,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这将是人类新的第三次文化革命。

人类文化以“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的模式发展。远古时代,人类最早的文化是自然文化。古代社会,人类文化是人文文化。现代社会,人类文化是科学文化。也就是说,人类文化经历了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这三个阶段,现在将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发展这四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简表表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1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层次的状况;表2是它的次一级层次的状况。人类文化有无限的丰富性,列表只是简述它的主要方面,因而需要指出的是:

1.人类文化发展是连续的,既有稳定性又有继承性等特点。但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并据此分出不同发展阶段,但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

2.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后一阶段包含前面阶段发展的内容。例如,人文文化发展中包含自然文化:科学文化发展中包含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生态文化发展中包含前面三种文化,但是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社会中轴(指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按道德社会、权势社会、经济社会、智力社会发展中,它的转换,后者包容前者,如在智力社会,道德、权势、经济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只是智力成为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中轴),其他因素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

同样,现在社会形态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某些个别地区仍然存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形式。以社会中心产业而划分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中农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但采集和狩猎依然存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但渔猎、农业依然是重要产业,只是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生态文明社会,生态产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但它不是否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而只是抛弃它们的不完善方面,采用新技术(生态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生态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业。

其他方面也可以作类似的说明。例如环境问题,渔猎文明时代,过度狩猎导致物种资源损失;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森林破坏成为主要环境问题,但同时也有物种资源损失的问题;工业文明时代,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环境问题,但同时有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在新的文化时代,这些环境问题可能以一定的形式得到解决,但还会有新的环境问题。

人类文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世界会越来越美好。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生态文化的主要结构

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它表现为文化的三个主要层次。

(一)生态文化的制度层次的选择

生态文化,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界伙伴共同体。这种选择,要求改变传统社会由于富人实行对主要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配置的控制,它不具有公平调节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责任,不具有自觉的环境保护机制,而具有自发的两极分化机制,自发地破坏环境的机制和社会性质。但新的社会实行资源配置公正和平等的原则,使公正和平等地分配各种利益与责任形成制度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制度化,从而使社会具有自觉的保护所有公民利益的机制。具有自觉的保护环境和生态的机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生态文化的精神层次的选择

生态文化,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摈弃传统文化的“反自然”的性质,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实践精神领域的一系列转变。

科学转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原则,脱离正确价值观的指导,它的成果及其应用,可能成为极少数人的工具,只对少数人有利,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的整体性。例如,它用于制造和生产高科技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用于制造只为少数人赚钱而对多数人无益的工具;它用于制造和生产高科技的生产技术和工艺,造成生态系统破坏并严重污染环境;等等。

为了减少或避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需要把新的价值概念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发明并制造既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有利于自然保护的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价,包括大学和研究生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的评价,既要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又要有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目标,使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全的方向发展,通过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化”,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指导思想、适用技术和具体途径,以有利于经济持续性、生态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转变。经典经济学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它否认自然价值,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损害环境质量和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都不计入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这样,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和环境的损害,自然价值严重透支,这些既不在GDP账上出现,又不对这种透支进行足够的补偿,因而这是一种严重负债的经济,是一种虚假增长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需要新的经济学。

新的经济学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关键词,不仅进行自然价值计算,而且把它作为像“劳动价值”一样的核心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伦理学转变。经典伦理学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它不涉及人与生命和自然界的关系,在这里,人无需对生命和自然界承担责任。但是,现实世界有两种最重要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都是需要有伦理调节,它的发展才是健全的。因而20世纪中叶,在因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调而暴发的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了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关于自然价值的理论。它认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外在价值是,在文化的层次,它对人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和资源为人利用的价值;内在价值是,在自然的层次,生命和自然界在地球上追求自己的生存,这是它的目的,这种生存是合理的,有意义的,是“善”。自然价值是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

正是由于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因而它是有生存权利的,人类对它的生存是负有责任的。从对生命和自然界价值的确认,到人类新的责任的确认,一种新的伦理学产生。这是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是人类道德进步和道德成熟的表现,也是人类新生活的需要。

哲学转变。300多年来,笛卡尔—牛顿哲学作为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成为现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指导人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以机械论和二元论为特征,是过分强调分析方法和主—客二分的哲学。它在强调人的主宰地位,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表现出严重的局限性。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在向自然进攻、改造自然的同时,发展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实行一种实际上“反自然”的社会—经济—消费生活;同时,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发展了科学主义的思想,从而发展了损害自然环境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它以生命和自然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现人的持续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害生命和自然的多样性;同时,它以多数人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现少数人的持续发展,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正,并损害后代发展的可能性。这样导致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人—自然”系统的生存危机,使“人—社会—自然”系统陷入困境之中。这是由笛卡尔—牛顿哲学指导的结果,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

现在需要一种哲学转变。环境哲学可能是这种转变的需要。它以“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哲学本体,坚持人与自然有机整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哲学解释,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哲学基础。

此外,生态政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法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神学等的建设,也是生态文化精神层次选择的重要方面。

(三)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次的选择

生态文化,摈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能源形式,采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进行无废料生产,既实现文化价值,为社会提供足够多的产品,又保护自然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双赢”。它需要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这是一种浪费型生产方式,具有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环境高污染的性质。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它的技术路线是线性的非循环的,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据有关资料,社会物质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的物质中,被利用转化为产品的仅占34%,其余96%以有毒物质或废物的形式重新被抛回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工业发达国家每人每年消耗大约30吨物质,其中仅11.5%变为消费品,剩下的则以对自然环境有害的废物排放。[3]

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性质导致自然价值的严重透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4年生命地球报告》指出,人类目前所消费的自然资源已超过地球生产能力的20%,生态超载正导致野生动物种群快速下降。主要问题是:1.全球生态足迹人均2.2公顷,而地球提供全球63亿人口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海洋面积仅人均1.8公顷2.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占用超过了地球生物圈可更新能力的20%以上,人类现在使用着1.2个地球;3.人类生态足迹从1961年以来增长2.5倍,达2.2公顷,人均生态赤字达0.4公顷4.富国人均生态足迹显著增加,世界上27个富裕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增加8%,其他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减少8%;5.地球生物多样性减少,19702000年,陆地、淡水、海洋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40%,直接表明全球自然系统的活力和恢复力所遭受的沉重打击。

但是,在世界经济增长以巨大的自然价值的损失为代价的同时,自然价值作为生产成本,它的消耗并没有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出现,没有作为价值来计算过,没有进行补偿。这样,自然资本变得越来越匮乏,因而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美国学者布朗认为,这种经济的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用后即弃型经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太阳/氢能源经济,城市交通则以公共轨道系统为中心,多用自行车少用汽车,再加上广泛的再使用/再循环利用的经济。”[4] 这种经济转变是推行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

生态文化的生产方式。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在确认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以应用和发展新的技术和工艺—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为特征。建设一种新型的工业—生态工业。

所谓生态工艺,是对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的功能模拟,应用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的优化方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设计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系统。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后,它的剩余物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害的形式排放。

生态工艺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通过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或循环使用,把投入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实现废物最少化。它同传统工艺之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生产相比较,是原料低消耗、产品高效益、环境低污染的生产。这种经济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它的出发点是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是多价值的,物质生产是资源多价值的开发利用。它的技术组织原则是非线性的和循环的。这种经济现在被称为“循环经济”。这种生产模式的运行,将导致一种新的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

依据生态文化的自然价值论,我们认为,生态生产力是四种生产力的统一。[5]

*四种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四种因素):自然生产力(自然因素),人口生产力(人才因素),社会生产力(社会因素),智慧生产力(科学因素)。

*四种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力发展的四种形态):自然物质生产过程(自然形态),人口生产过程(人才形态),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生产过程(科学形态)。

*四种经济价值:自然价值(生态资本),人才价值(人力资本),劳动价值(社会资本),智能价值(知识资本)。

自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物质生产的基础。保护自然生产力是发展生态生产力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生态实践的重要任务。

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物质第一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它不仅大大超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有大量的挥霍和浪费,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它会导致像“富贵病”等健康问题的出现,同时也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

应该说,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生态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发展生态文化,需要新的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它被定义为世界物质生产,“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这是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同高消费的生活比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适度消费,一种简朴的生活。它是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更高级的生活结构。它不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而以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为标准。其物质消费的口号是“足够就可以了,不必最大、最多、最好。”追求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精神上的享受和乐趣。重视绿色消费和文化消费,崇尚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社会交往、心理调适、精神高尚、娱乐审美等需求。

总之,人类生存方式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以经济转变为基础,是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过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解决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统筹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6]

三、生态文化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选择

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每一代人都以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为特征。”传统文化发展中,有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如价值观方面,“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经济生活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科学生活中,“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伦理生活中,“增加或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是幸福”;美学生活中,“充分享受丰富的物质即为美”;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种以否认自然价值为特征的文化,造成自然价值的严重透支,导致以生态危机为表现的文化危机,出现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这表明,上述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促使人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选择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社会发展要实现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持续性:一是生态可持续性,二是经济可持续性,三是社会可持续性。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实施这三个基本原则,要求正确处理两类根本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矛盾;二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关键是承认自然价值,它的根本问题是“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公平和环境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价值,公平地承担生态保护的责任。这是生态文化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目标。

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生态可持续性,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是协调原则。生态可持续性作为一种目标,是要达到生物圈的可持续性或环境的整体性,维护地球基本生态过程,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如果过量消耗自然资源,过量排放废弃物,就可能损害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性和环境的整体性。这里表现的是自然价值分配上的不公正,包括对后代不公正,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对生命和自然界不公正,损害生物多样性、损害自然再生能力、损害环境自净能力,即损害环境的整体性。

为了实施生态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我们确立自然价值观,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科学地开发自然资源,节约和综合使用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超过它的再生能力,废弃物的排放不超过自然净化能力,在自然资源的每一次重大开发后,及时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进行补偿,实行生态补偿原则,使经济发展保持在生态容许的限度内,保护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基础,保护生命和自然界的持续性和整体性。

经济可持续性原则。发展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人类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强调发展的必要性。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且,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也需要发展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能力。但是,健康的发展,要求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从长远的观点和整体性的观点来看待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不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健全构成危害。

经济发展是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它不能在过度损害自然价值的条件下实现,而需要以自然价值保护为前提。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既实现现代人的利益,又为后代的发展打下基础,为生态安全打下基础。这样才是公正的。

社会可持续性原则。这是公平的原则,主要是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因为只有“公平”,才可能有社会、经济及生态的稳定。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可能产生和滋长不公正,损害社会—经济—生态的稳定性。这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矛盾,又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

公正原则的范围包括(1)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减少或消除贫富差距,建立公正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2)代际之间,即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公平。这里要注意的是,后代不能参与现在的决策,必须要求决策者顾及后代的利益。(3)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公平。现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不仅严重威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而且严重威胁生态稳定。实施公正原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作出利益倾斜。(4)人、生命和自然界之间的公平。人类的发展不能以损害生命和自然界为代价。现在经济发展以牺牲自然和环境为代价是普遍和经常的。这既不公平,又不能持久,是必须作出调整的。

公平问题的现象表现在结果上,即社会不公平和环境不公平。前者使贫富差距巨大,少数富人拥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大多数穷人处于贫困、饥饿和疾病的困境之中。后者是人类(实质是少数富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剥削,结果导致“人、社会和自然”系统的不和谐,矛盾、对立和冲突越来越深化和尖锐化,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

公平问题的实质表现在根源上,即起点的不公平,全部决策和政策是由富人制定的,它实行只对富人有利的资源配置的控制。为了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行公平的资源配置政策。为此,实施公正的伦理原则是必要的。

实施公正的伦理原则,在自然价值的配置上,要求既兼顾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又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会安全,又保障生态安全。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伦理原则,特别要求实施生态补偿伦理原则。

生态补偿伦理原则,在环境保护领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或“污染者负担原则”;“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或“环境受益者承担原则”。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是,“开发利用资源付费原则”或“受益者资源消耗付费原则”。

我们期望,实施生态补偿的伦理原则,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建设公正平等的社会,“为万世开太平”!

总之,人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化,这是21世纪人类新的文化选择,是人类发展的绿色道路。在绿色道路上,遵循公正平等的原则,建设新文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开创美好的未来,人类将诗意般地生存于地球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环境哲学研究、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余谋昌.生态学与社会[A].科学与社会[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2] 资本论(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 弗罗洛夫.人的前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49.
[4] 莱斯特·布朗.生态经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2.
[5] 余谋昌.自然价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43270
[6] 解振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J].求是,2003,(13).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07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