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学的勃兴乃是新时代精神的迫切要求，在其深层意蕴上，乃是在昭示一种旧的生存样式的终结和呼唤另一种新生存样式的开始。人学之所以成为我国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热点与显学，其中既有深刻的世界哲学与文化背景，也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吁求相契合，更是我国哲学研究逻辑深化之必然（1）。

一、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缘由

(一)社会历史根源——时代把人的问题推到历史前台

中国人学研究的兴起决非是个别人的一厢情愿，在本质上乃是哲学基本价值向人自身高度聚焦和理论自觉的产物。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人的问题的哲学沉思(文学首先提出问题（2），哲学给予深刻分析)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进而强调解放人、开发人、尊重人、把人当主体看，其最终结果是，逐渐在理论上恢复了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这为在实践中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承认人是一切活动和关系的主体和目的，承认人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并成为现代最深层的根本问题，使人学的存在和发展获得了最坚实的基础。”[1]

人学是时代的声音和吁求，注重对人的理解、尊重和解放，必然要把人学研究推到历史前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承载着解放人和开发人的使命：既要超越中国人长期以来所熟悉的在农本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又要超越与自然经济内在相关的自在、封闭、依附与落后的生存模式，还要培养出与市场经济内在勾连的重理性、重能力、重自立、重利益和重创新的现代生存模式。人学研究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人学理论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个性逐渐得到张扬、人的利益日益凸显，人的价值观也日趋多元化。与此同时，与现代行为方式相契合的创造性和竞争性示范效应相适应，中国人开始通过市场经济的功利活动，在经济层面上逐渐生发出自觉的权利意识、风险意识、竞争观念和能力理念[2]。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决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在本质上则是社会价值系统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市场经济体制表层虽是“物”的问题，其深层却是“人”的问题，“使人成其为人”是市场经济的理论表征。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境遇中任何一种具有现实感的人学研究都不能不把市场经济纳入自己的视阈之中，给予特殊的关注。

(二)哲学史根源——哲学向人自身聚焦

诚然，对人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人学理解的不同。人是一个在其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视自身生存状况的独特存在物。在西方，哲学对人的关注，可追溯到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张扬人性，贬低神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和中世纪宗教神学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产生，它颂扬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肯定人的理性力量，否定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反对封建专制统治。”[3]近代哲学以提出人是哲学的“阿基米德点”而开始其历程，它反对任何绝对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主张思想自由，张扬人的个性，倡导发挥人的创造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现代哲学则深化这一基本精神并把其具体化。就整体而言，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人的现实生活境遇”问题，而不是建构表面上严密完整、实质上停滞封闭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它试图重新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仅仅当作工具或体系中的一个环节[4]。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萨特所言“人学”空场，而是蕴涵着丰富的人学思想，有待我们去发掘、阐释和发挥。只不过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而是渗透在他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在当代，挖掘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廓清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建构一种既反映时代精神，又凸显哲学特色的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光荣使命和应有担当。但中国人学研究决不是要重蹈近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和人本主义研究的历程和覆辙，最终走向所谓“主体性黄昏”或“人之终结”，毋宁说，中国人学研究的主旨在于张扬中国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为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理念支撑。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人的疏离，哲学因此陷入“不在场”、“失语”和“边缘化”之困境。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恰恰是“终结了无视现实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具有抽象思辨色彩的传统哲学，把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人确定为新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把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作为新哲学的主题，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新哲学的价值目标。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门‘科学’其实就是人学。马克思哲学最有理由被称为人学。”[5]

人学之所以成立，从思维方式、思想视野、精神品格和理论建构上都是直接奠基于马克思哲学之上的，马克思哲学不仅直接参与了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而且以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引领并主导了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6]。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变革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还在于他在对全部以往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做出了具有根本性的思维范式置换，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把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使新哲学能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人学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可见，马克思的人学不是对传统人学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不是对传统人学主题的延伸，而是对传统人学理论范式的一种彻底颠覆。这种新人学的使命不只是“解释世界”，更注重的是“改造世界”，其主旨是强调“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

(三)社会实践根源——从认识人到改变人

正是社会实践推动人学追问从“人是什么”到追问“人如何成为人”。问题的提法变了，答案自然不同，哲学的进步往往体现于此。从“什么是哲学”的追问到“哲学如何成为是”的探寻，是哲学研究的历史性进步，前者探究的是哲学的外延，后者探究的是哲学的内涵。如果说在古希腊哲学的主旨是“认识你自己”，那么，在当代社会实践格局中，哲学的旨趣则是“改变你自己”。

无疑，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人学在中国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学理论思考的逻辑契合了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不可否认，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赖以存在的时代基础、实践基础和人格基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成为理解新时期人学研究的关键。要把握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状况，必须首先考察当今时代、社会实践和人格基础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其中“领域分离”是最主要的变化。“领域分离”主要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情与理的分离等。“领域合一”与“领域分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与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的特定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人对自然和人对人的双重依赖，限制了人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极有限，社会关系比较贫乏，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会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此相应，人的需要也比较贫乏，主要是人的生命需要，即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小富即安、知足常乐、清心寡欲遂成为支配当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心理定势。与此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有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因此也就可能拿自己的财产去经营，去冒险，全部风险由个人承担，全部收益自然也归个人所有。从此，个人的收获与个人的活动直接相关，使利益从“先赋”问题变成了“自致”问题，利益主体也由共同体转化为个人，这极大地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见，社会实践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把人学研究推到历史发展前台。

二、当代中国人学研究之现状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紧随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密切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成为新兴理论增长点的典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声音。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人学研究在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话，那么，90年代人学在中国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了。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广大人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近年来，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建设、人格培养、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以人为本等问题逐渐成为人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热点，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进了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和人的现代化。我国人学研究，在走过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到“人的现代化”再到“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发展历程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沿两条路径继续“上下求索”[7]：其一是在理论层面上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人学理论体系，就人学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展开深入探索，并努力走出书斋，眼睛向“下”，对民众现实生活进行关注，为时代立言，以对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带动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影响力不断增强，已成为“显学”；其二是在实践层面上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关系展开探索，脑袋向“上”，对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为国家荐言，以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影响力和参与力不断增强，不仅成为学界贡献的重要思想之一，而且也是从“谈人色变”到“以人为本”的思想引擎与号角。

概括起来，中国人学研究大体经历了：在研究内容上，对人的理解由片面到相对全面(完整的人)转变，由价值观上重视人到实践能力上塑造人(能力全面发展的人)的转变，由忽视或片面夸大人的作用到重视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尊重人)转变；在研究形式上，由“热身型”向“攻坚型”、分散型向集体攻关型、个体“独白式”研究向学者间以商榷、笔谈等形式进行交流与对话转变；在研究路径上，由“文本意识”、“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再到“理念意识”和“范式意识”转变；在研究重点上，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以人为本”、“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建设”，再到提炼人学核心理念进而向探索人的发展规律、人学发展规律、人学范式转换推进；在研究目的上，学理研究与执政理念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不谋而合，即政治层面与学术界相呼应、相促进。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上。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确立后，更多的是注重运用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来分析现实中的一些实践问题，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素质教育和社会转型的关系，等等；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而提出来，开拓了人学研究的新境界；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呼应并深化了理论界对“以人为本”、“能力建设”和“人学核心理念”的研究。

人学研究最主要的功能是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先进核心理念，笔者把这一理念初步概括为内在关联的“一体两翼”：在外在“关系”上表现为“以人为本”，在内在“素质”上体现为“能力建设”，最终二者都归结到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上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研究人，而在于究竟以何种解释原则，以何种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来把握人。”[8]在笔者看来，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肯定，是一种立足于尊重人和开发人的价值取向；能力建设则是一种解放人、尊重人和开发人的具体途径和有效的制度安排；人的全面发展把“以人为本”同“能力建设”联结起来，确立并突出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之理念，突破了“以开发物质资源为核心”的发展观，确立了“当代中国应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反思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要就是解放和发展人的能力，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把人的能力不断发挥和释放出来，才能不断提升和丰富人的需要、个性、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全面而丰富的关系。反过来，人的能力正确发挥和充分释放又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形成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弘扬注重以人为本，确立尊重人的理念，注重能力建设，确立尊重能力的理念。人学研究注重揭示生产力发展的人文内涵，其实质则是强调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未来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理由认为，“以人为本”和“能力建设”必将成为21世纪人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三、当前中国人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长点(如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和生存哲学等)一样，中国人学研究也面临诸多挑战。其实，人学研究面临的这些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时期一些哲学生长点所共有的，这与新时期哲学研究的“家族相似性”内在相关。如此一来，分析当代中国人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些挑战或问题集中表现为：

其一，研究范式有待突破。当前的人学研究大都停留在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阶段、人的存在状态、人文精神等宏观问题上。人学研究范式既要在宏观上提炼人学核心理念和探索人的发展规律，又要在微观上关注个体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在笔者看来，人学研究由理论范式向实践范式转换可能是深化人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人学本体论、人学社会观、人学历史观、人学价值观有待深入研究。

其二，研究深度有待深化。学术研究通常有一大弊病，就是“挖浅井”现象，也就是说，当水位不深的时候大部分研究者为了满足于“生存”需要(解一时之渴)，不求深挖，结果导致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处于“原地踏步”或“重复性研究”状态，并未对人学的深化作出实质性推进。人学研究必须在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方面下工夫，防止在低水平徘徊。人学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真正经得起时代、实践与时间检验的有思想、有分量的力作实事求是说来，并不多③。笔者呼吁，人学研究要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内在要求学者要打一口学术“深井”，而不要“浅尝辄止”，否则既破坏了学术生态，也事倍功半！

其三，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研究方法，而方法又影响结论。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尺。仔细分析，任何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分歧大都导源于研究方法上的细微差别。反思哲学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哲学方法论的相对落后。因为，用老方法研究新问题往往不能奏效，新问题只能用新方法去研究。方法相对陈旧成为人学研究的瓶颈。总体上人学研究存在“反思有余而前导不足”。以对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带动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即基础理论与前沿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可能是比较有前途的路径。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应注重描述型研究(人学是什么？)和规范型研究(人学如何成为是？)的结合。

其四，研究视角有待拓展。单一有余而综合不足。人学研究迫切需要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战略思维。综观人学研究，从哲学视角研究人学者居多，多学科交叉研究较少，思路相对狭窄，因此跨专业跨学科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综合创新成为人学的必然趋势。未来科学的人学研究必将形成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联盟。人学研究走到今天，逐渐向人性论和伦理学渗透。为此，人性化、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需要深入研究。此外，制度、体制与人的关系、社会层级结构与人的发展等问题也应纳入人学研究视野。

其五，研究成果有待整合。随着“人学热”的兴起，人学研究涌现出大量成果。但存在“分化研究有余而整合研究不足”的问题。当前，综合人学和哲学人学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待形成系统的成果和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框架。大量的思想资料、资源和成果需要反思与反省、清理与超越、评价与检讨、梳理与分析、回顾与展望，从而为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三十年来我国人学研究与创新的历史及其总体状况，提供一种历史性的参考与借鉴，并为进一步深化、规范和创新人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四、自觉实现中国人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人学研究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研究什么”，主要涉及研究对象；二是“怎样研究”，主要涉及研究范式，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哲学理论最重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哲学范式的转换。不可否认，关于人学研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在其他一些哲学研究“问题域”中也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存在，这是一个带有“家族相似性”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自觉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勾画出中国人学研究的“总体图景”。

欧阳康指出，“自觉地把我国当前的人学研究置放到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的宏大背景中，不断强化我国人学研究的世界意识与个性意识，努力发掘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在理论地认识人和实践地塑造人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保持张力，这样才能把我国人学研究与人的现代化建设同步引向深入。”[9](P309)无疑，深入挖掘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资源，廓清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是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合理路向之一。

韩庆祥认为，马克思以其开辟的人学道路，开创了当代人学的全新景观。“马克思主要是在论战中，在辩证理解和对待自己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中开辟人学道路的。马克思人学的基本价值可概括为：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注无产阶级的解放；注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注重用理念引领实践；注重革命实践的生成作用。”[10]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最基本特点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人的实践中，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灵魂、认识与行动、理智与情感、知识与德行、理性与信仰、个人与社会等既分化开来又统一起来，形成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正是在这个不断建构、提升、创造的双向运动中，人类社会不断得以进化和发展，人性的异化得以克服，人不断地争取和创造着更大的自由。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实践人学。”[9](P36)

张曙光认为，我国人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欠缺对生命这个概念的高度重视，存在一定的外在性和疏离感，存在对人的正确界定的缺位，为此“应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入手进行哲学人学研究”[11]。他认为，生存论是人学研究的基石，因为自为自觉的生命是人的基本规定性。通过生存论研究，中国人学研究可以走上一条认识你自己的智慧之路。应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个体生命存在。

衣俊卿指出，阻碍人学研究走向深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学理论在研究范式选择方面存在问题，理论研究本身存在内在局限性。进一步深化人学研究呼唤研究范式的变革。由此他认为，要超越传统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抽象化”误区，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12]。

邹诗鹏认为，人学研究的理论困境是没能确立起人学的本体论基础。在他看来，由于人学研究对生存论缺乏应有的理解，未能将自为的生存论看成人学的本体论承诺，因此人学本体论是缺失的。如果马克思哲学有本体论的话，那么这种本体论应称作实践创生本体论。马克思生存论开拓的新方向，扬弃了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传统哲学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在意识哲学的范围之内的探索，而是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13]。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人学研究正处在分化、深化、转型和整合之中，在对话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中国人学当代形态，应该是所有人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问题在于，如何对话？如何整合？关键是学者要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学术心态，努力塑造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要迷恋“话语霸权”，而应追寻“交往理性”。实际上，每一种研究路径和方式都具有合理价值，彼此是不可替代的。学术思想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深度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也才能避免有意的曲解和无意的误解。

【注释】

（1）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四大热点是：发展研究、人学研究、文化研究和价值研究，四者彼此影响，相映成辉，其中又以人学为轴心。在一定意义上，发展研究、文化研究和价值研究可以视为是人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2）在个性、个人利益上，1980年潘晓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挑起的“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他人”的讨论，赋予了“个人主义”以“合理”的可能性；刘晓波高扬个体性，否定群体性，也以矫枉过正的方式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地位。

（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值得重视的人学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锐生、景天魁，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韩庆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袁贵仁主编.对人的哲学理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韩庆祥.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