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历来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文认为，马克思超越旧哲学本体论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它不是停留于传统的自然本体论，而是以“人的存在”为本体，并由此展开了新哲学的一系列的基本观点。“人的存在”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这里的“人”是概括了人的个体、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总体性概念）。对“人的存在”的探解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马克思“人的存在”的基本内涵是什么？马克思如何揭示人的存在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探解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现实意义何在？本文主要以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最初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依据，对此作一阐述。

一、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构成人的存在的第一层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句便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也就是把对象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产物和结果去理解，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去理解。正是这种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第一个层面，即最基础的层面。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首先是作为人类生存活动所必须依存的对象而成为人类存在，即人们的生活过程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生产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穿住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而这同时也就生产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个朴素的道理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起点。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界也就必然作为生产活动的对象纳入人类实践的范畴，成为为人的存在，即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人并不像动物那样简单地依赖自然界，而是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使自己的目的、愿望、要求，以致审美情趣对象化，从而使自然界人化，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存在形式，或人的存在的对象性形式。人不仅按照外在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正是“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同上书，第97页）这种再生产出来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也就成为人类的存在。

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统一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随着实践活动的扩展和深化不断实现、永无止境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又总是在既成的条件下活动，同时又通过自身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并改变人类自身。马克思说，如果懂得了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那么，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的观点，就自行消失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也就不再是难以理解的问题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 页）这一人与自然不断统一的过程，既是人类存在时间不断延续的过程，又是人类存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还是人类存在的内涵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人类世界即人类存在正是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的结果。

对于人类存在这一最基础层面的揭示，“实践”范畴的确立具有双重的革命批判意义：既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又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或者倒过来说，正是通过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实践”概念，从而从内在机制上揭示了人类存在最基础的层面。

其一，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在批判宗教神学、思辨哲学时，费尔巴哈提出，哲学应该从虚幻的精神乐园回到现实的人间。然而，费尔巴哈的现实世界仍然是抽象的。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仍只停留于抽象的“理性、意志、爱”，而被费尔巴哈“二重性直观”作为“偶然事件”、“反常现象”（如恶化的生存条件、大批的失业人群）所抽象掉的恰恰是作为现实的人类存在所必须加以研究的东西。同样，费尔巴哈对对象世界的理解也仅仅停留于“自然科学的直观”。“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的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就越来越小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因此，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他不是把实践理解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把人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和产物，不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正是由此马克思才揭示了现实的人类世界即人类存在的最基础的层面。

其二，是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批判。黑格尔把人类世界作为精神现象来理解，通过否定性的辩证法展示了精神现象的运动和发展。然而，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是自我意识，人类世界不过是这一主体的外化形式。因此，黑格尔还只是在抽象的精神中来理解现实的人类存在。马克思说，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因此，外化的扬弃即对对象的重新占有，“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第161页）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意识也得以发展。但是， 黑格尔的这一否定性辩证法在其思辨、抽象的形式下蕴含着对人的实践本质的揭示。现实的人通过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改造对象世界，并在对象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扬弃了对象的外在性，从而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人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自身，使自己得以发展。这种否定之否定恰恰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对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批判和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范畴，从而使还是在抽象精神支使下的人类世界成为现实的人类存在，并揭示了现实的人类存在生成的机制。

人作为存在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实践”正是这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正是在这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中实现着人和自然的统一。直观唯物主义忽视了能动性的一面，唯心主义则片面、抽象地发展了这种能动性而无视受动的一面，因而都不能在现实性上揭示人与自然统一的深刻基础，揭示这一人类存在的基础层面。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存在这一最基本的内涵。

二、以交往实践为中介的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构成人的存在的第二层面

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人类存在最基础的层面。在这里，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主体还只是作为能动存在物的人。而当我们把个体作为社会存在物来考察时，我们马上就进入了这个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的关系，并面临个体如何组织为共同体的问题。任何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都无法从事生产实践。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这里所谓“互相交换其活动”，就是交往活动。通过交往活动形成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交往为中介的个人与共同体（Gemeinwesen ）的关系则是马克思所考察的人的存在的第二层面。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需要根源于生产的需要。“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同上书，第68页）在统一的实践活动中，生产和交往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这里，需要考察的是，人们的“共同活动”是怎么实现的，个体是怎样通过“互相交换其活动”即交往而组成共同体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每一次发展（如果不仅仅是量的扩大），都意味着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同时又意味着协作，既没有无协作的分工，也没有无分工的协作。如果这种分工一协作开始还只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工艺组织方式的话，实际上它已经包含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组合方式，因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总是为了获取物质生产资料。因此分工同时意味着利益的分化。作为工艺组织方式，它们体现的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技术关系；作为利益组合方式，它们体现的是人们在生产手段占有和产品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这也就是说，生产同时蕴含了交往，既有工艺的，又有利益的。或者说，人们之间的交往本来就根植于生产之中，分工一协作则是这两者之间的中介。这样，社会作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便有了具体的内涵，既包括工艺组织方式，又包括利益组合方式。所谓共同体，也是基于某种利益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马克思的“人的存在”也就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因为他们是有现实关系的，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总是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看法：第一，以交往实践为中介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植根于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相互制约的。第二，“社会”作为某种共同体，并不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抽象存在，它不过是以交往实践为中介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诸个体的“共同活动”之实现形式。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交往实践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二者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相互制约，形成人们的物质关系。“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以何种方式组合为共同体不是任意的。由于人们的交往形式受生产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的社会关系根植于人们对自然的关系，因此“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同时，交往也反作用于生产。 生产和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共同体的结构。一个民族（民族也是一种共同体）“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同上书，第68页）。

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以往活动的产物”和“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是一种客观的、既得的力量；同时，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形式”。但另一方面，生产力首先不过是许多个人本身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8页），各种生产手段、工具等等不过是人的力量的物化形式；同时，生产关系也不过是许多个人之间的关系，“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同上书，第135页）。于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便有了双重的意义：既是客观必然的过程，又是个体在其共同活动的社会形式中不断实现自主活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在人们以往对马克思思想的传统理解中，往往只注意到了前一方面，而忽视了后一方面，或者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的理论旨趣似乎更在后一方面，即更为注重人们的共同活动实现为自主活动的条件，以及人作为历史主体在创造这些条件的实践中的能动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整、变革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实现自主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人的存在”作为“历史”不断深化、延伸的过程。生产力作为诸个人的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关系就是交往方式与个人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8、123 页）这就不难理解，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也表现为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把共同体分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或称“冒充的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给个人造成的发展条件是不同的。在不存在阶级对抗，人们根本利益一致的历史条件下，为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实现的联合，是真实的共同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同上书，第119 页）原始部落、氏族等共同体，也是真实的共同体。但是，这还是建立在狭隘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对于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这些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自发的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的情况成为可能，成为现实，出现阶级分化和对立，形成了虚幻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具有虚假的外观，似乎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同上书，第70页），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共同体的不同性质造成了“阶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的实际差别。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生产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变革交往方式的历史；“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同上书，第124 页）个人与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即社会关系不断更新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着统一，这是矛盾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个体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的过程。

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与三大社会形态相对应， 有三种交往方式、三种“共同活动方式”。第一种交往方式，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形成于最初自然发生的原始共同体之中，其交往是由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在这种共同活动中，共同体表现为主体，个人从属于共同体。第二种交往方式，即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交换。它所形成的共同体，既不同于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也不同于自由交往的自觉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相对立而存在。人获得的社会存在，仅仅表现为使个人的个性物化的手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0 页）第三种交往方式，即建立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自由、自觉、自愿的交往，是真正真实的共同体。个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同上）。可见，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三大形态”理论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当然，正如上文讲到的，这种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组合方式是以不同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从而也是以个人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

三、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之谜的唯物史观解答，并由此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探求大工业时代的人类解放道路是马克思终生不倦的主题，也是马克思所有著述的中心课题。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类社会历史，从早期的历史学笔记，到中年的《资本论》研究，再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无不如此。然而，人类历史不过是人的存在变化的历史，因此对人的存在的探解就成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石。而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本体论问题。马克思的贡献正在于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对人的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内涵，从而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超越了传统的本体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传统阐述经常忽视的恰恰是这一重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对人类存在的探解是批判性的，其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这本身也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究。如果说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马克思人类存在理论由以确立的基点的话，那么以交往实践为中介的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人类存在理论的旨趣所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已经成为与个体发展相对立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分配，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而存在并与他们相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大多数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同上书，第128页）这样， 社会关系原本只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是许多个人的自主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异化为与个人活动相对立的“虚假共同体”。

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同上书，第122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这一“虚假的共同体”本身只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即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只是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同样，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情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共产主义是由现实的前提产生的现实的运动。这一前提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从而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对立与冲突，即个体发展与资本主义这种“虚假共同体”的对立和冲突。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与过去所有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使它们受联系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共产主义“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同上书，第122 页）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马克思说：“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适应的。”（同上书，第130 页）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书，第294页）这就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本质的揭示，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实现这种“真实的共同体”创造条件。

从马克思学说的创立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这一个半世纪人类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人类存在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过时，对于我们今天观察各种重大现实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上的价值。这里仅列举几例来谈谈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探解的现实方法论意义。

其一，关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性的方法论。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似乎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于是有人认为，马克思当年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甚至出现了种种美化资本主义的说法，仿佛资本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

上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判断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否改变，要看当代资产阶级国家是否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共同体。从上述马克思的理论来观察今天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假的共同体”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例如，美、英帝国主义者高唱“人权大于主权”的调门，但实际上连本国人民的个人人权也不予保护。自诩“法制国家”的美国数十年反对和抵制国际人权公约，即使在80年代以来先后批准参加几个国际人权公约时，也总要提出各种“保留、谅解和声明”，甚至还加上种种“附加条件”，为其在国内践踏人权清除障碍。至于像轰炸南斯拉夫这样大规模侵犯国外人民人权的暴行，就更加数不胜数。

这是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组织方式下个人与共同体间不可摆脱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历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由于自发的分工造成了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同政体、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表面上看来是为着某些政治原则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 页）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由于交往的扩大造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把个人与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矛盾冲突扩大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摆脱国内的困境，在“人道主义”等等美妙动听的虚伪口号下到处掠夺资源、输出经济危机、输出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恶果，为缓和本国阶级矛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高额经济盘剥。这样一来，当代资本主义的“虚幻共同体”不仅与本国人民对立，而且与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立。

今天的某些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认识不清，对资本主义抱有种种幻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忘掉了或者本来就没有弄懂马克思的上述思想。

其二，关于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的辉煌崛起和苏东巨变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挫折和失误的教训何在？苏东巨变在朝夕之间，根源却由来已久。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也曾遭受挫折。其最根本的教训是什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上的分歧归根到底源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野。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两个层面及二者内在联系的思想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了大的方向。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与以交往实践为中介的个人和共同体的统一，这二者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在二者的相互适应基础上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应当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实践及其以之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前提下搞社会主义，加之历史传统的影响和主观上的盲目性，容易造成经济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应当承认，这两个“高度”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建国初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抵抗大的自然灾害等）有其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一旦僵化，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乃至腐败，严重束缚和压制广大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有可能使真实的共同体蜕变为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虚假共同体。这是苏联解体的极为深刻的教训之一。

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有助于提高生产实践水平及其以之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统一的水平，因而对于克服以往僵化体制的弊端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必由之路的关键一步。当然，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而实现的辩证统一。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会出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化，使共同体扭曲变形，演变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而与社会的大多数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的可能性。因此，如何避免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始终要探索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三，关于认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法论。关于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实质和根源，至今众说纷纭。显而易见，这些全球性问题意味着人与自然统一的破坏。然而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根源能否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呢？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制约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种种全球性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与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反映。这种虚假共同体在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幌子下为资本寡头谋取巨额剩余价值效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谈到公害问题时指出：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逻辑）来说，如果没有法律限制，与利润无关的处理废弃物的经费一定是要节约下来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如何带来巨额利润，所以他们破坏了自然也不感到羞耻。（参见〔日〕岩佐茂：《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与价值问题》，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 期）维护资本集团利益的国家和政府，也就是虚假的共同体。因此，还有比能源、生态、环境等问题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东西南北问题。这两大问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解答各种令人困惑的社会历史问题，有很强的穿透力。这里只是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的现实意义。以这个理论为指南，能够说明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应当通过这些现实问题的解答，来丰富发展这个理论。

 

（原载《哲学研究》1999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