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精神生活:奥伊肯对人生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德国著名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1846—1926)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便深感其所处时代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他深刻批判了各种新旧人生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提出了构建新人生哲学的任务,而其所谓新人生哲学即“精神生活哲学”,其中“精神生活”是最核心的范畴,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新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本文拟就奥伊肯的新人生哲学观作一简要述评。
一、新旧人生哲学体系的局限与内在矛盾
奥伊肯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其所处时代人生哲学的局限与内在矛盾。他将已有的人生哲学归纳总结为新旧两大体系,旧体系包括宗教体系和内在观念论体系;新体系包括自然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个体主义体系。他深刻分析了这五种体系的特点,认为总体而言,旧体系给人们的生活所提供的是一个无形的世界,而新体系则将人类生活完全置于感性经验的领域。因此,这些人生哲学体系对于时代经验而言都具有局限性,并且各体系内部和体系之间充满了矛盾。
其一,宗教体系。宗教体系对生活具有特殊的影响,如基督教作为一种伦理宗教,它通过原罪与救赎的说教,将精神生活视为一种积极创造与自我决定的力量,将人生转化为一项旨在追求真正自我的无休无止的活动,从而给倦怠的人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宗教的思想形式将人类的存在置于天界之下;它不是通过发展自然世界与文化的方式,而是凭借建立一种超自然秩序来给予人信仰与希冀,通过彻底否定来肯定生命。因此,奥伊肯指出,宗教体系的人生哲学的局限性在于,它向人们展现的是纯粹内在性或精神性的世界,在这里,人生的根本关系仅仅体现为精神生活与其自身理想概念或绝对精神的关系,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在于等待与希冀,宗教生活由于缺乏生机和精神活力必然对人生的指导显得软弱无力。
其二,内在观念论体系。与宗教体系并驾齐驱且矛盾互补的另一思想体系是内在观念论体系,它将人生问题置于思想世界之中,试图从中归纳出生活的感性经验。在内在观念论体系中,思想骄傲无比、旁若无人地面对着世界,理念的王国支撑和控制全部感官生活。随着思想成为有系统的整体,相应地,它把有系统的秩序的要求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从而改变了生活的整个状态。然而,内在观念论体系同宗教体系一样具有局限性:思想声称自己为一种自然实在之外的全部实在,以其自诩的统治权严重扰乱了生活的平衡。奥伊肯说:“当以无形世界为导向的生活失去光彩后,渴求实在、渴求真正生活的强烈愿望便随之涌现出来了,唯有有形世界才能满足这种渴望。”(奥伊肯, 2002年,第27页。下引奥伊肯著作不再标人名)
其三,自然主义体系。产生于19世纪初的自然主义是所有思想运动中最富于活力和最有影响的运动。在此之前,人类只赋予自然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关于自然的解释主要是审美、宗教的而非科学的。基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自然主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它断言自然是包罗万象的的世界,人主要是自然力量的产物,过去属于独立领域的人类和精神世界,如今则显现为自然界的延续。“自然主义否认精神生活的所有独立性,认为后者只不过是自然领域的附属部分而已,并且只能依存于感性存在,或者说是感性存在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同上,第31页)这种信念从根本上改变了精神生活的地位及其价值意义,精神性附属于和完全遵从于自然的生活,所有思辨的要素均被当作主观的幻想而遭到排除,所有观念只是感性印象的缩写,所有幸福的本质均是感性愉悦,所有的力量和成功均源于物质利益,所有社会生活的努力均在于使自身适应自然所给定的条件。奥伊肯尖锐指出,自然主义将生存斗争作为突出任务,以实用的思想重估一切价值;其主要局限在于误解和假定了自然和精神的关系,即认为自然没有精神或者以自然取代精神,而实际上人类不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还能够体验和思索大自然,大自然并不可能把精神生活完全消融。
其四,社会主义体系。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自然从精神意义上与人类越来越远,人类个体必须发展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生活获得支持与价值,人们对社会环境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强。社会主义人生哲学体系以社会整体为核心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人首先是社会的成员,从社会中来,又到社会中去,其活动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自己的生活范围。个体完全置身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之中,他的所有活动与努力都必须为特定的社会文化作出贡献。于是,人们的社会工作的主要动机在于塑造一种功利性的生活,这种生活充满单纯追求权势与享乐的欲望,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利益与利益之间的激烈斗争。个体人被社会文化束缚在自己的表面层次,所有追求深度的趋向都受到压制。社会的判断成为检验所有真理的标准;个体不可能取得与社会平等的地位。
其五,个体主义体系。自然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不仅使感性世界成为唯一的人类世界,而且发展了生活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两者一致认为幸福来自改善环境的工作,无论这种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技术性的、实用性的还是政治性的。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局限在于,单纯适应复合的整体从而有损于完整个性的发展。因之,人们渴望复归到生活本身以求生活的乐趣与深度,渴望成为工作的主人以维护具有内在自我意识的生活,渴望将心灵从所有外在或客观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获得独立性,成为主观性与个体性存在。个体主义体系的本质在于导向独立生活与自我意识。这一思想体系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其所认识的精神性总是与感性结合在一起,因此无法承认精神的独立价值。从基本特征来看,个体主义体系与个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领域有着特殊的关系,它忽视共同秩序,注重发展个体与个体在社会交往、友谊和爱情等方面的自由关系,这必然与传统宗教及道德形成严重的冲突,从而使生活陷入混乱和困境。
奥伊肯正是通过批判上述新旧人生哲学体系的局限性及各执一端所导致的相互矛盾,从而断言已有的人生哲学不仅不能为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而且导致人们失去对生活的内在认同感,使整个人类生活陷入混乱状态。他认为,总体而言,这些思想体系最集中的问题是都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精神生活。旧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一切的中心,但其所谓精神生活与宗教世界和理念世界相联系,因而必然是虚无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新的思想体系停留于人的表层的感性生活,无视与终极深度的一切联系,因而致使所谓精神生活失去了独立性和可能性。这样,新旧人生哲学体系均不足以担当整个人生的指南。所以,要超越现存生活的混乱状态,无论是继承历史或求助于经验,还是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只有超越各种思想体系,重建体现生活整体存在的新的人生哲学体系,才可能救治时代的精神疾患。
二、精神生活的特性及对新人生的升华
奥伊肯正是以精神生活为核心理念对人生哲学进行了新的构建。他通过对现时代人类生活总体情境的思索,从现代人实际存在的精神渴求推断出一种精神生活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比任何时代都更繁忙、更富裕,但却感到更失落、困惑和不安,这种灵魂的拷问恰好证明了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命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生活是一个整体,生活的精神特性贯穿于整个人生,并随着人类生活发展到高级阶段,从而独立成为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只有以精神生活为基础和支撑,新的人生才得以拓展和升华。
奥伊肯非常明确地分析了精神实在的独立发展过程及其特性。他指出,在自然实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时,精神实在会作为一种自觉的阶段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新的独立实在。自然和精神不是两个抽象的形式概念,而是世界的两种实在;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是隔离的领域,而是生活的两个阶段,并通过生活连结在一起。(参见1997年,第60-61页)奥伊肯深刻揭示了精神生活与人的联系,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精神生活实在与人的精神本性相关和同构,因此,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质,便不可能将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以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从而使自身及整个生活在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标发展。精神实在是“属人”的,而其存在又使人更成其为人,使人的生活更像人的生活;精神实在又是“超人”的:植根于人的本性的精神生活,赫然高耸于一切人类的弱点之上,断然区别于一切快乐和功利的考虑。正是这种精神世界有可能填补人与世界之间彼此分隔的鸿沟,并将两者内在地联系起来,从而作为人类生活的稳固而永久的基础。
奥伊肯充分阐明了精神生活的实在性、独立性、内在性、超越性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精神生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在,超越了纯粹自然世界的界线而成为人自身的特征,它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突现了人的精神性。精神生活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宗教世界,也不是将人分裂了的观念世界,它不同于对立于人或包容了人的自然世界。精神生活世界是既和人在一起、又包容了自然的宇宙精神大全。奥伊肯以宗教般的热情崇尚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可能重塑新的人生充满信心和肯定。他认为,在旧的思维方式中,人与世界处于分裂的状态,或者把世界作为人的研究的出发点,或者把人作为构造一个世界的出发点。对人的独立的精神生活的承认,则克服了人与世界的这种分裂和对立状况,因而能够造就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
奥伊肯认为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新人生哲学不仅能担当起指导人生的重任,而且能使人类生活得到提升。他指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必然是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但在现代生活中,自由被断然否定,捍卫自由成为一种虚幻的理想。因为现代科学提供的世界图景、实在图式与自由格格不入。机械因果论的自然观被搬到生活和心灵的经验中,科学把世界归结为简单的既定现象链,从而剥夺了它的自发性。而当承认独立的精神力量是生活的基础时,实际上是承认了生活的独立自足和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把人们的生活提高到了创造性的、自由活动的水平。不仅如此,精神生活自身也在个体一生追求自由自觉生活的努力中得到表现和提高。正是由于对精神生活的“承认、占用和决定”,个体获得其精神个性和人格,而人类历史亦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
奥伊肯通过爱与劳动提供的显著例证充分说明了精神生活塑造人性的力量。他说:“爱表明它如何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同胞的态度;劳动则表明它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客体世界的态度。”(同上,第78页)爱起源于自然本能,然而,当爱的对象获得其自身的价值以后,当使被爱者幸福的愿望直接激发我们去努力时,这种本能便被完全改变,人类天然的自私便让位于舍己为人的要求。劳动也是如此。人类开始从事劳动时只是为了自身的存活,但逐渐地劳动本身变得可贵起来,它建立起某种能抵制劳动者的突发异想的精神联系,它使人们能够承受艰难困苦与重大牺牲。在爱与劳动中,纯粹外在的接触变成了内在的联系,同时,单纯的快乐和利用服从了更崇高的精神价值。精神生活使人从自然本性中解放出来并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这种从自然层面向精神层面的提升不仅反映在个体生活中,而且反映在人类整体生活中。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外部的接触和生存斗争的压力使人们结成或大或小的群体,这种外在的联系渐渐演变成内在的伙伴关系。共同的经验(斗争、成就、不幸)造成了共同的善恶标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范围。精神生活运动的历史使它与一切纯粹自然的存在物区别开来。于是,历史也便成了精神世界的展现。所谓历史无非是世世世代代的人类实现自身的精神生活的革命。“精神的历史成了制约我们人类生存的暂时的现在与精神生活所要求的永恒的现在之间的中介。”(1997年,第81页)精神生活对整个人类生活发挥着作用。正是精神世界内在于人的生活运动而给人生以真正的价值,给个体生活和人类生活以真正的历史意义,给人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热情。精神生活使人们从单纯的人类生活中解放出来,让人们享受全部整体的生活。
奥伊肯充分肯定了精神生活对于提升人性和人类生活的意义,同时指出,精神生活的实质与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精神生活因其内在性和崇高性总是无法在尘世生活中完全展示自身。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对抗或合作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时是截然对抗的关系占优势,有时是合作的关系占优势。在对抗关系时期,精神生活要取得满意的发展,必须与现存状况决裂。古代斯多葛派哲学的兴起、原始基督教运动和现代时期的启蒙运动,都是为了在混乱的时期追求精神生活的目标。而当一个时代确认了其基本的精神信念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主要任务必定是发展与实现这些信念,并将此与整个广泛的生活融为一体。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和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早期正是如此。奥伊肯联系自身所处时代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认为应将精神生活问题看作人类共同的问题,并采取一种独立的精神性的立场加以解决。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因为它极其内在而深刻,我们必须去唤醒它。每一个个体必须穷其毕生的努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同上,第97页)
三、评价与启示
奥伊肯是上个世纪之交与狄尔泰、柏格森等齐名的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概念为中心,而应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为中心。他毕生致力于生命哲学的研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生活哲学”,在许多作品中维护和发展了这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1908年奥伊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他对精神生活的执著探究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赏。
奥伊肯和尼采是同时代人,他们所面对和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时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生活意义的丧失;他们都试图通过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不像尼采那样把精神生命解释为“权力意志”,并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超人”身上,而是预言解决的希望就在现代人自身。他认为现代人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的事实,恰好证明了人类本性深处存在着一种精神生命力,这种精神生命力根源于某种宇宙生命,即一种精神大全或整体精神生活。奥伊肯虔信宗教,他将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作为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基本背景,认为不但宗教而且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只要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承认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是这个整体的某种体现。因此,尽管奥伊肯欲以“精神生活哲学”来统一、整合哲学史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智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他实质上同样陷入了从主观出发的唯心论。也就是说,他探讨精神生活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
德国哲学家费迪南·费尔曼在其所著《生命哲学》中介绍舍勒和胡塞尔的思想时,充分肯定了奥伊肯的影响。他说:“奥伊肯是世纪转换期间德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之一。奥伊肯代表了‘精神生活’的一种以文化新教派为方向的新唯心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发展成为一种个人的‘积极主义’。”(费尔曼,第159页)费尔曼还评价说,奥伊肯———舍勒的老师,在胡塞尔的文化哲学中扮演了老学者的角色。胡塞尔也毫不隐讳自身的世界观同奥伊肯的生命哲学之间的关系,指出自己同奥伊肯一样都深信“精神生命的统一性”,但奥伊肯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自上而下”地确定这种统一性,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生活世界的观察形成自己的理论。费尔曼认为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的文化哲学角度早在奥伊肯的《人与世界———生命的哲学》(1918年)一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奥伊肯同施本格勒和其他的生命哲学家一样是从‘生命’出发,他把生命称为‘原始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和从这种现象里产生了所有一切我们称为是现实的东西’。”(同上,第187页)但是他在原始生命现象中看到的不是简单的结构,而是在身体和精神的两极之间活动的阶梯式的结构:最低一级是“生存世界”,高一级是“劳动世界”、“行为世界”、“创造世界”所组合的生活世界,世界的统一的目的正是要达到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完整的“理性”。奥伊肯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从方法论上看无疑是一种新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费尔曼因此断言:“奥伊肯指出的走向精神生命统一的道路是一个不再能兑现的生命哲学的幻想。”(同上,第188页)
对奥伊肯的新唯心主义哲学,吉布森在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一书所写的英译本序言中进行了评说。他认为奥伊肯精神生活哲学既是一种神秘主义,又是一种能动主义,同时还是一种人本主义。他说:“这种‘新唯心主义’是神秘主义的,因为它强调精神生活的实在性与直接性,强调人神之间的亲密联系;它是能动主义的,因为它坚持一切精神交流都是对我们道德本性的挑战,而且只有当我们诚挚地把它的价值观作为支配我们行动的权威时,才能作为一种灵感保持下来;它是深刻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它具有广阔、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也因为它把我们人类的幸福与这些精神价值观的支配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1997年,第2页)
奥伊肯基于精神生活而构建的新人生哲学,无疑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和乌托邦的色彩,但其对精神生活的分析和认识却不乏现实的视角、历史的方法和深刻的洞见,这在当前仍具有借鉴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同样处于一个信仰失落与心灵不安的时代,因而解读奥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学,或可从中领会到某种精神自救的良策;奥伊肯向他所处时代的人们呼吁的“每一代人的精神生命的革命”,同样也是对新世纪人类的警醒。
【参考文献】
奥伊肯, 1997年:《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新人生哲学要义》,张源等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费尔曼, 2000年:《生命哲学》,万以译,华夏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