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思想和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恩格斯提出的“报复论”。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如果人类在其社会实践中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面临生存环境的危机。本文以此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对人类陷入环境危机的原由以及如何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基本途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中也力求对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卓越思想作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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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其自身生存的关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他们关心自己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关心这种变化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他们认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恩格斯明确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74页）对人类来说，自然界即自然环境，或称自然地理环境，它是指人类生存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地形、海洋、土壤、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以及自然资源和矿藏等等。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庞大的生命物质支持系统。社会是从自然界大系统中分化出来的子系统，有了人才有社会。社会环境是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第二自然环境，它包括聚落环境（院落、村落、乡镇、城市）、生产环境（工业、农业等）、交通环境（陆路、水路、航空等）、文化卫生环境（教育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医疗场所、文化古迹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等。科学技术体现着社会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环境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更提供用以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产”，如果人类能够科学地、有节制地利用这些资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平稳地持续下去；反之，如果过分地“榨取”自然，使资产流失或遭破坏，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面临生存环境的危机。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对人类发出过警世良言。他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必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人类不要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如果这样做自然界必然无情地报复人类。他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优于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上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这就是说，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自觉地利用和支配自然。但是恩格斯特别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517页）。恩格斯还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想获得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砍光了森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而在雨季竟使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同上，第517页）。这就是说，当人们仍然受到自然规律支配而不能自觉地利用自然规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还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们受到自然规律盲目支配的情况。一方面，工业化过程意味着人们对自然力的征服；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受到自然力的报复的情况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和深刻。由此可见，恩格斯当时说的“报复”，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违背生态平衡这一自然界发展规律而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今天的事实有力地佐证了恩格斯的重要观点。自然界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的。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通过自我调节作用，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而一旦人类的行为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

今天，当20世纪即将落下帷幕，人们在反思中痛心地发现，20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也是遭到自然对人类严厉“报复”的世纪。1972年，有两本书给世界带来了震动：一是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和生物学家R·杜博受联合国委托，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一书，它从整个地球出发，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要求人们明智地管理地球；二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的危机”的第一篇报告《增长的极限》，它警告说，如果不抑制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地球与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一百年内毁灭。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严峻现实。事实证明，20世纪的生态状况要比恩格斯当年告诫人们的破坏自然界平衡而遭到自然力“报复”的情况要更为严重。

首先，是森林资源的破坏。恩格斯当年只看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开垦荒地和牧场，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他说，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业化现象，美国和俄国也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目前，全世界的森林面积已由人类历史初斯的80亿公顷减为现在的28亿公顷。就是说，作为地球的“肺叶”（森林）已被切掉了近三分之二。今天，全世界平均每年有11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即每分钟消失森林21公顷。如果按这样的速度进行，全世界的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将在几十年内破坏殆尽。

其次，是耕地的日益贫瘠和锐减。恩格斯当年看到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仅滥用和破坏人类的自然力即劳动力，而且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使土地日益贫瘠。而今天是全球范围内的耕地锐减，除了工业、交通、城建等方面占用耕地外，风沙的侵蚀又使大量的土地沙漠化。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倾，每分钟损失40公顷；每年土地沙漠化600万公顷，每分钟有10公顷土地沙漠化。

再次，是人口剧增。关于人口问题，恩格斯只是曾经提到过，并没有重点论述。因为在上一个世纪欧洲人口不仅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还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恩格斯晚年的时候也作出过预言：人类对自己人口的增长要做到有计划的控制，这也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今天的人口比恩格斯那个时代已增加了好多倍，人口爆炸成为全球第一号问题。“罗马俱乐部”创建人贝恰博士在《人与自然》一文中说，人类已经战胜了许许多多的疾病，却不考虑降低自己的繁殖力，其结果是世界人口已超过50亿（1987年7月1日，联合国宣布达到50亿），据测算，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0亿。一方面是耕地锐减，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爆炸，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们预言，到2010年，全世界将出现1.6亿吨的粮食缺口，到2050年，预计地球上将居住80亿人口，到那时，地球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吗？

除此之外，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环境污染。恩格斯当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描述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环境恶化，空气混浊，垃圾粪便污染，疾病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时至今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危机就是水资源的污染和大气污染。今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多德斯韦尔女士发表文告说，全世界每天约有25万人因恶劣的水质而死亡：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得不到安全的水供应；到2050年，世界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受缺水的痛苦。她警告说：如果人类不改变目前这种不可持续地使用水资源的现状，人类将面临自然的惩罚。与水资源的污染相比，在大气领域内环境对人类的报复更为严厉，直接危及人类死亡。大气领域给全球带来的灾难主要是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和“酸雨”。这是20世纪三大生态环境的灾难。

总之，由于破坏森林而招来水灾和旱灾，由于污染大气而导致地球温度升高，臭氧层变薄，由于人口爆炸、耕地锐减而造成的粮食危机以及淡水短缺等环境灾难，是自然界对人类在20世纪破坏生态平衡的严厉报复和惩罚，也是21世纪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真正威胁。如果人们对此熟视无睹，那么就等于自我毁灭。现在整个人类正站在会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十字路口上，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作出新的选择。

　　二

要作出正确的选择，首先必须反省遭受自然界报复和惩罚的根源所在。

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之所以急剧恶化，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而来的。就是说，环境危机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新技术达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由于产业活动的兴旺发达、城市化的进展，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污染和破坏。”（〔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他们认为科技发展太快，变化太激烈，风险也太大。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批评人们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而忘记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时，并没有否定科技进步的意义，他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9页）同样，自然科学使电代替了蒸汽机的地位而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恩格斯说：“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具体说到1882年德普勒发现实验性高压输电线时又说：“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36页）

既然科学技术有如此重大意义，为什么还会出现破坏生态平衡而对人类报复和惩罚的负面效应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对使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后果出乎预料，出于好心而带来恶果，是始料不及的。恩格斯认为，人类需要经过长期的劳动才会稍微学会估计人的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虽然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都是有计划、有目标的，人比其余一切动物强的地方，就在于人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然界进行改造，通过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形态来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6页）但是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性，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更深层的结果和影响往往难于发现，以至于人们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情况往往是这样：“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同上，第517页）。这是一种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主观的、人为的、社会的因素，即人们只着眼于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而忽视了长期的社会影响。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同上，第519页）。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问题。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资本主义虽然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先进的占有，但伴随着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他分析了上一个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人们受到自然力报复的情况则更为严重的原因，明确指出：“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动力”。（《马克思恩格* 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9-520页）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地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剩余劳动的极大化，其结果既使生命力（雇佣劳动者）遭到摧残，也使自然力（土地、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就是说，正是因为资本家唯利是图，连直接效果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所以人遭到自然力的报复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了。此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剥夺农民，使农民破产的办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汇集在城市，破坏了工农业的结合，加深了城乡的对立，并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后果。根据以上两条原因（尤其是第二条原因），恩格斯得出结论，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牺牲农业等，只考虑“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的行为，结果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受自然力的“报复和惩罚”的事实中反映了带有一般意义的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应该反思、应该抛弃“人类的狭隘思想”和“人类中心论”。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朴素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代替，“人是自然界的主宰”的主张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人类中心论”。这种观点由培根和洛克推到了高峰。培根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将是合二为一”的，“知识就是力量”，由知识所赋予人类的力量将是无所不能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就是鼓励人类为统治自然而寻找一条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则相信“人类中心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同上，第458页）。但是在取得这种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唯意志论”和环境“虚无论”。人类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力量而成为地球上生物界的霸主，不断给生态系统施加影响、压力乃至于破坏，人类愈是扩大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力量，其危险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不能责怪知识和技术本身，也不能简单片面地套用恩格斯的“生产方式决定论”，还必须从创造知识和技术的人的主观意识，即“人工选择”中找原因。从实行工业化开始，人类就步入了三个“圈”的对抗。三个“圈”就是生物圈、社会圈和技术圈。大约在一百万年前人类诞生时，生物圈就已经经历了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人类很快就开始建造组织其自身集体生活所必要的社会圈，因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接着又建立起技术圈，作为推动社会圈发展的力量。人类的生命就是受到生物圈、社会圈和技术圈的规则而得以维持的。但是这三个“圈”有着各自的运动规律。特别是近代以来，技术圈牺牲生物圈，强制其为社会圈服务，这就形成今天世界众多环境问题的根源。这三个“圈”对立的观点和状况在欧洲为先为最。我国哲学家金岳霖说“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对于他们不但人为万物之灵，而且差不多人为万物之主”。黑格尔也认为，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历史是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论史。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框架是主客观两极化，即“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同上，第518页）。说这种观点是违反自然的，是由于它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变成对象，把自然中的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地向大自然索取。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只是意味着进步和光明，即使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在所不惜；哪种科学和技术有利于开发和增加生产，增加收入，那就是好理论、好技术，就占有优越地位，得到优先发展。这就是科技发展中的“人工选择”。这样选择的结果，就迫使技术圈牺牲生物圈来为社会圈服务。可见，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生产实践本身，而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起导向作用的传统的发展观。与其说是技术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态环境的危机”，还不如说生态环境的危机是由于只从追求利润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而采用新技术。罪魁祸首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站在它后面决策和使用科技的人及其错误的自然观、发展史观哲学家海德格尔已经清醒地看出这一点，认为危及人类生存的世界环境恶化的深层次的哲学根源，是欧洲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他对人类中心论批判的视角，并非想倒退到前技术时代，而是想把西方技术世界引出恶性循环的困境，走出人类中心论这个误区。他认为，破除人类中心论并不是用“自然价值”至上取代“人类中心”至上，而是要人们打开另外一些眼界，即是要建立人和自然的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关系。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好：“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到底必须和自然共存。”历史是诚实的教师，痛苦的经历是生动的教材。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公害事件以及普遍发生的环境异常现象，迫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对人不是言听计从，而是会“报复”的。有人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危机的发现。通过这个发现，应该果断地抛弃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在人和自然之间，亦即人和人的生存环境之间，建立起新的和谐，那就是相互协调、共存共荣。关于这一点，回顾恩格斯一百多年前的有关论述，会使我们感触良多，可以说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的困境，摆脱环境的危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

恩格斯提醒人们防止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就是要改善人同自然的关系，建立“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9页）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做到却是任重道远。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应该说我们对此研究得很不够，只要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些论述虽然散见于他的各个时期的许多著作中，但是，这些论述却都与“报复论”相联系，可以说“报复论”是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主线。恩格斯正是以“报复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分析了人类陷入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向人们提示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这条线索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调正两个位置：“之外”还是“之中”。恩格斯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恩格斯同时代的英国生物学家、人道主义者鸠利安·赫胥黎提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并以此为书名，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说，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就在于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去统治自然，主宰自然，从而导致人类对地球上生态资源的贪婪索取和无情掠夺，结果既破坏了自然界，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象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由自然界“之外”调正至自然界“之中”，把自己真正当成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生物圈”中的组成成员，人类才会与自然界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才有可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第二、协调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面对人口爆炸式地膨胀，重温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协调发展的思想极为迫切。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所以，恩格斯主张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从恩格斯这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要协调两种开发：物质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今后，要侧重于人力资源开发。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要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开发人力资源就是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有人把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的改善和变更称为不同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人的革命”。所谓“人的革命”就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人的这种处于休眠状态的潜在能力，在科学上也获得了承认。这种潜能一旦从放置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成为最大资源。人类的这种潜在能力，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预见两个“往后”：即“往后”和“再往后”。恩格斯在讲到自然界报复我们的原因时说及“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7页）这段文字是1972年中文第一版上的译文表述。在1995年中文第二版，这段文字有更准确的译文表述，即“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起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383页）其中“第一步”改为“最初”，第二步和第三步改为“往后和再往后”，这就更准确地表达了恩格斯原文的本意。恩格斯就是从人对自然的认识的相对有限、难于预料“往后和再往后”的结果这一点中去寻找自然界“报复”的原因的。恩格斯对自然界“报复”的这种见解，从今天生态学的观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比如：现在的大规模开发在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地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怎样的影响的情况下就上马。结果引起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是明证。远的不说，就以埃及建造成著名的阿斯旺水坝为例，他们建造水坝的本意是争取工业化和农业开发，可是结果是使农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以前定期的洪水泛滥而带来的土地肥沃化没有了，数千年来尼罗河流域的谷仓地带不得不因为严重盐碱的灾害而苦恼。就自然界开发来说，为了不引起自然界的报复，不能只考虑“最近的直接的有益效果”，必须充分考虑“往后和再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尽管考虑充分，由于人的认识有限，也有可能发生无法预料到的后果。这就是建立环境评价制度的必要性。怎样才能洞察出“往后和再往后”的影响呢？那就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18页）

第四、实现两个“提升”：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又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使人成为“自由人”。人是生物圈中的成员之一，人是从动物中演化而来的，人猿同祖。人来源于动物，又高于动物。高在哪里？其本质区别何在？是劳动，是制造工具的劳动。动物也有劳动，如采集果实，利用石块敲打等等。但是，这一切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是人类与动物在劳动上的本质区别之一。区别之二，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人类的劳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活动。而动物的本能活动，对自己的作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恩格斯说，动物的这种盲目作用表现在“滥用资源”，“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母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同上，第513页）人的劳动高明之处在于“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同上，第516页）恩格斯也不否认，动物也具有从事有计划的有意识的行动的能力。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上它们意识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同上，第517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一个提升，即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但是，这里指的动物还是指狭义的动物，即除人以外的其余的动物，当然，这里的“提升”也还是狭义的提升，就是说，这时的人类还仅仅是狭义上的脱离动物界。广义上的提升是指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这样人类才算最终脱离动物界。这也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这时的人类不仅要处理好自然环境，还要处理好社会环境，而后者要比前者困难得多。“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同上，第518页）本来，人类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能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同上，第457-458页）这里说的“社会”是指“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的情景是，生产有了迅猛增长，但是“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同上，第458页）英国人达尔文发现的存在于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这类生存规律，在这里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是他“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同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无政府状态，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或者叫做“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同上，第429页）在人类没有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之前，也不可能有计划地调节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恩格斯说：“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了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指认识自然界规律）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同上，第519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个“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同上，第458页）实现这两个提升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恩格斯认为这就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情景，在那里，“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同上* 第441页）只有这时，人类与自然界才能真正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综上所述，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尽管这些思想散见于他的各个时期各类著作中，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科学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报复论”对于当今人类摆脱生存环境的危机，寻求正确的出路，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今天，面对环境的报复，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缓解人与自然间日益扩大的不和谐已刻不容缓，而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及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政策，是维持本民族生存，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前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已经做了社会的主人，我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正在努力地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寻找摆脱危机的正确的方法和手段。令人鼓舞的是党和国家已经把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我们正朝着恩格斯指示的，自觉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目标迈进。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