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旷日持久，其根本问题依然是经验论与背景主义的老问题。近年来，自然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解决争论的方案，有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但仍然找不到这场争论的出路。由于这场争论既不是本体论问题也不是认识论问题，所以，解决这场争论除了转变问题的视角和选择正确的方法论之外，别无良途。

一、科学实在论争论的困境

“科学实在论”本是一个变化的名词。自从W·塞拉斯与普特南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建科学实在论以来，已经历了无数的形态。如果从科学实在论者主张的理论与实在世界之间指称的关系看，有本体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之别；如果从实在论与实在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看，则有真理实在论或趋真实在论之别；如果从实在论发展中应对反实在论的反驳而修正自己观点的角度看，又有“语境的实在论”(Richard H. Schlagel)、“实验的实在论”（哈金）、“尝试的实在论”、“历史的实在论”（夏佩尔）等等，这些实在论的变体被概括为“策略的实在论”(policy realism)；如果从两者争论的折中方案看，则有萨普的“准实在论”。

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争论主要是围绕逻辑经验主义与“背景主义”（“perspectivism”）而展开的，焦点集中在“公认观点”和“观察渗透理论”两大主题。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现象主义和物理主义，坚持知识、陈述必须建立在观察之上的观点；而背景主义则坚持科学家的背景知识影响着他的研究，从而导致工具主义。

一般地说，科学实在论基本上倾向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观点。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充满物理客体的实在世界，这些实在的客体充满了属性，并发生着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人们可以从中认识这些实在的属性与因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正如普特南听说，“无论他们说什么，他们都典型地表示他们相信真理的符合论”①。由于科学实在论的不断变化，它大体上又可以概括为三类形态：真理实在论、策略实在论与准实在论。

真理实在论是最为经典的实在论形态，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四个假设：(1)科学实在论是对实在世界近似真的描述。(2)科学理论在肯定前一假设的基础上是可以确证的；一致的观察提供了我们承认理论为真的证明。(3)科学发展史形成了关于实在世界近似为真的证明序列。(4)后续理论基于前驱理论之上，科学是累积性的。它还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了三个论证的依据：(1)理论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人们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证实的。(2)事物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反映出一定的因果性，理论只要能够提供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就可以证明其为真。(3)迄今为止，科学的进步不能不说是对真理实在论的有力论证。然而，劳丹、范·弗拉森、卡特莱特等反实在论者则认为，科学实在论对于自己理论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其不充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上被认为真的理论后来都被证明为假，多数理论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不完善的，科学理论所指称的对象并不一定为真。第二，科学理论中的概念指称对象的情况有三类：一类是可观察的，一类是如果我们有条件则可能是可观察的，一类则是不可观察的。因此，凡是能够“拯救现象”的理论则为真，而不可观察的理论则不能肯定其为真。面对反实在论的反驳，科学实在论者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②。

策略的实在论以R·哈雷(R. Harre)为代表，主张理论的真假取决于实践或实验中对它的评价，只要经验支持或说明是适当的，那么理论就是“可行的”。

准实在论则以萨普为代表，主张科学理论只是关于实在世界的一个模型，科学理论的任务是对其反映的实在世界之简化的理想化的说明，理论绝不可能实际上为真，只能是一个合适的理论在反映世界最为根本的方面较为准确。他认为，理论可以通过可行性评价和重复实验结果的比较，得出理论是否“高度可能的”结论，“如果观察表明许多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没有Y起作用的情形更可能产生X，那么下一个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起作用的例子更可能产生X，是十分可能的”③。

正是因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亚瑟·法因在《动荡的游戏》一书中认为，无论是科学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它们的论证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其讨论的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以及真理概念本身都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是虚构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在当代知识社会，只有一种东西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用语”(“phrase”)；因为用语是直接被预设的，如果我们怀疑用语，那么这依然是一个用语问题；所以，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人们所能谈论的唯一方法就是理解用语，创造和想象语词的意义。罗蒂则把科学、哲学都看做是与文学相似的观念体系，认为以往的“镜子”（反映论）已经破碎，基础主义已经瓦解，理解与创造词汇与意义的那种精神尚且存在。耐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则公开了自己“非实在论”的观点，认为我们居住的不是一个唯一的世界，而是多个同时存在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我们自己所构造的。普特南也认为，“在日常的外在客体和科学对象之间的关系上没有真正唯一正确的观念存在，仿佛日常的外在客体与科学对象是同一的，又仿佛与构成物质的科学对象是不同的”④。这就完全解构了科学实在论，陷入了观念相对主义的困境。此外，一些实在论者（例如哈金）也认为，“某些判断的真或假是与我们的推理模式或思维方式不可分离的”⑤。这样一种“把认知评价的焦点从信念或者命题的性质转向认知主体的性质……体现了认识论中的一种理论转向——美德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导致了基础主义与融贯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分野，并最终促使一些哲学家对辩护采取一种内在主义的观点，而对知识则采取一种外在主义的观点”。⑥

正是由于这些内在主义者的出现，科学哲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建构论，趋向从心理学角度对知识进行辩护。然而，如何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这或许是目前科学哲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是，要想完成这个课题，除了仍然坚持科学实在论外，完全依赖科学是不可能解决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基础主义与融贯论之间的对立的。也就是说，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哲学的守护神，如果科学实在论被驳倒、被否定，那么科学哲学便不再存在。正如T·L·雅克逊(T. L. Jacobson)所说：“放弃严谨的实在论假设，就等于敲响了当代科学哲学的丧钟。”⑦尽管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实用主义倾向的抬头对这场争论作了一种补救；但是，由于这些次生的观点大大增加了科学认识的相对主义化趋势，又加速了科学哲学的终结。如此看来，在对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进行修正的同时，也要承认科学哲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困难阶段。

二、对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批评

由于科学实在论仍然是一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而反实在论则导致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导致科学哲学的终结，因此，在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替代方案——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自然化的认识论”一词是奎因于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虽然奎因在当时未能对之作出具体定义，但是，自从奎因提出“自然化的认识论”之后，一大批科学哲学家开始麇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自然化的认识论思潮（当然，在不同领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自然主义）。概括起来，自然主义认识论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认识论的证明和解释是与自然科学相伴随的持续过程……科学的方法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⑧“对自然主义来说，并不存在通往形而上学理解的超科学的途径。”⑨(2)把认识论当成“经验心理学”。奎因认为，为了发现构成知识及其获得的基础，我们必须诉诸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对科学的历史探究。关于如何解释知识的形成问题，我们需要重建“证据”的概念，使它指涉那些感官刺激，正是它们导致我们具有所拥有的科学信念。认识论问的是，在任何科学推理之前，我们应如何得出我们的信念；因此，认识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心理学这本书的一个章节。(3)自然化认识论强调认识是进化的。进化的认识论是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只有把认识看做是进化的，类似于生物那样发展的，我们才能使认识得以自然化。胡克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自然主义认识论“是承认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种类，首先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把认知作为一种自然的能力，一种其他生物种类的更为普遍的自然能力发展而来的能力”⑩(4)把观察作为科学假说的依据。奎因认为，我们若要知道概念与理论之间或者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或知道它是否为真，那么我们澄清其是否观察句子则是有利的，“观察句子是科学假说的证据之所在，它与意义的关系也是基础性的，因为观察句子是我们作为儿童和专业语言学家能够学会并理解的第一批句子”。(11)在奎因看来，所有的理论都依赖于一种假定，即世界是存在的，我们的对象世界是实在的，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根本不存在独立于科学与认识的实在，实在也仅仅是由科学所描述的实在。认识论所要做的是找到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途径，“哲学家与科学家同处在一条船上”。(12)那么，自然化的认识论认为我们是如何达到对世界的理论的呢？奎因说：“这是一个经验心理学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或多个阶段可以在实验室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种思辨的层次上探讨它。……这里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证据关系，即支持理论观察相对于理论的关系。”(13)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是对科学实在论的一种辩护，它是一种关于科学实在论论证理论概念指称实在对象的手段。胡克认为：“自然主义是实在论的实质修改，是一种具有更深刻意义的认识论。”(14)这是自然主义实在论的纲领。他进而认为，“人类知识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具有特殊起源和有关特性的个体与物种的能力的综合，它可以像任何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加以研究”，但是，“自然主义需要一种批判的实在论，而不是那种朴素的实在论”(15)。这就表明了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是一种进化的而非静止的实在论。当然，倡导自然主义实在论观点的学者有很多，罗纳多·基尔、理查德·格兰蒂(Richard Grandy)、希拉里·科恩伯利斯(Hilary Kornblith)等等，他们都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是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一个途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显然是为了给科学的认知理论提供避难所”(16)。

其次，自然主义认识论观点也是反实在论的。1986年，法因在否定实在论时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是“努力按照科学自身的主张对待科学，而不是把某些主题硬塞进科学的理解中去，……科学有自己的历史，并实实在在植根于日常思维中”。(17)他还认为，这样一种态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总体上说，在关于存在与日常客体的特征方面，我肯定信任我感觉的证据。……如果科学家告诉我说，真实地存在分子、原子和Ψ／J粒子……那么我就相信他们，并……承认确实存在着这些东西”。(18)当然，法因自称他既非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也非一个反实在论者，而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显然，自然主义认识论反对科学实在论从科学的成功推理出成熟科学的理论为真的观点，因为它认为，如果哲学研究要做到像科学那样令人信服，那么就应该把科学理论、哲学推理、哲学问题等置于科学的人们“所尊重的”基础上，把哲学术语还原为科学术语。这就是说，我们从事科学认识不需要任何规范。这就如同一条河流最终形成了一个湖泊，然后却将这个河流截断，而自认为这个湖泊就能自我循环了一样。显然，如果科学证实了原先的规范，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也一定会需要新的规范。在总结和推广新的规范时，科学是否也能起到像哲学那样的作用呢？如果能够起到类似哲学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科学已经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哲学了！正因为如此，具有实在论倾向的自然主义者并不完全反对规范，比如胡克，他就认为，“一个理论，如果它在描述上更为合适，它就具有更大的规范力”(19)。

自然主义认识论倡导科学方法为唯一的方法，在强调哲学理论的科学化方面是合理的。迄今为止，人类认识无不是建立在从观察到理论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观察是人类认识的基础。所以，对科学理论之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哲学唯物主义证明与自然主义的证明两者是相一致的，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但是，毕竟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指导着人类行为，因此，观察与理论又是辩证的关系。所以，单方面强调认识论的自然化，难免又是一种片面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对自然主义倾向存在着颇多的非议。尤其是像劳伦斯·本杰(Laurence Bonjour)，对自然主义认识论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是一种“固执的最终自我解构的观点”。他认为，传统认识论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决定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为真的理由是什么，一个是这样的理由为什么是合适的。但是，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并未提出任何否定传统认识论的理由，就把认识论简单地理解为“观察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学科。本杰说道：“如果奎因是对的，这类认识论是我们尽其所能的，那么结果却是彻底的怀疑论观点：我们有一组信念，即我们接受了一组描述外部世界的句子，这组信念的一部分是由观察所引起的，即为感觉刺激所引起的，但我们却不能有说服力的理由认为这些信念的任何一个为真。如果知识必然地包含有多数哲学家认为的理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知识。”(20)加万·基姆(Jaegwon Kim)也认为，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似乎与笛卡儿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奎因自然化的认识论和传统认识论纲领之间的区别是，前者以心理学代替认识论，而后者则是规范的认识论。“当人们放弃了证明和评价概念时，人们也就放弃了整个规范认识论，剩下的东西就是描述人类认知的经验论，如果奎因使用他的方法，那么这种经验论就将完全避免证明的概念或任何其它评价的概念。”(21)然而，在实际的科学认识中，证明总是在起作用，关键的问题是证明的方法而非证明本身是否应该被否定。他认为，信念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证明的，就如同一辆汽车品质的好坏，我们可以通过其操控性、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等性质来表明。如果一个信念得到了证明，必须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事实、非认知的性质，诸如不可怀疑性等。这说明，被证明的信念是有一定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建立在对个别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并且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自然化的认识论要避免传统认识论的证明问题是不可能的。科恩伯利斯认为，自然化的认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既是形而上的又是自然化的认识论，“哲学必须基于科学之上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观念……笛卡儿、洛克、康德、马克思、赖欣巴赫和大量的其他哲学家都企图表明他们的观点是与时代最有效的科学相适应的”。(22)认识论的主要概念无法自然化，我们并不可能把认识论真正自然化。

由此可见，自然主义倾向并不能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也无法解决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然，除了自然主义认识论作为替代方案之外，还有新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其代表人包括普特南、戴维森、罗蒂、利奥塔等。由于实用主义过于强调理论的相对性，而导致了相对主义和哲学的虚无主义，所以在此我们不再讨论。

三、建立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出路

无论是自然主义抑或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策略，都是一种消极的解决科学实在论争论的方法。自然主义认识论虽然没有摆脱实在论，但也没有真正解决知识的发生到信念形成的问题，而是轻率地放弃了对理论的评价及其标准。因此，有必要从方法上对这场争论的解决作出探讨。

（一）理论是有层次性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以经验心理学代替认识论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自从近代以来，一切认识均基于科学之上，哲学也不例外。唯物主义认识论、经验论哲学与自然主义三者均具有认识来源于感觉材料的共同基础。但对于理论概括来说，三者则大相径庭。自然主义否认哲学的概括，认为只有把认识基于经验心理学之上，或者以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认识的来源问题，才能真正说明认识的真理性，因此我们应该远离形而上的概念，将一切形而上的概念还原为认知问题。这样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类认知从感觉资料如何概括得出理论，我们是否可停留于感觉资料而不再有更深刻的概括呢？二是人类认识的本性就是要达到对事物一般本质的概括，理论是有高低不同层次的，因此我们如何像自然主义那样告别理性与规范，如何摆脱传统的规范认识论？

所有的唯物主义和经验论哲学都认为，一切认识首先来源于感觉器官对外部世界信息的接收，感觉资料是认识的源泉。一般认为，感官能够给我们提供准确的关于世界的图像，甚至我们通过感官的特性制作了一些适合于感官的认知仪器与设备，这些仪器与设备也为我们探测世界提供了方便。根据自然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则无理由认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理论为真。然而，即使如此，自然主义也未必能使人相信其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人们的感官与认知仪器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感觉是有错误的，人们的认知也是经过一次次反复才导向正确。况且，“这些感觉材料需要专门的训练或能力才能获得”，“我们准确识别事物的能力以及对错误或幻觉的敏感性，是单一的机械论观点的共同产物”。(23)感觉材料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但是对感觉材料是需要分析与归纳的，否则的话，某时某地的感觉材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会产生不同的真、假判断。“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知觉体系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准确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部分假设，在标准环境中顺利起作用的真正相同的知觉体系，在那些与我们的习惯很不相同的环境中却不能很好地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24)这就必然地要涉及我们的背景信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必然要涉及我们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与假设。我们且不说信念是人类在不断反复的认识中的提炼，而仅仅是从涉及信念而言，就如同科恩伯利斯所要阐述的那样，自然主义又必然地是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

人类认识包含着各个不同层次，从感觉材料上升为理性概括需要通过逻辑推理的程序，从理性概括到指导人们的认识同样通过了逻辑的程序，这些程序是人类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虽然，从其单一方面看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要使一个逻辑公理或一次认识达到亘古不变的真理，那是机械论哲学的致命弱点。所以，无须论证的是，人类认识是累积性的；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从不太深刻向更深刻的本质过渡，从点滴认识向越积越多的认识之流积聚。

（二）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中两者的立场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科学实在论提出的几个命题所发，而这几个命题的真、假是由我们如何理解它们为条件的。由于两者的立场各不相同，因此，也就说不清楚何者更为有理。

从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看，科学总是越来越成功，科学理论因其在科学实践中的指导能力的加强而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从科学发展史看，我们应当成为一个科学实在论者。正如罗杰·琼斯著文所说，“在前分析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实在论者。但是，在哲学家片面的智力劳作中，却提供了大量反对实在论的意见”(25)。这里的所谓片面劳作，即是哲学家寻找一些特例说明科学实践与科学实在论基本观点的不相一致性。这种以特例来否定一般理论的做法，是推进理论不断完善的动力，但却不能由此而构成完全否定一般理论的根据。

首先，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承诺”具有相对性。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是在语义上肯定了理论指称一类事实，但这类事实需要得到科学实验的证实。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承诺是从科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而论的，即科学发展表明，科学理论可以指导科学实验，科学理论越发展就越表明其成功。当然，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的本体论承诺经常改变，因为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离开具体条件，谁也说不清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应用一个理论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细致说明和详尽表达时，他的言谈像一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像一个实在论者。”(26)因此，本体论承诺是相对的。但是，总的说来，如果科学家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探明实在世界的性质和属性，那么他们的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科学是一个发展的理论体系，每一个科学家都想在这体系中增加一项内容，但是科学理论的大厦是不完善的，永远存在着修改的必要，永远都存在着不断丰富的可能。因此，个别反例可以用来改进理论，但如果以此否定理论，那么除了那些描绘感觉材料的理论之外，所有具有一定抽象性程度的理论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科学理论真理性具有相对性。从科学发展来看，无论何时我们称之为真理的理论都不是亘古不变的，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即使“拯救现象”也无法保证自己永真，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可几的。在逻辑上，推论的前提为真，那么其经过正确推理形式所推出的结论也为真，这是高度可能的。如果没有真理性或者高度可能性可言，那么当今高度发达的科学又如何获得其存在的文化权威性地位和公众的高认可度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次，量子领域的不确定性说明我们面临的世界具有多样性，而不能说明我们的理论指称的不可能性。由于量子力学领域的非充分决定性特征，和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测量的不确定性特征，一时造成了我们无法确证量子理论概念指称的实体是否真正存在的困难。这种现象说明了我们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用原来关于宏观世界的信念来指导对量子领域的认识，但这并不表明所有宏观世界的事物都是非充分决定论的。因为，量子的世界与宏观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至少量子现象是我们实验的结果，而非宏观世界中的自然客体；作为实验的结果，我们必须按照实验的步骤、通过实验的仪器与设备来认识。我们相信，量子理论是可以通过实验来复制的，一旦我们成功地在实验中复制出理论所描述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可以证实量子现象的存在。不过量子现象的随机性质给我们的认识造成了一定的难度，量子现象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性质，也给我们认识量子现象的客观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我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如此，并不能因此而像耐尔逊·古德曼那样认为的，世界是由我们所构造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就是我们所构造的世界。

上述各点，只能说明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前提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而不能构成否定科学实在论的根本理由。因为每一个片面劳作的哲学家尽管是尽其所能地找出一些特例来反驳科学实在论，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希望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真实地存在的，否则，就只能将哲学虚无化，将理性的概括让位给科学家的实际经验的操作，从而毁灭人类理性的智慧之光。

（三）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既不能采取反实在论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策略，而是应该正确地选择唯物辩证方法和实践评价的尺度

科学实在论的理论概念的指称问题、本体论承诺问题以及成熟的科学理论的趋真性问题，都只能通过辩证的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一切既定的认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发展的特性是绝对的。因此，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是不断地得到科学认识的证实的，理论的趋真性也同样因科学发展而经受着考验，相对性不断地向绝对性转变、向绝对性靠拢，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绝对。这些矛盾，只能通过辩证的方法来理解和解决。

无论当今的科学哲学如何发展，无论我们如何想尽一切办法地避免真理概念的使用，我们都无法避免对科学理论的评价，无法避免对科学理论与观察、科学实验与科学实践的关系的理解。对于这些问题，形形色色的实在论、反实在论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等等，在争论的过程中始终沉湎于传统哲学的老问题，诸如演绎、归纳、证实、证明等，或者形式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思辨地寻找问题解，或者以例证法的片面劳作去否定理论的一般性，或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类认知的客观性以取代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而不是转变视野、转变研究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方法，着眼于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科学实践中寻找辩证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所谓的非实在论、语境的实在论、程序的认识论以及种种试图超越实在论的观点屡屡生成，但是，都难免会带有一些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的特征。例如，“语境论”虽然注意到了理论应用时的主客观条件，但由于它过分注重个人的语言环境，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性质，因此也无法摆脱相对主义的阴影。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一种以科学家共同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科学哲学是当今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

这里的“以科学家共同实践为基础”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必须把理论置于科学家共同实践的基础上去评价，从而摆脱形式地论证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争论。科学理论是一簇模型或者理想化的图景。这个图景从语义学上来看，它表示理论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逻辑的作用，理论仅仅是可能世界，它为实在世界的发展构建了一簇模型，而实在世界真实发生的事件则是这组模型中的一个子集而已；如果可能世界是一条线段，那么实际发生的事件便是这条线段中的一个点。所以，理论在语义上是大于实在世界的。而从语用学角度看，理论则可应用于说明事实。正是由于理论是一个可能世界的模型，所以在解释实在世界时，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作出有差别的说明。所谓语境，其实便是解释者选择了理论模型中的某一个可能状态或某些条件，但却没有看到理论是包容更广泛的条件与可能状态的。

作为关于实在世界的理想化模型或图景，其真理性并莫由逻辑来决定，而是必须得到科学家们共同实践的评价。评价是一切哲学观点所无法回避的，实践是一切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永驳不倒的基础。甚至就连后现代主义者们也是这样认为，“如玻姆、格里芬、哈拉维、哈丁和普里高津所表达的，要判定科学知识的适当性，仍然需要使用实质性的规范，而真实性与客观性便是主导性的规范”(27)。不管理论是何物，不管我们对理论究竟应该作科学实在论的解释抑或作反实在论的解释，最终都必须与科学实验、科学家的实践联系起来，都必须经过实验的证实与科学家实践的评价。科学研究事业是科学家共同协作的有预定目的的冒险，单一的科学家不能创造出科学，只有依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与协作才能创造出科学。人类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与实在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对经验规律的共同探讨，导致了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人的观察手段、实验手段的更新，为科学客观性、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