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实践的回归：寻求科学技术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相容点
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的进路，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等，与科学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为了行文方便，我将这些进路称为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经常相互排斥是目前对科学技术本质的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论证，尽管两者的方法和理论资源不同，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兼容，而是可以也应该相互合作。达成两者的相容需要双方抛弃各自的还原论观点：科学哲学需要抛弃科学的认知规范最终应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范的观点，而科学技术社会学也需要抛弃科学中的规范应完全还原为社会学规范的观点。这种非还原主义的相容性要求科学哲学从以理论为中心转变为以实践为中心。
一、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中的认知规范
20世纪初，科学哲学正式成为一门哲学学科的时候，其基本工作集中在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辩护知识的方法和科学理论的结构。对于一些逻辑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科学哲学是哲学所能够做的全部工作，因为哲学一旦去做那些与科学知识无关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游戏中。为了给这样的科学哲学划出清晰的领域，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其他一些逻辑经验主义者都将科学的规范性结构归结到证据和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上。其结果是：首先，科学哲学聚焦在科学理论上，而科学理论被理解为可以被某种元语言系统化的信念结构；其次，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活动被不自觉地看成与理解科学的规范性结构无关的因素。也就是说，那些发现不同理论、寻找证据并以之证实理论的各类实践活动，对最终决定某一理论是否在认识论层次上优于其他理论的判断，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发现背景和辩护背景的区别也就应运而生。这个区分被用来判断哪些是科学哲学或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哪些不是。科学实践活动本身属于发现背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由心理、社会、历史和技术等因素构成，因而无法用来说明辩护背景中的认知过程。
仔细分析，这种把实践活动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工作之外的观点建立在一个“实践无关论据”(The Argument of the Irrelevancy of Practices， AIP)之上。这个论据可以这样表述：
(AIP-1)科学哲学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科学底认知规范结构，并说明这个结构如何合理地指导科学研究。
(AIP-2)科学底认知规范结构最终可以还原为证据和理论(或假设)之间的规范性关系，而这个关系应该由逻辑和(或)数学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在其中，逻辑和(或)数学规范保证了这些规范性关系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因而，它们是普遍性适用的，即独立于应用境况的。
(AIP-3)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涉及的许多因素及其规范，并不能用证据和理论之间的逻辑和(或)数学规范来表达。
结论：因此，实践不是科学哲学的说明性资源，就是说，实践与说明科学理性和科学中的认知因素无关。
(AIP-3)陈述了一个事实，并无争议。(AIP-1)陈述了对科学哲学研究目的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论的一个分支；其次，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理性结构中的认知规范。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社会转向之前，(AIP-1)一直是个不受怀疑的命题，(AIP-2)认为(AIP-1)中所提出的认知规范结构的规范性最终来源于逻辑和数学规范。由于(AIP-2)与(AIP-1)和(AID-3)一起得出认知规范性的说明与应用境况中的各类实践因素无关的结论，它直接导致了将发现背景排除在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之外。当然，(AIP-2)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中的实践因素及其心理、社会和历史境况与具体的科学无关，它所意味的是，这些实践和境况与科学中认知规范在知识论层面上的辩护无关，即与科学哲学无关。
逻辑经验主义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认为，科学并不使用唯一一种语言，而且科学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并不是形式化的语言。即便科学使用形式化手段作为工具，但很多时候，要想理解科学认知结构，必须首先要理解科学在实践和研究机构中的独特表达。仅在实践和研究机构的各类行为中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抽象结构，并不能理解科学在认知层面上的规范结构。换句话说，理解科学不能够局限于理解其理论理性。所谓科学中的理论理性，是指用来选择哪些理论拥有更好的经验支持的一系列规则。在纽拉特看来，科学哲学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科学理性观，在其中，科学家们的实践活动本身对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是具有说明能力的。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研究必须以实践为说明资源。当然，这种新颖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要求我们对科学的认知规范做出不同的、甚至更加复杂的说明。
理解纽拉特这个观点的一个颇为有效的方式是对比他同卡尔纳普对(AID-2)的不同理解。两人对(AIP-1)和(AID-3)都没有异议，尽管两人对(AIP-1)中提到的认知规范结构到底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卡尔纳普来说，(AIP-2)应该是这样：所有的科学概念都可以通过逻辑还原与经验相连接。卡尔纳普在早期认为，私人经验可以作为构建所有抽象概念的基础，而在后期则认为，所有抽象概念都可以以某种逻辑方式还原为某些物理定律。纽拉特对卡尔纳普的(AIP-2)提出了疑问，认为卡尔纳普对(AIP-2)理解中的还原过程是不可能达成的，而达成(AID-1)中提出的对认知规范结构的研究并不一定运用(AIP-2)的方式。在纽拉特的科学观里，科学是整合各种科学语言的结果，而各种科学语言可以看成是公共语言的特殊分支。各种科学语言从功能上来说可以被看成为不同研究领域中的术语。这些术语无法被完全形式化，因为它们根植于日常语言之中。日常语言又是表达我们经验的唯一语言，尽管这种表达的边界时常会混乱，辨别正确表达的规范有时会含混。纽拉特曾说，“系统是一个大谎言”①。在这里，“系统”是指可以被形式化的规范性结构。说它是个“谎言”，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即(AIP-1)中所提到认识规范结构不能完全还原为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形式表征。纽拉特十分重视对数据或现象的不同表征方式。在某一研究境况下，对数据的一种表征方式可以成功地建立一个事实，而另外一种表征方式则可能会失败。而在不同的研究境况下，同一种表征方式的效力则又可能完全相反。比如，统计数据在数量极大的时候，用表格数字的方式来表达常常会令大众难以理解；然而，一旦用直方的方式来表达就会变得清晰易懂。有时，一个难懂的数学公式用图线来表达就会很明了。这不仅对普通大众，就是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图线的表达方式常常有助于使用不同术语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这种促进不同的科学传统相互交流的能力是科学前进的重要因素，因而，也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否认这一点，在纽拉特看来是一种“伪理性主义”观点。②
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分歧，充分地展示了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纽拉特看来，一种反对“伪理性主义”的逻辑经验主义才是科学哲学的出路。秉承纽拉特的基本精神，我们应该承认，许多不能还原为证据和理论之间的逻辑和数学规范的实践性资源，如科学实验和科学工具中的可靠性等，都是科学理性的重要部分。比如，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戴维斯·伯德(Davis Baird)考察了一系列科学工具在建立科学事实和理论可靠性过程中的规范性作用。③这些规范性作用不仅是操作层面上的，也是认知层面上的。这是一种完全超出(AIP-2)所能界定的科学知识理论。
二、弗雷克的思维风格
20世纪上半叶，在逻辑经验主义之外，对(AIP-2)的怀疑和批评，著名的有弗雷克和波兰尼。路德维克·弗雷克(Ludwik Fleck，1896—1961)是医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他在免疫学和细菌学上多年的研究使他坚信，医学研究实践中的认知规范不能还原为逻辑和数学结构。这意味着，对医学的理解需要超越(AIP-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那样从正常现象中寻求规律，而是从对个体的观察中抽象出病态的现象。而且，医学的概念、模型和原则都以成功的治疗为实用目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治疗特定疾病的局部性规范上。在这个过程中，将医学理论还原为形式化的规则并不可取。考察当时的医学界，他做出如下反思：
所有医疗方法，包括顺势疗法和心理分析，都愿意以“严格性、逻辑甚至数学化”为取向，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越精确就越短命。没有比医学更容易产生伪逻辑说明(pseudo-logical explanation)的学科了。越是复杂的现象，就越容易在其中找到短期内可验证的定律，却更加难以获得长久的观念。正是在医学里才可以遇到如是的怪现象：越是糟糕的医生，他的治疗就越“逻辑化”。问题在于，在医学中，我们可以模拟几乎任何事情，这就证明了，时至今日，我们还未能说明任何事情。④
对(AIP-2)的否定并不影响弗雷克对(AIP-1)的坚持，即仍然坚持对医学实践中认知规范的哲学研究。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医学实践所特有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并不完全依靠逻辑和数学规则。弗雷克试图在其名著《一个科学事实的产生与发展》中回答这个问题。在弗雷克看来，具体的科学研究都有其独特的思维风格。这些风格是规范性的认知工具，因为它们指导着科学家进行有目的的观察，并以此为基础产生科学事实和知识。这就是说，它们让科学家们意识到，哪些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哪些是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这里，科学观察不是中立的，而是由思想风格指引的知觉过程。在一个思想风格中，逻辑和数学规则并不总是唯一的规范性来源，社会性规范也是决定一个思想风格的稳定性、适用范围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为了说明这一点，弗雷克对1906年瓦泽曼(August von Wassermann，1988—1925)及其同事发明血清诊断梅毒法的历史做了案例研究。在此发明之前，对梅毒的起因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占星传统将其理解为一种由性欲引起的邪恶；经验治疗传统将其理解为一种皮肤病；实验病理学将其归为与淋病、软下疳等类似的一种性病；而对其与血液关系的研究则是当时性学研究传统的一部分。这些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着什么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和诊断及治疗方法。弗雷克称这些传统为思维风格。
一般说来，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并不总能明晰地意识到正在使用的思维风格。也就是说，思维风格对研究者个人来说常常是隐含的。一个思维风格中不同研究者的工作共同支撑着同一风格，无法确切地认定哪位研究者的工作导致研究的最终成果。这就意味着，一项研究进展可以超出研究者个人所能考虑的范围，因此，该研究应该被看作是一项集体工作。瓦泽曼及其同事们研究的最终结果即血清诊断法，并不是研究之初的目标。研究初始时的目标是寻找梅毒的抗原体，研究的最终结果是逐渐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过程中，研究内容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而研究者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并不能洞察所有的变化。只有在重大的改变发生后，研究者个人在反思达成这个改变的种种细节时，才能意识到之前所发生的种种细微变化。因此，弗雷克认为，决定研究思维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性思维，在其中，研究团体中的成员交换观念并建立相互交流的机制。这是科学智力创造的过程，其成功的运作更加依赖于社会规范，而不仅仅是逻辑证明。⑤弗雷克在抛弃(AIP-2)之后，引入思维风格和集体性思维来理解医学研究的认知问题，这是一种继续研究(AIP-1)中所提到的科学底认知规范结构的新资源。
弗雷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早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它展示了社会因素不仅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方向、进展速度和选题，也影响着科学内容的建立与辩护。这个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比如，弗雷克的研究表明，共有某一思维风格的科学家们倾向于忽视某种反常现象，而不同的思维风格之间会遇到无法互相直接翻译的现象，这些都成为库恩的理论资源。
三、波兰尼的隐含知识
另一位在科学哲学历史社会转向之前对(AIP-2)进行了批判的是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波兰尼提出个人知识理论是为了反对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在波兰尼看来，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是使观察对理论的理性支持成为可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科学家在进行认知活动时，他所在的科学传统以“默会”(implicit)的方式影响着整个活动过程。这个影响是规范性的，例如，要求认知主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对某类特定的对象进行观察，指引认识主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其研究对象。而这里所说的“默会”，是指认知主体对其所在的传统的规范性作用不加反思地和习惯性地运用。波兰尼将这种默会影响称作“信托框架”(fiduciary framework)，并把信托框架所给出的内容叫做“默会知识”。这个框架的规范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先验的和必然的，而是可错的和可撤换的。试图通过分析科学家行为的物理表现来明晰地定义信托框架的规范并不有效，而在信托框架下工作的科学家们可以知道比明晰化知识更多的东西。这是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面孔中识别出一位，但是，我们用语言描述它却很难说得清楚；在大学里，老师训练学生识别不同疾病、各类岩相和各类动植物，用语言描述甚至图像表达，常常不足以让学生获取相应的识别能力，除非学生
运用默会知识的能力和技巧是区分专家和学徒的一个标志。⑦一个科学理论不仅明晰地指出其应用领域，而且可以被专家通过默会知识的运用，延展到它从未进入的领域，从而发现新的假设。而墨守明晰成规的新手，只能局限在运用演绎推理探讨理论的逻辑结果的游戏中。把默会知识的概念引入科学哲学，意味着对(AIP-2)的否定，因为逻辑和数学规范不再是认知规范的唯一因素。理解默会知识的规范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对人类认知心理的经验研究。波兰尼曾尝试运用当时流行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常识心理学的一些资源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在波兰尼看来，默会知识在心理认知层面上的运作表现在整合使经验成为可能的一系列知觉功能上面。这个整合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为“辅助性感会”(subsidiary awareness)，第二步为“聚焦性感会”(focal awareness)。在辅助性感会中，认知主体通过观察形成一个感觉影像，而这个观察并不能被还原为可以清晰定义的感觉予料。比如，我们可以在心中形成某人的面部影像，但却无法清晰地表达出使我们识别这个影像的特征来。在聚焦性感会中，认知主体得以运用知觉对象各部分特征来感知该对象。这个两个步骤结合在一起形成知觉。在知觉中，认知主体的注意力得以集中在某一对象，这个过程需依赖许多他对该对象环境的辅助性的默会式理解。这种辅助性的默会式理解规范性地暗示认知主体以何种方式感会对象。⑧
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哲学对科学观察的理解常常忽略了辅助性感会在知觉中的规范性作用。科学观察中的知觉因素被看成是明晰的或可以被明晰化的。按照这种观点，如果给认知主体足够的时间，他就可以将通过辅助性感会得来的某人面部特征一点一点地表述出来，因此，辅助性的默会式理解最终就可以还原为明晰的表述。波兰尼认为，这种还原处理值得怀疑。首先，认知主体是否能在事后的反思过程中将辅助性默会理解完全表达出来是值得怀疑的。其次，还原处理并未能改变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识别面部特征时的规范性起源来自何处。在认知主体反思辅助性感会过程的时候，他所进行的是从辅助性感会到聚焦性感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开始进行的时候，认知主体就已经获得了对对象的识别，而在之前的识别过程中。使该识别成为可能的规范性来源并不来自明晰的规则。
在从知觉到知识的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所知道的，其实比他自认为知道的更多，即默会知识和默会技能。个人的反思有助于意识到知识的默会层面，但是，对知识的完整理解依赖社会性的批评体制，以保证对个人知识的评价不是纯粹主观性的，而是具有客观性或本体间性。这个批评机制在一个科学体制内首先要保护并提倡科学家个人研究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保障了个体科学家所在的不同研究传统的相互交流；其次，它还要负责建立主体间性的相互交流的机制，以便减少和控制某一研究传统的专断与教条。科学表征和科学说明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是一种值得保留和推广的优点。将不同种类的默会特征还原为某种同质的形式化规范，在波兰尼看来，对科学和社会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意义上，对(AIP-2)的否定也有其科学社会学的意义。
四、走向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
在20世纪科学哲学历史和社会转向之前，对(AIP-2)批评的直接结果是抛弃“实践无关论据”(AIP)的结论，即实践与说明科学理性和科学中的认知因素无关。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果中得出两个极具启发性的结论。首先，对(AIP-2)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AIP-1)的否定。其次，坚持(AIP-1)并且否定(AIP-2)的科学哲学要求从理论为中心转向以实践为中心。前一个结论与什么是可行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相关，而后一结论同什么是可行的科学哲学相关。两者结合起来就给出了科学技术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容的可能性。我们先看第一个结论。
在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中，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的名字经常被提到，这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科学哲学中(AIP-2)的批判为对科学内容进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可能。但是，一些科学技术社会学者却从对(AIP-2)的否定中试图推出对(AIP-1)的否定，即如果科学底认知规范无法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范，那么科学哲学对科学中认知规范性的研究注定会失败，因此，科学哲学应该被社会学研究所代替。这样，科学的规范问题被还原成为社会性的规范问题，所谓认知规范则被看成是一种从属于社会规范的修辞手段。托马斯·库恩在强纲领的研究方案中看到了这种倾向，并评论说：
……强纲领声称所有存在的不过是力量和利益。在有关自然的信念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本身无论被怎样理解都无法起到任何作用。对证据和对由证据推出主张的合理性的讨论，以及对这些主张的真伪和概率的讨论，都被简单地看成为得胜一方掩饰自己力量的修辞手段。因为，被看成是科学知识的不过是得胜者的信念。我属于那些认为强纲领的这种看法实属荒唐的那些人：这是一个解构走入疯狂的样板。⑨
库恩对强纲领否定(AIP-1)的做法持极为反对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库恩自己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也像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的批评一样，被当作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对(AIP-1)的否定。其实，许多科学技术社会学早期研究并没有放弃对科学底认知规范结构的研究，而是强调这种研究需要考虑认知规范在操作中的实践和社会背景。比如，马尔凯(Michael Mulkay)在反对科学知识的标准与社会因素无关这一观点的同时，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标准本身，而是强调“科学知识主张是高度复杂的，其中包括适当性的意会标准与对一致性、意义性和分析的重要性评估之间的微妙的均衡关系”⑩。再如，科尔(Stephen Cole)说：
科学共同体所采用的解决方案的内容是什么，是要受自然界的某种严格限制的。由于把自然界的作用排除在外，社会建构主义很难理解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与社会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我们把自然界请回来，不是把它当作影响科学内容的唯一的或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当作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那我们就能使科学社会学致力于探讨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过程和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据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各种知识成果的。(11)
在这里，马尔凯和科尔指出了科学技术社会学应该走的方向，这种方向要求在否定(AIP-2)的同时，也坚持社会学的研究对(AIP-1)中的认知结构的研究是有帮助的。按照苏珊·哈克(Susan Haack)的区分，这种科学技术社会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好的科学社会学。哈克把科学社会学分成好的和坏的两种：好的科学社会学承认科学是一个社会过程，科学家通过这个社会过程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不仅被社会接受，也要得到证据的支持；而坏的科学社会学是纯粹社会学的，只承认科学的社会性一面，否认证据在知识论层面上对研究成果的支持作用。(12)同时否认(AIP-1)和(AIP-2)的科学技术社会学是一种坏的科学社会学。
否定(AIP-2)的同时坚持(AIP-1)的态度不仅是好的科学社会学所需要的，也是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所希望的科学哲学需要的。这就引入了本文所要说的第二个结论，即这种科学哲学意味着从以理论为中心转向以实践为中心。承认“实践无关论据”(AIP)是导致科学哲学走向以理论为中心的主要理由，而对(AIP-2)的否定使得这个理由无法成立。纽拉特的科学术语、弗雷克的思维风格、波兰尼的隐含知识包括库恩的范式都是把实践引入科学哲学对认知规范结构研究的努力。如同皮克林所观察的：
在科学始终支配着大量听众的同时，众多的学者几乎没有直接对科学实践显露出半点兴趣。他们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关注科学的产物，特别是科学的概念产物知识。这样，对于20世纪大多数英美科学哲学家来说，他们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事实以及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主流如此，对于其当代变种也是如此，甚至对于许多反主流思想的科学哲学家，如保罗·费耶阿本德以及诺伍德·罗素·汉森都是如此。直至最近，在传统哲学领域中才发现了对科学实践的零星研究兴趣，如鲁德维克·弗雷克、迈克尔·波兰尼、托马斯·库恩等人。(13)
把研究注意力转向实践也是否定(AIP-2)和坚持(AIP-1)的科学技术社会学者不可避免的方向。比如，哈克指出，好的科学社会学要能够说明起码以下两点：(1)在接受一个理论时，什么样的证据是好的证据?(2)什么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过程?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对(1)的回答可以简单地这样表述：在接受一个理论T的过程中，好的证据E是由 E与T之间的逻辑和数学规范所决定的。而在好的科学社会学中，证据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得多。它除了逻辑的一面，也参与了因果的、主观的和社会的因素。哈克说：
因果维度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科学陈述的“证据”都要包括经验证据，而认识主体的信念和他经验的关系(如，在他看到一只白天鹅和他的信念“不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之间)只能是因果的，而非逻辑的。个人维度是重要的，因为正是有感觉经验的个人才能看到指示器上的指针和云房里反应的模式。社会维度也是必要的。考察经验证据的作用是，“理论 T是如何被其支持的”这个问题，就被“在一个科学团体里，对理论T的接受是如何在某一时间里被辩护的”这个问题所取代。而后面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势，即认知个人在拥有团体中其他人都已知道的证据后，如何为接受理论T而辩护，而此辩护还要受到团体成员相互之间的信任度的影响。(14)
对于(2)，即什么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过程这个问题，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认为，好的科学研究过程由科学方法决定。科学方法最终可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则，正是这些规则保证了科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而好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决定科学研究过程好坏的标准不能还原为形式化规则，而且，不同的科学实践过程拥有不同种类的标准，包括“系统地批评与测试，而且在每次测试中隔离出一个变量；不同种类的实验设计；不同种类的观察手段，从显微镜到测试问卷；设计数学模型和统计模型的技术；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的参与、合作与竞争等”(15)。很明显，无论对(1)还是对(2)，好的科学社会学要求向实践的转向。
总之，实践转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提供了相容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对(AIP-2)的否定和对(AIP-1)的坚持之上。这意味着抛弃两类还原主义：否定(AIP-2)意味着抛弃传统科学哲学中把认知规范结构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范的观点，而坚持(AIP-1)意味着抛弃坏的科学社会学将所有科学规范还原为社会规范的观点。
【注释】
①Otto Neurath, “Radikaler Physicalismus und wirkliche Welt”, Erkenntis, 4 [134], 1934, pp. 346—362.
②Otto Neurath, Philosophical Papers 1913—1946, eds. by Robert S. Cohen y Marie Neurath,
③Davis Baird, Thing Knowledge, a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④Ludwik Fleck,“Som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⑤Ludwik Fleck,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eds. by T. J. Trenn and P. K. Mert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25, p. 153.
⑥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 Co, 1966, p. 5.
⑦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1962, p. 30.
⑧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⑨Thomas Kuhn, “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1970—1993, eds. by 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eland 200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10.
⑩[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第74—7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1)[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Susan Haack, (1996)“Towards a Sober Sociology of Science”in 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 eds. by Paul R. Gross, Norman Levitty Martin W. Lewis,
(13)[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15)Susan Haack, Ibid., pp. 260—261, p. 261.
（原载《学术月刊》2013年7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