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要论证这样一种论点，即隐喻是科学的理论化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我首先讨论一些关于隐喻的性质的一般性评述，然后思考隐喻在科学中的三种作用。最后，我要思考某些异议，并对关于科学实在论解释的含意做出评论。

1、某些关于隐喻的论点

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特点描述如下：“隐喻在于给出这一事物一个名字，同时这一名字也属于其他的事物；这种转换即是从属到种，或者从种到属，或者从种到种，或者基于类比的立场。”[1] 其中第一个隐喻，从属到种的转换，可通过“我的船在此直立着”而得以说明，这里的属（genus）“直立着”可被替代为物种（species）“抛锚”。第二个隐喻，从种到属的转换，可通过“我给一万个谢谢”而得以说明，这里物种“一万”被替代为属“众多”。第三个隐喻，从种到种的转换，可通过“下班后他们都去了当地酒吧(water hole)”得到说明，这里物种“water hole”被替代为物种“bar”。最后，第四个隐喻，通过类比，即可通过“夜晚是一天的老年期”来说明，这里的类比是，“老年与生命之比等于夜晚与昼夜之比”。

与科学的发展和结构联系最为密切的隐喻是那些依赖于类比的隐喻。下面我将集中于这些类比来讨论。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要试图理解隐喻如何运作的问题。对此，不存在一般的一致性看法。在最近30年来，相关隐喻的文献按指数增加。这里有两种很有用的文献可参阅[2]。即使按保守的数字统计，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与科学中的隐喻相关的文献(不完全的索引)就多达800多种。此外，近来有许多一般性的作品已强调了隐喻在科学推理中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拉克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拉克夫(1987)、奥托尼（A. Ortony）(1993)、因德科亚（B. Indurkya）(1992)、哈瑞（R. Harré）(1986、1988)、赫斯（M. Hesse）(1983)以及索斯凯斯（J. Soskice）(1985)[3]。把这些文献归类并缩减到某种秩序其本身就是一项研究课题。试图重述所有可选的观点既耗费时间，又难以具有明确的结论。代之，我想运用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提供的富有成效的分析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因德科亚(1992)对隐喻在科学中的作用提供了详尽的理论说明，该理论发展和拓宽了布莱克的分析）[4]。

布莱克区分了三种隐喻观：替代观，比较观和相互作用观。替代观坚持，一种隐喻是一种字面表述的替代者。例如，语句“你能把马牵到水里，但不能让马喝水”，既具有隐喻的意义，又具有字面的意义；该语句在隐喻的意义上就是对这样一种语句“我向他表明如何去做，但他不去做”的替代。

比较观坚持，隐喻基于感知到的类比或相似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例中，一个人可以说，夜晚临近即是白天的老年期将至。

替代观和比较观二者都坚持，隐喻在原初是一些修辞手段，并且隐喻本身是可以排除掉的。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中我只是说，我向他表明如何去做这件事但他不去做，或者在第二个情形中仅仅说天色近晚，那么并没有丢失什么内容。这些读物比起那些包含隐喻的读物更平淡和更缺少风格，但是从认知方面说似乎没有根本性的东西被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相互作用观坚持，隐喻是内容扩展。相互作用的隐喻也同样“基于”类比和相似性，但是与仅仅局限于比较观不同，相互作用的隐喻“创造”或者“诱发”相似性和类比。因此，这些相互作用的隐喻不可能被省掉的同时而没有丢失内容。按照相互作用的观点，一种隐喻由如下成分构成：(1)一个首要的主题P；(2)一个从属的主题S；(3) 一组与S相关的含义I；(4)依据我们通过S透镜观察P时，P所要求的一组属性。

在布莱克那里，一个多次引用的例子是“人(P)是狼(S)”。把人与狼并置在一起，能够使我们甚至强迫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观察人类。我们会意识到，人类及其行为具有一些与狼很相似的特征。这种隐喻使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从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这并非仅仅是一方为人类与另一方为狼的比较。我将要讨论，这样的隐喻在科学理论的阐明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2、科学中的隐喻

在科学中，隐喻与模型的作用是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5]。在实证主义的科学构想中，模型与隐喻充其量在科学发现的与境中起着一种次要的启发性的作用，但在发展、扩展和评价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并不具有中心性的认知功能。然而，实证论几经艰难时期。我们可以区分隐喻在科学中的三种独特的(尽管是重迭的)功能。首先，存在着我所称的修辞功能。这种修辞功能一般地说包含了隐喻在教学法、传播中的使用，并且也包含了隐谕在政治修辞学中的建构。对这种功能，我将不在本文中作详述。其次，有一种启发功能。隐喻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大致符合于隐喻在实证论者所称的“发现与境”中的作用。这里可以区分隐喻的两种方向：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向与从世界到理论的方向。最后，存在着认知的(或理论性的) 功能。这些隐喻将促成理论的证明和证实。这些隐喻活跃在实证论者所称的“证明与境”中。隐喻在这些情形中的方向是从理论到世界。按传统的观点，在证实和证明与境中不存在隐喻的建构作用。然而，我将讨论，理论应用过程的重要性质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包含了隐喻。

近些年来，对科学的“语意”分析作为另一种选择已崭露头角[6]。这种语意分析为隐喻在理论的解释和应用中的使用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角色。运用简要的语意说明作为讨论构架，将很方便于建立隐喻在科学解释中地位的中心性。但是，对隐喻之中心性的说明并不依赖于对语意说明的任何观点的接受。我将首先概括出一种语意分析的看法，然后表明隐喻如何在其中变得至关重要。

语意分析把科学理论建构成为具有经验应用的抽象模型结构。对此存在着几种观点。我主要详细阐述基于吉尔（Ronald Giere）研究的一种观点[7]。其基本的思想就是，一种理论即是限定系统的抽象模型的集合。因而经典的牛顿粒子理论是一种由牛顿的三定律与引力定律一起特征化了的系统。那么，经典力学就是由粒子行为、流体运动、波动等这样一些模型的汇集。理论，更确切地说构成理论的模型，具有一些定义性的结构。一种牛顿粒子系统仅仅是一种遵循相关定律的系统，由此牛顿粒子理论是不可检验的。被检验的部分就是吉尔所称的“理论假设”，即“太阳系统是一种牛顿粒子系统”这种形式的现存论断。如果这些假设不被确证，那么其结果不是证伪该理论，而是至多约束了该理论潜在的经验应用。吉尔认识到，根据人们对把科学理论仅仅视为定义的反对，而对他的术语稍作修改的适当性[8]。现在，他更偏好于使用术语“理论”来指称那些已得到概述的理论假设，诸如“某种经验系统适合某种特定的模型”之类的形式。没有太多的东西依赖于这种术语论的观点。我把这种模型结构指涉为“模型”或者“理论模型”。它们都是一些理论所涉及的抽象结构。另一方面，存在着一些经验现象(经验系统)，据称是来例示所论及的结构。对其结果的论断是可检验的，并且按我的看法，这些论断就是当我们宣称检验一种特殊的理论而所要检验的东西。

这里不对这种观点作详细论述[9]。我打算集中讨论隐喻在这种说明中的作用。在实证论的科学说明与语意学的说明之间的根本差别之一，就在于它们看待理论如何与据称要解释的现实世界之间相联结的问题。语意学的途径是，把建构理论作为一些通过符合规则与现实世界相联结的公理系统抛弃掉。那么，理论模型如何获得其解释？我认为，它们通过隐喻来实现。我做出的说明也体现了玛丽·赫斯把科学解释作为“隐喻性重述”观点的精髓所在。这种说明也与库恩下面这样的论题颇具相似之处：常规科学通过把经验现象“化简”为被理解的范例而进步[10]。

现在我转入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隐喻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些例证。我暂且不对隐喻在科学中的修辞功能进行扩展性讨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它引导我们进入那些值得去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讨论的问题之中。隐喻在交流成果和教科书表述中发挥根本性作用本身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说明隐喻在政治修辞的建构中的作用。我仅仅提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社会生物学深受如下控告之苦：什么被认做科学的问题，仅仅是在一个不同名称下的政治学而已。我不这样认为，但不能就此停下来整理这些争论。第二个例子思考人类基因组（genome）项目。这样一种研究的优点及其证明陷入无休止的争论。那些提倡继续进行下去的人们诉诸于“绘图”的隐喻，并且把人类基因组的解决看作一种“绘图”练习。通过对其项目特征化，他们利用探索与征服的形象为自己辩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知识的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o），正等待着无畏的探索者去冒险。那些质疑该项目是否明智的人们倾向于抛弃基因组的这样一种基本形象：它是一块未知领域，为揭示其所有秘密而需要精心制定计划。认为这些相互冲突的隐喻可以从它们支持的事业中分离开来，将是一个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修辞隐喻与认知隐喻交织在一起，这将在下面予以论述。的确，从某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科学都是修辞。然而，这样一种特征化的说法，并没有公正地对待作为修辞的科学与其他作为修辞的概念化活动得以区分的方式[11]。但这是一个大课题，值得进一步单独论述。我转入讨论把隐喻作为启发性手段来使用的观点。

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一般性的方案。

(1)从理论到理论：首先，对某一范围的现象作详细阐述的理论，可以作为判断的根据应用于新理论的建立或旧理论的新表述之中。这样的一些案例很容易从文献中找到，并且这些案例作为发现与境中一个部分通过实证论分析而被认识到。其中一些实例包括：

——达尔文（Charles Darwin）由马尔萨斯主义而起的灵感。达尔文说：“在所有的有机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都体现了“被应用于整个动物与植物的王国之中的马尔萨斯学说。”[12]

——为人熟知的是，薛定鄂（E. Schrödinger）提出波动力学部分灵感，至少来自他对光学与力学之间类比的探索，而这一类比最先在19世纪已由哈密尔顿注意到。在1928年的一次讲座中，薛定鄂说：“把普通力学引向波动力学的一步是一种类似于惠更斯的波动光学取代牛顿理论的进展。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符号比例：普通力学 : 波动力学 = 几何光学 : 波动光学。典型的量子现象类似于像衍射与干涉这样典型的波动现象。”[13]

——上述两个案例或多或少是一些成功的外推实例。当然，这样的类比毋需细述。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而且还未被证明的实例可以从拉姆斯顿（C. Lumsden）和威尔森（E. O. Wilson）的著作《基因、心智与文化》中发现。在本书第7章中，他们提出：“借助生物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分析文化。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心智作为一块岛屿来思考，文化基因就像有机体的物种移入这一岛屿，并且这些物种就此偶尔演变为新的生命形式(‘革新’)或者绝迹。尽管这一类比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糙之处，但它仍导致了关于文化的规模和多样性的未曾想到的洞见。”[14]

在以后的十七年中，这一类比并没有证明象拉姆斯顿和威尔森原本认为的那样富有成效。然而，富有联想的洞见在捕获一些颇具进取心的研究者的想象之前经常处于休眠状态，长达数年之久。

(2) 从世界到理论：这里那些从经验领域得出的类比和隐喻指引了对一个理论的建构和解释，其中没有诉诸于某些先前建立的理论。

——把原子构想为小台球的类比，促进了气体理论的发展（参见赫斯的讨论[15] ）。

——在18世纪晚期，热的卡路里理论取决于并利用了对液体运动与热运动之间相似性。试图利用这种类比性在形式上导致了对以前纲领的摈弃。并非任何领悟到的类比或者构想的隐喻都证明是有用的。

——达尔文在对物种竞争进行特征化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尖劈的类比。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他说：“大自然之脸面可比作一张富有弹性的表面，其上带有一万个锐利的尖劈，这些尖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通过不断的击打而砸入里面，有时一个尖劈被砸入后，另一个则需要更大的力量。”[16] 这些尖劈表示了竞争的物种。当它们被打入表面后，它们就得以形成，并排挤掉以前存在的尖劈。在后来的版本中这一隐喻被省去了，假定因为这一隐喻没有被证明是有用的和启发性的。

——最后，我们可以引证：达尔文诉诸动物喂养与人工选择的事实来指导自然选择理论的发展。[17]

迄今为止我们所思考的隐喻、类比和模型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的作用，一般都被认可，但却被看作是仅仅具有启发性的。即是说，人们承认，隐喻和类比可能在确切地表达某个理论的过程中是有用的，而一旦这种表达完成，隐喻和类比就是不必要的了。然而，鲁斯（Michael Ruse）已论证(并且我认为是正确的)：达尔文使用了来自人工选择的证据，这不仅有助于确切表达自然选择理论，而且也有助于证明这个理论是合理的[18]。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隐喻和类比就在理论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认知作用。

尽管如此，仍存在着一个领域，其中隐喻扮演着一种必不可少的和无法消除的作用。这就是理论应用的领域，或者我所称的“隐喻在科学中的认知或理论性功能”。遵循赫斯与库恩的思路，我打算讨论，当理论被应用于世界的时候，理论的应用造就了对处于研究中的现象的一种“隐喻性再描述”。这一基本的洞见就包含在库恩的如下论点中：在常规科学中，一个理论应用的范围通过被认为“适合”于数据的范例(模式解决方案)而被扩展。在他1962年出版的书中，库恩通过引证伯努里（Bernoulli）对源自水库水流的成功分析而阐明了这种论点。关键在于伯努里“洞见到”水流可作为单摆运动的一种实例来处理的那一时刻。我认为，这包含了对水流的重新描述，即运用精心设计的单摆案例作为隐喻来重新描述水流。在《隐喻与科学》一文中，库恩论证说，这一过程的确是隐喻性的[19]。我应赶紧附加上这一点：这一特定的论题能站得住脚，无论对库恩其他观点作何种质疑。

伯努里案例体现出的真实的东西在一般意义上仍然有效。这里，布莱克关于隐喻的相互作用的观点特别适合。回想一下，按这种观点，一种隐喻是由一种首要主题P，一个次要主题S，一组含意I，及一组属性A构成的。在理论应用于现实的情形中，理论模型或者范例是次要主题。借助于这种次要主题，可阐明经验现象。模型的含意结构对应于与次要主题S相联的含意群。理论的应用导致经验现象P“获得”S的含意结构。由此，我们最终以一种新的方式“看”现象：从水库流出的水流“获得”一种单摆的含意结构；人体眼睛颜色的变换被看作是具有孟德尔遗传学的含意结构，等等。

这里的底线是，理论通过隐喻与世界“连接”在一起。每一次和任何一次，都包含了一种理论模型被应用为一种隐喻。当这种应用是新颖的，我们就会对它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这种应用变成了一种常识，我们时常不会留意到对隐喻的使用。在更加一般的层面上，我们按照这些模型和隐喻来组织我们的经验。仅仅根据一种理论把现象变成数据，这一想法可以按上述看法作如下理解：仅仅在一位研究者把信息“看”作为有意义的范围内，信息变成了证据。信息变得有意义，是由于从一种理论模型的含意结构引发的属性所致。对此，一个绝妙的例证出现在达尔文的自传中。他联系了在贝格尔旅行之前他去英格兰乡村时发生的一件事。

在一些显眼的现象被某个人观察到之前，忽视这些现象是多么得容易。对这个道理，我在这次乡村之行中有了一个饶有兴趣的实例。在伊德沃尔（Idwal）山间冰斗里，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极其小心地检验所有的岩石，正如塞奇威克（Sedgewick）急切地想在其中发现化石那样；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看到了遍布在我们周围存在的奇妙的冰河时代现象的遗迹；我们没有注意到有清楚划痕的岩石、险要的巨石、已到末期的横向冰碛（moraine）。而这些现象是如此之显眼，致使一所被大火焚烧的房子没有比这座山谷更加清楚地告诉它的故事。[20]

注意这种奇妙的用语：“在一些显眼的现象被某个人观察到之前，忽视这些现象是多么得容易”。没有冰河的理论，那些划痕的岩石、险要的巨石以及冰碛仅仅是岩石之堆而已。但是，有冰河理论在手，它们就获得了一种它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意义。它们依据冰河理论的含意结构而获得了属性。

如果这种说明是正确的，那么，理论解释基本上是隐喻性的。至少某些隐喻或者隐喻在科学中的使用具有认知的意义。这些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我们不可能随意摆脱这些隐喻，同时又没有严重地误述科学运行的方式。

3、对一些异议的思考

1)“隐喻不是我的美丽少女的论据”：这来自于沃特·斯格特（Walter Scott）的《奈杰尔的命运》，简明地概括了这样一种观点：隐喻是一些非争辩性的修辞手段，这种手段很少具有或不具有认知的力量。毋庸置疑，必须承认在文学和艺术中许多隐喻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所有的隐喻具有如此的功能，那么对科学中的隐喻所作的上述说明将必定被误解。但是，莱泽戴尔的确论证了，并且我也同意，隐喻在文学上的应用与隐喻在科学中的认知应用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如果是这样，那么某些或甚至多数的文学性隐喻是非认知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隐喻都是如此。在文学应用与科学应用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这一事实，也给予了我们把这些科学中的应用称为“隐喻” 的权利。实际上，我建议把所有的隐喻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线索是把某种主题作为一种透镜来使用（如果我可以使用布莱克的术语），以便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鉴别、理解另外一个主题。

我认为，隐喻是非认知性的观点也依赖于一种关于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特殊论点。我将在下面提出，这种论点是被误解的。

2) 要称一个概念为一种隐喻，就是要质疑这一概念的最终有效性，要提出它仅仅传达“好像之类的东西” 而没有传达实际的真理。在《人类生物学的隐喻》一文中，奥塞·特姆金（Owsei Temkin）承认这一问题，而同时论证隐喻在科学中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这种异议依赖于一种被误解的关于实在性质的观点。对它的表述之一是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的如下论述：

当一个据实的理论获得了成熟性，它仅仅包含了字面的解释：它并没有包含好像之类的东西。当然，科学解释(如果是深刻的话)不仅仅是来自定律或定律之间的演绎，一些机制假说将说明某些假说超越外在的或输入-输出的关系。但是，这样的深层解释、或阐释性解释……都与隐喻性解释格格不入。隐喻性解释因为受限于相似性并没有关注于真实的东西而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引证于莱泽戴尔[21])

兹农·佩雷申(Zenon Pylyshyn)在讨论心智的计算机模型时表述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佩雷申论证了，“计算是一种字面的而非隐喻的认知观”[22]。我想越过关于认知的计算模型的适当性问题，并代之集中于为何佩雷申认为该模型是真的(如果是真的) 而不(仅仅) 是隐喻性的。一是，佩雷申担忧仅仅以隐喻的方式建立的模型的解释力。因而他要求认知的计算模型应按照原文来建构的一种动机就是，他认为（如若不然）认知的计算模型将不能解释思维过程如何运行[23]。

在另一篇文章里，佩雷申指出：“把一个系统作为对实在性的字面说明来接受，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使科学家看到某些进一步的观察是可能的，而其他的观察则不可能”[24]。那么，可以假定，接受一个系统作为一种隐喻性说明就不能使科学家认识到这样的事情。隐喻仅仅是“好像之类的事情”。如果思维的计算模型是隐喻的，那么我们能说的全部内容就是，思维运行起来好像它是一部计算机(但实际上不是)。因此，我们不可能确信通过使用作为模型的计算机而对思维有所发现的那些预测。佩雷申继续说，隐喻的使用“保留了一种不相关的外部系统的一种相当自我意识的强加，而人们相信这种外部系统反映了与原始现象之间相似性的重要方面”[25]。上面最关键的术语是“无关的外部系统”。如果M是一个对P的隐喻，它正在被提出，那么S充其量产生了在M与P之间的一种部分的对等性。我们总不可能仅仅通过隐喻来获得P的“真实性质”的核心要义。

对于佩雷申，字面的说明将优先于隐喻性的说明。但是，什么是字面的说明？隐喻的与字面的区分充其量是难以处理的。诚然，佩雷申并未像他尽量多地把不同于隐喻性说明的字面说明某些方面特征化那样，尽力限定什么是字面层次的说明。他引证了字面说明的四个特征：（L1）它们比隐喻性说明更加稳定；（L2）它们在指称上更加具体；（L3）它们一般更能够被接受；（L4）它们一般(通过相关的使用者)被理解为要把世界特征化为“它事实上的样子”[26]

佩雷申论点之关键在于L4。但是，在探求L4的含意之前，让我指明，佩雷申赞同在隐喻的与字面的之间区分(如果有疑问) 以及他提出澄清这种区分的标准都是“实用主义的” (按照他的语言) 。如果这样，我们会处于一种怪异的立场：一方面，字面的说明把世界特征化为“它现实的样子”；另一方面，隐喻与字面之间的区分是依赖语境的，因而“世界存在的方式”也是依赖语境的。今天什么是隐喻的，可能在明天变成字面的，并且至少在佩雷申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分与事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分似乎是被削弱了。

尽管如此，至于为什么佩雷申如此相信字面的说明而如此质疑隐喻性说明，我们可以从L4那里得到引导。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词是，“世界现实的样子”。我认为，事情继续下去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我们的模型M具有一种“真实的性质”，我们原始的现象P也是如此。若把描述它们“现实的样子”的各自的说明分别称为L（M）和L（P）。在M仅仅是对P的一种隐喻的范围内，似乎我们信奉这种观点：L（M）不可能等同于L（P）。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仅仅“诱发”了在两种领域之间的部分等同性。M保留着外在的和异类的特征等等。但是，这一视角依赖于如下假设：存在着一种语境，即在独立的意义上，M和P是某种特定的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就像这篇论文的标题提出的，那么成为一种隐喻并非是使我们的模型M去承担那种从未完全符合“P实际上存在的方式”的失败。

被误解的语言图景与构成这些异议基础的世界可以表述如下：(1)真实的世界是那些具有固定不变的、严格限定的结构的实体组合；(2)科学家建构了理论，以描述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及世界实际上如何运行的方式；因此，(3)如果这些理论不是字面上的表述，那么它们将从根本上缺少真实性，甚至不可能宣称其目标在于真理。但是，(4)科学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因此，(5)隐喻在科学中不具有中心的地位。

这个论证的第一个前提是错的，因此其最后的结论仍然没有被证明。要表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在此不可能详述。基本上说来，这一论点暗含地假定，认知者被动地聚积预先编排的数据并组织它们。从康德到库恩的长期哲学传统应该使我们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观点。另外一种可选择的视角是，我称之为的“实用主义的实在论”，它近似于由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所建立的观点。这一“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抛弃了前提1，并与上述隐喻在科学推理中作用的观点相融合 [27] 。

3)最后，我们思考所谓的来自无法解释的成功的争论。沃尔夫·梅斯（Wolfe Mays）指出：“如果我们的物理理论仅仅是一些隐喻，那么它们在过去能够实施对自然的某些控制已经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功，将如何可能？这部分原因是，我们假设我们的物理理论具有与世界共同的因果结构。”（引自于莱泽戴尔[28]）

我认为，很清楚的是，这种异议预设了我们上面抛弃的同一种图景。它假设某种理论的成功可依据在T与世界W之间相符合而得以说明。但是，这样一种相符的概念是很有疑问的，并且我担心它并不具有启发性。作为一种选择，我请你们考虑实用主义的成功概念。我们解释或者说明特定理论的成功，是在下面意义上说的：我们具有一种解释为什么T运行的新理论T’，尽管我们现在“认识”了T’，但我们必须推迟作任何说明直到某种T”登场。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某种特定理论的成功(或失败) ，而非说明作为科学整体的成功（详见布雷德的论文[29] ）。

4、结论

尽管我使用了语义理论分析的概要性的观点来构想我对隐喻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讨论，但没有根本性的论点取决于接受这样一种分析。我已经确认了隐喻的三种重要的而相互交叉的作用。除了具有修辞的与启发性的作用之外，隐喻也在科学推理中起着一种重要的认知作用。理论和理论性解释完全充满了隐喻。我论证了，为了发挥作用科学理论必须是字面上的说明，这样的观点依赖于一种被误解的关于实在的性质以及我们的理论与这种实在之间关系的图景。在论证隐喻在科学中的中心作用的过程中，我所论证的不是那种对科学目的在于实在性的真理这一观念的抛弃，而是对我们的“真理”和“实在”概念的重建。最后，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我向诸位提醒亚里士多德曾在谈论诗人时所说的一番话。但是假若以上论述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用亚氏的这一番话来谈论科学家：

无疑最伟大的事情是将成为隐喻的主人。它是一件不能从其他人那里学来的的东西；并且它也是一种天才的标志，因为一种好的隐喻包含了一种对不相似物中的相似性的富有直觉的洞察力。[30]

（原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