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研究活动。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规律，探求真理。政策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具体可行方案与操作模型。科学知识（这里主要指社会知识）不同于制度、政策，科学知识是普遍的、抽象的，呈现为合乎逻辑的理论形态，制度、政策是具体的、特殊的、可感可触的，呈现为物化的操作规则体系。在科学知识与制度、政策之间有一座桥梁，它就是社会工程研究。社会工程研究是综合运用人类所创造的多种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知识，面向现实社会结构，进行制度规划和政策设计，建构新的社会模式的活动。社会工程研究是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出发，将相关科学知识集成起来转化为社会政策的枢纽和集成体。从人类知识形态的存在形式角度看社会工程研究，它是科学知识由理论形态向应用形态转换的复杂活动，也是人们依据科学知识原理不断探索和建构更加合理完善的社会制度模式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一、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从人类知识生产和创新的目的来看，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完善和发展。人们生产、获取和创新社会知识不仅是为了求真，满足人们好奇的欲望，追求人类知识体系的增长，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创造并建构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变革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目的，就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智慧转换成更加合理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第二，从社会生活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也需要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转换。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活动愈来愈知识化、智能化、复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成为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与生存困境（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单靠个人经验与智慧、靠主观愿望是无法解决的，要靠综合和集成人类长期积累与创造的全部科学知识与智慧予以整体性地解决。这就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选择相关的理论、知识，按照明确的社会定向将不同方面的理论非逻辑地统合起来，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实现他们向制度政策方案的转换。

第三，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必要性还在于二者存在着一定差异。科学知识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等特点，它是撇开了事物多种非本质的、偶然性因素的理想状态。制度政策是充分考虑了具体情况和环境约束的现实的、特殊的实施细则，具有明确的社会外在形式。科学的理论、知识固然是社会行动的指南，但不是教条，不能直接拿来照搬照用，变为制度和政策。科学理论、知识只有结合特定的社会现实情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加工与整合，才能转换为形式化、客观化、现实化的制度政策。

第四，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可能性在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高度自组织系统。任何有机体都具有自组织、自调节的功能，一个系统的有机性程度取决于它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程度极高的机体，它具有自我意识，从而异于并优于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自身意识到的，且以某种自觉的形式进行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知识）都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调节和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形成自觉的社会行为。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科技制度等都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自己交往活动的社会主体依据科学知识（社会意识）自觉建立起来的社会规则系统[1]。可见，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主体，人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与智慧转换成满足人们理想与追求的制度政策，实现自觉的自我调节和控制，实现社会系统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有序发展。

第五，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可能性还在于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所造就的知识整体化和系统发展模式提供了知识转换的现实条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和借鉴融合。在当今大科学时代，不仅科学与技术一体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发展，而且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也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从而使跨领域、跨部门、多学科交叉知识的综合集成与系统发展并应用于社会结构等复杂社会巨系统研究成为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制度规划与政策分析设计等社会应用研究的知识体系、思维工具和分析方法，开辟了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相统一的知识整体化视角综合认知和把握制度政策研究的崭新的研究范式，使得立足社会政策实践、注重综合集成、面向社会模式建构与制度创新的应用性综合型社会科学的诞生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背景下，社会工程学作为一门联结理论与实践、沟通现代科学知识与社会政策应用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应运而生了。

二、社会工程研究是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中介

第一，社会工程研究是以社会知识为主的综合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工程是相对于自然工程而言的另一类工程活动，它是人们自觉地改造社会、变革社会、规划设计并实施某种社会蓝图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工程所面对的是社会世界，社会世界是多变量多维度的，是由多层次结构、多元异质因素非线性作用构成的系统集成体，单靠某一学科甚至仅仅靠所有社会科学都不足以真正把握社会系统，只有综合运用以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在内的多种知识和技术，运用人类创造的多种智慧与方法，才能达到真正把握社会世界的目的，找到解决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与对策模式。社会工程研究顺应了当今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更加复杂化、综合化的趋势，适应了从全局和总体上探寻并解决日益庞大和复杂的具有跨领域、强相关性的网络式社会问题的客观要求，它强调从跨学科的视野、方法、维度出发，面向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社会模式建构为核心，把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有效集成，创造性地转换为制度规划与政策设计的艺术、方法和技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工程学是以应用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它把社会理论、规律的基础研究与制度政策谋划的应用研究统一起来了，旨在探索社会知识、自然知识与工程知识等综合知识与技术向制度政策规划体系应用与转换的方法论问题，以求发现架设人类知识和制度政策体制结构之间桥梁的内在规律。

第二，社会工程研究是以应然判断为主导的复杂的知识转换活动。社会历史是由自由自觉的人创造的。由于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建构、创造新的生存发展模式，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变革，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社会工程正是这种创造性活动的生动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选择并统合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制度规划、政策设计和模式建构，不断改善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进步。在社会工程活动中，始终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然而社会工程并不是停留在实然、现实的水平和层次上，而是自觉地以应然判断、理想目标为主导，在“应然”的社会定向下综合集成和整合多种相关知识，使其有效地转换为满足主体理想与追求的制度模式与政策设计。可见，社会工程研究探讨的是社会工程主体在一定价值趋向主导下选择、重构、整合相关科学知识、理论，使其转换为制度运作与政策操作系统等社会实存形式的规律与方法。因此，社会工程研究是以应然判断为主导的，涉及到知识、价值、社会约束条件等多种参与因素之系统集成与多目标优化的复杂知识转换活动。

第三，社会工程研究是社会主体从社会实际条件出发将科学知识（原理）应用化（操作化）、外在化的转换活动。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求真，工程活动的目的在于求真基础上的趋善求美，工程的核心在于可实现性，包括内容上的合规律性、技术上的先进性、路径选择上的代价最小化、实施方案上的最优化、运营管理上的可行性等，社会工程也是如此。理想的、进步的社会工程应当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它的实施建设能真正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人们的生存境况，造福于人们。科学知识作为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形态往往带有一定的“纯粹性”、“理想性”，它往往省略或简化了其发生作用的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然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异常复杂的，充满了各种随机变量与偶然因素的干扰。因此，科学知识（原理）的具体社会应用必须结合特定社会生活条件，充分考虑到它的初始条件（社会结构状态）、社会边界条件和内外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政策操作体系，才能实现科学知识在社会关系实践中的正确有效应用。社会工程研究就是紧密结合具体社会生活条件，运用相关知识探求特定社会系统目标定位和一定社会边界约束下，由某一初始社会状态到达特定目标状态的实施方案与可行路径，即社会规律、原理的具体实现问题，也就是具体社会模式的规划设计问题，包括蓝图设计和过程设计[2]，它揭示人类理论智慧向社会关系实践操作智慧转换的艺术、方法、技术与规律。例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工程，就是从当今我国的社会结构状态出发，从影响和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环境因素出发，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依据社会和谐的规律、机制、原理、干预调控技术等相关知识，规划出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设计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政策架构等。可见，社会工程研究是一项面向社会建设实践将科学知识操作化、应用化、外在化的活动。

三、如何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合理有效转换

我们应充分认识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知识转换的自觉性，大力开展社会工程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转换过程的方法论与规律性，是加速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重要途径。

第一，坚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对多种知识的价值统摄，实现其在特定方向上的系统重构。社会工程谋划、规划、设计和实施建设都是有价值预设的，人们总是从某种社会理想、预期目标出发开展社会工程活动，进行社会工程评价的。不仅如此，社会工程一般包含着多元多维的价值追求，甚至是多种相互冲突而又同时起作用的价值追求，这是由于参与社会工程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社会工程系统内在矛盾要求所决定的，但对于某一具体的社会工程而言，必须要有一个主导的价值取向，以便使多元多维甚至彼此冲突的价值追求在某一方向上协调与统一起来，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于多种不同知识组合、重构、系统集成具有定向、整合和统摄作用，从而使他们沿着某一社会定向彼此融合、互补、嫁接，产生面向制度创新与政策设计应用实践的系统新知识（操作层面上的）。可见，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合理有效的转换，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社会工程应坚持的正确价值取向是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谐、增进公众福利等。

第二，深化社会工程研究，大力探索知识转换的艺术与方法，加快知识转换。社会工程研究所处理的是多维度的网络互动的复杂性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因此它强调要以人类创造的多种知识与智慧的综合作为制度规划与政策设计的支撑理论基础。如何实现不同学科、多种知识、多维度规律的合理整合与动态协调，使他们在制度创新与政策优化这一聚焦点达到综合集成再创造，这正是社会工程研究所要探讨的知识转换的艺术与方法问题。显然，实现这种知识转换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交叉科学的方法、综合认知的整体思维。有了跨学科的视野、交叉科学的方法，才能突破和超越单一学科的局限，实现多种视域的融合，使不同领域知识融合互动、相互补充、交叉渗透，激活各种知识创新因子，围绕所要解决的制度政策等现实问题形成综合创新的新知识成果。有了综合认知的整体思维，才能使来自不同领域、学科的各种知识围绕制度政策设计的特定目标统合为系统性知识图式（结构），并且相互支持、协同作用，产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新的整体性方案。

第三，搭建知识转换平台，努力开辟应用导向的知识转换路径。社会工程研究不是传统的学术导向的知识转换活动，而是应用导向（以综合应用多种知识于社会活动中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知识转换活动。因此，加速这种知识转换需要从各个方面创造相关社会条件，搭建知识转换的广阔平台。从观念层面上看，我们不仅要重视科学理论的认知与解释功能，而且更要重视科学理论批判现实、反思决策、指导政策、评价社会、预测未来的功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上，当前要更加突出其引领社会、服务社会、咨政育人、建构并创造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等社会功能的发挥，激励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科学理论的实践操作与社会应用。从社会管理层面上看，首先要努力在全社会培养一种科学文化，使人们真正建立起社会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要有一整套科学的发展规划、完善的政策体系和适宜操作的理性规则系统的思想观念，强化人们对知识转化之社会需求的自觉意识；其次，改革和优化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更加突出科学知识对社会进步影响力因素在评价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社会评价的利益导向，引导理论工作者直接面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知识的综合集成与融合创新，激活知识转换主体运用理论智慧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创新力；再次，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立一定的制度与机制，赋予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参与国家、区域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决策谋划与落实方面的话语权，激发他们实施知识转换的内在欲望与冲动；建立包括科学家、工程家、政策研究者、公共管理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种重要思考和研究力量理性对话、自由交流、有效互动、合理碰撞和科学整合的社会机制；大力培养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知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多层次主体积极参与、共同协作，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网络系统进行人—机系统协调的社会探索的系统集成主体，使知识转换能够在多行为系统集成、网络互动、人—机协调的现代科技平台上进行；倡导建立一种充分利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知识资源和理论智慧对社会系统进行整合性思考以求综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新思考模式（研究范式），打通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思想通道，从而推动和促进科学知识向制度规划、政策设计等实践性应用的顺利转换。

 

【参考文献】

[1]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4.

[2]　王宏波.社会工程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2.

（原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