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科学合理性问题, 人们通常仅着眼于评析20 世纪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及理论体系。

本文力图从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与境来思考中西方科学合理性的异同, 以此来重新认识科学合理性的丰富内涵。

一 西方科学合理性的形成与理论研究

1.西方科学合理性的来源　合理性论题一直是整个西方哲学与文化所关注的焦点,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合理性观念。

一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学合理性。即数是表述实在的根本性语言, 能提供世界之真理的密码, 能渗透到变化的表象层次下面求得实在的根本范型。这种数学合理性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测度艺术, 同时又标志着一种受教的能力, 是一种识别内行与外行的手段。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没有把合理性构想为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能力。

二是柏拉图主义的启发式想象力与理想化的合理性。其中启发式想象力具有这样一种功能: 即时地闪现实在的整个构造；理想化就是, 真正的科学研究对象(纯数学对象) 仅仅在理想中存在, 是不易变化的和无法感知的, 只有将研究对象理想化才有合理性可言。

三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超越动物的合理性。认为“人是理性动物”, 人普遍具有观察、实验、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坚持归纳- 演绎程序在科学中的有效性, 即从直接感觉经验“进到”“本质上自明的、易领悟的”概念性原理, 同时这种原理能够解释经验事实。

对上述三种合理性观念, 我们往往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其实三种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最终融合并统一在近代科学合理性之中了。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三者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都深信, 自然法则是用数学语言撰写的；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直观归纳”的洞察力与柏拉图主义的启发式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相近；亚里士多德认为纯数学的主题不变, 柏拉图也认为, 在诸多自然事物中数学的对象(如直线、圆等) 更具有理念的色彩, 纯数学对象具有不易性；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倡导“拯救现象”, 寻找现象中事物遵循的不变的有序规则, 亚里士多德同样坚持从观察经验中找出一般原理是科学的目的之一。

2.在近代科学与传统之间: 对立还是连续？ 　通常人们仅看到近代科学家在思维转型上所具有的革命气质: 从哥白尼到牛顿这些近代科学巨匠冲破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宗教传统, 实现了反传统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近代科学与传统之间水火不相容。与此不同, 本文认为, 在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与宗教文化的与境中诞生的过程中, 科学家的思维转型实际上是单向地或碎片式地发生的, 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单面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擅长的专门领域内是伟大的天才, 但一旦超出各自创立的理论或理论命题本身, 他们就依旧在不同程度上堕入古希腊三大合理性观念的框架中不能自拔。下面简析几个实例。

如果超出地球等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这一理论命题本身, 哥白尼并未表现出革命气质, 他仍恪守理想性所具有的不易性是事物的真正性所在, 不动性要比可动性更高贵。哥白尼还信奉毕达哥拉斯的合理性观念, 认为和谐的数学关系是事物的真正性所在, 数学关系越简单,越接近自然的本性；而且, 哥白尼仍沿用托勒密体系中正圆轨道、本轮与均轮等观念。

开普勒的观念仍处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合理性之中, 认为天体的和谐就是数的和谐。他把自己研究工作的目标看作是寻找天体的“音乐”, 并且认为上帝是按照柏拉图理念的纯原始模型创造天地万物的, 而这种模型可看作是数学结构。开普勒在赋予行星运动定律以数学形式的时候, 仅仅把数学看作是揭示上帝预先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 并未意识到数学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伽利略崇尚柏拉图的理想化合理性, 坚持理想化在物理学中的重要价值, 而且, 他完全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即解释性原理(或第一原理) 必须从感觉经验资料中归纳出来。但作为实验方法的斗士, 伽利略竟然否认罗吉尔·培根在亚里士多德归纳- 演绎程序后面附加的第三阶段即“实验验证”的价值, 这是伽利略信奉亚里士多德合理性观念的结果。不过伽利略的“斜面实验”集理想性与实验性于一体, 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相互拒斥的合理性得以结合。伽利略还具有自己的宗教信念: 上帝的第一本书是《圣经》, 而“第二本书”是用字母写成的自然。这种字母即是数学语言, 这是一种毕达哥拉斯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使伽利略把物理学的范围限定于“第一性的质”。

对笛卡儿力图从形而上学中推导出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的观点, 牛顿通过肯定亚里士多德的归纳- 演绎程序合理性来加以反对。牛顿坚持“归纳跳跃”, 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直观归纳”、柏拉图的启发式想象力颇具共同之处。牛顿试图对物体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中的“真正运动”与可观察的或可感觉的运动之间作出区分, 认为只有根据前者才能理解后者,这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在牛顿的公理法中, 还把亚里士多德对实验的强调与毕达哥拉斯对数的强调结合在一起, 构成他的“实验哲学”: 在实验中测定“明显的质”的值。

对于自然哲学与宗教的传统, 16 至18 世纪的多数科学家并不抱有削弱或取代的意图或倾向, 而且非常小心地处理新理论与这些传统的关系, 避免冲突的发生, 他们深知自己的新研究仍需传统的支持和呵护。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不但忠实地坚持了三种主要的传统合理性观念, 而且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与神学家们的意图相同, 即通过发现上帝创造的法则来理解宇宙, 甚至认为自己的研究途径要比神学家使用的文字辩论更能洞悉和贴近上帝的意图, 其方法要比神学家的方法更有效。实际上, 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破裂是在19 世纪才发生的。

在近代科学家的研究中确有一样东西与传统不一致, 即新的理论命题。他们改变的不是这个领域的科学传统, 仅是该领域传统的理论命题而已, 如开普勒的行星椭圆轨道命题仅仅是天文学中“正圆轨道”这一概念的修正, 因此远远未触及一般传统(自然哲学与宗教) 。

但这种“碎片式”创新具有扩散- 集成效应, 最终编织成危及一般传统的新的观念网。

近代科学家研究的另一意义在于, 他们开始从猜想的境界迈入实验和操作的天地, 使人们把实验、数学化、逻辑推理程序等逐渐从古希腊哲人的思维构造物的观念图景中抹去, 而把实验、数学化、逻辑推理程序等归还并统一于科学本身, 使之成为科学的内在属性。

3.西方科学合理性的理论研究及本质所在　科学成功的显现标志了科学合理性研究的开始。近代科学的成功包括求真性、预测性、进步性以及认知性的成功, 这些方面早已体现在16 至17 世纪科学的研究活动中, 但未作为独立的认识价值尺度呈现出来, 也未曾引起人们的反思。广义地说, 科学成功还包括西方奇迹(18 至19 世纪西方工业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观念及现实生活的根本性变革) 、工具性成功(科学被成功地运用于其他知识领域中) 。的确,“西方奇迹”犹如一剂“催产素”, 使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和讨论科学的与众不同。科学独具的价值及合理性标准也随之从各种知识领域中独立并凸现出来。工具性成功则表明科学主义的兴起, 如19 世纪的实证哲学。

康德曾指出, 科学的最高使命是依据所有可能的统一原理触及自然界的最深层。他把理性定义为一种制造原理的能力, 具有立法的功能, 能为人类活动指明目的并确定目的的先后顺序。康德的这种理论理性恰恰被20 世纪欧洲大陆的解释学家(如海德格尔) 所忽视, 因为他们在谈论科学理性时往往简单地把科学理性等同于技术理性。在科学合理性的理论研究中,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 科学不是概念的系统, 而是陈述的系统；基本命题可以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检验, 一个陈述若能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命题则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就是合理的。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这种意义标准并不能阐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 合理性应存在于意义的领地之内而非边缘上, 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都有意义, 但前者具有可证伪性, 是批判的、合理的, 而后者则不然。但逻辑经验主义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本质上都可归入一种逻辑主义的即时合理性。库恩、拉卡托斯等的科学历史主义则力图建立一种整体论的历时合理性, 认为科学合理性应立足于集理论系列、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整体论的评价单元, 同时要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夏皮尔、劳丹等则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合理性标准的历时性。而费耶阿本德极力取消合理性的标准。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认为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认识活动, 理性的接受标准既涉及到文化的价值, 又涉及到实在性与真理性。劳丹、牛顿、史密斯等从科学的方法- 目的的角度阐明科学合理性。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认为, 科学的合理性在于科学给予我们经验上合适的理论。

正如美国哲学家科拉皮特罗教授所称: “任何传统的合理性( rationality) 可以至少部分地通过那个传统超越它自身的能力而被界定。” (V1M1Colapietro , p1297) 本文认为, 科学合理性就是科学将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区分开来的能力或标准, 这种能力或标准是历史性的: 从近代科学发生的角度看, 科学的合理性就是科学超越科学的前形式的能力或标准, 这表现为科学家对实验、数学方法、求真性等因素的聚合能力以及对科学理论的建构能力；在科学与境自身的演变中, 科学的合理性则是科学与境不断的异质增殖的能力。劳丹曾把这种能力界定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 科学合理性又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进行反思活动的结果, 因此科学合理性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思的模式。16 、17 世纪虽然具有了科学的理性活动, 但没有形成科学合理性的理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直到20 世纪初才由逻辑实证主义建立起来。这就像16 、17 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活动的形式, 而科学的概念直到19 世纪30 年代才被提出一样。

二 中国的厚生型技术合理性

按照一般的观点, 中国传统科学具有经验性、实用性、有机整体性等特征。这种笼统的界定容易使人们的视野局限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表层, 难以透视其独特的内在本性。因为经验、实用、有机整体等概念在中西方科学及文化中皆非常重要, 但其蕴意却大相径庭。如何正确定位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特质是比较中西方科学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1.厚生型技术合理性的由来与确立　先秦诸子最早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成为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不过, 在这些价值观念或标准之间存在着多重张力。一方面, 这些张力存在于学派之间: (1) 儒家(孔、孟) 以人性为本, 以道德为经纬, 热衷于救世；而道家则舍人道从天道, 观自然以求静心；(2) 儒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礼、义、信为主题, 而道家只关心人自身, 修身养性、长生成仙；(3) 同样谈及“道”, 但儒家的道是人类社会中的理想境界, 而道家的道是天道, 即自然之道；(4) 儒墨两家同样热心政治, 但墨家关注对科学的逻辑、基本原理的探究, 而儒家则强烈反对；(5) 道家的兴趣在生物和医学上, 而墨家的兴趣则在力学和光学上。另一方面, 各种张力也存在于每个学派之中———对自然的理论探究与技术发明之间本应统一、相互联结, 但在每一个学派那里却互不相容或互相混同: (1) 儒家只关注于“事”, 忽视“物”, 只注重技术的效用, 反对对技术的理论研究；(2) 道家虽关注自然之道, 但坚持道的神秘性并歧视技术发明；(3)墨家则把自然之理、逻辑、技术甚至社会学命题交错混同, 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及价值。

这些张力平衡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稳定结构, 达到一种混沌之美。具体地说, 一是对自然法则的理论探究极其微弱。虽然墨子侧重于自然之理的研究, 但却是诸多张力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况且墨家学说后来很快就衰退了。二是这些探究包含的对中庸之道、混沌之美的崇尚阻止人们去分析自然之理的内在结构。譬如中医学中的望、闻、问、切的“黑箱”诊治法,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去五难”、“十二少”的医学养生之道等。三是对技术发明的关注相对较强, 而形成的技术成果及认识却零零散散, 极不系统。四是诸多张力中的一个共性就是对“厚”生的一致认同和关注。中国传统的技艺大多是从日常生活中得出, 而最终对日常生活有所裨益。因此, 中国古代科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厚生型技术与境, 并体现出一种厚生型技术合理性。

中国的厚生型技术合理性具有双重限度: 一是厚生的限度, 厚生即有利于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与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 无一不是有利于生, 厚生作为中国传统科学产生与发展的目的而存在。譬如, 中国古代官方的天文机构, 虽然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名称, 但它们的设立是为了制定历法, 同时也为了观测天象(垂天象见吉凶, 以求奉天承运或平天之怒) 。在古代, 历法是百姓“生存”(农田耕种、收播) 或生活的指南, 而且中国历代帝王登基都以颁布新历法作为登基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就四大发明而言, 用火药做爆竹、用罗盘看风水是中国古人安分知足、敬畏神明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时火药、指南针是皇帝平天下的手段, 而印刷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公文印章的需求。二是技术的限度。具体地说, 中国古代的技术是指与感官直觉相关的直接的手工操作, 判定一个人技术高低的标准在于他在手工操作中心灵手巧的能力。因此, 中国传统的技术概念的侧重点在于“技”, 包括“艺”和“术”。“格物成器”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技术的蕴涵,“格”即推敲,“成器”是能满足厚生之器用。“技进于道”, 即从“技”中探求“道”。庄子曾言: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 ‘善哉! 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 进乎技矣。’ ……文惠君曰: ‘善哉! 吾闻庖丁之言, 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梁惠王从庖丁娴熟的宰牛“技术”中豁然悟出的是养生之道。

这种厚生型技术合理性形成了中国古人长期探究自然的一种范式, 即“势所必至”。从事任何科学技术活动, 必先融入这种范式, 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实际上, 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抽象的科学理论建构与符号逻辑推演的存在及其价值。

2. 厚生型技术合理性特有的内在规律　在中国的厚生型技术与境中, 人们从事技术发明或创造属于一种随机现象, 其发明的几率取决于探究者个体的数目, 或与探究者个人的经验技巧的累积量成正比。大自然向人类展现的发明机会是均等的, 发明率遵从一种正态分布, 发明的成功完全是“碰巧”的结果。中国在古代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西方, 于是发明者数目就多；相应地, 中国发明成果的质量也随发明者个体数量的增大而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四大发明”在古代中国而未在西方产生, 道理就在于此。在厚生型技术合理性的与境之下,中国科学传统的持续无需一批专门的科学理论研究人员, 也无需进行科学理论的发现与创造；这种与境造就了中国传统科学探究的一种长期惰性或无变革性。

三 对中西方科学合理性差异的解释

我们如何把中西方品格迥异的两种科学联系起来, 置于一种知识构架之中, 同时又能解释两种科学合理性的不同？ 本文试图提出两种解释理论。

1.拟科学的视角　一般认为, 近代科学是科学的真正的第一家园, 在此以前人类的多数知识处于非科学的“废墟”之上。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学说, 但他们的努力在不同程度上都陷入了失败。对此, 拉里·劳丹告诫人们说: “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 或者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不存在分界线, 也没有一条要哲学家或其他人接受的分界线。”(劳丹, 第13 页) 这种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一种严格的二元划界的思维模式, 必然走入抽象法则二元论(nomothetic dualism) 的陷阱(详见王善博) 。与此不同的一种做法是, 寻找在非科学与科学之间的连续性。这种“寻找”已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对近代科学发生历史的精彩论述和洞见中有所体现(巴特菲尔德) 。

本文认为, 近代科学并不是从非科学认识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在非科学认识与近代科学(或科学认识) 之间存在着一块无人问津的“丰厚肥沃的土地”, 这就是拟科学( quasi2science) 。非科学与拟科学之间、拟科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渗透性与融合性。在此,若以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分划界模式来把非科学、拟科学、近代科学也看作严格的三分划界是不确切的。拟科学是科学的前形式, 但不是托马斯·库恩的“前科学” (pre-science) , 因为库恩的“前科学”是指无范式的非科学的知识形态。非科学与科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而拟科学与科学之间的异质性表现得相对较弱, 它们之间以无缝的网络相连结, 这些网络形成了两者相互转化和发展的纽带。拟科学不是虚妄的迷信、巫术或富于想象的神话。拟科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质的规定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形态, 拟科学体现出一种对待自然的合理性态度(Natural Rational Attitude , 简称为NRA) 或理性气质(mettle) 。

按照不同的展现方式, NRA 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理论性NRA , 即从关于理论研究或方法研究的某种理论形态中体现出来的NRA ；二是技艺性NRA , 即从某种技艺发明或成果中体现出来的NRA。与此相对应, 拟科学分为两种: 理论性的拟科学(如古希腊的各种自然本原的学说、中世纪的冲力说、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理论等) 和技艺性的拟科学(如中国古代的各种技艺成果、西方中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创造等) 。上述NRA 的两种类型, 有点类似于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谓“软心肠的”与“硬心肠的”之分, 也有点类似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关于对观念的“热忱”与对事实的“强烈兴趣”之分。

可以大致概括出拟科学的如下性质: 首先, 拟科学仅仅是某种方面(如观念、方法、理论、技艺等)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科学性, 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同时具有NRA , 也并非直接呈现为一种科学方法或科学理论。譬如, 炼金术在目的上不具有NRA , 但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NRA : 实验性以及某种程度的计量性。其次, 拟科学具有演化为科学的内在潜力, 因此一种特定的拟科学成果往往伴随着一种科学成果的出现, 即成对出现。如, 炼金术与近代化学, 燃素说与燃烧学说, 亚里士多德的静止惯性与伽利略、牛顿的运动惯性, 冲力说与近代力学中的抛物体运动理论, 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第三, 不同的拟科学具有不同的演化潜力, 因而具有不同的逼近科学的程度。一般从方法或理论上体现出NRA 的理论性拟科学要比技艺性拟科学具有更强的演变潜力和更大的逼近度, 譬如, 对于燃烧学说而言, 燃素说要比火药发明具有更强的演化潜力。此外, 拟科学具有一种似然性(plausibili2ty) , 某些拟科学的似然性可能表现为一种求真性；拟科学不仅出现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而且还出现在近代甚至现代, 如近代的燃素说和爱因斯坦在20 世纪试图建立的统一场论等。

在古希腊人那里, 两种类型的NRA 处于相互拒斥的状态, 但理论性NRA 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中世纪后期, 西方发生的两次技术变革使技艺性NRA 得到充分发展。本文认为,在古希腊文化中自然的地位高于人, 自然既具有神性, 又具有理性。相反, 在《圣经》文化中人的地位高于自然, 因为人是上帝按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是上帝的最佳作品, 人类具有珍惜、研究、管理自然的自由和权利。这种价值取向有利于技术的发展, 这是技艺性NRA 在中世纪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公元5 至10 世纪, 欧洲发生了手工艺的变革, 11 至15 世纪发生第二次根本性技术变革, 即由原来的工艺、手工业劳作转变为技术发明、实验操作和研究, 规模也从个体过渡为群体化和精密化。在罗吉尔·培根等人的努力之下开始出现技艺性NRA 与理论性NRA 的结合。这种结合使西方的NRA 走向健全, 而惟有健全的NRA的拟科学方可孕育出近代科学。

相比之下, 中国厚生型技术与境产生出的拟科学仅仅是技艺性拟科学中的一种, 具体地说是一种工匠式NRA。中国古代的技艺与西方的技术在内涵上是不同的, 譬如托里拆里(E. Torricelli) 的大气压测量术、伊尔文(W. Irvine) 的量热术等都具有相应的理论储备。

中国古代所谓“马力既竭, 犹能一取焉”是对惯性规律的描述吗？“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物质无限可分之理论吗？《墨经》中的“端”与德谟克里特原子论中的“原子”概念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理论应由相应的理论术语(原子、惯性、无限等) 构成, 马、、尺、棰、端等只是日常生活用语。工匠式NRA 坚持厚生合理性的惟一性, 抑制了理论性NRA 在中国的产生, 致使中国的拟科学无法诞生近代科学。

2.两种合理性模式　作为人类哲学与文化的变奏曲, 合理性论题呈现出两种稳定的、风格迥异的主旋律, 即两种合理性模式。一是平民式的(Plebian) 合理性模式, 简称PMR :合理性就是拥有理由(reason) , 遵从这些理由(或规则) 活动者就可能取得成功。这里的理由是多层面的, 如政治的、伦理的、技艺的、社会的等等, 其中有正确的或好的理由, 也有错误的或不道德的理由。譬如, 商人之间的交易规则、农民累积的耕作经验、儿童的游戏规则、政治策略等。“以成败论英雄”即成功的就是合理的, 这句俗语恰好道出了这种合理性模式的要义所在。二是贵族式的(Aristocratic) 合理性经典模式, 简称ACMR : 合理性就是拥有认知的(或审美的) 理由———精确有效的逻辑推理规则、数学方法、实验验证等, 遵从这些理由或规则, 认识活动就会取得成功。这两种合理性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别。首先, 在对成功的要求上, PMR 对成功取得的方式或成功的层次性没有特别的要求或限制；而ACMR 则对成功有很高的要求, 如可证实性、进步性、真理性,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其次, ACMR 体现了人类对合理性论题的追求, 通常人们仅仅承认ACMR 在合理性中的合法性, 而把PMR排除在合理性模式之外。

中国的厚生型技术合理性属于平民式的合理性经典模式PMR。而西方的科学合理性则属于贵族式的合理性经典模式ACMR , 后来演变为西方合理性观念发展的标准, 取代了自然哲学与宗教的地位。西方合理性的标准是不断变化或替代的, 科学合理性本身所蕴涵的是实证、自我批判(自我异质化) 及反思的精神。中国古代众多合理性观念的标准是什么呢？ 政治神话。“政行则事成, 事成则功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一直被公认是中国人智慧的象征。这种合理性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改变过, 具有长期的一维性, 且自身充满神性的气质并被教条化。借用波普尔的术语,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中西方合理性标准的不同: 如果西方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属于“爱因斯坦式”的话, 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治神话合理性标准则属于“阿米巴式”的。有人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归于大一统的封建制度, 这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封建体制本身, 而在于整个社会对政治神话合理性的标准化及其长期的一维性。因此, 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科学的厚生型技术合理性一直是依附于这种政治神话合理性标准而存在着的。

 

【参考文献】

巴特菲尔德, 1988 年:《近代科学的起源》, 华夏出版社。

劳丹, 1988 年:《分界问题的消逝》, 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第3 期。

王善博, 1997 年:《科学合理性: 在困境与转向之间》, 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 期。

《庄子》。

Colapietro , V. M. ,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Human Reason”,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 Vol .xxvii , No. 3.

 

（原文载于《哲学研究》2001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