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是近40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什么是科学进步？什么是科学合理性？合理性与理性、非理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千百年来，人们提出很多解决方案和答案，这些方案和答案在一定程度和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科学发展和科学发现的实际，推动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它们往往也存在各执一词的弊端，具有理论眼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注意到这些问题，在科学实践中尽可能地博采众家之长，尽可能地进行全面的哲学反思和探讨。

一

在科学哲学中，几乎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逻辑实证主义者、证伪主义者和某些科学实在论者都正确地坚持科学进步的逻辑合理性，他们把真理和逼近真理作为科学的目标，通过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来比较不同理论趋向真理而进步的程度，他们不仅要求新理论能充分解释旧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而且还要求新理论比旧理论解释和预见更多的经验事实。可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严格区分理论名词与观察名词、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的界限的同时，却把这种区分绝对化了。他们把观察陈述看成是自明的、可靠的和终极的基础，认为借助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稳定不变性就可以为它们提供合理辩护。

这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合理性标准的观点遭到历史主义学派的抨击。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从科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批驳了逻辑合理性模式所必然导致的积累式科学进步观。他们认为，科学发展既有连续性，也有非连续性；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与自然界完全符合；理论和范式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工具只有好坏之分，没有真假之别。他们认为不能依赖经验去判决理论真伪，因为观察渗透理论，观察受到理论的污染。他们否认存在一种客观的、中立的、超越于理论之上的绝对评价标准，认为相互竞争的或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理论和范式之间的竞争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采用宣传、劝说、多数战胜少数等非逻辑形式。他们不承认科学进步的纯粹逻辑的合理性标准，认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家集团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理性或范式做出好的选择。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是历史合理性和集团（群体）合理性。

劳丹既反对纯逻辑的合理性模式，又批评历史主义的合理性模式，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科学合理性模式。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科学进步的逻辑合理性模式背离科学史的实际，面临众所周知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是科学进步的历史合理性模式过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决定中的作用，忽视了可能存在的与科学实际相符的更丰富、更精致的合理性模式。致力于寻求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劳丹提出了一个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模式。他认为，虽然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是，只要能够有意义地谈论处理同样问题的不同理论，就可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出合理的比较评价。劳丹反对预设一种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并把它作为科学的最终目标，并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追求具有高度解决问题效力的理论，具体地说，就是尽量扩大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范围，尽量缩小理论面对的反常和概念问题的数目。与传统观点使科学目标与评价标准分离不同，劳丹把科学进步的目标和评价标准合二为一。他指出，科学合理性在于它的进步性，从实用上讲即在于理论解决问题效力的增长。他以问题为核心谈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从而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逻辑合理性又不同于历史合理性的解题合理性。

二

尽管劳丹提出了一种对科学进步和科学合理性的新颖而独特的见解。但是，他的理论由于其局限性，也面临种种困难。可喜的是，我国科学哲学界新一代的学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终于出现了一种尝试着既继承又超越劳丹的新科学哲学。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的是《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马雷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本书。毫无疑问，只有打破劳丹模式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深入挖掘它的潜在活力，才有可能找到一种更开放、更系统、更规范和更精致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情况正是这样，该书作者尝试在劳丹模式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新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协调力模式。该模式着眼于历史的经验研究，重新确立了真理性的地位，重新理解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认为这种效力就是协调力，从而进一步扩大科学合理性的范围，深化了科学合理性的研究。

协调力模式认为，合理性探索既不应该放弃对科学的某种总体目标的追求，也不应放弃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所谓科学目标的变化应当理解为认识主体对科学的某些不变的局部目标的选择在发生变化，而不应对这些局部目标本身固有的价值产生怀疑。

按照这种模式，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寻协调。次协调逻辑的核心理念就是“在矛盾中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协调力、概念统一性协调力、背景技术性协调力，等等。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目标处于优越地位。

协调力模式主张在规范和描述之间、在逻辑和历史之间、在形式和非形式之间、在稳定性和流变性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因此，也很明显地在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一种辩证法的理念。协调力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就在于要在两极之间努力寻找一个较稳固的立足点或平衡点。该模式把“协调”作为核心概念，认为真理性在于协调性，凡协调的就是合理的，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增大。以此为出发点，该模式在科学哲学的诸多问题上得出与现行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该模式所谈的科学合理性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协调合理性。

我们可以看出，从逻辑合理性、历史合理性，经由解题合理性到协调合理性，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每一种合理性模式都试图克服前一种模式的局限性，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走向较大的涵盖性和普遍性。而在科学合理性研究的演进过程中，关于科学的协调合理性模式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哲学体系[1]（《序》）。该体系批判地吸收了各种科学合理性理论的优点，特别是对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突破了其狭隘的眼界，提供了科学哲学超越逻辑模式和历史模式的一种新的更为开放的理论形态。

三

实际上，从次协调逻辑哲学的视角看，次协调型科学哲学新理论的兴起，必将深化我们对科学合理性模式的认识。“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是近30年来兴起于国际逻辑界的一种新思潮。它是作为一种颇带革命性的非经典逻辑而出现的，因为它允许“有意义的矛盾”进入形式演算系统。在逻辑哲学中，非经典逻辑被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扩展逻辑，另一类是异常逻辑。扩展逻辑可以看作是原有经典逻辑的改良和扩充，它不触动经典逻辑的基本公理和规则，只是增加某些新的算子（如模态或时态算子）以及相应的公理和规则。异常逻辑可以看作经典逻辑的革命性改造，因为它尽管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或相近的术语，但它从根本上触动和修改了经典逻辑的公理和规则。次协调逻辑属于异常逻辑，因为它触动了在经典逻辑中从来就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矛盾律，修改了否定词的经典概念。我们知道，经典逻辑把矛盾律视作不可动摇的基础。然而，从非经典逻辑的眼光看，在矛盾律失去普遍有效性即放宽限制之后，人类思维也不会陷入语无伦次的境地。“次协调逻辑”这个术语意味着，新逻辑的协调性仅次于经典逻辑，但又高于完全不协调逻辑。换句话说，在新逻辑中当矛盾的有效性减弱之后，仍能保持一种稍逊的协调性。逻辑所应有的确定性、明确性、前后一贯性和论证力量可以依然如故。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次协调逻辑模式来处理不协调（有矛盾）但有意义的理论。次协调逻辑的思想不仅适合于逻辑学领域，而且适合于一切知识领域。从次协调逻辑思想的视角看问题，有助于我们对科学哲学中有关逻辑与历史、形式与非形式、继承传统与革新传统、稳定与流变等等辩证矛盾的处理和整合，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合理性的协调模式[2]。

次协调逻辑在不协调知识库中的成功应用可以为协调合理性模式在科学认识论中的可应用性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次协调逻辑在不协调知识库上的应用主要涉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原先是建立在经典逻辑基础之上的，而问题在于，经典逻辑承认司各脱规则，即承认矛盾命题可以推出任意命题。这样一来，即便有一万个自洽的命题，只因为存在一个可以推出任意命题的矛盾命题就完全不能用了。而作为“专家系统”原型的人类专家（例如中医专家和西医专家）在看病时意见相互抵触是常有的事。不仅在中医与西医之间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中医内部或西医内部也是如此。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研究者更要解决“矛盾中求协调”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知识库不协调结构问题。事实上，当“专家系统”已经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人工智能研究者才惊奇地发现上述不协调性，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形式方法来处理这类问题。次协调逻辑为不协调知识库的推理提供了一种工具。

在科学哲学领域，实际上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思想。例如，尼尔斯·玻尔提倡“在冲突中寻求和谐”的互补性原则。又如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主张理论增多原则，提倡引进与似乎最可信、公认的背景理论相背离的新观点、新概念体系或竞争对手，最终还是要达到新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创新原则同样渗透着次协调精神——在冲突中寻求协调性[3]。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科学哲学领域，按照次协调精神，下述观点的合理性不难得到证明：科学合理性、进步、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直接目标是逼近间接目标的手段，只有通过直接目标，才能逼近间接目标。科学是进步的，其进步是合理的。科学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请注意，这也是矛盾辩证法的基本理念）。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合理性在于协调性，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一个理论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协调力。因此，科学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三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理论只有在比较中才有优劣之分，才能体现进步，得到评价。科学合理性的最高标准与科学发展的实际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具体理论、工作理论和超理论三者高度的对称性协调。这里所体现的正是次协调逻辑的哲学精神，这也是科学哲学中新创的协调合理性模式的精髓或本质所在。

总之，次协调精神即冲突中寻求协调，在冲突与协调间寻找合理性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逻辑学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深入理解科学发展和逻辑发展，深入理解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理论，深入理解科学合理性与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等哲学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性。

四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理论的兴起对当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美国的分析哲学已经经历了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的转向，而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也经历了自然化转向和经验转向。当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似乎也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转向，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对科学技术实践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关注科学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当代科学发展最前沿的问题至少涉及三个学科：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认知科学。因此，中国科学哲学所关注的应该是与这三个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以及有关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不能局限于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而应该探讨科学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不探讨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有原创的有特色的中国科学哲学。第二是主张密切联系科学思想史研究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如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哲学、系统科学的哲学等），走分科化科学哲学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文理科的严格划界，主张跨学科的思维模式，主张将知识可误论引进到科学哲学和逻辑哲学，并按非经典逻辑模式大胆改革经典逻辑（包括修改基本定律）并推动科学哲学的发展。第三是致力于各学科和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综合到分化再到综合的历史过程，在分化中体现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分化；同样，在科学哲学中，情况与科学发展相类似。科学哲学在分化的同时必将出现综合，或者叫分支融合。例如，次协调逻辑的发展就是分支融合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对于次协调逻辑，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作过颇带辩证法意味的一个评价。他一方面认为，次协调逻辑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4](p.3)；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非经典逻辑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不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冯·赖特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用次协调逻辑和相关的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的处理，有助于阐明它的那些不大适合理性理解的特征[5](p.166)。尽管冯·赖特对黑格尔辩证逻辑存有偏见，但他主张用次协调逻辑以及有关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加以处理的看法却颇有见地。与逻辑学经历了分支融合的情形相类似，科学哲学也正在经历着分支融合的发展历程。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科的渗透和融合，这已在我们的前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其次是科学哲学内部各分支的融合。例如，人工生命哲学是计算机科学哲学与生命科学哲学两大分支的融合，认知科学的哲学是人工智能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分支的融合或综合。

综上所述，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中国科学哲学研究应当关注科学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探讨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其发展方向是密切联系科学思想史研究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其发展道路是致力于促使各学科和学科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开创有特色的中国科学哲学发展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马雷．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桂起权．次协调形式系统——矛盾中求协调的逻辑[J].武汉大学学报，1992,(4).

[3] 任晓明，崔清田．逻辑的多元化与逻辑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J].哲学研究，2003,(增刊).

[4] 桂起权，陈自立，朱福喜．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5] 冯·赖特．知识之树[M].陈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原载《南开学报》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