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必定是跨学科的”

记者：从哲学发展史上看，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技术哲学的兴起？

唐.伊德：显然，在哲学史上，技术哲学很晚才出现。部分原因可能要归结到哲学传统中的某种偏见，即认为哲学主要是关注那些理论的、思维的和抽象的题材；而技术则更多的是物质的、具体的和特殊的。19世纪时，马克思和其他新黑格尔主义者才开始对生产方式和技术等产生兴趣。这应是鉴于工业化进程中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和不断增强的力量，而引发的某种反响；但这种趋势也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无论如何，那时人们最多也只是在某些方面用到了技术。但现今的技术哲学，却是一个在20世纪才有的现象，当然也有观点把19世纪晚期也纳入了进来。我个人认为，技术哲学戏剧性地登场应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这段时间。一战是第一场工业化技术——机关枪、坦克、飞机——被全面应用的战争。这场战争明显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欧洲哲学家。无论是博达耶夫、加塞特，还是海德格尔、亚斯贝斯，几乎所有20世纪中叶的主流哲学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论及了技术。当然，其后的二战把这种影响又提升到了更高的程度。我有一个叫伊万的学生准备参与一个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研究项目。这就促使我想到，某种程度上正是技术促成了战争及其惨烈的结局，但很少有人就这个题目做研究，这是很值得奇怪的事。

记者：较之上面提到的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思想家，美国的技术哲学对技术的反思有其独特的风格。能就此作一些说明吗？

唐·伊德：1997年，有一批荷兰的技术哲学家用荷兰语出版了一本著作，题目是“从蒸汽机到电子人：新大陆上的技术之思(From Steam Engine to Cyborg: Thinking Technology in the New World)。后来我把它译成了英语，取名为“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的转向(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he Empirical Turn)”。书中，荷兰哲学家们评论了六位美国技术哲学家，并总结到：美国的技术哲学和20世纪中叶海德格尔及其他大陆哲学家那样的欧洲技术哲学很是不同。前者更经验化，倾向于在实际和具体的场景中关注各种不同的技术，更多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立场。我认为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当然，包括我在书中谈到的六位，本身并非有意要表现出某种风格，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回应那些或许是过于抽象、过于超验，以及我认为过于乌托邦的欧洲哲学教父们。

我觉得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必定是跨学科的，它不应是一门“纯的”哲学学科。它应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例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最起码是从某些科学哲学那里获取。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才能促成21世纪的技术哲学。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尝试，但我认为采取实用和经验的立场是必须的，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技术和技术发展方向需要我们做全面和具体的探究，以取得有思想深度的成果。

“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后主观主义者和一个后客观主义者”

记者：“后现象学”是您的研究方法。后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看待认为现象学是主观主义的批评？

唐·伊德：我总是很具体地来研究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现象学是实用主义的现象学。这一“物的”现象学与经典的现象学有相当的不同。那些超验的残存有笛卡尔式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家与我毫无共同之处。胡塞尔其实在某些方面是带有这种主观主义的。从具体化的意义上说，我更接近于梅洛－庞蒂，或是后期胡塞尔。因此如果以胡塞尔的早期现象学作为标准，我总是被当作一个异端。当然，我只是对现象学做了一些改动，说明了（知觉）综合是如何可能的，经验又是如何可感的。在这个角度上，我还是能被归结到现象学的一般传统中。

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后主观主义者和一个后客观主义者。主观和客观，只是现代认识论在其早期的一个发明，源自于笛卡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引入的：外部的物质现实和内在的主观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对这种公式化的东西我是坚决抵制的。所以，我宁可是一位相对论式思想家——不是相对主义者。相对的意思就是：人们总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谈论事物。比如，在分析各种技术时，你不能仅仅考察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使用者的主观描述，或是技术在环境中如何运作这样的客观情况；你应该关注的是：作为个体或是社会的人，与相应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记者：您的博士论文是英语世界中第一篇全面研究保罗·利科的，您曾说“利科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结合的努力，避免了现象学的主观化倾向。”利科的这一主张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唐·伊德：是的，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我的第一本著作——《解释学的现象学：保罗·利科的哲学》都是关于他的。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潜意识中，我确实从早年的所学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利科的研究方法通常是跨学科的，他总是试图从其他学科中提取对自己适合的东西，然后将之放到现象学的框架中，当然常常是间接意义上的。可以肯定，我是继承了同样的研究路数的。同样，在用解释学或“批判的阐释”纠正现象学中过于主观化的方法上，我们也有共通。利科还专门把胡塞尔和现象学解释为：去发现“在世界中”的，而不是在主体中的最初证据。对于他的这一侧重，我是接受的。但另一方面，利科很少直接论及科学和技术，就算在谈到这些现象时，他的观点也更多的是重复海德格尔或早期胡塞尔。较之这些论点，我的研究方向则是偏离他的。现在，当回顾我的研究生涯时，不得不承认许多被认为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东西，其实是受了利科的影响。

“技术不能脱离物的状态而存在”

记者：关于“技术”是否可能给出一个概括性的定义或描述？如可能，您的定义是？技巧、程序等非实体性的方法是否属于技术的范畴？

唐·伊德：我总是试图避免对事物下“定义”，因为这么做会导致范畴误用。我的技术观可被归结为相互关系本体论(inter-relational ontology)意义上的。我的现象学是一种“关系”的现象学，例如人—技术—世界或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更类似于拉图尔(Latour)的理解：人和非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或者如我所表达的“最小的分析单位是：人与运行着的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仅就其自身来说不能成为技术。我不认为技术应包括方法层面的东西。可能有人会说，技术是体现在物化的产品之中的，通过产品可以间接地学到技术，并能将它应用到诸如思维、方法等之上；但我坚持认为：技术不能脱离物的状态而存在。福柯等称语言也是一门“技术”，我不敢苟同。

记者：在您分析技术和人的关系时，知觉是一个必定要涉及的核心环节。关于知觉您又将之分为属于感官的微观知觉和属于文化层面的宏观知觉。如何区分二者，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唐·伊德：实际上，这正是关键性的“具体化”的内容。在《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一书中，微观知觉基本上就是“生物学”维度上的感觉知觉。它是人们产生关于世界的经验的必备条件。但微观知觉也被宏观知觉渗透着，后者通常也称作解释学的或文化的经验。显然，二者之间没有清晰区分，它们相互渗透着。但同时我也发现，当宏观知觉占据首要地位时，就会产生某种危险。因为那样的话，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都可能导致拒绝承认具体化过程中的材料性因素，而成为某种无原则的相对主义。我常用一个图形／背景(figure/ground)的类比来说明二者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大致背景的话，图形本身就根本不可能显现；没有哪个图形仅凭借自身无需背景就能显现自己的形状的，如果它还算是图形的话。

记者：是否能这么说：从工具实在论的观点出发，您发明了“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这个词？如下观点中您更赞同哪一位？技术科学是科学中较为发达的一种；或者，技术科学是对科学的某种特征的描述，科学的本质就是技术科学。

唐·伊德：也许我得出的将是一个更加激进的结论，并不包括上述二者。技术科学指的是：所有的科学都是具体化于各种技术中的。对于此，我现在正在做一些论证性的工作，比如考察古代的、史前的和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在很早的古代，可靠的天文观测已经都是运用标准化的仪器来进行的了。由此历法得以产生，人们也获取了关于天体运动、太阳位置等的知识。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古代的科学。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9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