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论开始寻求综合科学哲学与社会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然而,在这种综合中,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传统科学哲学趋向的哲学家是把社会消解在认知因素之中,而具有社会建构趋向的科学社会学家却是把自然消解在社会之中,两者都还是在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结果还是没有走出表征层面上的无意义之争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转变研究视角,即从作为理论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转向科学实践的辩证法。为此我们必须放弃在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康德式的认知框架,转向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关键词:科学论;理论;实践;历史辩证法　

 

上世纪70年代后,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建构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劳丹与布鲁尔有关合理性问题之争¹。在这些争论中,各方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但却是隐藏着的前提:自然与理性在一方,而社会与非理性在另一方。双方还享有另一个共同的默认前提,即认知理性与社会性相互排斥,每一方都偏爱自己的解释因素。社会建构主义者仅认同科学内容与科学研究细节中的社会利益、修辞与权力。他们认为认知理性受控于规则、算法与计算,而后者都与心理与社会因素有关。科学哲学家对理性的捍卫无非是想表明科学活动能够在概念上消除科学成就的特殊的社会与历史语境。相互间的对立(科学探索完全是由规则的计算所控制的或者科学探索完全是由社会利益与权力所决定的)被自然与社会的两分所维持。长期以来,自然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处于对立状态,认知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排斥。如果一种认识实践在认知上是理性的,那么它就不能是社会的;反之,如果一种认识实践是社会的,那么它就不能是认知上的理性。一般说来,关注于科学理论的证据或辩护理性的逻辑实证主义持有理性或认知的态度,而社会建构主义却关注于非证据(意识形态、职业利益)或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正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前提、不同的方法,争论的双方很难说服对方,更不用说达到统一,双方的争论因此成为永无休止的无果之争。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脱离了科学实践去谈论自然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从而把认识论与社会文化分析的活生生的有机联系强行分离开来。

自社会建构主义后,科学论( Science Studies)开始寻求第三条道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综合。然而,在这种综合中,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传统科学哲学趋向的哲学家是把社会消解在认知因素之中,而具有社会建构趋向的科学社会学家却是把自然消解在社会之中,两者都还是在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

一、哲学家的还原

拉瑞·劳丹、爱利文·哥德曼(Alvin Goldman)与菲利浦·基彻是对社会学家做出了最为激烈批判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视社会学家的工作是危险的相对主义。他们的工作直接指向社会学家的哲学结论的重构。劳丹与布鲁尔进行了有关合理性之争,哥德曼与基彻深化了劳丹的讨论。哥德曼与基彻虽然认真对待了社会认识论,但两人都趋向于把社会因素还原为认知因素。这二位哲学家最终都预设了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都坚持着实在论,而且还是一种自然实在论。

(一) 哥德曼的还原。

哥德曼从其认知立场出发,认为科学家是被那些最好的证据论证所说服的,证据表明了自然的真理性。哥德曼的做法是把公众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因素的分析视为这样的断言:即这种分析只表明了个人利用私人利益来压制认知判断。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家的分析只适用于对科学家的道德与智力的诚实性的批评,而不是对制造科学知识的纯粹逻辑方法的不充分性的批评,因此,知识社会学被哥德曼视为与复杂的科学表征无关。为了论证他所反对的,哥德曼引用了夏平与谢佛的话:“那些最具有权势的联盟的人将会取得胜利”^{[ 1 ]279} ,还有拉图尔的话:“当一篇文章的外行成为作者观点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时..将会从权威走向更加权威,联盟与资源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1 ]280}

哥德曼认为这些问题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如联盟存在可能意味着残忍的政治力量,意味着科学与智慧,意味着一种自然过程比其他自然过程更为显著或更为真实,或更具可操作性;一篇文章的权威同样可以使其他科学家分享作者的观点;联盟也可能意味着人与非人类的联盟。然而,哥德曼最后把这种说服与联盟还原为认知或自然的力量。社会学家相信论题1:科学家通过较多人数的力量或势力被说服。哥德曼声称科学家之所以把人数看作对其工作反应的标准之一,是因为其工作结果被相当数量的同行评论家所认可,这种数量是通向真理的一种可靠的保证。因此,他认为第一论题的真理性能够在认识论上被重述为:科学家相信较多人数的力量或势力,这是因为他认为大多数人的观点是真理的可靠指示器。在哥德曼看来,社会学家错误地把证据的集体判断的程度理解为政治的行为。

同样,哥德曼也这样看待权威。

社会学家相信论题2:那些能够说服科学家的是高级的科学权威的力量与影响。

哥德曼提出了论题2的认知表述:就科学家被权威说服的程度而言,那些能够提高可信性的因素主要是一种对权威的可靠性的判断,也就是听者对权威的正确性的判断。

最后哥德曼批评了夏平与拉图尔的工作,即那些引起听者相信或不相信一位说话者的断言的东西是听者的政治与职业利益。他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哥德曼对政治与认知命题的区分是把理性与社会之分直接应用到夏平与拉图尔的引语的结果。他指出,社会学家偏爱政治命题,虽然这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可能的解读,但它不适合自然科学。哥德曼认为应该区分政治与认知命题。他指出沃森与克里克并非是享有高度声望的科学家,但他们的双螺旋状模式很快就被科学界接受,这是因为他们的推理与证据的特征使他们赢得了公认。

总之,哥德曼从一维的认识论角度去评价科学的社会研究,包括把科学研究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因素都还原为个体信念中的认知因素。

(二) 基彻的最低纲领的社会认识论。

在其《科学的进步》一书中,基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途径,企图把科学的成功主义的解释与科学的辉格史、某种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怀疑主义的反实在论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最低纲领的社会认识论。“传统的科学哲学把优越性赋予自然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理论则强调优越的社会语境。我提倡探索两种力量的相对贡献。”^{[ 2 ]167}

基彻在这本书中的目标是把他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与科学哲学的合理性直觉联系在一起。与哥德曼一样,他为科学的合理性与进步性进行辩护,反对社会学家的歪曲。基彻的解释依据三个重要的因素:一种研究的探索,一组规范的概念,一个社会认识论的提议。基彻用一种动态的探索来否认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的静态表征为一组逻辑相关的命题。探索是一个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成功的探索结果是斗争与艰苦工作的结果。理论与假说并不是有待证实与反驳的东西,而是在争论过程中被改变或精致的东西。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实践,个体与共同体的实践。按照基彻的看法,共识的实践是由语言、一组被某一领域确定为非个人的、带有一种辩护结构的陈述或表征,一种解释框架,一组权威的范式,确定权威的标准,一组范例化实验,观察与工具,以及辩护的标准,一组方法论的范例与原则等等,所组成的。个体实践只是这些成分的个性化体现。基彻利用个人实践与共识实践的差异来解释科学共同体中的差异与变化。基彻把逻辑实证主义的认知因素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因素是一组规范的认识论概念,以提供成功的解释,它们是“有意义的”或“有意义的真理”、“认知进步”,一种合理性的标准。认知进步体现在他所称之为科学探索的目的:揭示自然的结构。随着我们制造了认知进步,我们就更能够指称自然种类与特殊的指称物,建构一种自然界中客观的独立(包括因果关系)存在,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完成这两个目的,把意义归咎于问题与真理,这与它们对进步的贡献有关。

第三个因素是基彻提供的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纲领:利用决策论与非古典经济模式来阐述科学共同体的最优组织。与哥德曼一样,基彻认为对可信性(可信性是对科学工作的认可)的追求是科学的特征之一。他们认为个体科学家对可信性的追求可能会加强对真理的追求。基彻与哥德曼认为,通过采用经济或决策论的模式,可把可信性引入认识论。决策论途径所做的就是把可信性与真理都视为效用,然后表明科学情境的限制有着重要的影响,被设计的行动能最大化可信性与最大化真理。这是基彻与哥德曼赋予社会认识论的共同事业。基彻说:“社会认识论的一般问题..是确定在认识论上被很好设计了的认知系统,如特殊的条件,在其中,一群科学家,根据各式各样的规则进行操作,以修改他们的个体实践,在其相互作用中成功地产生出一种共识实践的进步结果。”^{[ 2 ]303}哥德曼说:“社会认识论的恰当领域是能权威地影响信念形成的社会过程与制度安排..社会认识论应该根据真的而不是假的信念来评估各式各样社会过程与制度安排。”^{[ 3 ]}这种对社会认识论的描述,表明对这两位作者来说,这是认识论的规范性的事业,即强调那些能够取得真实信念的社会过程与制度。在基彻的社会认识论中,共识实践中的变化来自于个体实践的改变,而个体实践的变化来自于两个过程: 与社会的相遇和与自然的相遇。与自然的相遇包括自然对认知系统的刺激,这些刺激在决定系统的新状态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与社会的相遇包括科学家与同行的交谈,在其早期训练过程中认知的发生过程等。在基彻看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到了科学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力量(共识规则的塑造,与同行的交谈,在较广泛的共同体中训练过程与社会化) ,不过,他认为这些社会力量扮演着比自然更重要的角色,以致最后忽视了自然。

基彻整体的论证策略是反驳反实在论与建构主义方法的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的基础,用对理性与观察的社会学的解释来取代它们,以支持科学实在论。这些解释随后被用来重新分析建构主义的关键案例,把它们定位在随后的宏观的认知进步的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中,他讨论了与自然的重复的相遇如何使个体与共同体两者相结合,个体的实践如何进入共识的实践之中,共识实践如何与自然相结合等问题。基彻认为,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我们正在朝着一种统一的对自然的真实解释前进。他的任务就是展现这种进步如何成为可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具有明显的个体主义与心理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他把个体、个体的信念与个体的变化看作他的本体论中的原初的、基本的因素,而共同体的状态或内容被视为在因果观念上依赖于个体及其信念。

然而,对社会与自然二分法的承诺使他不能够充分地利用社会学家的或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因此损害了他试图提供的哲学上更为合理的重构。

20世纪80 年代,建构主义对科学争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为社会学家认为科学争论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窗口,使人们能够看见科学探索的真实特征,科学争论充分显现出情境的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原则的特征。基彻认为合理性应该被利用来分析信念的变化(不是信念的语境) ,提出了他称之为“外部的标准( ES) ”,这就是基彻所提出来的“科学争论终结”的模式,其目的是利用理性信念的变化来取代信念变化的极端的建构主义解释,用证据来说明科学的终结。按照ES的标准,从一种个体实践变化到另一种个体实践是理性的,当且仅当“一个使变化得以出现的过程有着至少像人类经历认知语境所利用的所有其他过程一样高的成功比例,这种认知语境尽可能地包括人类与刺激物的最初实践的所有可能的组合(如果世界就像它所展现的那样,人类感觉器官的特征) ”^{[ 2 ]189}。

在阐述了理性主义者(正确的方法)与反理性主义者有关争论结束的模式之后,基彻提出了他的折中方案。在争议的早期阶段,由最终的胜利者所经历的过程可能并不比其对手所设计的能更好地促进认知过程。然而,“当在共同体中显现出一种包含一个改进实践过程的广泛可利用的论证,当借助于外部标准( ES)来进行判断时,这种改进显然会比其他过程更有利于提高认知过程。把这一过程整合进共同体成员的思想,胜利者就会增加权力”,结果,争议被终结^{[ 2 ]201}。换言之,在争论的最初,立场、所偏爱的方法、标准等都可能受到所有因素的挑战。然而,一个领域的争论的解决,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的显现而得到的,即优先关注于在这一领域中揭示出自然种类的事物与客观实在。也就是说,在这一模式中,开始是社会的,而结论是理性主义的。

总之,基彻对理性的解释是企图表明认知实践如何被自然所建构,其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好的理论(进步的理论) ,他与哥德曼和哈克的看法一样,认为理性是寻求真理,而社会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等同于偏见,而且还会背离真理。一种理性信念的变化是理性克服社会因素的过程。他们对认识论个体主义的承诺更进一步地强化了认知过程总是与社会过程相对立的假说,模糊了某些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相结合的可能性。

二、社会学家的消解

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却急于把自然因素消解在社会因素之中,这方面,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朗基萝(Helen E. Longino)提出的“批判语境经验主义”最具代表性。朗基萝称:“它捕捉到了我所强调的社会维度。它突出了在认知实践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我的目的是综合科学的社会研究与哲学分析的概念性与规范性的反思..规范的概念必须要说明经验的社会研究,除此之外,科学知识制造实践的关键因素(观察与推理)是社会的,这就意味着科学中的认知过程是社会的,我讨论了我们所理解的知识的属性或关系意义中显现出来的社会性解释的意义,给出了什么可能算作是内容的成功解释,从而解释了知识的内容”^{[ 4 ]97}。这就是所谓“认知的社会化”。朗基萝对科学哲学中的观察、推理等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的消解,随后提出了她的社会认识论。

(一) 观察。

朗基萝称:“我已经讨论过确立观察资料是一个社会过程。确定一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是真实的结果,什么是实验情境下的人为的结果,什么是新的数据,什么是实验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群体成员中的‘谈判’或批判性讨论来完成的。”^{[ 4 ]99}

朗基萝的上述结论借助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工作。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林奇(Michae lLynch)揭示出解释数据工作的社会约定特征。在一篇讨论天文学中数字元影像的论文中, 林奇与塞缪尔·埃杰顿( Samuel Edgerton)描述了解释与阐明银河影像的显著特征的主观际性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卡诺·诺尔—塞蒂娜( K. Knorr-Cetina)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在一篇论文²中,诺尔—塞蒂娜与克劳斯·安曼( K. Amann)报告了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这一实验室用凝胶体电泳技术来识别一个DNA 样本的分子构成。这两位社会学家提出一群研究人员为“什么是一个胶片中实际所显现的东西”的更为确定的解释而进行的各式各样话语相互作用问题。一开始,胶片被视为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解读,但最终只有一种被选择出来。两位社会学家的看法是,这种稳定性解读出现在一种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不是在普通感觉的对象之中,也就是说,胶片自身没有变化,也不存在其他更好的和更准确的表征。胶片一直不变,而对它的解释却不断变化着,直到最终的结论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出现。在这方面,不仅对单一的胶片的解读是社会的,而且最后的表征,那些通常表现在出版物中的东西,抽象出来的胶片的共同性质,也是社会建构的。因此解释实际上把社会性整合进入数据的建构之中。当这一胶片排除了众多的可能性时,其所留下来的对最终结果的唯一共同解读不能够被解读为是由胶片所赋予的,没有什么规则能够担保所涉及的科学家最终或独立地借助于与胶片的证据相吻合的理由来达到同样的解读。

观察对社会的依赖同样出现在理查德·格拉迪(Richard Grandy)对奎因式的实体所下的定义之中,一个观察句子:“如果共同体C中至少百分之n的人数同意对模数M的S中的所有的刺激进行肯定、否定或不做判断,模数M的刺激模式集S就达到了n的程度,那么O对共同体C来说就是一个观察句子。”^{[ 5 ]}格拉迪注意到任何比例的变化都将改变观察陈述的集。共同体越小,观察句子集就越大,两者成反比关系。那些对共同体来说被称为观察陈述的东西将依赖于这些分歧如何在共同体中被解决,共同体外部的法庭并不能够做出这种裁决。

朗基萝的结论是: 上述“研究表明了科学观察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观察数据导致了观察报告被秩序化与组织化,但这些秩序化过程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观察不仅是一种感觉,而且还是一种有组织化的感觉,它满足那些与范畴、概念与类别的要求,而这些是社会性地被产生的。秩序化过程与组织化过程是社会过程”^{[ 4 ]100}。

(二)推理。

涉及科学知识制造的第二个主要的认知因素是推理。推理,它追踪数据、理论与假设之间的证据性支持的线索。个体的大脑与心智当然介入了计算,但推理(至少科学推理)并非仅是计算;它把不同种类的信息综合在作为结论的产品之中,把恰当的考虑带入结论。推理有两种含义:首先是建构性的意义,理性是把思想与信息综合在一起以产生出新思想。某些如此被建构的思想可能具有理论负荷或价值负荷,它反映出个体推理者的观点或一个共同体的共有的假设,但这种建构性推理的观点是增加推理者的认知范围。另一种含义是辩护的意义,推理中把思想与信息综合起来以为其他思想进行辩护。这里,某些被综合的思想可能也具有理论或价值负荷,但辩护的推理的要点并不是达到新思想而是确立一种已经存在的思想的合理性。建构性的推理是创造性的,而辩护性的推理是寻求基础或根据。辩护性的推理能够被理解为挑战或反应的一部分,按照朗基萝的看法:“辩护性推理,因此被理解时,就获得了其在社会语境中的意义,一个在个体之间,而不是个体与其所沉思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之间的语境。那些能够被算作是恰当的考虑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性是通过话语相互作用而被确定与稳定化的。”^{[ 4 ]103-104}

某些哲学家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朗基萝的工作。斯蒂尔德·柯恩( Steward Cohen)与戴维·艾利斯(David Annis)已经指出那些被称为具有恰当的辩护性质的推理依赖于情境化的因素,两人把辩护推理视为一种争论的实践。艾利斯把他的语境主义的分析视为对辩护的基础主义与兼容主义的替代。而柯恩关心阐明在表面上的理由( S有相信P的信念)与反对(反对这些理由)之间关系的一组复杂的关系。

艾利斯分析了在一个人的信念P的辩护中,将会碰到两种类型的反对:一种反对声来自于并不处于能理解这种辩护的情境中的那些人,另一种声音认为那些所谓声称已经理解了的东西是错误的。人们所碰到的反对必须适合“问题语境”。对于确定的断言的问题语境是由断言者的特征所确定的,由做出断言的情境所确定的。这些决定着断言者与挑战者所要求的理解与知识的水平,决定着相关的反对群体是什么。如认为脑灰质炎是由病毒所引起的6年级科学课堂上的学生,与在病毒学会议上做出了相同的断言的生物医学的研究者,他们所碰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辩护就是能够以一种满足群体的实践与规范标准的方式来反驳反对者。这种辩护在两方面是社会的,辩护自身被置于挑战与反驳的相互作用的语境之中,约束这些实践的规范是一种特殊群体的规范^{[ 6 ]}。

柯恩更为详细地指出了挑战与反驳之间的关系。与艾利斯的重要差异是他引入了主观际性与主观证据(或不理解问题的挑战者)的差异,它破坏了挑战者的站不住脚的理由,或保留对反对的反驳。证据的含糊性表明相关挑战者对其所指的对象不理解。因此一个辩护者的确定理由对一个共同体的几乎所有的成员来说是清楚的(主观际性上的清楚) ,而对某些成员也许是不清楚的(主观上的含糊) 。因此,辩护是一种社会实践,辩护的标准是被主观际性决定的,也就是社会所决定的^{[ 7 ]}。

马克·卡普拉(Mark Kap lan)认为,保留推理原则的规范力量的唯一途径是认为它们不是作为“决定心灵的规则”,而是作为信念的合法化批评的理由。这会把推理的原则限制在相互作用之中,就其服从规范而言,将视推理为社会的,一个在语境中的过程;在这种语境之中,共享的规范规则提供了批判性话语相互作用的基础[ 8 ]。当然,在科学的语境之中,人们的兴趣是扩展知识与获取它们的手段,而不是为一个共同体已经具有的知识或认知工具进行辩护。朗基萝认为,这样做时,人们就存在着一种超越认知过程的要求,会要忽视哲学家的规范,但同时要保证所打开的新历险必须是可靠的,这必须靠科学家之间的社会协调。也就是说“它依赖于他人的利用,借助或保证。对批评的假设的征服确保这种推理是稳定的,因此是可靠的。这样,制造科学知识的推理并不是由个体研究者所进行的推理,而是由话语的相互作用所进行的推理过程”^{[ 4 ]106}。

就观察与推理来说,朗基萝的结论是:“话语的相互作用是科学的观察与推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其被合作进入一组被公认的思想之前,推理与观察的结果是社会性过程。对认知的批判性维度是社会维度,要求多方面观点的参与以确保被共同体所接受了的假说并不会代表着某些人对观察与实验数据的病态解释。如果我们认为观察与推理作为一种认知实践,而不是作为某些理想化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社会化认知并不是对理性的一种取代,而是作为一种对其操作的工具。”^{[ 4 ]106}

朗基萝认为科学是批判性的话语实践,是制造知识的社会过程,它们决定着知识信息在公众环境中的生存。因此,哲学家的规范性解释必须建立在话语的相互作用的规范基础之上。如何来保证话语的相互作用的有效性,朗基萝提出了四个条件: ( 1) 审查场所的批评;(2)批评的提倡; ( 3)共同的标准; ( 4)认知权威的有节制的平等。随后,朗基萝定义了她的社会化知识:“在时刻t,共同体C在认识论上接受了某种内容A,如果在时刻t,对C来说,根据推理或背景假设,A 是容易被理解的,或得到了数据d的支持,这些推理或背景假设已经经历了多种不同视角的批判性审查, C还具有来自于审查场所的批评,批评性理解,共同的标准或认知权威的有节制的平等的特征。”^{[ 4 ]135}

总之,在朗基萝看来,知识在两方面是社会的:认识上可接受的是通过有关群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涉及在语境中被实施的内容,而语境具有有效批评的特征。结果,朗基萝就把科学知识的认知因素还原为社会因素。这就是朗基萝的“批判语境经验主义”。

三、结束语

社会建构之后的科学论是想寻求第三条综合的道路,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上述的研究还是没有摆脱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的困境,在认识论上还保留着表征主义的反映论,没有跳出哈金所说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 spectator theory) 。这种反映论始终“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 9 ]} ,永远关注单一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应、反映、代表我们的世界”问题,使我们始终处在“我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认识论的恐惧”之中。因此,就像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一样,社会建构之后的科学论也不能使我们“从表征中逃逸出来”,永远不允许我们“与我们的世界携手”,永远不“能够在上演剧目的内在意义中知道演员究竟表征了什么”,“我们是以去历史化的方式理解和尊重科学”^{[ 10 ]106}。“长期以来,哲学家把科学变成了木乃伊”^{[ 10 ]7} ,而在当代科学论中出现的“理性的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木乃伊科学”与真实的科学的冲突。如果消除了这种无时间演化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以及随后的还原主义之间的对立便失去了意义,因此,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在表征层面上是无意义之争。事实上,如果要消除这种冲突,必须转变视角,从作为理论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转向科学实践的辩证法。为此我们必须放弃在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康德式的认知框架,转向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这方面,当前哈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³、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道斯顿与伽里森⁴、克莱因与莱弗里⁵提出的“历史认识论”,值得我们关注。

 

【注释】

1.详见L·劳丹:《科学的伪科学》,D·布鲁尔:《强纲领的力量》,《世界哲学》2008年第5期。

2.Amann , Knorr2Cetina: " The Fixation of Evidence" , in " Represent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M Lynch and Steve Woolgar (eds) , Cambridge, Mass: M IT Press,1990: 85-122.

3.Hacking, Ian: "Historical Ontolog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Lorrain Daston , Peter Galison: " Objectivity" , Zone Books, New York, 2007.

5.Ursula Klein ,Wolfgang Lefèvre: "Materials in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A Historical Ontology" , The M IT Press, 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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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