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浪潮，带来了犹太人的解放，也为犹太人的生存带来了新问题。犹太教能不能、要不要改革，成为犹太人中有争议的问题。着眼于这个问题，盖格尔吸收当时流行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将犹太教作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现象”，重塑了犹太教的历史，将犹太教的历史划分为启示时期、传统时期、僵化的律法主义时期和自由生存时期四个历史阶段，旨在证明犹太教有清晰可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不同特征和内容，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在自由生存的新时期，摆脱僵化，走向自由的新发展，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任务，而这一目标需要改革来实现。

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浪潮改变了欧洲人，身处欧洲的犹太人也不例外。获得了公民权、解放了的犹太人走出了蛰居数世纪的“隔都”①，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全新的生活环境，全新的文化思潮，却为犹太人带来新的压力：适应现代文化，融入现代欧洲社会，往往意味着要以丢掉传统的犹太教为代价，因为它与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于是，改革传统的犹太教，便成为犹太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让犹太人接受改革却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犹太教认为，犹太教是上帝启示给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宗教，因而是不可变的。②打破这种观念，为犹太教改革找到合法性依据，便成为改革者们的首要任务；在这种状况下，亚伯拉罕·盖格尔③的“历史的犹太教”思想，应运而生。

一、历史评价的方法

德国哲学和思想的繁荣，为接受了现代教育并关心犹太教命运的犹太思想家们提供了研究犹太教的诸多方式④，于其中，盖格尔选择了历史评价(Historical evaluation)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式⑤，因为只有研究犹太教的历史，才能获得对犹太教的连贯认识和理解，才能理顺犹太教的传统，真正、全面地理解犹太教。

在盖格尔看来，历史评价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现存的事物必须被看做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产生的，并且是建立于永恒的基础之上的东西，已经在时间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多样的变化；另一方面，每一个被加入到历史过程中的元素，都被认为是与其相关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每一个这样的元素都值得被看做是宗教社团的宗教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方面所受到的重视程度，随着研究者的态度而变化。

从当时的论点中抽身、冷静地分析试验的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深入考证每个细节，找到历史的发展轨迹，还原历史；通过判定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解释渐进的变化过程。这种历史学家即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他写出的历史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叙述，犹太教的历史亦不例外。

另外一种历史学家，在他关注过去的时候，不忘现在，亦不会忽视未来；他关注的是有多少东西已经真正地变成现在的一个内在部分，而不仅仅是那些从过去浅薄地流传下来的东西，同时他还会窥视未来，渴望使通向未来之路更加平坦。由他写出的历史，就是“有意义的历史回忆的重建”⑥。

在目前的犹太教历史研究当中，绝大多数学者仍使用第一种观点所支持的研究方式来写作历史，在盖格尔看来，这是十分不明智的选择，这样的历史不仅是没有时代意义的，而且是不科学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持有一种毫无偏见的历史观，没有人能使自己换位到古代流行的条件和环境中，任何历史的叙述都会打上作者自己的烙印，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⑦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分离的、独立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而应该是对那些直到现在依然有意义的“犹太教的过去”的有目的的恢复；不应是一个对犹太教的“客观历史”的研究，而应是对犹太教有意义的回忆和回想。

二、犹太教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现象”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之下，盖格尔对“犹太教的过去”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读，突出了那些现在依然有意义的东西。犹太教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的现象”⑧，便是盖格尔重塑犹太教的历史的出发点。

在盖格尔看来，犹太教并不像其他许多历史现象一样，在某个时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在它所在的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如同有限的事物一样，它会再一次地消失，仅仅是历史记述中的一个主题。它是一种有着极强生命力的精神力量，虽然产生于犹太民族，却并未局限于民族之中，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世界历史合作着”，“在世界历史的最有力的精神运动中，在重要文化的发展的交汇处，都证明了自己”⑨。

犹太教的精神，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曾经并且在将来会继续发挥发挥重要的影响。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历史三次重要的交叉口，犹太教都是引导精神和智力生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古代社会走向终结之时，犹太教产生了基督教；在中世纪，它带来了伊斯兰教的诞生，并用自己本质的内容养育它；在现代开始之际，它为斯宾诺莎提供了智力背景，因此带来了神学和哲学领域的彻底革命的首要动力。这些震撼世界的力量虽然并没有对犹太教的发展提供支持，但是犹太教的精神却继续在它们中被表现出来。

因此，犹太教再一次孕育并改造观念的世界，同时独立地吸收他种文化元素的多样性的时代，将不会十分久远。而学者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分析每一个个体的面，然后将他们与整体关联在一起”⑩。也就是说，犹太教作为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现象”，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也必须研究犹太教的历史，找出犹太教对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证据，并证明犹太教曾经也必将继续作为鼓舞人心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存在。

三、犹太教有一个真正的历史

然而，对于犹太教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现象”，许多人不以为然。因为长期以来，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总是处于分裂的状态中，有人不免提出质疑：犹太教是否有自己真正的历史？(11)

对诸如此类的观点，盖格尔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他认为，犹太人的处于分裂、斗争之中的生活状态，是“所有有极高的天赋的民族的命运”(12)。那些对世界文明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无一不具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它们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完美的政治国家。比如希腊民族，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然而希腊民族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

以色列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它也有一种超越其民族存在的精神力量——犹太教的精神；并且，这个精神在不同的部落中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因此，他们的政治生活的彻底统一，同样无法实现。从犹太民族开始形成的时候算起，流便(Reuben)、以色列(Ephraim)和犹大(Judah)，先后成为决定犹太历史的最主要的部落。它们都曾试图完成对整个以色列王国的统一，然而流便和以色列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犹大一度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没有持续多久，犹太民族又走向了分裂。(13)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从政治性的地位中独立出来，犹太教才能够幸存，不至于随着民族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它有一个前后相继的真正的历史。因为，“任何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进入一个民族生活，而不是像一棵柔弱的小树，渐渐地长成良材的事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断”；而犹太教，已经“经历了从最柔弱的树苗，到萌芽、开花、繁盛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它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并且是跨越了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伸到现代的“惊人地独一无二的历史”。(14)

四、犹太教的历史

盖格尔认为，我们研究犹太教的历史，首要的事情是寻找犹太教的起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溯到史前时代，而这个时代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因此，要想弄清楚这个时代的历史状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在盖格尔看来，这个困难却并非不能克服，启示可以帮助我们成功地获得对犹太教历史的正确洞察。从启示的研究入手，盖格尔将犹太教的历史分作四个时期(15)：

（一）启示时期

启示时期，也是犹太教的形成时期。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无拘无束的、没有阻碍的启示和有力的创造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圣经》时代的终结。

早在人类产生初期，源于人生来即有的对永恒的渴求，宗教便在人类的共同体——部落和民族中产生了。犹太教的产生，亦不例外。然而，与其他宗教相比，犹太教具有更加成熟和优越的宗教观念，因为犹太教的诞生，源自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天赋。较之其他民族，以色列人先天地具有一种能够更好地理解“最高精神”（上帝）及其与根由这种精神的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出更为深刻和优越的宗教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启示的天赋(16)，而先知则是以色列这个启示的民族中最具启示天赋的代表。犹太教的宗教观念的产生，正是先知的工作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说犹太教是单个人的宗教，因为“它（犹太教）没有说摩西的上帝或是众先知的上帝，而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整个种族的上帝，所有同等被赋予预见性洞察力的民族成员的上帝”(17)。因为，最伟大的先知亦留下未完成的工作，摩西作为整个民族中的一员，只是完成了他能力所及的工作；后来的先知，同样如此。也就是说，犹太教宗教观念的形成，亦即《圣经》的完成，是不同时代的众先知集体工作的结果，因而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比如，在犹太教产生初期，献祭在犹太人中十分流行，在《摩西五经》中亦有详细的规定(18)，它的意义在于向神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敬畏。然而，献祭与犹太教伦理一神信仰的本质是不一致的，也并非源自犹太教，因此先知们极力反对献祭，这类的记载在《先知书》中十分常见。(19)盖格尔认为，献祭只是犹太教中一个“容忍的制度”，并迅速走向衰亡。及至第二圣殿时期，献祭只是作为统一的共和国的象征而具有其意义，而当圣殿被毁、国家灭亡、民族离散之后，献祭也随之消失了。

当巴比伦之囚(20)结束，犹太人重建自己的家园之时，启示的力量终结了，一种新的力量——传统兴起了，犹太教进入了传统时期。

（二）传统时期

在传统时期，《圣经》已经完成，犹太教扎根于过去的精神遗产，同时在其接近那遗产的时候依然维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可以说是“基于圣经，又超出圣经”(21)。这个时期，从《圣经》的完成一直延续到《巴比伦塔木德》的完成，即公元6世纪左右。

传统，如同启示一样，是一种来自神圣精神的、永不停息地工作着的精神力量，“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使整个存在产生，继而当事物安定下来，以某种确定的方式确立，停止产生新的形成物时，仍旧作为一种保存和发展的力量显示自己”(22)。如果说启示的价值在于它是宗教意识原初和初级的阶段；那么传统的价值则在于它是那种意识的发展和进步的阶段，二者同为犹太教的重要力量。(23)

正是因为犹太教的传统这种伟大精神力量的存在，犹太教在与其他文明相遇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出又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哪一种新的文化兴起，新的民族性和新的精神发展出现，犹太教都会迅速地加入到这种新的发展当中去，迅速适应和吸收新文化，并将为之提供精神自由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

以色列的民族国家被灭亡之后，以色列人先被波斯和马其顿，后被埃及和罗马统治，然而那些民族只是征服了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却没有消灭犹太教；相反，犹太教在保留自己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了异族文化的新内容，既发展了自己，又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比如，埃及统治时期，以犹太教为核心的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这世界文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相遇了，其结果有二：一方面，在埃及，犹太教与希腊文化结合，产生了“犹太—亚历山大哲学”，它是整个中世纪流行的哲学系统之母，也是基督教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23)；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二者相互碰撞，犹太教取得了胜利，其精神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法利赛派(Pharisee)的改革使得犹太教“结出了成熟的果实”(24)。

然而，在起义又一次失败(26)之后，犹太人的境况变得异常艰难起来：罗马帝国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镇压，犹太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许多犹太信徒被残杀。然而，血腥的镇压并没有改变犹太人的信仰，相反，“以色列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变得更加坚固，牢不可破；没有血的印记的东西，没有获得如此持久的力量”(27)。但是，罗马帝国的态度却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犹太人与现居地民族的混居变得不可能：统治者把犹太教信徒看做是文明社会的分离群体，当作是一个封闭的群体，犹太人变得更加边缘化了。与此同时，基督教却逐步得到了罗马帝国的认可，获得了支配地位，他们也加入到了迫害犹太人的队伍中去，犹太教走到了另一个时代——律法主义时代的边缘。

（三）僵化的律法主义时期(28)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全神贯注于遗产，致力于总结传统传下来的东西。精神的遗产被保持，但是没有人被授权重建或是进一步发展它，也没有人胆敢超出许久之前设定的种种限制性的规定。这个时代，从《巴比伦塔木德》的完成直到18世纪中叶。

当历史进入中世纪，“回到古代，期盼未来”，成为其内在核心之一。基督教会的力量不断地膨胀，他们宣称：世界历史已经在基督教中终结，完美已经实现，任何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既非正常的，又是不可能的。犹太教也变得同样瞻前顾后，缺乏历史感，任何古代留下的东西，都被看做是有价值的，是需要无条件遵守律法，律法主义逐渐成为犹太教的内核。《塔木德》的完成，是僵化的律法主义时期开始的标志。(29)

至于僵化的原因，并不在于犹太教生命力的耗竭。因为当自然的发展被外在的阻碍所阻止的时候，或者当内在的动力终结的时候，僵化都有可能到来。而犹太教的进入僵化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种种迫害带来的巨大压力沉重地加在犹太教身上，“不尽如人意的环境力量带来的思想的麻痹”，阻碍了它的自由研究和发展；人们不得不从传统的解释中寻找支持，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反对作为神圣之物传下来的传统的法令和解释”(30)。因此，虽然传统依旧存在，但是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和僵化。然而，犹太教的活力并没有丧失，它还在不断地参与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其证据在于：我们在之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依然可以感受到犹太教的力量和影响。

比如，我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犹太教的印记。伊斯兰教也是一种一神信仰，但是其中却没有深刻的道德讨论；阿拉伯语当中没有“神圣”这个词；没有“仁慈的”这个词，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用“仁慈的上帝之名”乃是借自于犹太教，因为巴比伦犹太人用“仁慈的那位”代替“圣经说”。在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上，伊斯兰教认为人要把自己彻底地交给上帝，这是伊斯兰教的内在核心，但是这一点在犹太教中早已有很好的表达。因此，伊斯兰教是犹太教的“子宗教”(daughter-religion)。(31)

12世纪之后，基督教会的力量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犹太教受到的迫害也升级了。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这个问题成为犹太教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生存问题突出的时候，发展的要求变得不再迫切。为了保全犹太教信仰，他们建立起堡垒，置身其中，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避开强势的基督教，“隔都”的经历开始了。这样做，他们确实保护了自己，增强了民族和宗教信念，然而与此同时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浸入了过多的过去的陈旧因素，犹太教也因此变得更加僵化，因而缺失时代精神，被排除在进步的影响之外。

（四）自由生存时期(32)

18世纪以来，随着教会力量的衰落、启蒙运动的开展，“隔都”倒掉了：自由和解放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由于固有的适应性，犹太教的生命力在这个时候，在外在的环境不再成为犹太教发展的阻碍时，开始复苏，其中的内在进步力量重新焕发了生机，犹太教进入了一个自由生存的新时期。

这是一个自由时代，它以使用理性和历史研究，努力松动之前时代的约束为主要特征。在这个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犹太教也必须在现代条件下，作出一些改革。但是这些变化不能是革命性的改变，只能是有组织的、渐进的改变，不能与“传统”切断联系，其目的是使犹太教获得新生，并使历史之流再一次流淌。(33)于是，如何改革，便成为现代犹太人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盖格尔等改革者的任务之所在。

五、结论：历史的犹太教

在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对犹太教历史的写作，都在为这样一个核心的词汇——“历史”而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盖格尔的思想归结为“历史的犹太教”，其含义有二：

首先，盖格尔旨在强调，无论是从历史的外在的可辨别的过程，还是从精神的历史来看，犹太教都具有其清晰可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通过盖格尔对犹太教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犹太教从其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启示阶段、传统阶段、僵化的律法主义阶段以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这样一些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

其次，盖格尔意在说明，犹太教是一种精神力量，犹太教的传统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和超强的适应能力，能够适应任何的时代精神，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能在与异质文化的相遇和交往中获得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机会。在犹太教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显而易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相遇。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在相互斗争中产生了新内容：一方面，犹太教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派别，变得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教派的分裂导致了“异端”的出走，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督教随之诞生。阿拉伯文明遇见犹太文明，便迅速地被其吸引，奉行“拿来主义”的阿拉伯人从犹太教中得到了产生一种新宗教的种种思想，于是，伊斯兰教形成了；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诗歌和科学精神也为犹太人所吸收，造就了现代之前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辉煌——西班牙的黄金时代。(34)

并且，我们不难发现，犹太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与异质文化相遇产生新内容的过程中，每一次相遇，每一次发展，每一次变化，无不伴随着改革的发生和改革者的涌现；在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相遇之时，斐洛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思想糅合起来，对之前的犹太教思想作出了改革；而以希勒尔为首的法利赛派则改革了犹太教中的诸多仪式律法，使之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避免犹太教走向病态。

既然在环境大都十分艰难险恶的情况下，犹太教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宗教，犹太教从来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和环境，犹太教从来都允许改革的发生，那么，在如今宽容、解放和自由的时代背景之下，改革更应该是合法的!

同时，改革也是必需的，因为在中世纪的不利条件下，犹太教已经进入了僵化的阶段，仪式、律法成为犹太教的代名词，充斥了犹太人的生活，禁锢了犹太教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犹太人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习俗，尽管在他们自己那里是有意义和崇高的，但是表现一个经常使他们成为笑柄、受到蔑视的外在的方面”(35)。这样，就会必然地产生两个相互分离的对立派别：一派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神圣的，因而更加强烈地固守自己过去的信仰，不接受任何的改变，否定历史和所有的进步，这部分人即僵化的正统派；另外一个极端的派别则认为，既然现在犹太教苦恼于其缺点，那就不如没有犹太教，这部分人把宗教看作是一种束缚，于是离开犹太教，成为改宗者。

因此，当前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协调上述的两个极端派别，调和过去与现在，“告诫一派不要放弃任何东西；告诫另一派踏着巨大的步伐向前，除非他成为一个耶稣会会士、一个蒙昧主义者等”(36)。这就需要“有人展示出犹太教是如何逐渐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需要有人能够意识到犹太教中有许多事物有其存在既非传统的亦非理性的解释，是时代促成了习俗的产生，因此时代同样可以废除它”(37)。也就是说，僵化并非犹太教的必然归宿。犹太教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得犹太教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维持下来，哪怕是有一些僵化，那也是外在环境的结果。当造成犹太教走向僵化的外在环境不再，僵化的形式显然再也无法适应时代精神的要求，摆脱僵化、走向自由的新发展必然成为自由时代的任务。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要依靠改革来完成。

（原载《犹太研究》2008年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