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道教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关于道教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应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及传世的道教遗物，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而阐明道教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目前为止，有关北京地区道教的考古资料已有了一定积累，从唐代直至元、明、清，有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建筑构件、随葬陶器等，还有一批墓志、碑刻等文字材料。这些考古发现是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人物、事迹、宫观等基本情况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内容的重要实物。

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对于这些涉及道教的考古资料，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尚不及农业考古、城市考古、纺织考古、美术考古等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北京地区的道教考古为例，譬如，唐开元观道士王徽墓，由于有明确的纪年，其墓葬形制已成为判定北京地区唐代中晚期墓葬的标尺，然而尚未有对其墓志的内容进行探讨者。元大都内的福寿兴元观，史书中未见记载，而其遗址和碑刻发现后，却少有问津。同时，对于北京地区道教考古发现尚无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因此，为了更加全面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的传播、发展，也为今后道教考古的进一步深入，本人对北京地区有关道教的考古发现略作综述，并敬请学者指正。

一、唐代　开元观道士王公(徽)墓葬及墓志铭

王徽墓于1973年发现于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该墓为砖室墓，墓门位于墓室南侧。墓室为抹脚方弧形，东西长4米，南北宽3.84米。墓室内北半部为砖砌棺床，在棺床前的两侧，还各砌出一长方形小平台。该墓已被盗扰，骨殖散乱于墓室中。随葬有黑陶碗1件、彩陶带盖罐4件、双唇陶盘1件及墓志一合。[1][2]

就墓葬的形制和建筑方式而言，王徽墓与北京地区发现的其他唐代单室墓基本相同。从随葬器物的类型、组合及墓志的形制、纹饰等来看，也常见于唐代墓葬中。区别于其他唐墓的是，该墓为火葬，而非土葬，这为我们了解唐代道士的丧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实证。

墓葬的性质、墓主人王徽身份的确认要得益于发现的墓志。墓志首题“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墓志”，可知此墓为道士墓，墓主人为开元观道士。志文记载了王徽的家世、履历、学道经过等，“自弱岁栖身道门……知命之年果弃尘俗”。王徽是在官方政府正式登记的道士。据唐高宗弘道元年“每观各度七人”，[3]和唐玄宗天宝六年的诏令：“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度满七人”[4]等记载，可知王徽是当时观中七人(或略多)之一。

墓志中还提及开元观。据《唐会要·杂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5]唐朝建立后，在政治上推崇道教，曾多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建道观。唐玄宗时期更发展到了极盛。开元观是国家承认的官方道观，墓志所记可与之相印证，且补充、丰富了道教宫观在北京地区兴建、发展以及道教的传播与影响等情况。

墓葬是建筑于地下的专为死者而设的空间，其形制、内部陈设、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灵魂观念等有直接联系。王徽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道士墓，从数量上还远不能确定其埋葬情况具有普遍性，但是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从了解、研究道士的丧葬习俗方面来看，此墓具有突破性，为今后在考古工作中辨识道士墓、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提供了依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道教考古中关于墓葬研究的深入发展。王徽墓志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合道士墓志，既是判定所属墓葬性质的依据，也是记载当时道教存在状况的重要文字材料。

二、金代　房山金陵瑞云宫碑

1982年在对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考古勘探、调查中，于太祖陵西侧发现青石残碑一块，碑文多漫漶不清，依稀可识读：钦□瑞云宫，祖师□□正阳真人门下提点受□祖□□大师王道通仙……[6][7]瑞云宫，见于《涿州志》：“又瑞云宫，在金太祖陵侧，遗址仅存。”[8]而对于瑞云宫的性质未加提及。根据碑文可确定其应为一处道教宫观。将道观设于祖陵中，可见女真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与《大金国志》所记：“金国尊崇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9]相符。

三、元代

(一)福寿兴元观遗址和碑刻

20世纪70年代，在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于西直门内桦皮厂北口的明代城基下发现了元代福寿兴元观遗址。[10]由于明城墙的修建使此宫观遭到严重破坏，我们难以见到其往昔的面貌和布局，但是出土了大量琉璃建筑构件和雕刻精致的栏板、柱础、丹陛等，反映出其当时的建筑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圣旨白话碑”和“福寿兴元观碑”等文字材料。福寿兴元观，未见于史书记载；其所在的豫顺坊仅凭史料也无法确定其在元大都内的具体位置，更无法知晓坊内有何建筑。遗址内发现的两件碑刻，可以明确遗址的性质，并使我们对其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圣旨白话碑”通高3.93、宽1.04米。元仁宗颁布，写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十三日，金玉局张子玉镌。碑额“圣旨”，正书。碑文十九行，是由蒙语译成当时的白话汉语。据碑文：“大都里有的识列门盖来的福寿兴元观里住持提点复明善应通微大师阎道文。……”[11]可知福寿兴元观由蒙古人识列门负责兴建，其第一代主持是阎道文。

此外，碑文所记：“……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笃者皇帝、曲律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先的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反映了蒙元统治者从可汗成吉思汗到元仁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宽大的、兼容并包的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官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并享有各种特权，如宗教人员的各种课税徭役的蠲免；晓谕地方军政官员、过往使臣、平民百姓不得侵害承旨者的土地、财产等权益。

元代圣旨白话碑文是将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庙学的圣旨镌刻在石碑上的白话文牍。圣旨为皇帝的命令，则圣旨白话碑应是当时镌刻的等级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碑刻。北京地区现存的元代道教圣旨白话碑数量极少，此碑文涉及到元代政治、经济、宗教、典章、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还在语言上丰富了道教碑刻，是了解、研究蒙元政权宗教政策、文化的宝贵史料。

同出的还有“福寿兴元观碑”。此碑通高2.52、宽0.83米。至顺二年(1331年)刊刻并立石。儒学提举郝义□撰文，中书省左司员外郎于□书丹，国子司业杨宗瑞篆额。碑额篆书“大元福寿兴元观记”。碑阳为正文，二十四行；碑阴记功德主及本观道士姓名。据碑文可知，福寿兴元观始建于元仁宗延祐三年，位于元大都豫顺坊内。“殿堂、廊庑、庖福一次具备，栋宇雄伟，单垩一新，甲于诸观。”此观在当时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此外，碑文主要记载第一代主持阎道文的师承、学道经历、主持本观等事实。福寿兴元观在现存的北京方志中未见记载，因而此碑是了解其兴建历史、人员组成等情况的宝贵史料。

(二)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

此墓志于1984年出土于房山区城关镇文庙附近。志石为花岗岩，长1.23、宽0.63、厚0.23米。志石正、背及侧面刻文，均为楷书。正面和背面均十七行，文道广撰文，张志履书丹。据志文记载，墓主人刘志厚字泊淳，道号广阳子，生于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卒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金朝末年，他曾“辟充省掾……朝议以公有筹边之略，畀之虎符及兵师千众”，御敌于上党。之后弃职隐遁，出家为道士，以全真道为宗。先后主持创建了魏县重阳观、临漳迎仙观、磁州长春观和怀州清和观。后来，其师命其前往燕地西山寻找神仙洞府。刘志厚不惮劳苦，不畏险阻，在神宁乡西北处发现了黄山玉室洞天、仙都山仙君洞和大房山潜真洞，被公推为“三山洞主”。大功将成，刘志厚即仙逝，享年59岁。志石一侧刻4首诗文，称颂刘志厚的道行修为，并表达了怀念、惋惜之情。刘志厚一生正值金元之际，曾兴建多处宫观，为我们了解当时全真派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关于刘志厚墓志，最早收录于《道家金石略》[12]，但是书中将所刻内容割裂开来，分为《玄靖大师遗世颂》和《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破坏了资料研究的完整性。此后，该墓志又收录于《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中，[13]但录文脱漏甚多，且志石侧面的刻文未收。后来，又见于陈亚洲先生所编《房山墓志》，记录了墓志的出土地点，是重要的考古信息，但对于墓志侧面的刻文并未全收。①因此，若全面了解刘志厚墓志的内容，应同时参考《道家金石略》和《房山墓志》。

四、明代

(一)三官庙道士陈宗然墓志

发现于海淀区北洼路一带[14]。志石为正方形，边长75厘米。墓志盖篆书“明故清微守默凝神志道体玄清修妙济辅教阐法陈真人墓”。林瀚撰文，李纶书丹并篆盖。[2]墓主人陈宗然生于宣德十年(1435年)，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享年64岁。墓志主要记载了陈宗然的生平履历，其中涉及明代北京的两处皇家道教宫观——灵济宫和大慈延福宫，以及明宪宗、孝宗时关于道教的政治取向和趋势等史实，是了解、研究明代道教的重要史料。

灵济宫，全称洪恩灵济宫，在今灵境胡同附近，永乐十五年(1417年)时始建，供奉五代徐知证和徐知谔兄弟为主神[15]133。明初，凡大朝会，百官习仪于此；皇帝每有疾病，便派人前往问神求药[17]4428-4429。陈宗然最初学道于此，后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任道录司右玄义。

成化十八年，陈宗然因主持兴建大慈延福宫，进阶右演法、右正一。大慈延福宫位于朝阳门内大街，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庙内主祀天官、地官和水官三神。[15]106据现存《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严大容诰封碑》和《悬旙杆碑》所记，仅可知大慈延福宫由孝肃皇太后倡建，严大容曾任主持。结合本墓志所记，可知陈宗然为严大容之师，并是大慈延福宫的实际兴建者。

成化二十年冬，因祷雪有应，明宪宗加封陈宗然为“清微守默凝神志道体玄清修妙济辅教阐法真人，领道教事。所用者范银印章，且赐敕命，赠其父为太常寺丞，母翟氏封安人。道录遭遇之隆，鲜有踰此者。”陈宗然获此礼遇，也与宪宗笃好道教有很大关系。然而，明孝宗继位之初，鉴于先朝崇道之失，曾经一度黜道士、省祀神。在此政治形势下，陈宗然的封号被削，仅任右正一，提督大慈延福宫。弘治八年之后，孝宗却重蹈前朝覆辙，热心于斋醮，而不理政务。形势的再次转变，使陈宗然的地位得到恢复，礼遇有所提升，即墓志所记“越十年丁巳，赐诰命复其旧封……皇上所赐又有汤山之田百五十余顷，以赡香蜡之用，恩尤厚焉”。然而仅过了一年，陈宗然就因病不治而卒。

志文的撰者林瀚，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州市)林浦乡人。《明史》有传[17]4428-4429。林瀚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弘治元年(1488年)，召修《宪宗实录》兼经筵讲官。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林瀚著有《经筵讲章》《泉山奏议》《泉山集》，以及古典历史小说《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等。林瀚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诤臣。受太仆解廷器之托，林瀚为陈宗然撰写墓志，亦足正陈宗然生前具有相当的修为和声望。

(二)关帝庙

2002年，在对房山区金陵遗址的主陵区进行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中，于太祖陵南侧发现一处明代关帝庙遗址。[18]该遗址坐北朝南，东西长31米，南北宽28米。殿基平面呈“凸”字形，面阔20.2米。据康熙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制碑：“唯金朝房山二陵，当代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金陵，割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具地为压胜之术。”[19]明朝崇拜关圣，建国初就将其列入官方祀典。晚期时在金代皇陵内修建关帝庙，则冀希于关帝能征善战的武圣地位和神力，以压制兴起于关外的女真势力，从而挽救明朝的命运。关帝庙遗址的发现，不仅确认了其具体位置和部分建筑规模，其兴建背景和宗教功能还可与上述史实相印证。

(三)昭应观重修勒石记

2003年4月，在大兴区西红门发现此碑。出土时碑首与碑身断开，残长1.08、宽0.43、厚0.10米。碑额“敕赐昭应观重修勒石记”，刊刻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20]。据碑文记载：“斯观原系古迹”，明成化年间掌印太监黄顺出资修建，后来佥书太监蔡松和海子官刘商重修。经年历久，此观中的玉皇殿、道室等多已坍塌。总理南海子衙门掌事都知监姜鹏起怜悯之情，令刘经、崔达等同高密店王俊负责重修，道观内殿宇、神像、壁画等焕然一新。并在观后堆砌土山，种植松柳千余株。姜鹏等人功德甚大，故刻碑纪念。碑文最后提及本观第五代主持蔡振涵曾师从灵济宫李真人、主持陈公。

五、清代　圆明园含经堂遗址出土的道教器物

含经堂遗址位于圆明园东部长春园的中央，曾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预备的归政养老之所。遗址于2001-2003年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全面揭示。[21]在看戏殿南部发现一件玉质道士头像，已残。束发及簪，面部清瘦，上唇蓄八字胡。此件器物是当时乾隆等皇帝和清皇室信奉道教的一种反映。

六、余论

以上所述均是目前明确可知的北京地区发现的道教考古材料。这些材料的出土和利用将会拓宽道教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同时，随着道教考古的深入，也将有利于考古工作的细化。

此外，在北京地区的考古中，还发现一些器物、图案、文字等，如八卦纹的器物[22]②、七星铁剑[23]、真武像[24]、十二生肖、买地券等。这些遗物、现象等是否确实包涵道教因素、是否能够真实反映道教的影响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加以比较和研究。

【注释】

①参见：陈亚洲著：《房山墓志》，北京市房山区文物管理所，2006年，第108～112页。

②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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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03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