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主义
《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了金宜久先生的《巴哈教的世界主义》一文，1998年9月北京大学举办“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宜久先生为研讨会提供了这篇论文的摘要。金先生确认巴哈伊教是当代新兴的世界性宗教，在教义上有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上有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在生活上更为关注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金先生认为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与其奠基者的社会生活环境、阶级出身、个人经历有关，而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本身是宗教混合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反映，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菲泛神论思想在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应用和再现。几年过去了，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先生有关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的探讨似乎更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在宗教派别日益林立，宗教极端日益严重，宗教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信仰的前提——已知的宗教在根源上是一致的
巴哈伊信仰的产生，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产物。该教产生在伊朗，这在思想史、宗教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一个典型的物极必反的实例。如所周知，伊朗是一个奉伊斯兰教十叶派教义为国教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受排斥的。因为根据十叶派教义，逊尼派违背了该派有关穆罕默德的女婿兼堂弟阿里是惟一的正统哈里发的教义。仅就这一点来说，十叶派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教派。由此该派有“伊斯兰教极端派”之称。巴哈伊信仰的背景是十叶派中的一个支派。（注：详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9页。）
巴哈伊信仰，也称巴哈伊教，旧称大同教，又译巴哈教、白哈教、比哈教、巴海运动，是阿拉伯文Bahāiyah的音译。巴哈伊，意为光辉、容光焕发、美丽、漂亮等。该教的得名，源自创始人伊朗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a Husayn‘Ali Nūri，1817～1892)自称“巴哈欧拉”（Bahau Allāh的音译，意为“安拉的光辉”）。该教是一种新兴宗教，它源于伊斯兰教，但又不是伊斯兰教，因为不仅该教公开宣布彻底脱离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世界也不承认它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教派。早在1925年，埃及的伊斯兰教宗教法庭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宗教，它有自己完整的信仰、原则及法规。因此，绝无任何巴哈伊教徒可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注：邵基·阿芬第：《神临记》，巴西巴哈伊出版社（阿拉伯文版）1986年版，第453页，参见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197页。）
巴哈伊信仰者坚持认为该教从其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兴宗教，而非某个宗教的一部分或者支派。巴哈伊教确实完全有别于伊斯兰教，因为“根据巴哈伊信仰本身的解释，它并非为了重建或改良伊斯兰教而创立，而自命其根本是源自上苍的新行动，新恩惠及新圣约。其信仰及法规之基础是巴哈欧拉所启示的新圣言，因此，巴哈伊信徒绝非是伊斯兰教徒。”（注：Udoschaefer: The Bahai Faith And Islam第113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197页。）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得出结论说“巴哈伊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宗教，如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受公认的世界宗教一样。巴哈伊教不是其他宗教的一个教派。它是另一个宗教，地位和其他受公认的宗教相同。”（注：阿诺德·汤因比
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由巴布和巴哈欧拉的多部著作阐述出来。
巴布的主要著作《白杨经》(Al-Bayān)，又译《默示录》、《宣示经》等，它系统阐述了巴布的教义、律法及礼仪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宣布人的智慧与能力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那时将出现全新的学术与科学，甚至连小孩的知识都会远远超过现在的所谓饱学之士。巴布的教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富于生命力的社会的概念，同时又保留了大部分听众和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和宗教成分。（注：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71页。）因此，《白杨经》成为巴布信徒的根本经典，用以取代《古兰经》。1848年，其门人正式宣布脱离伊斯兰教。1850年，阿里·穆罕默德被处死，其门徒流亡到伊拉克，分裂成两派，一派叫阿里派，领袖为叶海亚；另一派叫巴哈伊派，后者又演化成巴哈伊教，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兴的宗教。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年轻时即成为巴布的信徒，后来自称巴哈欧拉，从此，该派便被正式称为巴哈伊教。巴哈欧拉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有《至圣书》(al-Kitāb al-Aqdas)，又译《亚格达斯经》；《笃信之道》(al-Iqān)，又译《确信》、《意纲经》等；《隐言经》、《七山谷书》，以及其他经典，总共有100多部。
《默示录》确立了巴哈伊教的独立宗教意义，它提出的基本思想是：伊斯兰教时代已经结束，而巴布所开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是依次按周期递嬗发展的，当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之时，一个新的时代必然到来，新时代一定会超过旧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制度与法律，当旧的时代结束之时，与该时代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法律也随之而被废除，而要以新的法律、新的制度来代替旧法律、旧制度。但新法律和新制度不能由普通人制定，而必须由安拉派来的“新先知”来制定。摩西和《旧约》、耶稣和《新约》、穆罕默德和《古兰经》，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曾代表不同的时代。而今，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时代已经结束，巴布就是代替这一旧时代而出现的新先知的先锋，而《默示录》则是新时代律法和制度的总汇，是取代《古兰经》且高于一切的经典。现存世界中的一切，都应按照《默示录》来衡量，一切律法和制度均应依它来重新制定。（注：参见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
《默示录》还主张，安拉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其本体是绝对存在的，也是超自然的，因而人是不能直接认识安拉的，而巴布本人因为是新先知的先锋，他自己就是反映安拉的镜子，是通向认识安拉、认识真理之“门”，认识安拉必须通过他才能实现。这一点使他被十叶派穆斯林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封印”即安拉对人类派出的最后启示者。而且，该书还宣称，安拉的第二位使者即将来临，他将比巴布更伟大，其使命是引导一个和平殷实的纪元。这样，就使巴哈伊教有了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的独特之处：同一个宗教有两个先知。巴布认为，7和19是两个神圣的数字，一切信仰和制度都要依这两个数字为依归。安拉有7种德性：前定、注定（宿命）、意定（决断）、意愿（意志）、允准（应允）、末日和启示，安拉由这7种德性来主宰世界。而人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由安拉预定和安排，按照安拉的旨意去行动，也就成为该教派的基本信仰。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相信安拉，相信安拉所派遣的新使者，相信新天经《默示录》。而要理解安拉启示的深奥意义，也必须崇信神圣而吉利的数字19，从此出发，该教派规定，每年为19个月，每月为19天，另有4天闰日，全年为365天。宗教领袖委员会要由19个人组成，来决定宗教和社会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因为19又是安拉本体的数量表征，安拉有19个美名，所以每天都要用安拉的一个美名来命该天的名称。此外，信徒每年要封斋19天，每天要诵读19段《默示录》。（注：参见王志远主编《伊斯兰教历史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巴布否认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宗教功课与教律，尤其是主张伊斯兰教的功课要彻底改革。它主张简化宗教仪式，礼拜、斋戒、净礼都可以从简进行。礼拜不必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取消伊斯兰教的集体礼拜聚礼，只在举行葬礼时规定一些必要的集体仪式。这样，信徒都可以自由礼拜，而不必受集体的限制，也不必受礼拜时间、地点的限制，每人都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就地礼拜。斋戒不需要30天，只用每年最后一个月19天即可。该教还否定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地位，规定巴布本人的出生地为朝觐圣地。
在宗教戒律方面，巴布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该教派严禁教徒饮酒、赌博、乞讨，严禁向乞丐施舍，严禁任意伤害人命、破坏社会秩序和违犯社会公德的行为，还废除妇女戴面纱以及男子不许穿丝绸和佩戴黄金首饰的伊斯兰习俗。巴布教徒塔荷蕾成为第一个揭去面纱的伊朗妇女，成为令人尊敬的妇女解放的典范。
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巴布的改革主张涉及男女一律平等，不仅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男女均可以离异和再婚。应该重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正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身自由得到保障，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均受到尊重。商业和一切交易都是自由进行的，商人有自己的特权，支取商业利息为合法，不受任何限制，商业经营可以畅通无阻。它还主张偿还债务，统一币制，便利交通等。同时，该教还强调社会要有崇高的道德标准，要着重于心灵与动机之纯洁，倡导教育和有益的科学。（注：《巴哈伊》，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巴布之所以提出这些改革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伊朗社会深刻矛盾的必然反映。世纪初，欧洲英、法、俄等西方强国的势力开始渗入波斯社会，它们的资本以商品输出的形式大量涌入伊朗，冲击了伊朗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掠夺的加剧，国内的封建剥削也日趋严重，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农民不得不忍受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城镇的手工业生产者、小商人，在外来商品的倾销和冲击下也面临破产的威胁。这使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伊朗的阶级矛盾大大激化了。在这内忧外患之际，爆发了伊朗巴布运动(1848～1852)。巴布的主导思想形成于加速工业化时期，是以工业化的出现为标志的。
二、“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地球村思想的形成
巴布所提倡的这些主张，已经有很多世界主义的成分，它为巴哈伊教义的制定创造了条件，也为巴哈伊教义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虽然巴哈伊教义与巴布的主张既有异也有同，但由于巴哈伊教是在巴布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且《默示录》也一度是巴哈伊教的经典之一，只是后来才被《至圣经》所取代，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巴布被理所当然地尊为巴哈伊教的先驱，正像阿布杜巴哈在谈到巴布本人时所说：“这位杰出的人物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波斯原有的宗教、道德、环境和风俗习惯，同时创立了新的教规、律法和新的宗教。”“他把神的教育传给愚昧的民众，在波斯人的思想、道德、风俗和环境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注：转引自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巴布所阐述的思想，由巴哈欧拉加以系统化和完善化。巴哈欧拉写下的100多部著作，把巴哈伊教体系化，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典型的新兴世界宗教。（注：参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1页。）
巴哈伊教继承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学说，提倡一种普世宗教。它认为普世宗教只有一个，即巴哈伊教。该教主张，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全知的、全能的，是宇宙的缔造者，也是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启动者和支配者。巴哈欧拉说：“所有赞美都归于上帝的一致，所有荣誉部属于他——宇宙的万军之主和无与伦比、无比荣耀的统治者。他从虚无之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他从无有之中创造了最精巧优美的组成部分；他将他的创造物从极其谦卑和濒临灭绝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不朽荣耀的天国。除了他包罗万象的恩典和渗透一切的仁慈以外，任何事物都不可以达到这一点。”（注：《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64～65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72页。）
安拉虽是独一的，但可以取不同的名称，如上帝、神、天主、佛陀，虽然称谓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统一的。他是宇宙的核心，宇宙的最终目的和本质。他是不可知之本质，是神圣的本体，自古至今，他一直隐藏在他亘古的本质中，并停留在他的实体内，而永远不会暴露在凡人的视野下，他将永远超越一切感官之上，并且无法描述。（注：《巴哈欧拉圣言选集》，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2年，第3～4页。）独一的上帝和同源的宗教成为巴哈伊教世界主义的真正基础。
阿布杜巴哈对《圣经》中上帝所说“让我按我的模样造人吧”进行了解释，认为这里的“模样”并非指外貌，因为神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的外观，而是指神的本质特性，如公正、仁爱、恩泽全人类、忠贞诚实、对万物慈悲为怀，所以上帝的模样指神的美德，而人理应成为接受神性荣光的容器（注：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98页。）。
安拉的旨意要通过亲自差遣的诸先知连续不断地显现，因而各大宗教的先知都应该得到承认，如亚伯拉罕（犹太人始祖）、克里希南（印度教）、摩西（犹太教领袖）、琐罗亚斯德（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巴布（巴布运动创始人）、巴哈欧拉，都是安拉差遣的先知（注：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所有先知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惟一性是绝对的。所以推崇某些先知而不敬重其他的先知，是不容许的。但是，先知们在这个世界中启示的分量必然会有差异，每一位先知所传报的信息都是独特的，每一位都有特定的言行方式来显现自己，由此之故，他们的伟大性才具有差异。安拉派遣先知降世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把人类从无知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指引他们迈向真知的光明；二是要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并为人类提供建立和平的途径与方法（注：《巴哈欧拉圣言选集》，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2年，第9～10页。）。
这样，先知和现实世界都是神的体现，每一位先知都有一个预言的周期，穆罕默德的天启应持续至少一千年，而巴哈欧拉启示的周期至少要延续50万年，因此巴哈伊信仰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的鼎盛期，即一系列连续的、预言性的和演进性的启示之最后阶段（注：邵基·阿芬第： 《巴哈欧拉之天启》，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现实世界的所有人，不分男女，都是安拉的儿女，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种族、肤色、社会地位如何，人类皆兄弟，应该统一和谐，真诚相爱，互相信任。整个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种族，是一个有机体的单位，是安拉创造物的顶点，是创造的生命和意识中最高的形式，能够与安拉的神灵交往。巴哈欧拉一再强调“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注：《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250页。）阿布杜巴哈也指出，人类有肤色种族之不同，风俗习惯、口味、气质、性格、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这正是人类既一致又多样化的标志，是完美的象征和上帝恩惠的揭示者。这正像花园中的花朵，“不管种类、颜色和形状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受到同一泉水的浇灌而清新，受到同一和风的吹拂而复活，受到同一阳光的照耀而成长，这一多样性便增添了它们的美和魅力”。“如果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叶、果实、树枝和树都是同一形状和颜色，这将是多么的不悦目！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丰富及装饰了花园，而且还增进了它的艳丽”。（注：阿布杜巴哈：《生活之神圣艺术》第109～110页，以上三条均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第76～77页。）既然人类是一致的，那么就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充满冲突、偏见和仇恨的混乱世界里，为此，巴哈伊教反对人与人之间互相作对和互相残杀，提倡废除伊斯兰教有关“圣战”的教义。
和人类一致的原则相联系，巴哈伊教还提倡宗教同源的原则。巴哈欧拉阐明了这样的基本原则： “宗教的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启示是一个相继发展和逐渐演进的过程，全世界所有伟大宗教的起源是神圣的，它们的基本原则完全和谐一致，它们的目标和意旨是一致和相同的，它们的教义是同一真理的不同角度，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它们的差异是存在于教义中的次要方面，它们的使命代表人类社会灵性发展的连续阶段。”（注：邵基·阿芬第：《号召环宇》，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2年，第2页。）因此，各种宗教之间不应敌对，千万不要使宗教成为纷争及不和的因素，或仇恨与敌意的根源，对一切宗教和各教派的信徒均应一视同仁，取宽容的态度。人的宗教派别之不同，不应成为相互敌对和疏远的根源，也不应成为和平、安宁和友好交往的障碍。宗教偏见在于：狭隘的信仰原则，只承认自己的信仰是正统和正确的，其他一切宗教均为异端；教条化和僵化，认为宗教真理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此固守宗教教条不放；因循传统，传统的宗教逐渐失去探索真理的活力，成为世代因袭的习俗。（注：参见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神圣的宗教并不是分歧与争执之道，假如宗教成了对抗与冲突的根源，那么，倒不如没有宗教。宗教应成为国家的活跃因素，假如它成为人类死亡之因，那么它的不复存在对于人类来说反而是一种福祉和裨益。（注：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22页。）因此，巴哈伊教提倡人与人之间要放弃一切偏见和斗争，发扬个人的高尚道德和友爱精神，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
巴哈伊教承认天堂地狱是存在的，并对它们赋以新意，认为天堂可以看作是接近上帝的一种状态，地狱则是远离上帝的一种状态。每一种状态都是个人在灵性方面努力发展或是缺乏发展的自然结果，灵性进步的钥匙即是跟随上帝显示者所指之道。这种思想与巴布教派是一致的，巴布有言：“天堂者，能认识及敬爱造物，而自修完善，俾死后得进天堂，而享永久之道也。地狱者，不认识造物，不能修到完善之境，而失却天恩也。至于物质之天堂，地狱等，皆属理想而已。”（注：爱斯孟：《新时代之大同教》，台湾省大同教出版译述委员会1970年版，第11页。）
因此，巴哈伊教鼓励个人要对安拉忠诚，做安拉的仆人，按照安拉的启示和旨意办事，这样就可以获得幸福，从而过天堂的生活。反之，违背安拉的意愿，不执行安拉的旨意，就会遭受无限的痛苦，从而过地狱般的生活。而服从安拉，也要服从最高的宗教领导人和现存世间政权，所以，巴哈伊教提倡服从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以便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稳步发展，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与此相联系，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连续性，也要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类的新的综合文化。人类将随着一个全球文化的诞生和崛起，而显现其辉煌的宏旨。（注：邵基·阿芬第： 《号召环宇》，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2年，第1页。）
巴哈伊教义强调宗教与科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它们的本质一致。阿布杜巴哈指出：“宗教和科学是两只翅膀，人的精神力量乘上它们飞向高处，有了它们，人的灵魂才能取得进步。只有一只翅膀的人就不能飞行了。如果有人想试验只用宗教的翅膀飞行，那他就必然会跌进迷信的沼泽中；另一方面，他如果只用科学的翅膀飞行，也不能取得进步，而只会掉进没有希望的唯物至上的泥坑。目前，各个宗教都沉陷到偏见的习俗中了，它们既不赞成它们所代表教义的真正的基本原则，也不赞成我们时代的科学发明。许多宗教领袖认为，宗教的意义主要在于，坚持规定的教条，坚持行使礼俗和仪式。他们教导人们像他们所信仰的那样关心自己的灵魂得救。他们顽固地遵守外表形式，将它与内部的真理混淆起来。”（注：阿布杜巴哈：《巴黎讲话》（陈晓丽译，孙龙生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4～125页。）他反对将宗教变成盲目地、无意识地顺从某些教士的诫语，认为真正的宗教不应该反对科学、趋向黑暗，倘若宗教能与科学和谐，相互促进，致使人类陷入悲惨之境的许多仇恨和歧视就可以避免了。因此巴哈伊教反对盲从，鼓励独自探索真理：“人不应借他人之目来看，不该以他人之耳来听，也不应用他人的大脑来思考。上帝设计人的时候令每个人都有其天赋、能力与责任。那么，依靠你自己的思维来判断、遵从自己寻求来的结果吧！否则，你会完全被无知的恶狼吞噬，并失去上帝的仁惠。”（注：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第78页。）而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普及教育。
这些主张从总体上奠定了巴哈伊教世界主义的基础。而这些主张又通过巴哈伊教的关键人物和西方人士的交流得以传播。
巴哈欧拉在他受迫害的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书信和作品以宣布他的教义，向一些东方的、欧洲和美洲重要的国王和君主、教皇庇护九世、伊斯兰国家的君王以及其他宗教的领袖寄发了他的使命并发出号召：尽快地统一起来，为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信仰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而努力。而阿布杜巴哈则不顾年迈和虚弱的健康状况，游历了埃及、欧洲和北美，以传播巴哈伊信仰。在欧洲他访问了布达佩斯、维也纳、日内瓦、斯图加特、埃斯林根、巴德梅根特海姆、巴黎和伦敦。邵基·阿芬第作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将巴哈伊教的主要经典译成英文出版，促进了教义的传播。继承其事业的是他的夫人拉巴尼，她本人是西方人，加拿大籍，更为教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由于这些努力，最新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按地域之分布，把巴哈伊教列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种世界性宗教。巴哈伊教在联合国有常驻机构，是联合国的咨询成员。而世界正义院则是巴哈伊社团的最高行政机构。世界正义院位于以色列海法市的卡梅尔山上。它致力于建立新世界秩序，建立世界性政府——国际裁判所，推动世界联邦的形成。这样的一些行动都为其世界主义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巴哈伊教为了贯彻世界主义原则，制定出一套系统的世界性的管理秩序。
为了推行世界主义的主张，巴哈伊教提倡一种平等的经济思想，主张把精神准则应用到经济体制中，形成了以消除极端贫富为核心的经济观。
那么，怎样去实现平等呢？巴哈伊教提倡，“平等产生于人们自愿与他人分享的意愿之中。平等的获得如同富有者与普通人在财富方面的平等一样，高贵者应出于自由意愿和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而关心自己并照顾穷人。这样的平等就是人类崇高德行和高贵品质的表现。”（注：阿布杜巴哈：《未来经济》，新德里1989年版，第18页。）
可见，平等的实现要靠富有者的仁慈来实现，所以，在巴哈伊教看来，“仁慈比平等更伟大”，因为“平等是通过强力获得的，而仁慈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或是一种选择的方式）。善行使人趋于完美，但此种善举并非强制出来的。富人应对穷人仁慈，即应出于他们的自愿而给予穷人帮助。穷人则不应该强迫富人这样做，因为强制在人类事务中会带来不和，破坏秩序。仁慈是一种自愿的善行，它为人间带来和平，将人类引入光明的境界”。（注：《未来经济》，第56页。）巴哈伊教反对用强制性的手段实现平等，主张用启发内心的自觉来实现平等。该教竭力让富人相信，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最为欣悦的事就是为穷人着想，因为穷人更接近上帝，基督降世时，追随者、信仰者主要是穷人和地位卑下者，就是对此观点的证明。穷人的生活充满了困苦，经受着连续不断的严峻考验，他们的希望仅在于上帝，所以一心朝向上帝。为此，富人一定要尽可能帮助穷人，即使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灵性的条件并不取决于是否拥有世俗的财富，物质上一贫如洗时，更可能产生灵性之思维，贫穷是朝向上帝的动力，因此富人都应该多为穷人着想，给予穷人帮助，以便使自己能更接近上帝。
当然，启发富人的内心自觉并不是万能的，还要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富人越来越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所以制定律法也是经济重整的重要内容。
巴哈伊教认为，经济不公平的最终根源是人类的贪婪。因此，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人在基本态度上的改变。如果每个人都自私、贪婪和世俗，即使有最完美的经济计划也不会起任何作用。真正要圆满地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危机，需要人类心灵的内在改变，因为“整个经济局势的根基，在本质上原是神圣的，并且和人的心灵世界是紧密相连的”。
与此相联系，巴哈伊教主张，人类社会要发展，不仅要有物质文明，而且更要有精神文明。
为了推行世界主义，巴哈伊世界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从这些措施看巴哈伊的思想主张并不是空想主义的，而是可以具体操作的。巴哈伊信徒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和平运动，在诸如此类的会议上，积极参与诸如《地球宪章》等文件的制定，并发表《世界和平之承诺》、《人类的繁荣》、《所有国家的转折点》、《致全球宗教领袖函》等文件，以实际行动和言论表明他们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关心，以期对世界和平进程有所贡献。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积极活跃的行为，使该教在150多年的时间内成长为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单是要求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和平，而是更注重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寻求与其他宗教的和解与交融。巴哈伊着力于组织讨论世界环境、人权等问题的会议，通过此类活动拉近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巴哈伊在其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以世界正义院为核心的各级灵体会）内，着重提倡并推行磋商等原则，使之逐步健全，希望能为未来社会提供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原则，不管这种磋商制度适应范围如何，巴哈伊此举的意义是使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可见可行的方式。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国际国内环保大会上，时常能听到巴哈伊的声音，有些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这也正是它备受现代人注意的原因之一。1990年8月，巴哈伊国际社团向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筹备会提交了国际环境立法必要性的声明。该教还参与组织了1995年世界九大宗教与环保会议，参与了“圣文基金会”的环保运动，并且曾在里约热内卢环保会议等国际会议上提交了建设性的建议和章程，建立了和平纪念碑，诸多的杂志等媒介亦被巴哈伊用来宣传报道世界环保信息，凡此种种活动，都可以让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巴哈伊的环保意识和它对现实生活所起的作用。巴哈伊社团最着力从事的另一事业，是对教育和妇女问题的状况做出改善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偏远山区，办教育成为巴哈伊信仰传播的重要方式。他们在印度的村庄创办学校，在南美的穷乡僻壤设立电台，在帮助人们传播信息的同时，对落后部族进行精神启蒙。还有澳门的巴哈伊小学，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的大学等，通过创办这些学校，巴哈伊的精神得到传播，他们以“教育抗衡仇恨”的宗旨得到世人认可，因此在巴哈伊教徒中，既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落后部族的土著居民，把巴哈伊精神普及到尽可能广泛的层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06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