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追忆“白银时代”，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思想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如此，白银时期的宗教哲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虽然传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传统，但它所思考与试图解决的问题域限却是整个西方文化语境所面临的困境：即近代科学理性发展带来的危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宗教与哲学中基本价值的混乱与瓦解，“虚无主义”已经无可避免到来。另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原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丧失导致当代的俄罗斯人处于空前的信仰缺失状态。因此如何抗击虚无主义成为俄罗斯宗教哲学执着探讨的主题，其主要代表人物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弗兰克等都以此为契入点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为此，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虚无主义何以到来的原因并提出了拯救的方案。

一　虚无主义到来之根源：两个上帝的死亡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探讨了导致虚无主义来临之根源在于两个上帝的死亡，一个是神学中的上帝；另一个是形而上学中的“上帝”，即由哲人们根据本体论原则建构起来的以普遍必然性和终极实在为核心的上帝。也就是说哲学中所供奉的客观规律、绝对精神、终极实在、普遍的必然性，以及启蒙运动中蕴涵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等等都瓦解了。这两种信念的崩溃是虚无主义到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当虚无主义尚未在西方蔓延的时候，俄罗斯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主要哲学与神学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的重要篇章“宗教大法官”中，已经道出了一个与尼采相同的结论：即人背离了上帝或者用尼采的话说“人杀死了上帝”。他以基督受洗之后在旷野拒绝了魔鬼的三次诱惑为背景材料，阐释了人们已经忘记存在的最高目的——人的内在自由——而接受了魔鬼的三种诱惑，从此安于这种遗忘自由与信仰、相信权威、把幸福等同于“面包”的表面生活。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此暗喻，在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实际上已经完全接受了魔鬼的三个诱惑，彻底背弃了上帝，也就是背弃了对于“内在自由”的追求，人类正是按照大法官根据人性的弱点所设计的方向发展的。在背弃上帝的存在状态中，人们只能靠面包、奇迹、权威来生活，而丧失了信仰上帝的能力，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要靠内在的自由。这样，失去了与上帝关联的人们，不仅处于一种无根基的虚无状态，而且还处于“物化”与“权威”的控制当中。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对于其以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及其索洛维约夫等等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同时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共同之处，即抗击虚无主义。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里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与阐释，他认为基督所经历的三大诱惑，也就是人所面临的三大诱惑，他说，这三个诱惑分别是精神的诱惑、理性的诱惑和肉体的诱惑。天主教把上帝外化为一种使人信仰与服从的外部权威，信仰变成了外部的东西，这是精神的诱惑。新教和启蒙运动迷恋理性的力量，并试图借此建立尘世的天国，排斥了人的内在信仰本身，这是理性的诱惑。以实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是第三个诱惑，即物质的诱惑。这个诱惑目前还正在盛行，并且在社会领域和个体的精神领域起着操纵的作用。显然，以上三个诱惑导致的结果就是用理性的精神与原则替代了神性，即用外部现实的物质力量决定着、塑造着、统治着人的存在方式，人处于受“奴役”的状态，个体处于丧失内在自由与信仰的虚无状态之中。

另外，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还从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发展历程和思维特点，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西方人的存在危机——即遭遇虚无状态的——根源。索洛维约夫认为，西方哲学中的知性思维方式是导致人的存在的片面性的根源。知性认识的本质在于分解、分析事物的构成因素，把直接和具体的认识分解为它的感性因素和逻辑因素，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些因素本身不应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现实世界，而知性分析方法则忽略了事物的整体性，把具体的对象加以分解，把抽象的东西变成了独立存在，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即西方文明把哲学、宗教、科学等各个因素孤立起来，使各个独立的方面达到了极限，然而却遗忘了生命与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从而造就了生命本身的分裂。从根本上看，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彻底的理性主义，他们的差别只是在字面上，而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两者都已经失去主体和客体，在其本原上已经是绝对的虚无了。导致其毁灭的原因在于，“当这些本原彻底发展时，经验主义开始否定外在世界即自然界和作为真正存在物之方式的外在经验，而理性主义则开始否定认识着的主体和作为认识存在物之方式的纯粹思维（因为存在物被否定了）。”[1]这样，当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学院派哲学走向顶端的时候，也就随之崩溃。显然，作为这种文明载体的个人也就陷于更深的分裂与片面化之中。

这样，随着西方文明中所倚仗的两个主要支柱，即神学中的上帝与形而上学中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的消解，人本身就陷入了丧失存在之根基的虚无之中。

二　虚无主义到来之现状：客体化世界

虚无主义到来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人的精神性的死亡”，别尔嘉耶夫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中的核心与灵魂人物明确指出，人的精神性死亡的标志是“客体化”世界对于人的统治、在于“恺撒王国”对于“精神王国”的替代。

“客体化世界”是别尔嘉耶夫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客体化世界当然也是人的精神的产物，即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只不过它是堕落了的精神的产物，别尔嘉耶夫用“恺撒王国”来描述客体化世界。也就是说，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体现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自由、意义、爱、完整性，一个则是必然性、分裂、虚无、无意义、死亡的领域。别尔嘉耶夫认为，虚无主义来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客体化世界在人的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把客体化世界具体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异化；不可重复的个人因素、个性因素被共性、没有个性的普遍性所吞噬；必然性和来自外部的决定的统治，自由遭到压制和封闭；对大众世界和历史，对中间状态的人的适应，使独特性不复存在的对人及其意见的社会化。”[2]他认为，这个世界更多地服从客体化世界、服从必然性的支配与统治。在这样的王国中，上帝也异化为一种外在的权威，象国家中的沙皇和当权者一样，统治着、管理着、决定着世界和人的生活。这是恺撒王国对精神王国的胜利，是必然性对于自由、魔鬼对于上帝、谎言对于真理的胜利，是人的理想性与精神性东西的完全泯灭，同时也就是人自身的精神性死亡。

那么，客体化世界如何日益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并取代了精神王国的位置呢？别尔嘉耶夫认为，技术不可思议的力量不仅使整个人类生活彻底改变了，而且是造成恺撒王国胜利的主要原因。技术改变了自然界中一切动物、植物、土地、空间、河流包括人本身的存在方式。首先，科学技术向宇宙深处的延伸，在使人类生存空间无限大的同时，也击碎了了人对于上帝的信仰。另外，科学技术向物质深处的深入，也引发了人对于无限小空间的恐惧。因为科学进入到了物质结构之中，物质分解释放的巨大能量最终结果是人类发现了可以炸毁地球的原子弹的问世。这样，启蒙运动以来，不仅人类对于科学和理性所抱有的乐观主义已经终结了，而且人面对着一个新的现实。这种新的现实是被技术所组织起来的现实。在这样的一个新世界中，人与世界都被技术重新规定，技术的原则贯穿到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技术权力是恺撒王国的最高变形，它服从于必然性，并起着支配作用。

在技术世界中，价值等级完全按照利益的原则来规定，经济的增长与财富的累积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生活的最高目标。人被按照他的生产能力和使用价值来评价，即人被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这样，显然人自身的精神性被削弱了，人变成了人之外的、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他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功能。由于精神地位的丧失，其统摄与中心作用也随之消亡。这样一来，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由于失去了高于它们之上的任何的道德规律和精神原则而独立发展，“人日益成为各个独立领域的奴隶，这些领域都不服从人的精神。……人的主动性的各个领域的独立，因丧失了精神中心而导致局部性的单个的东西想要获得极权地位，成为整体性。科学、政治在就开始表明自己的这种野心了。”[3]更重要的是技术与极权地位的结合，技术本身不承认任何高于其上的原则，技术作为一个越来越独立的领域，它把人类的生活由以往的由上帝与精神规定的有机生活转变为由技术规定的有组织、被调控的生活。在这样的时期，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不得不生活在自然的和客观化了的秩序之中。在这样客体化的世界中，人不仅无法克服孤独、实现自己的个性，而且一切都丧失了意义并且显得荒诞不经。

三　走出虚无主义之途径：心灵是人的外部生命的存在基础

那么，靠什么去抵抗虚无主义，如何恢复人的存在尊严与生命的意义呢。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所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显然，在他们那里，生命中的“真”或者说生命的尊严与意义不能靠外界的物质力量来决定与获得，同时也不可能靠必然性、理性的法则来规定。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事实，都是“从外向内”地对生命的审视，包括基督教也把上帝外化为一种绝对的权威。这些“外在的权威”不仅使人处于冰冷的控制之中，而且切断了人与超越性、神性的连接，从而使个体的生存处于无根基的状态。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根基”。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思想的一个根本基点，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从哪个角度进入哲学思考，从根本上看，他们都认为人的心灵、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灵中的神性是人的世界的基础，即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恰好相反，人的心灵给予一切的存有者以目的、价值和意义。索洛维约夫的“完整哲学”、舍斯托夫的“圣经哲学”、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及其弗兰克的“实在”等等，他们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语词，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对19世纪末期盛行的“物质秩序决定一切”的思想的反抗，他们都建构了一种以心灵本原为基础的哲学。

虽然他们面对的是西方人在世纪末期所遭遇的危机，但是他们却试图用“俄罗斯式”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索洛维约夫把俄罗斯民族的特征用“俄罗斯理念”这一概念来表达，俄罗斯理念的本质就是东正教基督思想与俄罗斯民族品性结合的产物。从根本上说，俄罗斯理念的核心思想是宗教性，这种理念始终把追求上帝、拯救、和不朽视为永恒的问题，或者说视为真理。在俄罗斯精神中，真理是与上帝一致的，“整体性的真理是上帝”（别尔嘉耶夫语），也就是说真理是一种神性体验，因此寻找真理就是寻找上帝。在他们这里，真理不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相反，他们大多认为，真理是主观的。这样认识真理、或者说接近与描述上帝是不能通过理性思维和语言等方法获得的，而只能通过神秘及其内心的体验接近与感受到真理或者说神性的存在。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理念的另一个主要的特点，即信仰至上，信仰是生命存在中的最深处与更根本性的东西。信仰作为“统一的光源”照亮存在的一切活动领域。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远远大于人本身，人不仅仅限于他的外部表现，而且是另外一种大不可限量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世界。

为此，他们回到了“精神实在”，并且认为被实证主义者们所拒斥的“神性之光”是真实存在的，是使人回到真正家园的唯一道路。“有谁一旦强烈地沉思于什么是他所寻求的真正的善、或幸福、或永恒，他同时也就知道，这种东西已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了。尽管它与经验世界的一切可能性相矛盾，尽管我们在自己的感觉经验中从来没有遇见过它，尽管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一切通行的概念观点看，它是有矛盾的、不可能的。——既然我们的心把我们引向它，因而我们的眼光投向它，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它，因而它就存在。………我所寻求的东西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光已达到了世界并对世界发生了作用。”[4]在这里，知识分子所追求与期待的“光”显然来自人的精神世界，来自人对于永恒性与完美性的向往与渴望，生命因此而变得圣洁与获得拯救。

应该说，东正教人本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独有的气质，他们在理论上追求一种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价值与终极关怀、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其精神的完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假如“没有对某种最基本的、最牢固的东西的信仰，没有我们精神所赖以支撑的最后的、最深的牢固的支点，任何世俗的兴趣和诱惑，任何爱和向往，都拯救不了我们。”[5]当然，这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没有停留在对于“绝对者”的狂热精神追求之中，他们把这种宗教性辐射到精神生活之外的一切领域，并试图以此拯救在尘世中陷入“虚无”中的人们。

概言之，俄罗斯宗教哲学试图唤起人性中的神圣性，从而克服虚无主义对于人的侵袭，它要推翻一切的外在权威，如集权专制、世俗教会、物化的世界等等，使生命获得拯救与尊严。虽然他们是“宗教”哲学家，然而在他们的宗教中，上帝实际上就是人自身、是人内心中的崇高感与神圣性。在他们看来，克服虚无主义的力量载体应该是作为东方与西方融合之中介的性格独特的俄罗斯民族。因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人与神、多样与统一的融合。以理性主义形象出现的哲学是空洞的，而完全以非理性体验的神秘主义为内容的哲学则是无目的的，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充满生命活力精神的哲学。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力图达到的根本目标。

（原载《哲学动态》200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