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中】葛洪生地葬地新探
一、引言
葛洪在中国宗教史、儒学史以及科技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学者对葛洪的生平，尤其是他的出生地、埋葬地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这里拟作考证辨析。
葛洪是丹阳句容人，这在《晋书·葛洪传》以及《抱朴子外篇·自叙》中，都有明确记载；但籍贯并不一定就是出生地。虽然至今史料中未见具体的葛洪出生地记载，但由于葛洪幼时一直和父亲葛悌生活在一起，则葛洪的出生地可能是其父亲葛悌的住所洛阳或者是肥乡，而洛阳的可能性最大。葛洪应在洛阳和肥乡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葛洪的卒地为广东罗浮山，没有疑义。但卒地和葬地并不能简单等同。魏晋时期归葬习俗盛行，葛洪应当也是归葬到了家乡句容。《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弘治句容县志》中关于葛洪墓在句容的记载，应当比较可信。
杭州西湖葛岭有葛洪墓的旧闻，源自元代诗人吴莱诗的文学虚构。所有西湖抱朴子墓的传闻和记载都源自吴莱这首诗，传播路线比较清晰可辨。
对于广东罗浮山、杭州葛岭或江苏句容葛洪埋葬地的三种说法，至今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考辨和研究的文章。2006年8月至11月，笔者还对以上三处地点进行了实地踏勘，现场参观和走访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考辨结论。
二、葛洪的出生地与其父亲的宦游地洛阳或肥乡
(一)关于葛洪家在丹阳句容的具体位置
《晋书·葛洪传》以及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都记载葛洪是丹阳句容人，但没有说明葛洪家在句容的具体位置。葛洪家具体位置应当是在句容县的都乡吉阳里。
葛玄为葛洪的从祖，“余从祖仙公”。[1]71在陶弘景《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中记载有葛玄家的具体位置：“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2]第六册,846葛洪与葛玄既是一个家族，则葛洪也应是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本文后面还提到，葛玄墓与葛洪墓的位置十分接近，也可以旁证。“都乡”为汉魏以来比较常见的地名，往往属于州治、郡治、县治及其附近区域，类似于今天的城关镇、城郊乡建制。“句容县都乡”，则应在当时句容县治或其周郊附近。据《弘治句容县志》记载：“宣化坊在县治前吉阳里，以承流宣化得名。”[3]卷-《坊》此“吉阳里”地名或即葛洪家所在地，位置正在县城范围。
(二)葛洪出生时应和父亲葛悌在一起
葛洪在《自叙》中交待说：“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为二亲所娇饶。”[4]652葛洪“年十有三(296年)，而慈父见背”。[4]653
根据以上所述，葛洪出生后既然为二亲所娇生惯养，出生时以及幼年时期应当和父亲葛悌在一起。葛洪的生年为284年。葛洪13岁时也就是296年葛悌去世。284-296年这13年期间，葛悌宦游在外的地方，也应当是葛洪幼年、童年生活的地方。因此，可以通过考证葛悌的任职地来推考葛洪的早年生活地。
(三)葛洪出生时葛悌可能在洛阳或肥乡任职
284年葛洪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葛悌可能在洛阳或者肥乡任职。
关于葛洪父亲葛悌的任职履历，葛洪在其《自叙》中有较为清楚的叙述：“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于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式遏疆埸。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4]650葛悌在东吴灭亡前后的这段经历，《晋书》葛洪本传中也有记载：“洪父悌，吴平(280年)后入晋。”[5]1911
280年葛悌入洛阳，之后第四年也就是284年葛洪出生。入洛阳后葛悌的任职经历，葛洪在《自叙》中也有明确的交待：葛悌“以故官赴(洛阳)，除郎中，稍迁至太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于门。纸笔之用，皆出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于官。”[4]651
280年葛悌以吴中护军身份随同孙皓赴洛阳，至296年葛洪13岁时去世，依次任职郎中、太中大夫、大中正(兼职)、肥乡令、吴王郎中令、邵陵太守共六个职务。从280年开始的前三个职务郎中、太中大夫和大中正(兼职)，任职地都应当在洛阳。第四个职务肥乡令任职地在肥乡。
294年(晋惠帝元康四年)，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葛悌被任命为吴王郎中令，应在此时。本年被任命为吴王郎中令一起随同吴王出镇淮南的，还有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秘，都为原江东大族。294年应为葛悌任职肥乡令的时间下限。
这样，280-294年之间，葛悌入洛阳后共有两个任职地，即洛阳和肥乡。284年葛洪出生之时，应当为这两个地点之一。
根据推测，284年葛悌还不大可能任职肥乡令。理由如下：
第一，肥乡的建制时间较晚，284年可能还没有肥乡的设置。王隐《晋书》记载：“肥乡，太康中立，以隶广平也。”[6]卷二《地道记·广平郡》按：太康中设置肥乡县，太康年号十年(280-289年)。肥乡在葛洪出生时的284年可能还没有设立，284年葛悌不大可能任职肥乡令。查今《肥乡县志》：“肥乡县始建于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历史上肥乡县曾两次被撤销。”[7]1则肥乡县于太康中设立，可能属于恢复性质。
第二，葛悌任职肥乡令的时间下限为任吴王郎中令的294年。如果太康五年(284年)已经设置肥乡并且葛悌已经任职肥乡令，那么超过10年的时间葛悌只任职肥乡令一个职务；而280-284年不到5年的时间，葛悌就历任郎中、太中大夫和大中正(兼职)三个职务，这不太合乎常理。因此，在284年葛洪生年，葛悌应当是任郎中、太中大夫和大中正(兼职)三个职务中的一个，仍然身在洛阳；葛洪也就应当出生在洛阳。
这可以通过以下图表简略说明：
葛洪父亲荀悌280-294年之间任职变动略图：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葛悌的前三个职务任职时间特别短暂的可能性，284年葛悌也有可能已经任职肥乡令，这样葛洪也可能出生在肥乡；但这样的可能性甚小。葛洪出生在洛阳的可能性最大。
以上毕竟是推测。如果葛悌孑身宦游不带家眷，则葛洪还应是出生在句容。
三、罗浮山的葛洪衣冠冢
(一)葛洪卒于罗浮山以及遗言中“发”或“去”的涵义
葛洪卒于广东罗浮山，这在《晋书》本传，《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引袁宏《罗浮记》，《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四、四十一和《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引《晋中兴书》，《云笈七签》卷二、卷六，以及其他大量道经资料中，都有明确记载，应无疑义。
葛其荣、童章回《葛洪卒年和生平新考》一文，[8]238根据《晋书》本传中葛洪临死前写给邓岳的信中说“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5]1913一语，推测葛洪离开了罗浮山，所以并没有卒于罗浮山。这只是断章取义，曲解了葛洪遗言的真正涵义。
《晋书·葛洪传》同一处记载紧接着就叙述，邓岳接到葛洪的信后赶到罗浮山见葛洪，赶到的时候葛洪已经去世：
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5]1913
《晋书》本传的记载沿自袁宏的《罗浮记》：
于此山积年，忽与岱书云：“当远行寻师、药，克期当去。”岱疑其异，便狼狈往别。既至，而洪已亡。时年六十一。视其颜色如平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然也。[9]卷一百六十袁宏(328-376年)的《罗浮记》，是已知保留有关葛洪卒时情况的最早文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单道开传》和唐释道世著《法苑珠林》记载晋兴宁元年(363年)，袁宏任南海太守，登罗浮山作《罗浮记》。这在所有史料中距离葛洪生活年代最近。
杨明照认为，袁宏乃江左史家，且擅文名，年岁又与葛洪相接，对博闻深洽，著述富于班马之葛洪，谅多所了解。撰《罗浮记》不描绘罗浮山自然风光，而专记憩于此山之葛洪，其景仰之情，已可概见。文中称广州刺史邓岱及洪与岱书二者，当是纪实，皆可作为洪卒年切证……故其说最可信。[4]805王承文《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事迹释证——以袁宏＜罗浮记＞为中心》通过考证也认为：“现存有关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事迹及其卒年的记载，以东晋南海太守袁宏所撰《罗浮记》为最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8]245
《葛洪卒年和生平新考》一文所提到的《台州府志》、三清山志书、宁海葛氏宗谱等关于葛洪晚年在浙赣一带活动的记载，皆为辗转传闻，不足征信。
从葛洪临死前写给邓岳的信中说“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6]1913(《罗浮记》做“当远行寻师、药，克期当去”[9]卷百六十)一语本身，不但不能作为葛洪离开了罗浮山的证据，反而可以由此推考出这正是葛洪卒于罗浮山的确证。这是因为，道教中有自择亡日的特习，例如《列仙传》中黄帝即为自择亡日之例；而且比较葛洪信中“克期便发”的“发”字，或“克期当去”的“去”字，又往往是自择亡日、临死诀别的标志。葛洪撰《神仙传·王远传》说：“王远，字方平，东海人……方平在(陈)耽家四十余年……后语耽云：‘吾期运将尽，当去，不得复停。明日日中，当发也。’至时，方平死。耽知其化去。”[10]卷三
《神仙传·葛玄传》也记载了葛玄卒前的情形，与葛洪卒前表现极为类似：“一日，(葛玄)语弟子张恭言：‘吾为世主所逗留，不遑作大药。今当以八月十三日中时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颜色不变。”[10]卷八
《神仙传》为葛洪撰写，两处“发”或“去”的用法相同，都特指自择亡日、临死前诀别用语。葛洪在罗浮山给邓岳信中说“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或“克期当去”)，也是临死之前的特殊用语。
(二)罗浮山葛洪的衣冠冢
《葛洪卒年和生平新考》一文作者还从罗浮山只有葛洪的衣冠冢出发，认为葛洪没有卒于罗浮山。其实罗浮山有葛洪衣冠冢与葛洪卒于罗浮山并不矛盾。卒地和葬地并不能简单等同。罗浮山虽然不是葛洪的真正葬地，但不能由此就否定葛洪卒于罗浮山。例如孙中山卒于北京，葬于南京，北京有孙中山的衣冠冢，南京有中山陵，卒地和葬地以及衣冠冢三者的关系类似葛洪，比较容易明白。陈飞龙认为：“葛洪仙化于罗浮山，史有明证。《句容县志》云‘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者，殊不可信。”[11]94陈飞龙也将卒地和葬地混为一谈，很是武断。
罗浮山葛洪的衣冠冢历史，现在确凿可考的原始史料较少。葛洪卒于罗浮山后(卒于344年)，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山中就创建了葛洪祠以祀之。唐玄宗天宝年间扩建，名“葛洪祠”，并给十家供奉守祠。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再次扩建，改额“冲虚观”。清同治年间重修，基本建筑格局保存至今。葛洪衣冠冢位于冲虚观一侧，始于何时，不得而知。
成书于明代成化五年(1469年)的《罗浮志》已记载有葛洪衣冠冢：“衣冠冢，在冲虚观，葛仙尸解，葬其衣冠。”[12]14这里解释衣冠冢之所以没有埋葬葛洪的尸体，是因为尸解的缘故；这是对尸解的误解。尸解含义非一，然而主要指的是一种区别于白日升天的成仙方式(白日升天成仙，是个人肉体直接脱离尘世飞升了)；尸解成仙，是虽然成仙，但如常人一样死亡而留有尸体，宣称真正的神仙已经超脱飞升了，尸体只不过如同蝉蜕。尸解原始的核心意义正是对号称成仙却留有“尸”的尴尬局面的一种诡辩。《晋书·葛洪传》称葛洪死后“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5]1913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传闻葛洪尸解成仙，但同时明确记载他死后曾经尸体入棺；尸体虽轻，并非无尸。
明代《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志·罗浮山》和清代宋广业撰《罗浮山志会编》，都沿用了《罗浮志》的相同记载：“衣冠冢，葛仙尸解，葬其衣冠。”[13]卷五《地理志·罗浮山》当代对罗浮山葛洪衣冠冢的解释，也是牵强附会，说葛洪“肉身飞升”上天去了，只留下一套衣冠，邓岳便将葛洪的衣冠埋葬起来，认为这就是葛洪衣冠冢的由来。[14]28街谈巷议，不足深诘。
罗浮山只有葛洪的衣冠冢，说明罗浮山并不是葛洪的真正葬地。
四、葛洪葬地句容考证
罗浮山葛洪衣冠冢，没有埋葬葛洪尸体，并非是由于葛洪尸解成仙而尸体飞升了，而是尸体归葬到了家乡句容。葛洪的尸体埋葬地应在句容，句容现存四部《句容县志》(明代一部，清代三部)，还有《太平寰宇记》，都有葛洪墓在句容的记载。
(一)葛洪墓在句容的有关史料记载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说：“旧仙公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见有碑碣。松迳《郡国志》云：‘勾曲有葛洪冢。’是也，盖仙翁之宗族也。”[9]卷九十这里的勾曲也就是句容。《弘治句容县志》：“句容县有句曲山，山形如巳字，勾曲而有所容，因名曰句容。又名句曲、勾容，皆以此也。”[3]卷一《邑名》句容现存最早志书《弘治句容县志》：“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即葛玄之孙。”[3]卷五《丘墓》《弘治句容县志》刻于1496年，这里关于葛洪墓的记载，不会是抄袭《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因为它还进一步交待了葛洪墓的具体方位地点“在县治西一里许”。所以弘治年间修县志的时候，葛洪墓应当还存在。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对照《弘治句容县志》同卷中介绍其他丘墓的情况看出。《弘治句容县志》对于记载的其他丘墓的现状都有交待，凡是已经失考不存的，多有注明。例如：
古越王冢。按《金陵新志》：在句容县。王名翳，周安王时薨，葬句容大横山下。今不知其处。
葛玄墓在县治西南一里许。墓前有葛仙庵。正统九年，道会朱荣先重修。
晋护军长史许穆墓，在县治西一里许。
葛府君墓。在县治西七里，有碑及石门，今俱废。
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即葛玄之孙。[3]卷五《丘墓》
这里记载了葛洪墓的准确方位地点，而且也没有说它失考不见，则明代葛洪墓仍然存在。
清代初年的《顺治句容县志》，在《古迹考·丘墓》中记载：“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即葛玄之孙。葛玄墓，在县治西南一里许。墓前有葛仙庵。正统九年道会朱荣先修。万历二年令丁宾重修。至天启间重建。”[15]古迹考·丘墓《顺治句容县志》对于葛玄墓以及葛仙庵的修建情况记载具体详细，应为实录。
《乾隆句容县志》：“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洪即葛元(玄)之孙。”[16]卷四《古迹志·冢墓》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江宁府三·葛洪墓”条：“《寰宇记》：在句容县西南一里，亦名葛仙翁墓。盖仙翁之宗族也。”[17]卷五十二
今天句容葛洪墓已经不见了。本人曾经在句容葛洪墓遗址一带考察踏勘，葛洪墓包括葛仙庵后的葛玄墓都已经没有了踪影。
(二)魏晋时期的归葬和迎丧习俗
葛洪卒于罗浮山而葬于句容，是魏晋时期盛行的归葬和迎丧习俗的反映。“所谓归葬，就是将客死异乡的尸骸迁回家乡埋葬。这一习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18]315罗浮山不是葛洪的家乡，葛洪卒后家人将其遗体运回家乡句容埋葬，符合当时的风俗和常规。
例如《三国志》和《晋书》当中这种例子就很多：
《三国志·典韦传》记载，曹操闻典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19]卷十八
《三国志·高柔传》：“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父靖，为蜀郡都尉……会靖卒于西州，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19]卷二十四
《三国志·虞翻传》：虞翻因为讥讽孙权迷信神仙，孙权大怒，“徙翻交州……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19]卷五十七
《晋书·羊祜传》：“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5]卷三十四
《晋书·顾众传》记载，交州刺史顾秘卒后，其子顾众前往交州迎丧，历尽艰难：“秘卒……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5]卷七十六
《晋书·王猛传》：“广平麻思流寄关右，因母亡归葬，请还冀州。”[5]卷一百一十四
其他诸如《魏书·赵琰传》、《北史·崔承宗传》、《北史·张谠传》、《颜氏家训·终制篇》，等等，都有反映。
如果违反当时归葬礼制，则被视作大逆不道。为人所习知的一个典型例证如陈寿。《晋书·陈寿传》记载：“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5]卷八十二陈寿因此仕途沉滞累年。
《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前往勾漏任职时，携带子侄同往，则葛洪卒于罗浮山之时，应有子侄家人在旁。葛洪家人将其遗体归葬句容老家，应在情理之中。
道经史料中记载葛洪从祖葛玄卒于天台山或建康，而不是卒于其家乡句容；但史料中又确凿记载葛玄墓一直存在于句容，表明道教徒葛玄仍是遵从流行的归葬习俗。葛洪归葬家乡句容，也属常规。
五、杭州西湖抱朴子墓旧闻证误
关于葛洪埋葬地点，还有杭州西湖一说。根据《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曾经于余杭山见过郭文举、何幼道，则葛洪曾经到过杭州一带。然而今天之西湖葛岭以及抱朴道院是否与葛洪有关，并无确证。杭州西湖有葛洪墓的说法，则源自元代诗人吴莱的文学虚构，基本上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一)“抱朴子墓”的提出者吴莱
考察现今所有能见到的关于西湖抱朴子墓的记载，以吴莱(1297-1340年)为最早。吴莱虽然在诗中首次提及“抱朴子墓”这一特称，实际上也没有直接说明具体地点。这里先抄录吴莱《景阳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诗原文：
人生扰扰间，颇觉天地窄。
我忆抱朴子，高堂睨空碧。
初阳出山上，照破葛古石。
丹光动鼎铛，雾气浮冠舄。
遗书上下卷，道妙或黄白。
老衰及病叟，辛苦为形役。
岂伊凤鸾姿，终以狐兔宅。
尸解本无形，空飞宁复迹？
桻子倘可问，稚川特未隔。
幽林来魍魉，缺井守蜥蜴。
神仙果何人？海岳长戏剧。
世传老聃死，吾谓方朔谪。
虚坟谁所为？怪树独悲激。
满前湖与山，秋色落几席。
因兹些尔魂，目送天边翮。[20]22
根据这首诗的题目“景阳宫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的字面含义，抱朴子墓应当在景阳宫的初阳台，而非西湖葛岭的初阳台。西湖葛岭的初阳台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岭》中有记载：“南高峰下烟霞岭、葛岭，在西湖之西，葛仙翁炼丹于此，有初阳台。”[21]卷十一《岭》但葛岭并没有景阳宫；《梦粱录》卷一《车驾诣景阳宫孟飨》中提及景阳宫，当为临安朝廷大内宫观之。
吴莱这首诗属于文学虚构性质，很多地方多种典故拼凑在一起，张冠李戴。这首诗中提及“
根据以上分析，诗题中的抱朴子墓所在的初阳台，并非在西湖葛岭；诗中所谈的内容，基本上也与葛洪无涉。可以断定，该诗所提到的“抱朴子墓”，应是虚构，而非实指。而且“抱朴子墓”不能简单就断定指的是“葛洪墓”。
吴莱喜欢虚构，作游仙诗。《四库全书提要》称吴莱诗风“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23]集部·别集类·渊颖集《渊颖集》卷十中又有《范蠡宅》一诗，范蠡宅也是虚指。
(二)《成化杭州府志》望文生义、张冠李戴，将“抱朴子墓”误植葛岭
现在能看到的将吴莱这首诗中的抱朴子墓编入地方志的，是明代初年的《成化杭州府志》。《成化杭州府志》说：“抱朴子墓在葛岭宝云寺。”[24]卷四十六《坟墓》“宝云寺。在葛岭上，玛瑙寺西……有灵泉井、锦坞、初阳台，在山上。”[24]卷五十)《寺观四·城外钱塘县·宝云寺》其下收录吴莱这首诗作为佐证，并将题目省略为《登初阳台谒抱朴子墓》，“景阳宫”三字，可能发觉与葛岭情形不符，故而隐去，很不忠实。这是首见将“抱朴子墓”误植葛岭的记载。
《四库全书提要》对于《成化杭州府志》这种杂收诗词作为地理内容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成化杭州府志》)，明夏时正撰……是书成于成化乙未(1475年)……所收颇冗滥。如载凌云翰《嘲析产》小词之类，皆非《地志》之体。”其凡例称：“凡所引用诸书，多系简节全文，或因而足以己意。”[23]史部·地理类这也是产生将吴莱诗中的“抱朴子墓”张冠李戴，误植葛岭的重要原因。
(三)有关抱朴子墓记载的传播渊源和路线
明代钱塘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沿袭了《杭州府志》关于葛洪墓的记载(刻本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其后抄录《西湖游览志》而编纂成的明代俞思冲的《西湖志类钞》，也沿袭葛洪墓的说法。《西湖手镜》中葛洪墓的记载也不是亲见。明末纂修的《大明一统名胜志》同样沿袭。
清代相关的葛岭抱朴子墓，都来源于明代的辗转抄录材料，没有一例亲眼目睹的记载。例如清人翟灏等辑、王维翰重订的《湖山便览》：“葛洪墓。万历《杭州府志》云：在葛岭宝云寺。”[25]97
但清人已经对明代的记载产生了怀疑。例如清人许承祖所撰《西湖渔唱》中说：“万历《杭州府志》：葛洪墓在葛岭宝云寺……然吴诗云：‘尸解本无形，空飞宁复迹？虚坟谁所为，怪树独悲激。’则当时亦只空名也。今墓已失考，因旧志俱载，亦存之……岂古迹易湮？抑诗人好为点缀邪？录之以备参稽。”[26]177
近现代其他有关葛岭抱朴子墓记载，最初源头都来自吴莱诗和《成化杭州府志》，兹不赘述。
(四)今本萨都拉《雁门集》中《谒抱朴子墓》一诗出现的缘由
今本元人萨都拉的《雁门集》中，收录有《谒抱朴子墓》一诗，原文如下：
谒抱朴子墓
炼丹仙子渺茫间，一夕乘风去不还。
火冷炉头灰已烬，云封洞口岭长闲。
千年瑞气生瑶草，夜半天风响佩环。
真境空明自今古，烟霞依旧隔人寰。[27]329
诗下注解云：“(《谒抱朴子墓》诗)，旧本所遗，据《西湖志》补收。”[27]329考核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确实录有本诗原文，然而诗题为“萨天锡诗”，并非“谒抱朴子墓”，即这首诗本是无名诗。[28]卷八明吴之鲸《武林梵志》也录有本诗，诗题为“萨天锡葛岭诗”，也非“谒抱朴子墓”。[29]卷五四库所收录旧本《雁门集》，并无《谒抱朴子墓》这首诗。今天通行本《雁门集》为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年)萨都拉后裔萨龙光的辑本，其中不少诗作是萨龙光从别处采录补充，贪多务广，并非经过细致的考订。[27]7“谒抱朴子墓”诗题，当为萨龙光所增饰。本诗的内容也没有关于“抱朴子墓”的具体描述。并无实质史料证明元代萨都拉曾于西湖葛岭谒抱朴子墓；今本《雁门集》中所见《谒抱朴子墓》一诗，从诗题到内容本身，都不足征信。
(五)历代各种西湖文献都无葛岭存在葛洪墓的具体实证
西湖不同别处偏僻地方，历代特别是宋代以来，有大量游记史志记载文献传世。由今人王国平主编的《西湖文献集成》，就有30册，将有关西湖的历代文献搜罗殆尽；然其中都无葛岭存在葛洪墓的具体实证记载。
例如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十一、十五、十九中皆提及葛岭，特别是卷十五《历代古墓》中，都未记载有葛洪墓。宋代隐居杭州西湖附近的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四、五都提及葛岭，没有见提及葛洪墓。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是元代钱塘人张雨，他长期居住过葛岭，自称葛坞人。[30]补遗卷中张雨包括当时与其往来的名人，诗文中频繁提及葛岭以及葛洪，仰慕葛洪之情，跃然纸上，但从没有提及葛岭有葛洪墓的存在。例如张雨《葛岭新居》：“葛洪川上有余地，善和里中无故书。”[30]卷上还有：“葛洪井上访贞居，一饮甘泉足自如。”[30]葛岭柬乐闲高士并寄公文道弟又《葛岭杂书》，等等。《句曲外史集》中更有几处直接提到初阳台，也没有其上存在葛洪墓的描述。例如：“初阳台上白云多，云裹层层玉树歌。”[30]云巢楼又：“初阳台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开。”[30]初阳台等等。当时葛岭若真的有葛洪墓实物存在——即便为后来好事者所伪造，居住在葛岭并对葛洪甚为仰慕的张雨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予记载。
明代其他的大量有关西湖的史志游记，如高攀龙的《武林游记》、王汝谦的《西湖韵事》、袁宏道的《西湖记述》、王绍传的《西泠游记》、李流芳的《西湖卧游图题跋》、高濂的《四时幽赏录》、浦祊的《游明圣湖日记》、黎遂球的《西湖杂记》、李鼎的《西湖小史》，等等，都没有亲见葛洪墓的任何具体记载。
现存葛岭抱朴道院前立于明代万历壬子(1612年)的“重建葛仙庵碑”，在其碑文《重建葛仙庵碑记》中只字不提葛岭曾有过葛洪墓之事。虽然碑文对于葛洪的介绍和记载一知半解，错误连篇，但对葛仙庵以及葛岭周围过去变化和当时现状的记述，却比较准确可信。朱越利先生对于碑文内容以及碑的背景研究分析甚详，可参阅。[31]174根据碑文可知葛岭根本不存在有葛洪墓。同时代所修《明一统志》以及《万历杭州府志》中，却仍有葛岭葛洪墓的记载，说明都非实地考察的结论，只是沿袭抄录《成化杭州府志》等旧闻，以讹传讹。
六、结语
葛洪的出生地可能为洛阳而非句容，埋葬地应为句容而非罗浮山。这和传统的一些看法有很大不同。考证清楚葛洪的出生地以及童年生活地、卒后埋葬地，对于深入研究葛洪的生平履历和思想发展，以及葛洪与东晋时期道教发展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