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磨(?-528,一说536),南天竺人,本名菩提多罗,后从其师般若多罗之意改名达磨,意即“通大”。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不久自印度来华,先至广州,后历梁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被尊为中国禅宗第一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大影响。关于达磨来华的年代,史载出入很大,故当代学者说法也很不一致。胡适先生依据道宣《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所说“初达宋境南越”一句,乃“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479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479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1](P25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亦据此认为,“其来中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并注曰:“据此可知达磨于宋时至中国”[2](P562)。周叔迦注意到“其来华的具体时代,各家异说”的情况,考证说“慧可承事达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达磨是魏末时游化洛阳的”[3](P170)。此说即依据道宣《续传》之《菩提达磨传》和《慧可传》,只确认达磨在北魏孝昌二年至普泰年间在华,未详具体来华年代。任继愈亦依此判断“菩提达摩来中国是刘宋期间(420-479)”[4](P503)。又说其“在中国活动期限,最大跨度是421-534年,约110年,这不可能;最短亦当在478-518年间,有四十余年,为时也不算短。”(同上,第504页)。任先生亦未确定其入华的具体时间,仅大致划出一个可能的范围。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亦据道宣《续传》,认作南朝宋时到中国,未做进一步考证。林子青在《中国佛教》相关条中,称达磨于“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5](P65),对之也仅划定了一个时间范围,只是跨度小了些,并持存疑态度。日本人忽滑谷快夫在其所著《中国禅学思想史》一书中,倒是做了较详细的考证,但亦主要以慧可之年龄推算,认为慧可40岁师达磨,遂推其来华当在梁普通七年(526)[6]。孙述圻在驳斥了胡适的观点后,依据《续传》之《慧可传》,确认达磨入华是在“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6年前后”[7]。总之,关于达磨来华之年代,目前争议仍颇大。愚以为,由于史料上的原因,确定达磨来华时间确实较为困难,但又不是无迹可寻的。本文试依据一些佛教史资料,并参以正史,拟做一综合分析,力求找到一个自认为较为确切的年代。记载达磨来华最早的文献,当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唐道宣《续高僧传》之《菩提达磨传》。《洛阳伽蓝记》卷一称:“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谓达磨在中土,于北魏时见到著名寺院永宁寺(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即公元516年造),对其精美的建筑赞叹不已。其次是道宣《续高僧传》,该书《菩提达摩传》说:达摩(磨)“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该书《慧可传》又称:“(可)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此两段文字曾被诸家广为引用。然上述二条材料,均未详达磨具体来华之年代,且二者的时间也相差甚远。前者是学者认定达磨于南朝宋时来华的重要证据,后者则是一些学者认定达磨于普通八年或七年来华的主要依据。杨衒之是与达磨、慧可同时之人,乃亲耳有闻。道宣(596-667)是活动于唐初高祖至高宗年间的人,上距达磨在华年代亦不久远。上述二说固当引以重视,但因其过于简略抑或含混,有的还与诸多佛教史文献有牾,故亦应予以进一步考究。

将达磨入华时间明确化,是出现在唐末及其以后的诸佛教典籍中,然其说法亦各有异,且颇为淆乱。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为梁普通八年丁未岁(即大通元年,公元527年)说,第二种为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丙午岁到达南海,八年入魏说,第三种为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说。然对其具体日期,所言竟惊人地一致,即都认为是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南海广州,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嵩洛。

考之,首先,盖“普通八年”(大通元年)说,以《宝林传》、《景德传灯录》和《佛祖统纪》为代表。其所述录之如下:

“……(达磨)经于三载,至于广州,刺史萧昂出迎,时当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宝林传》卷八,附《东流小传》,见《宋藏遗珍》)

“师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景德传灯录》卷三)(按:此所言“普通八年丁未”,梁无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其所言“丁未”,实为大通元年。)

“大通元年(原注: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旧云普通者误)南天竺菩提达磨泛海至广州。”(《佛祖统纪》卷三七)(按:北魏孝明武泰元年,实为大通二年,此亦有误)

“达磨观音化身,梁武大通元年,自南天竺来。北魏文帝大统元年,自梁入魏。”(同上书卷五三)(按:北魏无大统年号,而西魏有文帝大统元年,即公元53年)

“以梁大通元年达南海(原注:旧云,普通八年者误。南海,广州)”。(《佛祖统纪》卷二九)。

上述所引述,大概是说达磨于梁大通元年(527)泛海来华,先至广州,刺史萧昂曾表迎之。后至金陵见梁武后,因与其言而不合,遂北趋入魏。至于至魏时间,又有两说,一是当年(527)十一月即至魏,一说西魏大统元年(535)入魏,此说与达磨行年不合①，显然不实。《宝林传》虽为唐人所作,时间较早,但此仍为后人追记,可信度有限。其次,普通七年(526)来华、八年(527)入魏之说,以《五灯会元》为代表。该书卷一谓:“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当大通元年丁未岁也。(原注: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十月一日至金陵。……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

此说不同于前说者,盖将达磨抵达南海的时间与到达金陵见梁武的时间分开,并较前说提前一年,而其到达洛阳之年代与前说相同,仍为梁普通八年(大通元年)。此可视为普通八年说之另一说。日人忽滑谷快夫依据道宣《续传》之《慧可传》,即主普通七年入华说。

第三说即梁普通元年(520)说,以宋人契嵩《传法正宗记》为代表,《神僧传》、《稽古略》等大致认同此说。今录之如下:

“菩提达磨之东来也,凡三载初至番禺,实当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之岁,州刺史萧昂以其事奏。(注略)即诏赴京师。其年十一月一日遂至建业。……潜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趋魏境,寻至雒邑,实当后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传法正宗记》卷五)

“(达磨)梁武帝普通初至广州,刺史表闻,武帝遣使诏迎至金陵。”(《神僧传》卷四)

(达磨)“既而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辞于侄王,王为具大舟,实以珍宝泛重溟,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当此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原注:《传灯》曰七年,今从《正宗记》),广州刺史萧昂迎礼表闻,武帝览奏遣使迎请。次年十月一日至建康”。(《稽古略》)

据嵩《正宗付法传》,达磨于梁武普通元年(520)九月二十一日抵广州(南越),十一月一日到建业,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魏境,此为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亦即普通元年)。所述月日与前说大略相同(前述有记为十月一日到达建业,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此恐不大可能),问题出在年代的差异上。《神僧传》说得较简略,显然其所承为《正宗记》。《稽古略》亦基本从《正宗记》,所异者是将到达建业时间记在“次年十月一日”即普通二年十月一日。

又据杨亿《景德录序》“西来年表”记:“庚子普通元年,达磨至,傅大士逢嵩头陀(即达磨)。正光元年,《正宗记》依梁僧宝唱《续法记》云:此年达磨至梁,而入魏。于理可取。”《稽古略》亦谓“梁普通元年,(傅大士)年二十四,泝水于稽亭塘下,西域沙门嵩头陀引之临水观影。”梁僧宝唱《续法记》所言洽与《景德录序》、《稽古略》所记傅大士普通元年见达磨的时间相契合,这也许不当以巧合来解释的。(考见下文)

在确认普通元年说后,契嵩《付法正宗记》卷五注对“旧说”(八年说)提出质疑:“《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磨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至七年,唯今王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又皆称:萧昂以达磨事奏。及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唯昂侄萧励,当时尝作此州刺史,恐昔传录者,误以励为昂耳。前录国本者,既是非不嫌,今不敢辄削,且存其阙疑也。”

契嵩在《付法记》卷五末记中又云:

“而《宝林传》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过魏,当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号。又曰:‘达磨灭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只十二岁,既无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兽之岁,其岁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过魏,即达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岁数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为准。其诸家所见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两存之,识者详焉。又以译禅经之年算,达磨此时正年二十七岁,其说禅经,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从此算来以合诸传记,所谓达磨既出家得法后,尚随侍其师四十余年。又依师所嘱,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东来在路二年,及到中国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寿一百五十岁。如此则诸家所载达磨,支竺两处事迹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中国,及《宝林》所载达磨四十年不受国位,以待般若多罗而出家,却计其在西随师四十余年,及到中国已一百五十岁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余岁,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国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讹也,不可为准。”(《正宗记》卷五)

看来,普通八年说之滥觞在《宝林传》。《宝林传》为唐人惠炬于唐贞元年间所集之较早的有关禅宗史的著述,是书颇为粗俗,且所述年代十分错乱,此如契嵩所指出的,不一而足。后《景德录》、《佛祖统纪》等正袭其说。综合上述所引,知契嵩不赞成八年说并力持元年说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梁史“普通”仅至七年,次年三月已改元大通,本无普通八年之说;其二,普通八年说曾提及广州刺史萧昂表迎之事,而“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其三,八年说与诸史所载达磨行年不合。最后得出结论:“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为准。”上述第一条虽不是实质性的论据,但也确实道出了“旧说”之纰漏;第二条,所疑“刺史萧昂”“表闻”之事,其实这件事当为事实(考见下文),且发生在普通元年。这条资料本来可以成为其确立普通元年说的有力证据,但因其把事实年代搞混了,反而接受“旧说”将此事置于普通八年,并对之加以怀疑和反驳。第三条,因达磨生卒年本是一个存疑的问题(契嵩认同达磨卒于北魏武泰元年,即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此说与普通元年到魏,面壁9年而卒之说相合),其所推年代虽不一定成立,但他所指出“旧说”之纰漏,还是有价值的。契嵩是一个较能尊重事实、有科学态度的人。他写《正宗记》,乃针对“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的情况,出于“以正传记谬误”(《正宗记·知开封府王侍读所奏劄子》)的自觉,对之加以考辨的。他虽

然坚持普通元年说,但没有断然排除“旧说”之可能,对之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谓:“其诸家所见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两存之,识者详焉”,“今不敢辄削,且存其阙疑也”。不过,其存疑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出于对“刺史萧昂”“表闻”之事的怀疑。现在看来,能否为上述两说之一找到有力的旁证,并对胡适之说加以证伪,是解决达磨入华年代的关键。

虽然佛教诸史将达磨入华年代搞得扑朔迷离,但参照诸史,还是有迹可觅的。愚以为,达磨入华年代大致如契嵩《传法正宗记》所说,在普通元年即公元520年,试证之如下:

其一,重要的参照是较早提及达磨之事的《洛阳伽蓝记》,该书为杨衒之所记,其中提及达磨于北魏时曾至永宁寺并盛赞该寺建筑精美之事。《伽蓝记》谓: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炫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椎[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

据此,永宁寺为元魏“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孝昌二年(526)因大风所摧,虽后再修葺,仍于永熙三年(534)被焚毁(《佛祖统纪》卷三八则记“[永熙]二年,永宁寺大浮图灾火,三月不息。”)达磨盛赞该寺时其可能的年代,当永宁寺初建不久的极盛时期,即熙平元年(516)至孝昌二年(526)之间,故达磨至洛当在北魏孝昌二年(526)亦即普通七年(526)之前,与《正宗记》所言“(达磨)寻至雒邑,实当后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基本相合。杨衒之所记多为自己所亲见,且与达磨为同时之人,所记之事是较为可信的。所以达磨在此年前的普通元年(520)来华,且在四五年后观看盛传精美绝伦的永宁寺,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二,“刺史萧昂”以达磨来华之事“表奏”迎接,是一条极重要的证据。无论持普通八年说者(如《景德录》卷三)或普通元年说者(如《正宗记》卷五、《神僧传》卷四、《稽古略》等),均提及此事,看来刺史表闻奏迎之事当不会是空穴来风,关键是刺史为何人及其何年在广州任上。《景德录》称:“普通八年丁未之岁,州刺史萧昂以其事奏”,然“八年说”在萧昂奏闻之具体时间上失实。持元年说的契嵩,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谓“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此所言亦失实。考之《梁书》,萧昂为萧景三弟,普通元年前后确实为广州刺史,证据有二:一是《梁书》卷二四《萧景传》附《萧昂传》明谓“(昂)天监初,累迁司徒右长史,出为轻车将军、监南兖州。……复以轻车将军出为广州刺史。普通二年,为散骑常侍、信威将军。四年,转散骑侍郎、中领军。”其先以轻车将军出为广州刺史,继之于普通二年,迁散骑常侍、信威将军,故言以刺史身份奏达磨事发生在“普通初”(普通二年前,决不可能是普通八年!)之说大致不误。所以,契嵩《正宗记》所驳《景德录》,谓“考昂《传》,不见其为广州刺史”一说,是不能成立的。然据《梁书》所说,本可以证普通元年说之实,惜契嵩未能发掘并利用这一重要资料,反而对之加以驳斥。其二,据百衲本《南史》卷五五《王茂传》:“(王茂)子贞秀嗣,以居忧无礼,为有司所奏,徙越州,后诏留广州,与魏降人杜景,欲袭州城,刺史萧昂斩之。”这里也提到“刺史萧昂”。王茂卒于梁天监十五年(516)前后(亦即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前后),其子贞秀是在父茂卒后,因其“居忧无礼”而被有司所奏,遂“徙越州,后诏留广州”,是时与魏降人杜景谋欲袭广州城,遂被“刺史萧昂斩之”。王茂卒后其子“居忧”,按古礼当行三年之丧,故此事发生在天监末或普通初是可能的。又,据《弘明集》卷十《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并公王朝贵答》记载,奉梁武帝之敕,王茂(时为太子詹事)、萧昂(时为豫章王行事)曾参与了对范缜《神灭论》的审斥。范缜于天监六年(507)发表《神灭论》(据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王茂迁太子詹事洽在此年(据《梁书》本传),说明茂、昂二人确是梁武帝年间人,且都笃奉佛教。据以上分析,萧昂于普通元年在广州刺史任上并奏迎达磨事应当是可信的。忽滑谷快夫虽承认萧昂任广州刺史在普通年间,说“萧昂为广州刺史,虽不明记年月,其在普通中甚明”。[6](同上引书,第76页)但他忽略了普通二年后为散骑常侍、信威将军之事,而以之证普通七年之说,则是不合适的。

其三,杨亿《景德录序》的《西来年表》所说傅大士二十四岁时遇达磨之事,诸史亦有较详细的记载:

“梁天监十一年,(傅大士)年十六纳刘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与里人稽亭浦漉鱼,获已沈笼水中,祝曰:‘去者适止者留’,人或谓之愚。会有天竺僧达磨(时谓嵩头陀)曰……”。(《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善慧大士传》)

“东阳大士傅翕字玄风,义乌人,齐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幼与里人渔以笼盛鱼,沉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为愚。年十六,娶刘氏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渔于稽停塘。梵僧嵩头陀谓曰……”。(《佛祖统纪》卷二二)

“(大士)字玄风,号善慧,至是壬辰十六岁,娶刘氏有子二人,曰普建、普成,梁普通元年年二十四,泝水于稽亭塘下,西域沙门嵩头陀引之临水观影。”(《释氏稽古略》)

《景德录》、《佛祖统纪》、《稽古略》等对这一真实历史人物的事迹所说基本吻合,即:傅大士(善慧)于齐建武四年(497)生,十六岁时即梁天监十一年(512)纳刘氏女,二十四岁即普通元年(520),与里人稽亭浦漉鱼时有滑稽之事,适逢达磨遇见,遂有了一段对话。看来达磨于普通元年已来梁是较为可信的。

其四,重要的是,普通元年说是契嵩听其宿老依据梁僧宝唱《续法记》而得出的。《正宗记》卷五谓:“契嵩少闻耆宿云:尝见《古祖图》引梁宝唱《续法记》所载,达磨至梁,当普通元年九月也。”宝唱是梁时人。据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天监七年(508)“敕唱自大教东流,道门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义,并通鸠聚,号曰《续法轮论》,合七十余卷。”此所指即《续法记》。宝唱著《续法记》虽在天监七年(508),但据杨亿在《景德录序》末说,达磨之事是后来补编入是书的:“达磨至中国,今取《正宗记》为定,盖依梁僧宝唱《续法记》。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梁简文帝因使臣刘悬运往北齐取其书,诏宝唱编入《续法记》也。”简文帝于太清三年(549)五月即位,在位前后约两年(太清三年五月至天正元年八月),其诏宝唱将“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记入《续法记》,其距普通元年仅约三十年左右,所记应较为可信。此亦说明,宝唱在写《续法记》时,尚未闻达磨入华之事(此亦可证宋时入华说之不实)。又《正宗记》卷五:“(达磨)遂事其师更四十余载,而般若(即般若多罗)乃以法付之。益嘱尊者曰:‘汝且化此国,后于震旦(即中土)当有大因缘,然须我灭后六十七载,乃可东之。’”“是时(般若多罗卒)当此宋孝武帝之世也(以达磨六十七年后方东来,算之当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是说达磨之师般若多罗付法时,嘱其在六十七年后赴东土传法。据此来推算,六十七年前为宋孝建元年(454),六十七年后恰为普通元年(520)。此所言“宋孝建元年甲午”,显然是契嵩以普通元年向前推而得之。然查般若多罗之卒年,《佛光大辞典》记其卒于公元457年(此不知何据?《宝林传》卷六则记其坐化“时当此东晋第九主武帝戊子岁矣”,即公元388年),若以此推之,六十七年后为公元523年前后,此距大通元年(520)说不远,但确在八年之前。忽滑谷快夫所谓“《传灯》以达磨东来为普通八年,近于事实。然契嵩等却无何等根据,擅改之为普通元年,甚不合也。”[6]此说显然未注意到契嵩的详密考辨,谓其“擅改之”,则过于武断。

此外,主“八年说”之《宝林传》、《景德录》及《佛祖统纪》所记事实颇为淆乱,难以为据。除上述契嵩指出者外,还有如《景德录》卷三:

“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广灯回作过字)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当云后魏孝明正光元年也。若据太和十年乃后魏文帝时,是年即南齐武帝永明四年丙寅岁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谓达磨于普通八年(527)十月见到梁武,二人话不投机,遂离开建业而趋北魏,至魏之时间却记在北魏孝明太和十年(486),先至魏而后到梁,怎么可能呢?时空完全颠倒了。②其所说“孝明太和十年”,被后人在注中予以纠正:“当云后魏孝明正光元年也。”“孝明正光元年”,正是梁普通元年(520)。《佛祖统纪》所记亦较混乱,如除上所述外,卷三八记:“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也)十月达磨自梁入魏,止嵩山少林寺。”又说“北魏文帝大统元年,自梁入魏”,既言大通元年由梁至魏,又说“文帝大统元年,自梁入魏”,显然矛盾。且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系梁大通二年(528),而非大通元年也;文帝大统元年为西魏,亦非北魏也。

综上所述,达磨来华之时间,应以宝唱《续法记》、契嵩《正宗记》所记之梁普通元年(520)说较为可信。将达磨入华时间推定在普通元年,有几点尚须加以考辨:

其一,道宣《续传》所言“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虽仅此一处,但因道宣是一严肃的学者,其说不能不正视,不过,仅以此为据,证据是不足的。胡适先生即以此“孤语”为据,“假定”达磨是于南朝宋亡前入华的[1](P258)。然这句话还可能作别的理解,如还可理解为:最初曾到达南朝宋境内的南越,后北度至魏境。道宣这里所使用的“宋境”、“魏境”,很大程度上主要言其地点而非说明时间。对胡适先生的“假定”,孙述圻先生曾做过值得注意的考辨,他说:

“‘初达宋境南越’只是一个相对的地域概念,而不是准确的地理名称。六朝时代并没有‘南越’的地名。到东吴孙休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分交州立广州,领南海等十七郡,直到宋、齐、梁代,只有交州、广州、越州和南海等地理名称,可见道宣所说的‘南越’是沿用旧名的泛指。而道宣所说的‘宋境’,也同样是一种泛指。……达摩‘初到宋境南越’,等于说: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绝不能据此来‘假定他于四七九年到广州’。‘宋’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第一个王朝,而且几个王朝相继更迭频仍,因此作者道宣在初唐时期举‘宋’以统称五至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举‘宋境南越’以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很自然的。”[7]

我赞同孙述圻先生的说法,认为以道宣《续高僧传》中的“初达宋境南越”作为达磨宋时入华的根据,其理由是不足取的。

其二,胡适先生似乎也觉得此孤证不妥,在《菩提达摩考》一文写出后,又写了《书<菩提达摩考>后》,补了几条“证据”,其中有“致命性”的一条,即引道宣《续僧传》卷一六《僧副传》一段话(中有省略)。我把此段话再引得更全一些,即:

“(僧副)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窆于下定林之都门外。”

如果这里所说的“达摩禅师”确是菩提达磨,这将成为达磨宋时入华之铁证。胡适即以此推论:梁普通五年为524,僧副生时当464,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岁,已快离开北方了。他从达磨受学,当在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即西历485-490之间。由此推之,达磨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在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不但据此确认达磨入华在“宋亡前”,且又一次把其年代推前了20年[1](P258)。问题在于:从何根据以说明此“达摩禅师”就一定是菩提达磨?其实,道宣在《续传》同一卷(卷16)的《慧胜传》中,就提到与僧副同时代、修行地相近的一位叫慧胜的高僧,亦曾“师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且两次提及的“达磨”都有“善明观行”(或“学诸观行”)的特点,这恐怕也不会是巧合。所以,僧副从学的达摩很可能是达摩提婆而非菩提达摩(磨)。对此孙述圻先生曾做过详密且有说服力的考辨,其中还特别提到一个旁证:一般僧传(如慧皎《高僧传》)所列的传记顺序,都体现了名僧活动时代的早晚和师徒的次第关系,道宣《续传》亦不例外。该传卷一六“习禅”类,首列《梁钟山定林寺释僧副传一》,次列《梁钟山延贤寺释慧胜传二》,但却把菩提达磨(摩)列为《(北)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五》,道宣是绝不会犯师徒倒置的低级错误的。“这一切说明,胡适愈是把菩提达摩来华时间向前推,其谬误也就愈大。”[7](不过,我不赞同孙氏的普通八年说)显然,胡适的“补证”也是不能成立的。胡适其说之伪,另一重要证据,就是僧佑《弘明集》不见记载达磨入华之事。僧佑卒于梁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所撰《弘明集》是对汉以迄梁代近三百年佛教历史文献的汇编,其中皆未提及菩提达磨之事,说明僧佑及当时的学者并未闻知此事。这不仅是对胡适等所主宋时入华说的有力证伪,也说明在梁天监末(公元518年)之前,人们尚未闻知此事。

其三,关于萧昂表迎之事。百衲本《梁书》卷九、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南史》之《王茂传》,在同一事上则称“长史萧昂”。如影印本《南史》称:“子贞秀嗣,以居丧无礼,……乃潜结仁威府中兵参军杜景,欲袭州城,长史萧昂讨之。”这也是契嵩驳《景德录》并否认有刺史“表闻”之事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华书局1975年校勘本,“长史”改作“刺史”,并在校勘记中注:“‘刺史’各本作‘长史’,据《梁书》《萧昂传》改。按传‘昂出为广州刺史’,不言为长史。”(第1377-1378页)又,据《梁书》卷二四《萧昂传》,昂确实曾于“天监初,累迁司徒右长史”,后人沿用旧称谓,这在史书中并不鲜见。故“刺史萧昂”于普通元年“表迎”达磨一事当是可信的。

其四,道宣《续传》卷一六称禅宗二祖慧可“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达摩灭化洛滨。”意即慧可四十岁时遇达磨,他卒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即他在六十七年前四十岁时遇见达磨正游化于嵩洛,此年应为普通七年(526)。这也是忽滑谷快夫所主普通七年说的重要证据,也有学者据以将达磨入华划定在公元520至526年之间,这当然是较为稳妥的说法。但,慧可见达磨游化嵩洛的时间并不一定就是达磨入梁至魏的时间,看来以慧可遇达磨为其入华时间之根据,也是不足取的。故以《慧可传》与《南史·萧昂传》相印证,将达磨入华时间推定在普通元年(520),其理由是充分的。

由于佛教史特别是唐宋后诸禅宗史有诸多杜撰的成份,因而历史真实常被种种传讹的或虚构的或神秘的说法所遮蔽,所以达磨的入华时间被弄得极为淆乱。宋时契嵩已发现了这一问题,对之加以较为翔实的考辨,考辨中特别注意到梁僧宝唱《续法记》的资料,值得重视。不过,本来刺史萧昂表迎达磨入华之事,是最能支持其梁普通元年说的证据,契嵩却不仅没有仔细发掘并加以利用,反而对此事实加以否认,是很遗憾的。今补其证,姑置达磨入华于梁普通元年(520)。此说供参,以俟新考。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