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三丰遗跡记”碑文识录

金台观坐落于宝鸡市北郊的陵塬山腰上，为久负盛名的宝鸡道教三观（金台、银台、玉台）之首①。据民国时编纂的《宝鸡县志》卷七“祠祀”条载：该观创建于元末、后经多次重修，“元末邑人杨轨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张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里人赵世凤修观。”[1]（卷七）金台观依山而建、地势险要，从山门即可俯视整个宝鸡市区，登观远眺，秦岭渭水更尽收眼底、一览无遗，当地民间更流传有“宝鸡有个金台观，离天只有五尺半”的说法。相传，著名道士张三丰曾在此隐修、并死而复生。《明史·方伎列传·张三丰》对此有载：“（张三丰）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2](7641)金台观现存明代石碑七通（明碑四通，清碑一通，民国时碑二通，今碑一通），其中以四通明代碑石尤为珍贵。这些碑文保存了有关张三丰事迹的丰富资料，不仅记录张三丰的身世言行，也见证了明初几位皇帝及官僚、士人对他的寻请和礼遇。

在四块明代碑石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明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张三丰遗跡记”。此碑现竖立在三清殿前院中，保存完好、碑文清晰，记述时任陕西参知政事、吏部右侍郎张用澣转述乃父张朝用所谈少年时与张三丰他乡偶遇的一段往事，言谈中涉及张氏家族几代人，跨约百年，对研究金台观历史及张三丰其人事迹具有一定价值，可补史料之不足。兹录文字如下。

碑文篆书额题为“张三丰遗跡记”，正文曰：

(1)②张三丰遗跡记

(2)赐宣德八年癸丑曹鼐榜进士，陕西参知政事，前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南阳张用澣识

(3)赐正统十年乙丑商辂榜进士、任翰林院修撰陈仓刘俊篆额

(4)宝鸡县儒学教谕罗山张谦书丹

(5)凤翔县、宝鸡县县丞郫筒马□立石

(6)予幼稚时闻先父均州知州、赠吏部侍郎公语人曰：“真仙陕西宝鸡人，大元中于吾河南开封府鹿邑太清

(7)宫出家。吾先世开封之柘城县人。柘城与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离宫仅十五里。真仙与吾高祖荣相识，常往

(8)来于家，托为施主、最亲密，亦爱重吾父叔廉公勤学。元末，吾父避兵来（陕）邑，占籍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来

(9)邑之西关玉阳观，与道士李白云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数月。时吾年方十三，在观读书。真仙问曰：‘汝谁家子也？’

(10)吾答曰：‘故父柘城张叔廉，因避兵徙家于此。’真仙曰：‘我乃张玄玄，昔在柘城时，多扰汝家。有张荣者，汝几世祖

(11)也？’吾答曰：‘荣，高祖也。’真仙曰：‘我曾见其始生也。汝可勉力读书，后当官至五品。’越月，真仙北行。吾同白云先生

(12)送至邑之北关外。别后，见真仙之行，足不履地，时人已异之。永乐初，

(13)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统，遣礼科都给事中胡公濙齎

(14)香书遍历天下名山访求之。时吾以儒官荐升詹事府主簿，与公备言少时曾识真仙之由，公遂荐吾同往寻之。

(15)至武当山均州，久之弗遇，公回京复奏。

(16)上仍遣公往，必欲得真仙出而一见，特升吾为均州守，

(17)命伺鹤驭。朝夕来临，历数十年终不果愿。”予时虽幼穉（稚），闻斯言常记之于心。兹适分巡宝鸡，公暇乃游真仙旧

(18)时修真洞。因成俚语一首，复跋于后云：

(19)一自飞升近百春，陵原仙洞已生尘。烟消丹室空存鼎，花满桃园不见人。金

(20)阙几回朝望气，蓬莱何处夜修真。家君出守因相识，久俟云车谒

(21)紫宸。

(22)宝鸡县知县巴县贺英　主簿清江傅顾典史宝应许翔　儒学训导内丘李睿

(23)大明天顺六年岁次壬午九月吉旦立

碑阴刻字略显模糊，碑身亦不甚平整、局部出现少许裂纹。碑文列有五十多个人名及职衔，当是参与其事者名单。现录如下：

(1)致仕官

(2)王珉　沈平　张瑄　贾浩　陈焕　陈龙　吴祥

(3)训种张辅　训术王琦

(4)僧会悯无方　道会司署印道士谈冲碧

(5)举人　张抚　杨羽翀　杨祥

(6)监生　李英　吴能　彭珎　杜兴

(7)壬午科解元　吴献

(8)生员　党彬　夏鼐　王安　郭旻　张辉　孙锡　张傑　姚珞　杨恕　丁珂　李童　胡浩

(9)徐琳　田畯　关钊　陈善　程茂　吕臣　赵溥　翟义　白□　俱聦　高厚　张锐

(10)史典　陈迁　萧昇　张礼　张鑑　申浩　周清

(11)金台观主持　傅本宗　道士孙庸玉　张冲明

(12)陈仓驿署印医主张礼

(13)凤翔石匠秦昇镌

案：此碑为楷书，共计23行，行42字。武树善编《陕西金石志》及《补遗》、清代毛凤枝编《关中石刻文字新编》、清代王昶著《金石萃编》、今人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明清石刻文献全编》等均无著录；今人研究张三丰的几部学术论著中亦未见此碑之介绍③。明清传记小说中则偶见摘录此碑部分文字，下文将予详细介绍。

二、文献所载张真人宝鸡行迹

有关张三丰在宝鸡之行迹，翻检史籍可知，传世文献所载主要有两件事：起死回生和偶遇故友柘城张氏子孙。兹分二类转录如下。

其一、偶遇柘城张氏少年、祖述其高祖

有关柘城张氏与张三丰的交往事，传世文献中记述最早、亦较详备者，当首推明人陆深所撰《玉堂漫笔》。该书载：“相传，永乐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访邋遢张仙人，即张三丰名通，号玄玄子，天师之后。寓居凤翔宝鸡县之金台观修炼。……金时人也。……南阳张朝用尝记三丰遗跡。三丰，陕西宝鸡人。元时于鹿邑之太清宫学道。与朝用高祖毅相识，往来其家为亲密，亦爱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乱，叔廉避地宝鸡。洪武中，三丰亦来宝鸡。与西关李道士白云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时方年十三。三丰见之问曰：汝谁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张叔廉也。兵乱徒家于此。三丰曰：我张玄玄也。昔柘城时多扰汝家，名毅者为谁？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见其始生时，童子其勉力读书，后当官至三品。越月朝用与李白云送之北去，见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识三丰，荐之为均州知州，与通往寻访，竟无所遇而还。”[3](P5)文中几乎引述金台观“张三丰遗跡记”碑文的大部分内容，所涉张三丰祖籍、出家地等也一并沿袭此碑文的说法。同时，《玉堂漫笔》补充了整个事件的主角张朝用的名字（即碑文撰写人张用澣之父），而碑文中则以家讳见隐。并校正了三丰的预言——将“后当官至五品”改为“三品”，使之符合张氏官阶。此说法亦为《明史稿》所沿袭。如《明史稿·方伎列传·张三丰》载：张三丰学道鹿邑太清官时曾“与里人张毅相习，毅四世孙朝用尝游宝鸡，遇三丰，问：‘汝家名毅者为谁？’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见其始生时，今孺子亦渐长，努力读书，官可至三品。’后亦符其言。”[4](P430)

明代何乔远（公元1557～1633年）编《名山藏》卷之《方外记上·张君宝》载：“君宝在金时则修炼宝鸡县之金台观，至元时学道鹿邑太清宫。……尝往来柘城张毅家。其后，毅曾孙徙家宝鸡，洪武初，君宝复来宝鸡，与西关道士李白云交契。有童子张朝用者，君宝问知其先世，谓朝用曰：吾识尔高祖始生时，童子后当贵善自爱。越月北行，朝用与李白云送之，见其足不履地。其后，至均州武当山居之。”[5](P205)

清初汪价撰《中州杂俎》亦记述张三丰云游宝鸡时与张叔廉、李白云的一段交往，然多与“张三丰遗跡记”碑文所述不相契合。如该书卷十二载：“张三丰尝过昭阳观访道士李白云，适他出。时邑人张维字叔廉为小儿，在观中读书。三丰摩其顶曰：‘百年后，当腰金。’人笑之。已而去，题壁曰：‘张元元到此访李白云，不遇。’及白云归，怅然久之。人问其故，曰：‘此邋遢张也。’后叔廉以孙用澣贵赠吏部侍郎。”[6]（卷十二）这段记述与“张三丰遗跡记”碑文有几处明显的差异：(1)此处言张三丰造访友人于“昭阳观”，而碑文则为“西关玉阳观”。查地方志可知当以碑文为是；(2)此处言张三丰访道士李白云不遇，题字而去。然碑文及诸史皆载张、李二人“交甚厚，旅寓数月”；(3)此处言张叔廉时为小儿在观中读书，遇三丰言其日后当显贵。而碑文及诸传记均载乃张叔廉之子张朝用。经仔细推敲后可知，上述出入均属《中州杂俎》记载之讹误，然文中言张叔廉之名为张维，却为碑文及诸史料中所未载。

其二、留颂而逝、起死回生

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死而复生，此说见载《明史》[2](P7641)。其实，此说在明季士人间业已流传。明人杨仪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所撰《高坡异纂》（卷上）云：“张三丰，……元末居宝鸡金台观，留颂而逝。土民杨轨山买棺斂之。临窆，觉棺中展动有声，发视之，乃复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游蜀，登武当山，时至襄郡间。”[7]（卷上）尔后，有传记点明此事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九月二十日。如明代王圻（公元1530～1615年）纂集《稗史汇编·方外门·仙五》载：“（张三丰）洪武二十六年自武当归宝鸡，语其徒曰：‘吾将死矣，死后四十七日可开视我。’如言，乃见先生握杖，一笑而起。”[8](P955)又，明天顺年间李贤（公元1427～1464年）等撰《明一统志》卷三十四“凤翔府”载：“张三丰：居宝鸡县东三里金台观。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等置棺殓讫。临葬发视之，三丰复生。”[9](P854)清代汪锡龄（公元1664～1724年）编《三丰先生本传》中则点明，此举乃是“阳神出游”、并非死而复生，谓：“（张三丰）仍还秦，居宝鸡金台观。九月二十日，阳神出游。土人杨轨山以先生辞世，买棺收殓。临窆之际，柩有声如雷，启视复生。盖其阳神出游，朴厚者见之，以为宛其死矣。”[10](P5)

传记中还载张三丰复生后又云游四川，离开时赠与为其办理丧事的民人杨轨山一面小鼓，其声脆可敌大镛。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七“声敌大镛”条引《献徵录》载：“张三丰元末居宝鸡金台观，后以小鼓一腔留土民杨家而去。鼓制甚小，虽戛大镛不能乱其声，后亦亡去。”[11](P442)

其三、杂录

(1)“三丰”号之由来。据清代汪锡龄编《三丰先生本传》载，张三丰因喜爱宝鸡三峰清秀，故以“三丰”自号，如云：“（张三丰）度陈仓，见宝鸡山泽，幽邃而清，乃就居焉。中有三尖山，三峰挺秀，苍润可喜，因自号为三丰居士。”[10](P5)

(2)诗词二首。世间传有张三丰撰“宝鸡晚行”五字韵律诗一首，诗云：“倏尔游秦凤，飘然到宝鸡。路随流水远，山压暮云低。对面三峰立，关心一棲。结茆聊息足，吾亦老磻溪。”[10](P151)又有“归秦”七言诗，云：“自蜀来秦不避秦，西秦久住似秦人。宝鸡石上题诗句，谁识逍遥物外身。”[10](P156)

三、碑文所述与史书记载之异同

有关张三丰之身世、师承，史书所载甚少。查验文献可知，宝鸡金台观所藏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张三丰遗跡记”碑石乃是现存最早的涉及张三丰籍贯、师承的文字记载，文中首次指出张三丰籍贯为陕西宝鸡，元时于河南鹿邑太清宫出家。

第一、籍贯：从“宝鸡”说到“懿州”说的演变

关于张三丰的籍贯，历代史籍可谓众说纷纭。去伪存真、厘清杂芜，可大抵归纳为“宝鸡”和“懿州”二种说法。

（一）“宝鸡”说

金台观所藏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张三丰遗跡记”中明确指出张三丰为陕西宝鸡人。此说为陆深《玉堂漫笔》转引。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姚福（公元1465～1487年）所撰《清溪暇笔》亦持此说法，该书卷上云：“本朝所谓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颠仙，……。其二曰张剌，名三丰，宝鸡人。尝死殓矣，数日复生。言人未来之事，无不验。长身古貌，鬓髯如戟，行及奔马。太宗尝命数十人垂传行天下访求之，不获。常居秦蜀间，为人治疾。吹呵抚靡，应手而去。人有得其遗物，至今宝之。”[12]（卷上）

永乐朝时，明成祖本人当受“宝鸡”说之影响。这一点，可从其先后几次派遣访寻张三丰的使者身份即可证实。如永乐初，成祖派礼科都给事中胡濙偕同张朝用访求三丰，张朝用其人前述碑文已说过少年时即随父移居宝鸡，且在斯地与真人偶遇。此外，永乐十五年时成祖再次派遣的寻访使者又出自宝鸡——即宝鸡医官苏钦等，如《玉堂漫笔》载：“十五年，文皇帝再遣宝鸡医官苏钦等齎香书遍访名山求之。”[3](P5)然而，与前次访寻的负责人胡淡不同，这次永乐帝派遣出一个县级医官出访，其官阶及所辖职责明显与此前胡氏相差甚大。那么，宝鸡医官苏钦被选用是否与当年任命张朝用有着同样的理由：与张真人有过一面之缘？鄙人不敢妄断。不过，永乐皇帝多次派遣与张三丰有交情的人等外出寻访之，却是不争的事实。④如《玉堂漫笔》记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云，学仙尝与三丰往来游从。永乐三年，国子助教王达善以宗道识三丰荐。文皇召见文华殿，赐金冠鹤氅，奉书香徧访于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迹满天下，竟无所遇，而复命。”[3](P6)这里说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王宗道曾因与真仙相识，而被成祖召见、赐以封赏，又命其奉书寻访真人。鉴于此，我们推断宝鸡医官苏钦的受命寻访或因其与三丰相识，似无大谬。

（二）二说并存

“宝鸡”说流行了不足二、三十年，此后文献中开始出现“懿州”说。在“懿州”说成为主流之前，出现“宝鸡”说和“懿州”说并存的现象。如明人黄瑜撰《双槐岁钞》卷三云：“……此三丰遯老张元元诗也。元元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号也，世呼为张邋遢。或谓宝鸡人，或谓辽东人。”[13](P255)

当然若细加分析，二说中显然又存在正、辅之区别。明人王圻纂集《稗史汇编·方外门·仙五》亦云：“张三丰先生者，宝鸡人也，或曰辽阳人，汉留候良之裔。”[8](P955)可见，这里将“宝鸡”列为主说，仅将“辽阳”（即“懿州”）略陈文末、聊备一说而已。其后，自16世纪中后期开始，“懿州”说渐居主流，“宝鸡”说逐渐退居次位。如明人沈德符（公元1578～1642年）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张三丰名猷，……一云三丰即张邋遢，未知然否。又云三丰为辽东懿州人，名君宝，一云陕西宝鸡人。”[14](P703-704)清代雍正年间王士俊等监修《河南通志》卷七十“仙释”条载：“明张三丰，辽东人，或云宝鸡人。”[15](P349)这里“辽东懿州”说显然已成为主流，而“宝鸡”说则仅作存录而已。

（三）“懿州”说

明代郑晓（公元1499～1566年）撰《今言》卷三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实，字全一，又字玄玄，别号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饰边幅，人号张儠傝。”[16](P114)明人何乔远编《名山藏》卷之《方外记上·张君宝》载：“张君宝，字全一，一字玄玄，别号保和、容忍、三丰子，辽东懿州人，其后寓淮之安。东汉天师后也，生于金世。”[5](P205)

“懿州”说取代“宝鸡”说成为主流，当以《明史》和《明史稿》为标志。清顺治～康熙年间编撰的《明史稿》、《明史》均云：“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2](P7641)至《明史稿》、《明史》时，士人已不再附述祖籍宝鸡说，说明清初时“懿州”说已被广泛接受。此后，历代文献谈及张三丰籍贯时多沿袭《明史》说法。如《大清一统志》（卷四十四、卷一百、卷一百八十四、卷二百六十七、卷三百九十三）多次说到：“明张三丰，懿州人。”此外，《盛京通志》（卷九十二）、《湖广通志》（卷七十四）、《甘肃通志》（卷四十一）等方志中均仅言张三丰为辽东懿州人，未提宝鸡说。

另需指出的是，金台观藏万历九年范宗镇撰文在涉及张三丰籍贯时说“真仙冀州寥阳人”。这里的地名“寥阳”即辽阳，元时懿州隶属辽阳路。引文中所云张三丰乃寥阳（或辽阳）人士其实指的就是辽东懿州。此处范氏所言“冀州”当属古地名，即《尚书·禹贡》中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中的“冀州”。古冀州疆域广阔，北至阴山，东至辽河，西、南至黄河，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而元明时，冀州辖区并不涵盖辽东地区。故碑文所言“冀州寥阳”实指以远古传说中的“冀州”而言。

（四）其他异说

除“宝鸡”说和“懿州”说外，有关张三丰籍贯还存有几种说法：

1、闽人或羊城人。明清之际谈迁（公元1594～1657年）撰《枣林杂俎》云：“张三丰俗名献，字玄玄，号三丰，又号斗蓬，又呼邋遢仙，闽人，又云羊城人。……按他书，云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宝，一云宝鸡人。”[17](P308-309)

2、黄平人或平州人。清代乾隆年间岳濬等监修《山东通志》卷三十“仙释志”载：“张三丰：本贵州黄平人。永乐间来隐青州云门洞修炼。……按三丰一名张蹋。尝考《黄平州志》：在三丰礼斗台，註云：山东平州人，元末遣戍于此。又尝见三丰墨跡题曰：晋陵。未详孰是。”[18](P97)

3、平阳人或猗氏人。清代雍正年间觉罗、石麟等监修《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仙释二”云：“张三丰，平阳人，一云猗氏人。”[19](P517)

4、天目人。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监修《云南通志》卷二十五“仙释”载：“明张三丰，天目人。”[20](P257)

这些说法，或属讹传，或误以游地为祖籍，或以他人事附会张三峰，显然都不足为据。

第二、师承：鹿邑太清宫出家——学于沙门海云——陆龙仙师授黄白术（火龙真人传以大道）

有关张三丰的师承，史籍记载不一。金台观所藏“张三丰遗跡记”碑文中言张三丰于元时在河南鹿邑太清宫出家。此碑书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堪为最早谈及张三丰师承的文字记录。又，明人何乔远编《名山藏》卷之《方外记上·张君宝》载：“（张君宝）尝与刘太保秉忠、冷协律谦，学于沙门海云。”[5](P205)文中说张三丰曾与刘秉忠、冷谦同学于元朝高僧海云法师。⑤上述两种说法，《明史稿》部分采纳，但删去“沙门海云”字样，仅笼统地说与刘秉忠同师。此举是否鉴于张三丰本属道门中人，师从沙门似不合常理？余不敢妄断。不过，这两种师承说法《明史》均言“皆不可考”，谓：“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此外，明人王圻纂集《稗史汇编·方外门·仙五》提出另种说法：“（张三丰）遇陆龙仙师授以黄白之术。”[8](P955)黄白术虽属道术，然并无史料佐证张三丰精通此术，张氏著述亦多为内丹修炼，罕有论及外丹者。且“陆龙仙师”其人似属杜撰，故此说不可信。另，清人汪锡龄编《三丰先生本传》亦载张三丰在终南山“得遇火龙真人传以大道”事，似与“陆龙仙师”之说同属一系。⑥

第三、有关柘城张氏的几点补充

金台观所藏“张三丰遗跡记”碑文是涉及柘城张氏与张三丰交往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我们已在前文加以分析。此外，传世文献中对此事亦有著录，亦可据此用来校补碑文。

1、张用澣所撰碑文因避讳未言乃父之名（时其人已亡），然据《玉堂漫笔》、《明史稿》等可知其父名字为张朝用。据此勾勒出张氏家族五代谱系：张荣（毅？）→？→张维（字叔廉）→张朝用→张用澣。

2、碑文称“高祖张荣”，而《玉堂漫笔》、《名山藏》、《明史稿》等均言“张毅”，不知孰是？

3、碑文记述张三丰曾预言张朝用当官至五品，而《玉堂漫笔》、《明史稿》则均为官至三品。据前述可知，张朝用由任均州知州而获赠吏部侍郎，按明代官阶“吏部侍郎”应为正三品。碑文中三丰云“后当官至五品”，乃指朝用生前所任均州知州，官阶为从五品。张氏死后、获赠吏部侍郎，官阶为正三品，此即后世文献所载“官至三品”之缘由。《中州杂俎》中所载三丰语张氏“百年后当腰金”、后果以后人张用澣“贵赠吏部侍郎”一句恰印证了此事。

四、结论

上述对张三丰人物事迹及传说演变的个案分析，可以知道：道门中神仙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以“层累”的方式逐渐完成的。这种“层累”手法中包含有杜撰和神化的成分，亦时常将他人（或多人）事迹附会到某个人身上。鉴于此，我们在考察某位道教人物之形象时，应尽可能地追溯其源头。那些早期材料（包括文献和金石等）中所记录、反映的内容尽管相对简单，却较接近真实。

就本文所述张三丰这一人物形象而言，明中期以前的文献记载中虽多言其怀有异能、但未脱离常人之限度。此后经过不断“层累”式的人为塑造，至清初时其神仙形象已趋丰满。必须指出的是，明初朝廷对于张三丰的访求和诰封，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在有意、无意间加速了这种“层累”的进程。使张三丰这位神化了的人物事迹逐渐由民间走向中央，由地方走向全国；进而又借助帝王的影响力得以散布到更广阔的民众中去。

（原载《东方论坛》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