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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衡】《周易》“天地”观念于环境美学的重要意义

  

   《周易》是华夏族自远古至《周易》成书之际生活、生产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反映出华夏族对宇宙、人生深刻的思考。此书在论及宇宙构成、人生经验时,大量涉及环境问题。它对环境的哲学思考和审美品评比较地具有系统性,可以看作为中华民族环境美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一、“天地”的概念 

  《周易》没有“环境”这一概念,但有与环境相似、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天地”。天地概念是在《易传》中提出来的,《易经》中只有天、地。《易传》中“天地”概念用得很多,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 

  甲骨文中有天字,画作正面站立的人。人头上有一四边形的圈,表示头顶的空间。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没有地字,然金文中有。《说文解字》释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1]7;释地:“元气初分,轻清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1]286。最早将天与地合成一词,且赋予深刻的哲学含义的是《周易》。《周易》中的《易经》部分,天、地是分用的;其《易传》部分,既有天、地的分用,也有天、地的合用。分用的天有时相当于天地。合用的天、地则形成一个概念,此概念相当于现今的自然。从《易传》中对“天地”一词的运用来看,天地,是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概念。说是自然环境,而不说是自然,是因为在《周易》中说的自然,不是与人分离的自然,而是与人相关的自然,是人生存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既然如此,它就是环境——自然环境。《周易》的天地概念反映着人对自然环境诸多重要的理解。它反映出中国古代对自然环境某些重要的认识。 

  《周易》认为,天地的根本功能是培育生命。《周易·系辞下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不仅生万物,还滋养着万物。颐卦《彖传》云:“天地养万物。”天地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自然环境的功能。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环境是指人居住的场所,这在地球上只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地方适合于居住,而大部分地方不适合于人居住,虽不适合于人居,却与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蕴藏有丰富的供人生存与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人是无法在地球上生活的,所以,广义来说,整个地球连同与地球有关系的宇宙均是人的环境。我们之所以称地球以及与地球相关的宇宙为人的环境,就是因为它培育着人的生命。在目前,茫茫的宇宙,我们还只发现地球这一个星球适宜于人居住。具有培育生命功能的天地,拥有两种重要的品格: 

  第一,生态的品格。《周易·系辞下传》说的“天地大德曰生”,这“生”的概念,包含生命与生态两个方面的内涵。虽然《周易》将人的生命置于首要位置,但没有忽视别物的生命,而且总是将人的生命与别物的生命联系起来。它强调的生,是万物的生,而不是人这一物的生。无妄卦《象传》云:“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朱熹解释此句,云:“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茂对时育万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2]71“时育万物”,按照时令培育万物,强调“时”对育万物的重要性。所谓“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就是要求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即“不为私”,尊重他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即尊重“其所性”。重视生命以及重视生态是中国天地概念的精髓。 

  第二,神性的品格。《周易》中的“天地”具有神性。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天在这里就是指天地,《周易》中常有用“天”代替“天地”的情况,所以说“天之神道”就是说“天地之神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易》说的“神道”含义比较模糊,可以理解为神灵之道,也可以理解为神奇之道。《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显然,这里的神意在妙。妙,既是奇之至,也是美之极!概而言之,《周易》说天地具有神性,这神性指的是天地的不可知性、无限性、神秘性、神圣性。 

  说天地具有神性的品格,不管这神是否具有人格神的意义,其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对天地要有一种敬畏感。《周易》强调天地具有神性的品格,促使我们更好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不仅能让人类更好地从自然界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而且能让人类更好地保护好建设好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家园。 

  二、“天”的概念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它和坤卦是《周易》的总纲,这两个卦包涵着《周易》全部的信息密码。其中也有环境审美的一些重要理念。 

  乾卦的经卦由三阳爻构成,为纯阳之卦。朱熹说:“见阳之性健,而具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2]23乾的经卦两两重叠之后,成为乾的别卦,朱熹说:“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2]23 

  有意思的是,乾卦的卦爻全为阳,为天之象,而其爻辞说的不是天,而是龙。那么,体现环境意义的天又从哪里见出呢?主要从“时”的概念见出。《乾卦·文言》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原来,《周易》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认识天的。天本来有时空两重意义,但在《周易》看来,时间的意义更重要。 

  天主要指天象,天象很丰富,有太阳、月亮、风、雨、雷、电等。静态地看这些物象,虽然也有意义,但意义是不大的,天象的意义,主要在其变化。太阳因其升起、降落,于是有了昼夜;月亮不仅同样因其升起、降落,配合着太阳,创造了昼夜,而且还因其自身的圆缺变化,显示出一个月的日子。至于风、雨、雷、电其出现有因,其消失也有因。它们的变化,于人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认识天,最好的维度,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文言》正是从这一维度来理解乾卦爻辞的。 

  乾卦爻辞以龙取喻,说明环境在不断地变,人的行为也得随之而变: 

  “初九,潜龙勿用。”——环境暂不适合发展,龙宜“潜”,等待时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环境适宜发展,龙宜出现在田野上,并且最好去见“大人”,以求帮助。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环境利于发展,但尚有诸多危险存在,君子此时,宜“乾”(努力、发展),亦宜“惕”(小心、警惕)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环境很好,龙可以从深渊中飞腾而起。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环境大好,如龙可以自由地腾飞天际。但是,此时也出现了潜在的危险因素,需要去见“大人”,以求帮助。 

  “上九,亢龙有悔。”——龙过于亢奋,飞得太高,已到尽头,无处可去,物极必反,看来会重重地摔落下来,已经后悔不迭了。 

  初九与上九,貌似相同,实质不同,初九之环境不好,是“活结”,不好的环境中潜在着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有利因素;上九,环境不好,是“死结”,只有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才能出现好的环境,才有重生的可能。 

  整个乾卦虽然名义上是在谈天,实际是在谈时。时是天的价值所在。《周易》推崇“与时偕行”,强调尊重环境,尊重条件,遵循规律而运动。《周易》反对“与时偕极”。“极”即极端,当人的行为走向极端,就不为环境所肯定,就必然失败。《乾文言》结尾强调“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用九”,是乾卦于六爻之外的一爻,居于上九之后,上九言“亢龙有悔”,意龙飞得天高了,无处可飞,不仅风光不再,而且,物极必反,很快就要摔落下来。用九承上九,说:“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有序变为无序,重新洗排,创造新的局面,所以为吉。这正像天象,严寒到了极点,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由寒转暖,春天就要到来了。《乾文言》说这种物极必反冬去春来为“天则”,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揭示了天道的根本规律。《周易折中》引各家之说论述此语,其中《程传》为“用九之九,天之则也,夫之法则,谓天道也”[3]633,准确地揭示此语的价值所在。《周易折中》亦引谷家杰的说法:“‘用九’者,有变而无(疑为有——引者)常之意,天道不是变换,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圣人不是变换,焉能使仁义礼智,各有其节。‘用九’,正天之准则不过处,故曰乃见。”[3]634 

  天道之根本在变,而且变而有常,准而不过,所以为“则”。华夏族自其成为人始,就特别注意观察天象,不是从天象的静态存在,而是从天象的动态变化中,认识到天道。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历法学非常发达。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与华夏族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有极大关系,考古发现,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居民就会种粟和黍了[4]12,距今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大量的稻谷发现[5]152,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先民们特别注重天象的变化。而且也就是从天象的变化,他们认识天,认识天道,构造出自己的哲学。 

  我们通常只是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环境,而《周易》则不仅从空间的维度,而且也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环境,这是《周易》环境观的深刻之处。之所以要重视持时间的维度来认识环境,是因为环境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与人的生存、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今地球上的人们是如此关注地球天气变暖的现象,其根本原因,不是这种变暖对现今的人们有多大的影响,而是它对未来的人们有着难以预测且无法估量的危害。《周易》乾卦关于“天”的论述,就其对环境的意义而言,也许就在它对于天的认识所持的时间的维度;还有,它结合人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与时偕行”的重要观点。 

  三、“地”的概念 

  《周易》中“地”的概念,与天、天地的概念有所不同。天、天地指整个自然环境,而地的概念多只指大地环境。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固然囊括天地,但人毕竟是住在地上,因此,对于地更具亲和性、依赖性。坤卦对于大地的歌颂,就是对大地环境的歌颂。 

  《易经》中对大地的歌颂主要有: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是对大地的形象描绘。《周易尚氏学》:“方者地之体。大者地之用。而二又居中直之位,故曰直方大。”[6]35按笔者理解:“直”指人的直视意象,平视过去,直到天边;“方”指人的环视意象,与天相对,取天圆地方义;大,是地的总体意象。《坤文言》将“直方大”道德意义化:“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不习无不利。”习,即修习。大地不须修习而无不利,意味着大地的利是不仅是自成的,而且是自己给予的。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章为纹,引申为美、财宝等。含章是说大地拥有美、财富。《周易》此爻主要论臣道,说是“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坤文言》阐述此句:“阴虽含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此话一是确定地为阴,二是将臣道延展到妻道,三是确定地有美,四是确定地德为谦。关于地德为谦,主要见之于二:(1)坤有美但不炫;(2)坤有功而不据。这样做,似是“无成“,然因“有终”即为有成,而且是大成。对于地来说,它的“有终”就是资源不匮,源源不绝,万物欣欣向荣。对于环境来说,最为重要的不就是“有终”吗?联系当今的环境破坏,愈发感到“无成有终”的可贵了。工业社会以来,人们过度地开发自然,过份地求“有成”而导致自然的趋向“无终”,人类也已感受到这种“有成”所带成的严重灾难。 

  关于坤的品德,《彖传》和《象传》有两句话: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成亨。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两句话强调了坤所标志的大地具有四种优秀品德:()资生万物——为万物之母;()承载万物——为万物所居;()哺育万物——品物咸亨;()顺承上天——支撑宇宙。归纳为“厚德”——“德合无疆”。 

  如果说,乾卦主要取时间的维度来认识环境,那么,坤卦则主要从空间的维度来认识环境。就环境对于人的意义来说,乾天的意义主要为“资始”,坤地的意义则主要在“资生”。基于天道本质为变,《周易》提出“与时偕行”的重要观点;基于大地的本质为生,《周易》提出“品物咸享”的重要观点。“品物咸享”,一在“品”,品者多也;不是一物,则是多物;二在“咸”,不是一物,而是万物,这就具有生态的意义了。《周易》的意思是,大地不仅是人的乐园,而且是所有生灵的乐园。人与万物要和谐相处,共享幸福。 

  四、天地之美 

  天地不仅养育着人类,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提供栖息定居繁衍后代的家园,而且,它还以它无比的美丽愉悦着我们感官,激荡着我们的情感,净化着我们心灵,提升着我们的精神。天地具有最大的美,最高的美。 

  《周易·乾卦·彖传》如此描绘天的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文字,如果译成白话,那就是:多么伟大啊!上天。你是宇宙万物的开始,整个世界一统于你!云在天空飘飞着,雨仁慈地施给大地,就这样,万物产生了,成形了。太阳,每天准时升起、降落。六个时位清清楚楚,好像有六条龙,在统御着天。天道在变化,万物禀自己的本性也在变化;阴阳和合,无所不利。圣人为天下之首,他统领着百姓,也统领着各国,于是天下太平。这段话全面地赞颂天的美,而就天作环境的意义来看,它的美在哪里呢?(1)生命与生态的统一;(2)安祥与发展的统一;(3)丰富与整一的统一。这是一种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美,兴旺发达的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美。 

  关于地的美,除了《坤彖传》这段文字外,还有坤卦六五爻辞:“六五,黄裳,元吉。”朱熹说:“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2]32地的本色为黄,将地比喻成黄色的下裙,显然是想描绘并歌颂大地的美。《坤文言》对“黄裳元吉”做了很有深度的阐述:“君子黄中通理,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文言》将大地之品德与君子联系起来,认为君子也拥有大地这种“黄中通理”的品德,并且将这种品德概括成“美”,这是《坤文言》一大贡献,开启了中国美学以自然物“比德”之风。 

  五行说产生后,黄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黄为五行之一土的颜色,土居中。这样,黄色就另具一种文化意义了。众所周知,中国古人视中为正,也视中为上,视中为贵。所以,中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高的地位。与之相关,黄色也就成为最为尊贵的颜色了。 

  《周易》对于天地之美的描绘与赞颂不仅体现在乾、坤二卦中,也体现在其他诸卦中。这些卦中,凡涉及天地交、天地感、天地解、天地革这样意义的,其卦象特别壮丽、美妙。如解卦,其《彖传》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周易》高度赞美天地美,其意义丰富而又深刻,这其中包含有对环境的审美。环境审美是一种相对比较特殊的审美,它筑基于环境于人的功利,但绝不局限于此,环境审美必须对功利有所提升,有所超越。《周易》对天地的审美正是这样的。在《周易》看来,天之美筑基于万物的“资始”,地之美筑基万物的“资生”,但是,从乾坤二卦的《彖传》和《象传》以及二卦的卦爻辞来看,它对天地环境的赞美远超出于此,乾卦提出“与时偕行”观点,向着哲学方向论理,让人明白如何审时度势,恰当地处理自己的行为方式,作一个聪明的智者;坤卦提出“厚德载物”观点,朝着伦理学方向阐义,教导人如何做一个“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君子、善人。因此,在《周易》,天地之美,不只在天象地象感性外观的美,而在天地之象中所蕴含的诸多深刻的道理。我们现在谈环境美,其实也应是这样,不能局限于环境于人生活上的物质功利性,还必须深入阐发环境于人精神上的意义。 

  五、“与天地合其德” 

  虽然《周易》非常看重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周易》仍然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周易》有天、地、人“三才”说,认为人参与天地的创化。《周易·系辞下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朱熹对这句话有个解释:“三画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2]157这话清楚地将人与天、地区分开来了,人处于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为“三才”即构成宇宙的三种材料,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种,天地合为一种,人为一种。这种区分,与现代的狭义的自然观,将自然与人对立并区分开来,很一致。 

  《周易》的“三才”思想在《中庸》中有新的发展。《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52这话的关键词是“诚”,诚者真也,真者性也,至诚则至真,至真则尽性。性者,本也,人之性为人之本,物之性为物之本。能够尽人之性,对性的重要性必定有足够的认识,也就能“尽物之性”,而“尽物之性”,就是参与天地创化。 

  《周易》的“三才”说,不仅提出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哲学的主题——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理论上的源头主要是《周易》。《周易》通篇都在阐述天人合一这个道理,而集中表达这个道理的地方,是《乾文言》的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人合一,是可以从诸多的角度去理解的,本文限于论题,只从环境美学的角度去做阐述。上引文章中,与环境相类的概念有“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等。大体上来说,“天地”是环境的总概念,“日月”“四时”“鬼神”是环境的分概念。“日月”代指持空间维度所认识到的环境;“四时”代指持时间维度所认识到的环境。“鬼神”指自然神灵,或者说指自然的神性。《乾文言》强调“大人”要与这四者相合。合的本质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乾文言》特别强调“先天而天弗违”和“后天而奉天时”。这里的“天”指自然。“先天而天弗违”意思是:先于天而行动,天不违背人。为什么先于天行动,而天又不违背人呢?原来先天的合,是人的本性的合。人本来源于天,人合于天,系人的本性回归。“后天而奉天时”的意思是:后于天而行动,奉行天即自然的法则,把握天赐的机会。这后天的合,是人的理性的合。人为“三才”之一,相对独立于天,要合天,必须有理性自觉并见之于实践。 

  《乾文言》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认为人与天的合,筑基于先天之合,完成于后天之合。这就是说,我们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有人性根据的,人本来自自然,人天然地亲近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人性异化了,人的贪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为此,人要在后天克服自身的异化,通过努力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乾文言》的这句话,通常用来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用来说明中华民族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审美理想。 

  关于天人合一《系辞上传》中有一段话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天地”“四时”“日月”均为自然。“广大配天地”指人的空间意识要与自然相配;“变通配四时”指人的时间意识与自然相配;“阴阳之义配日月”指人的哲学意识要与自然相配。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和谐,而不是自然环境对人的和谐。《周易》的天地观,虽然立意未必是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但是它所包含的环境美学观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朱熹注.周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李光地.周易折中[M].刘大钧,整理.成都:巴蜀书社,2006. 

  [4]CCTV.走近科学栏目·大地湾之谜[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5]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6]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