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春】问题与出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20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已经跨过了60个年头。尽管这在时间跨度上并不算长，与5000年的古代相比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这60年却是中国社会真正发生沧海桑田般巨变的伟大时代。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种族、人性和心理的各种因素和矛盾空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也在诸种因素的裹挟和自由人性的顽强表达中呈现出广泛、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说其广泛，是因为这种变化遍及大众审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到休闲娱乐的不同方式，再到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甚至于体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空前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说其深刻，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其生产方式、性质形态以及价值功能等都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嬗变，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大众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和消费心理等层面的种种嬗变。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60年间审美文化总是自觉或被迫地介入到空前激烈的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生活与艺术、精神与物质、封闭与开放等一系列对立因素的冲突之中，其面貌、性质和身份往往变得无从辨认。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身体美学”、“文艺消费”、“文化霸权”、“审美权力”和“生活审美化”等新概念、新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表明审美文化与其他因素的缠绕已经从外部走向内部，其独立纯粹、超然物外的特性已经被消解于众语喧哗、权力交织的人间世。
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功能在当前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它不仅在微观上关系到个体审美的实现和私人权益的拓展，而且也在宏观上关系到民族身份的构造和国族形象的想象；它不仅已经参与到反对文化霸权、促进文化交流的事业中，而且也成为提升经济结构、助推政治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当代审美文化正是借其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种种变化与提升，成为当代学者关注现实社会、反思审美内涵、追思人生志趣和建构民族文化的重要文化镜像和事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思想活跃、关注现实并富有批判精神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周围，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有不少学养深厚的老年学者加入这一行列，为这一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研究领域赋予了理性深度和多维视野。时至今日，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的历史，涌现出大量颇富创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经过了现代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化与提升，因此无论是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方法的更新上，都实现了学术知识的有效积累，为美学研究打开了新向度。当然，既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许多亟需克服的问题，而这需要进一步探寻、拓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策略与途径。
一、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界定和阐发。这主要包括审美文化的内涵、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意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性质与功能、审美文化研究的范围与策略、审美文化与文化学、美学的关系等等。与此相关的著作有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聂振斌主编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姚文放的《审美文化学导论》、王德胜的《美学与文化论集》、林同华主编的《审美文化学》和易存国所著的《中国审美文化》等。相比较而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各类期刊中展开，其中又以朱立元、姚文放、陈炎、陶东风、周均平、王德胜、肖鹰、张法、张晶、王一川、陈雪虎等人最为活跃。毫无疑问，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宽广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提供坚实的理论平台。很显然，对于这些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把握不仅需要对正在发生着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有直接、深刻的体验把握，还需要有融会中西方美学理论并进行创造性提升的能力。从既有的成果来看，当代学者能普遍结合当代文化情境、立足美学发展前沿，积极深化审美文化的感性内涵，拓展审美文化的包容范围，强调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倡导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介入性、批判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提升和强化了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知识有效性，为把握当代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有些概念和命题，学术界至今未达成共识。如对“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有学者将其视为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代的新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娱乐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①，而另有学者坚持认为“审美文化”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指涉的对象却并不限于现代，而是指向人类历史所有时代或时期的审美和艺术，审美文化也并非文化的全部，而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别②；有学者依据审美文化的当代变迁，张扬审美文化的感性品质，并力图将“新感性”确定为当代审美文化的本质规定③，而另有学者依然坚守审美文化的理性内涵和超越品质，并将大众文化排除在审美文化之外④。再如，对于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有人主张应该将其视为美学研究在当下的现代转型，具有学科重构的重要意义，而另一方则认为审美文化研究只是美学研究系统中一个面向具体审美经验的感性研究维度，还无法在整体上取代美学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执着于从‘学科建构’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而是应该卸下那份沉重的学术包袱，直接肯定它所带来的那样一种直面现实、关怀现实、介入现实以求得美学的更大价值实现的立场和态度”⑤，如此等等。对于审美文化研究来说，存在种种分歧反倒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它不仅表征着这一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活跃、开放，同时还有利于将对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为探寻问题真相铺平道路。
第二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则是对当代审美文化文本与现象的历史梳理、多元阐释和分析批判。其中，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陈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和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等著作对当代审美文化有精深的历史性把握。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王晓平《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概论》、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高岭《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高小康主持的城市文化研究书系、李陀等人主持的大众文化书系以及为数更为众多的学术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如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市民社会、地域特征、大众传媒、城市文化、图像文化、青年文化、公司文化、商品文化、数字文化等角度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多元阐释和立体分析。从总体上看，尽管这些研究对“当代”这一审美文化发展阶段的起讫时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建国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有的则认为应当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算起，但是，这并不妨碍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就广度而言，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几乎涉及审美文化的各个门类，既包括传统的文学、绘画、舞蹈和戏剧等，也包括流行音乐、影视艺术、行为艺术、网络艺术和装置艺术等门类。就深度而言，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审视视角已经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维度，深入到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传播学等层面；而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思考方式也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线性思维，而是更多地借用多维立体的网络结构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动态考察。这一多维立体网络既表现为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叠加起来的时间纬度，也包含由中国和西方交融而成的空间维度。这样一种还原历史复杂性的深度研究，使得当代审美文化中的“现代性”、“主体性”、“世俗化”、“消费化”、“图像化”等主题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可以说，这些兼具广度与深度的研究对人们更好地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理解日常审美生活和探寻人类文化心理有着巨大的助益。
对当代审美文化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构成了第三个主要研究内容。这些讨论集中于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审美概念的内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重申文艺学的边界、文学性是否存在、经典的解构与再造、大众文化的身份、身体写作的价值、人民美学的可能性、当代审美文化的感性意义和视觉化转向等问题。可以说，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直接切入到当下大众审美文化活动的第一现场，也是对文学艺术、文化格局在当前社会深刻变化的即时把握，而美学在当代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⑥。在新时期，“审美”这一概念之所以在内涵上充满争议，不仅与感性力量的解放及其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的冲击有关，也与人们对感性与身体的复杂态度相关。文艺学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则不仅与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有关，也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对高雅文化的颠覆有关。“在技术和市场强大的冲击下，美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一方面是审美媒介的更新，一方面是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扩散。原本处于中心地位的纯文学、纯艺术，在今天的审美实践中越来越边缘化。是适应时代的变迁，拓展学术视野，还是坚守传统学科体制的阵地，这便是所谓‘学科边界’之争。”⑦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人民美学”之所以被重新提起，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民众利益受损、“当前资本全球化以及社会分化”⑧等背景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其他论题如经典的结构与再造、身体写作、视觉文化等问题也无不关联着现实文化变迁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商业、网络、传媒等社会力量的裹挟下，文化艺术版图已变得空前丰富和复杂，不同的价值态度和话语方式像万花筒一般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内在冲突和不断嬗变。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也在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分层甚至断裂，大众一方面享受着由传媒技术所带来的审美文化盛筵，穿梭于由传媒视像构建起来的审美乌托邦，释放着多元化的快感和欲望；另一方面又倍感挫折，体验着由权力和资本在审美活动领域所制造的种种壁垒和隔膜，而审美领域的秩序实际上也正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全息缩影。
奠基于审美实践和日常体验的当代审美文化问题必将是充满活力的，而在对这些问题甚至称得上激烈的论争中，则不仅彰显出当代学者介入现实、关注社会的知识立场，也表现出研究者抽丝剥茧、探寻论题内在肌理的学术精神。美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很有代表性。这一论题由陶东风、王德胜等学者提出，用来描述当下大众生活正在经历着的一场以感性化、消费化和图像化为特征的审美化浪潮。该论题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一大批学者加入争鸣队伍。争鸣在两个层面进行。一个是就现象本身展开层层追问：这包括论题的本土适用性问题，是源自于本土关照，还是舶来于西方话语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体问题，是普罗大众的，还是权贵阶层、中产阶级的⑩；审美化中的“审美”属性问题，是肯定其感性属性，还是坚守其超越品格等等(11)。另一个则进一步深入到价值层面进行反思：研究者对该思潮应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是客观描述，还是积极肯定，抑或是批评否定(12)；这些不同的研究态度，是否以及如何对应着研究者本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归属(13)；在研究者本人无法摆脱阶层意识影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研究更有学术价值等等。从现象分析到价值争鸣，再到对研究者本人学术立场的考察，这一系列转换与递进将该命题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蕴揭示得很充分。实际上，在对其他论题如身体写作、人民美学、经典再造和视觉文化等问题的讨论中，参与争鸣的学者也能将论题联系到社会生活肌体，去阐释其深刻意蕴。尽管在争鸣中也存在穿靴戴帽、相互攻讦的现象，但总的来看，都能以严肃的态度投入争鸣，维持了争鸣品格的纯正性。
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内容实际上远较上述三个方面丰富。诸如对地域审美文化的考察、对少数民族审美风情的描述、对中西审美文化思维方式的探悉以及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工业化利用等也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些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突出的实践意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美学研究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自觉而多元的研究方法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发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这也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方法意识和价值立场的时期。很多学者在着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之前都对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有过细致梳理和认真阐释，目的是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当然，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态度的不同，学者们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也各有特色，不尽相同。这些研究方法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以“批判”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代表为姚文放和王德胜两位学者。姚文放涉入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领域较早，也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并提出了“文化批判”这一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姚文放首先强调不能将“批判”混同于“批评”，而是应该在学术求真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对于当代文化的一种分析、梳理、考察和反思”(14)。其次，文化批判并不是单纯的否定，也是一种构成和建设。它依据文化的规范如“文化的健全性、合理性和生长性”，而不是政治概念和道德规范，对当代审美文化作出判断，以便达到更新文化的目的。王德胜也主张将一种“批评的观念”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主导意识。在王德胜看来，这种批评的观念并不是来自于理论的空想，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需求。它所应对的是人类现实生存正走向一种以感性力量极端扩张为内核的审美化状态，而这显然需要来自理论层面的校正纠偏。此外，与姚文放相同，王德胜也强调这种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揭示着某种完善性建设的方向”，“为当代社会、当代人提供文化策略的意义”(15)。尽管这两种方法在术语上不尽相同，也强调研究的学术求真意义，但在精神实质上这两种方法依然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色彩，前者主张用信仰、信念、理想去照亮人们的文化活动，后者暗示用价值意识、理性光芒去批判极度扩张的感性力量，这都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介入意识。
第二种是由陶东风提出来的可以概括为“语境化的权力批判”策略。这一策略尽管所突出的也是一种批判姿态，但在批判策略、旨趣与对象上却有独特的理解。其中的“语境化”是指在运用西方理论对本土经验进行分析时，要注意对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16)。在陶东风看来，如果不加辨析地将西方理论的观点和态度套用在本土经验上，就会犯下语境误置的错误。这将不仅意味着研究失效，甚至会使研究沦落为霸权的工具。就此，陶东风结合大陆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自由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情愫等理论概念的误用误解，重申了“语境化”的重要性。与“语境化”这一关键词相比，“权力批判”这一概念更能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精神实质。在陶东风看来，“批判”也应该是文化研究或者说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这一点他与姚文放等人一致。但是对于批判的对象，陶东风则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和明确的指向，这就是“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17)。在我国当前的学术体制和研究环境中，像陶东风这样直接将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作为批判对象的研究者还很少见。这种自觉认同于民间立场并与各种霸权力量相对抗的学术取向，不仅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表现出一种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才能看到的政治意识和学术勇气，而且也具有学术上的重要价值，有利于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从表层皮相引向内在肌理和深层结构。当然这种以权力对抗为旨趣的研究方法如操作不当，也会出现将复杂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倾向；同时，为民所代之言也很容易受到个人价值观的改写，从而导致研究的失真。
第三种研究方法与前几种有根本的不同，它不再强调价值观念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价值因素的介入反倒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求真的性质，因此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提出这一主张的学者有陈炎、傅瑾等人。尽管这一学术态度并不是特别针对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出来的，但却贯穿在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中。“价值中立”的核心在于要求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应主动摆脱个人的价值偏好，哪怕这些价值以自由、民主、博爱、集体、民间等话语为内容，而代之以冷静的、健康的、实事求是的心态(18)。在陈炎看来，尽管在人文领域也许无法摆脱个人世界观的影响，很难真正达到价值中立，但是研究者却不能不为此而努力。这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就知识领域的学术求真而言，一旦放任价值偏好的渗透，则很有可能使学术研究堕落为意识形态宣传，人文研究也就无法达到它的科学性；另一个是就价值领域的个体实践而言，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别人的价值观念，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系统”(19)。从表面看来，这种不作价值评判的研究态度似乎有逃避现实责任的嫌疑，但是，在价值领域与知识领域有着明确分野的现代文化格局中，这种超然的研究态度不仅更具现代意识、人文精神，而且也更有利于发挥和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实践价值。在放弃对研究对象作价值评判之后，这种研究则主要致力于对当代审美文化深层结构的揭示，并在社会背景与审美表征之间建立起一种阐释关系。
此外，张法所主张的“形式分析”，无论是就他所说的“纯形式分析”，还是“文化形式分析”，也表现出放弃价值判断的研究倾向，注目于“各审美领域与文化的具体关联和定位”，并主张“进行社会学的调查、抽样和统计，以对形式分析的结果进行多种背景的印证”(20)。不过在“价值中立”与前述的权力批判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甚至还有互补的可能。对于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研究者的确不能越俎代庖，不能用个人趣味压制大众的多样化选择；但是，当大众进行自由审美的文化空间受到商业操纵或者权力压制时，也需要研究者对造成审美异化的各种因素进行揭示，展开批判。当然，研究者在这时已经从认知领域跨入到了实践领域。
从上述研究态度与方法可以看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更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对“审美”展开分析，而不是相反。这种研究不再将语言修辞、形式构造和叙述技巧等审美元素作为分析的重点，而是更愿意在由经济、权力、社会、象征等各种资本交织起来的文化网络中对各种艺术作品和审美现象进行文化分析。研究视点的这种转变有利于考察当代审美文化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等级秩序和深层结构，也有利于使研究兼具公共舆论的性质并产生相应功能。对于这种侧重文化分析的研究，也有学者表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对审美感受性内涵的背离，仅只满足于逻辑、道德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抽象演绎，由此“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21)。这一批评实际上有求全责备之嫌，正像审美辨析无法囊括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分析也不必非要处处考虑审美内涵。况且，文化研究并不就是要取代审美分析，而是要进一步拓宽对审美对象的研究视野而已。
三、四种不良的研究倾向
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趋向于丰富、系统和深入的途中，也出现了不少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了解，有利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在整体水平上的提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耽于理论阐述而弱于现象深描。从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深厚的西学修养，对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理论话语十分熟悉，这显然有利于深化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清除中西方学术交流在理论上的障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与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等相关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几乎囊括了西方的所有学术思潮和流派。最近几年，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渠道的进一步通畅，许多二线、三线的西方学者及其著作也开始被介绍到国内，这就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但是，对于因为长时间闭关锁国而患上深度理论饥渴症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些蜂拥而至、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也很容易让人方寸错乱，患上理论依赖症。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对理论思辨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现实审美状况的关心，这就很难沉下心来去体会、把握现实审美世界的每一次脉动和呼吸。即便是从体能精力上考虑，阅读有限的理论著述似乎也比考察丰富繁杂、流动变迁的审美文化现实轻松得多。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将理论凌驾于现实必然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或者以穿凿附会的方式用理论剪刀对审美现实妄加剪裁、任意切割，罔顾审美现象自身的内在肌理和结构；或者以夸夸其谈的做派无休止地炫耀理论武器，当需要对审美现象作具体分析时却一笔带过，如蜻蜓点水，不留痕迹。在这里，本应被置于研究中心的审美现实和文化现象仅仅成为空头理论的脚注和思辨乐趣的附庸。对于这种不良倾向，也有学者借对当下文艺批评的反思之机有过精准的概括：“既脱离第一现场，又不在第一时间，只凭大脑、凭学识、凭量的堆积，而丢弃心灵、丢弃情怀、缺少真诚与责任。批评成了观念的跑马场，套话连篇，术语满天，自我缠绕，空心喧哗。”(22)很显然，这种穿靴戴帽、狐假虎威的研究态度，很难产生具有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用主观的道德愤慨压制客观的学理分析是另一种不良倾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正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在这一时代语境下，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个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法律的框架内，对不同审美趣味的选择不仅是私人的偏好，而且也是个体的权力。但是，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仍有不少学者无视这一新变，总是将学术研究演变为一场道德审判和趣味仲裁，其批判的矛头毫不留情地指向那些与自己相左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1990年代以来关于“身体写作”、“感性审美”、“玄幻文学”、“郭韩之争”、“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审美文化现象的激烈讨论很多时候都是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之间的混战。更为严重的是，在面对大众喜闻乐见的审美文化产品时，有不少研究者往往流露出压制不住的蔑视情绪，往往越是大众所拥护喜爱的，越会遭到激烈的批判，被贬斥为低俗平庸之作。有的学者认为大众文艺作品在社会中培育了一种相对主义倾向，使得许多人都把自己看成趣味和道德问题上的权威。在他看来，一旦趣味和道德标准多元化就会使任何人都敢于去创作、去发表意见，而如此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必然是廉价的和花里胡哨的，它所激发的情感也必然是浅薄的，只能使人们心中的欲望向更坏的方向发展(23)。然而，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到底谁才是“趣味和道德问题上的权威”呢?任何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都将拥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趣味准则，但是，如果他在研究中将个人一己的价值观念或者趣味标准绝对化、普遍化，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就不仅侵犯了他人在价值、趣味上的自由权益，而且也用私人的生活态度压制了客观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具有批判精神本无可厚非，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公共价值的深切关注和探索，但是一位学者具有批判热情并不意味着同时具有了学术理性。尤其是当他把私人的价值观念和趣味偏好带入学术研究时，他的激愤和热情反倒会起相反的作用，使学术研究成为“失真”的次品。
唯我独尊、排斥他者的研究态度在思维深处受制于二元对立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很容易对审美文化现象作出非此即彼、非正即误的简单判断。当前的研究语汇处处可见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无论是所谓的真假文化，还是真假艺术，也无论是真假感性，或者是真假时间，抑或是真假现实，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真与假的对立，也就意味着正与误的斗争。对于政治哲学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真假判断的确能够删繁就简、驾轻就熟，迅速划清敌我，明确打击对象。然而在求稳定、谋发展的当今环境，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本身已经变得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有些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嫌疑了。这种研究不仅无法廓清现实的审美状况，反而是对纷繁现实的一种遮蔽。它用简单的正误判断遮盖了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以一种霸权主义的宏大叙事压制了数量众多但力量孱弱的边缘文化。二元对立式的分析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权力分析，它在区分出正误的同时就建立起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结构，对此杰姆逊曾说：“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24)因此，在研究中应尽量避免把复杂多元的文化形态还原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尽量避免用绝对主义的态度将某一种审美文化神圣化或者妖魔化。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很多学者就表现出片面的否定主义态度。或者将当代审美文化得以产生的背景概括为虚无、浮躁、焦虑、自恋等病态的社会心理(25)；或者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对象的平面化”、“主体的零散化”和“时间的断裂化”，并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之(26)；或者认为大众文化在性质上是受到商品入侵而发生异化的文化，其功能则被概括为代替以往的意识形态对大众执行社会控制和心理操纵，“对于任何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只要在今天还想从事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我想他将会深深感受到替代以往意识形态的冲击不是别的，正是大众文化”(27)；或者将大众文化活动中的“大众”视为毫无理性能力、辨别能力的庸众，“此时，大众实际上完全是由广告、商品、市场控制的，是由广告商、传媒人、经纪人、管理者、投资人控制的。……在这个欲望交织着迷乱、快乐交织着疯狂的现代消费社会中，所谓大众的确是‘感性’的，然而却是被操纵、被拨弄的”(28)。这些貌似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学术判断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群体日渐分化，人们围绕着新的组合原则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群体必然会通过文化形态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就相应地导致了文化的进一步分层和多样化(29)。从社会形态上来看，我国当代生活杂糅了前现代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各种社会因素于一身，这也必然会使当代审美文化呈现出纷错杂陈、光怪陆离的丰富状态。所有这些都表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已经无法胜任我国当前的审美文化分析。
误置批判对象，有意避重就轻，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当代学者在面对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时已经习惯于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这在前文所提到的研究方法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但是，在有些研究者那里，貌似激烈的批判往往仅只是一种刻意的姿态，既没有批判的诚意，也缺少揭示真相的勇气。我国的当代审美文化在发展中的确遭遇到不少困厄，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恰恰是在对这些制约因素的揭示与批判上，有不少研究表现出过度的智慧与聪明。就此，有人批评文艺生产者缺乏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但自己却不肯深入到文艺制度层面去探查制约批判精神自由释放的深层原因。有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在社会权力谱系中处于底层、话语反击能力不强的普通大众，认为大众审美趣味的低下庸俗是制约当代审美文化健康发展的瓶颈。还有人将导致当代审美文化走向平庸、丧失灵韵的根本原因归之于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以加速度革新的人类科技、笼天地于形内的大众传媒以及宗教情怀的流失等。显然，这些都是无需任何个人和团体为之负责的社会历史因素，对这些因素无论进行多么激烈的批判也不会给批评者带来什么麻烦。当许多学者将技术与商业的密谋、道德与宗教的弱化视为批评的主要标靶时，不仅满足了指点江山、代言良知的批判欲望，也巧妙地躲开了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这大概正是许多研究者乐此不疲的原因。当然这种带有明哲保身色彩的研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体制化的一个结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所寄身的大学、学院和科研院所也逐渐走向科层化，为了获取体制内的各种好处，如评奖、课题、职称等，很多学者都放弃了科学求真的学术目的，一旦触碰到制约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总是习惯于顾左右而言他。在有的学者看来，这种臣服于权力压力、拒绝付出代价的心理定势是“中国文人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30)的表现。然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种在关键时刻三缄其口的做法尽管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是一旦形成习惯则贻害无穷，“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遗忘了真正的批判对象”(31)。
可喜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正视当代审美文化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症结，并认为在当下“更应该提倡通过个人的研究、创作来实现政治关怀”(32)，还有学者直接主张重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政治维度(33)。最近几年在学术界出现的“重返八十年代”热潮，也有重新修复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之间裂痕的意图，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重返八十年代’与‘重建政治维度’二者是有着显而易见的互为因果关系的”(34)。尽管此时所谓的“政治”已经不同于革命斗争时期的权力斗争，而是指生活世界中对交往行动的展开、对公共舆论的构建，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微观政治也许正是当前中国所需要的。
四、视野的拓展与方法的融合
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中，“审美”已经被“文化”成功祛魅，正从康德意义上带有禁欲色彩的“纯审美”转变为日常生活中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泛审美”。在文化的修缮下，审美不仅增加了它的感性维度，而且也拓展了它的适用范围，并进而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由“审美文化”所带来的这种语义转变，显然有利于将流动、开放、世俗和感性的大众审美感受从传统美学理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审美”与“文化”的这种结合，也使研究者往往局限于从文化视角展开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这一视角尽管有利于还原审美的生活属性和复杂内涵，将之联系到阶层、种族、地域、性别、经济和政治等元素来考察，不过由于文化研究往往以二元对立思维、从对抗角度来认识当代审美文化，这又很容易将当代审美文化本质化地理解为硝烟弥漫的意识形态战场，并由此遮蔽了包含于当代审美文化中人类情感和欲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压制与反抗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当代审美文化尤其会失去使现代社会个体自由徜徉其中并体验生命愉悦的本质属性。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在文化视野之外补充其他的研究视野和关照角度就很有必要了。
就当前来看，从较为宽泛的文化领域延伸到社会学领域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从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就进入到不断的调整之中。社会个体及其活动越来越被勾连到庞杂的社会要素如国家、市场、法律、传媒、政治、公域和私域等之中，而这些要素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社会个体的思想与行动。在这样一个个体与社会日益联动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突显社会个体的目的、价值、创造、自由、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内容，要比在一般的文化层面更有意义。具体到当代审美文化领域，这种社会学视野不仅要求将审美文化活动在文化层面理解为一种生活形式，更要求将其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为现代社会个体的一项社会权利；不仅需要从普泛的人文内涵来考察当代审美文化的特质，更需要以法律而非道德的标准来确立大众审美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边界；不仅需要关注个体审美趣味的独特选择和表现，而且也要考虑在低俗、通俗和高雅等趣味类型之中所缠绕的社会学内容；不仅要以同情的态度去体验切近社会个体的审美小环境，而且更要考察盘踞其上并使其变得庞杂、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不仅需要在微观层面关注个体的审美动机，又要考察这些处于原子状态的心理内容是经过何种中介演变为席卷社会的审美思潮。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文化学的能力，需要借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包含众多理论和学说的学科，诸如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齐美尔的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阿伦特的批判理论、特纳的角色互动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这些各有侧重的社会学理论都将有助于打开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其中，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社会学观点，尤其是他们对社会领域结构的划分、对不同领域属性的界定以及对理想社会结构的构想等理论内容，不仅有利于将审美文化活动确立为社会个体的自由权利，而且有利于重审审美文化的内涵并拓展其边界；不仅有助于探寻当代审美文化的更新之路，而且有助于为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提供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尽管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私人、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来自于西方社会经验，但是作为一种规范概念，依然可以扩大其普适性。
在研究方法上，一种综合“价值中立”与“权力批判”的策略也许更为可行。这两种方法貌似对立，但在深层却有通约和互补的可能。前者要求研究者避免将个人的价值标准和趣味偏好凌驾于他人之上，因此主张本着客观超然的态度去接近研究对象，对此也有其他研究者进一步强调，“在任何场合，任何人将自己一己的趣味与见解强加于公众之上，都是危险的，哪怕这种趣味与见解确实非同一般”(35)。但是，价值中立绝不是无原则的认同，它所包含的客观求真原则必然要求它能毫不留情地揭示潜藏在审美文化产品中的封建遗毒、特权意识，也必然会督促它直面压制审美文化自由、导致审美文化异化的种种外在因素。在这里，对制约因素和深层结构的呈现揭示，实际上就是对霸权的暴露、对权力的批判。因此，“价值中立”绝不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更不是学术勇气的萎缩，而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学术担当，并与“权力批判”有了对话的可能。当然，“权力批判”也需用“价值中立”来修正，谨慎剔除其中所可能有的民粹主义倾向。尽管民间立场十分可贵，但并不意味着来自民间的东西就一定合理。在当前，一些学者之所以积极开展“日常生活批判”，正是注意到了民间文化和大众心理中还潜藏着许多制约中国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落后因素，并预言“全方位地突破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对于现代性的严重阻滞力，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36)。因此，权力批判尽可以去挖掘“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37)，但更需摆脱先入为主的民粹主义立场，自觉抵制为大众代言的特权冲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对资源的运用完全可以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开放，但不论来自于何种阶层或者国度，都需要经过理性的过滤和筛选，都需要知识分子运用公共理性对之进行消化、吸收和创造。
许多学者都力图在研究中实现客观求真的学术理想，但这一理想能否实现却并不是凭借一腔热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布迪厄，抑或是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都在向人们证明，“任何理论都将是情境性的，其背后交织着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和宗教等不同的声音”(38)。当然，这一情境主义知识观还未获得普遍认同，但是，却能给学术研究提出必要的警示。也就是说，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任何学者都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倾向做出必要的反思和清理，以防止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和个人价值偏向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干扰。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并成长于农村，博士毕业以后任教于一所师范大学。由于离家乡不远，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这种家庭出身和生活经验使我对农村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依恋亲近之情。与农村的这种血肉联系，使我很容易在思想情感和生活态度上与之达成认同、形成默契。与那些有更多城市生活经验的人相比，我大概会有更为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和冲动。身份与情感上的这种认同，也使我对城乡之间在教育、就业、福利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有更深的体会，就此我对民主、公平等价值观怀有特别强烈的诉求。多年的求学经历和对城市文明的接受，也使我在对照中发现了掩藏在农村社会和民间生活中与现代文化观念相对立的因素，如强烈的官本位意识、日益抬头的宗族观念、淡漠的法律意识等等。尽管这些思想观念在我国还具有普遍性，但在农村要表现得尤为明显。对这些因素的觉察很容易使人获得一种跃居其上的优越感，并产生为民代言的精英主义冲动。从农村到城市，既是空间的转移，也是心态的嬗变。熟悉而温情的农村生活反衬出城市空间的庞大冷漠，个人经常地被一种无力感所包围，而这也使人特别看重眼前既得的东西。对于生存的计较，不仅会使人容易退守一种虚幻的内心自由，而且也会给学术研究染上急功近利的色彩，甚至削弱研究的批判力和纯粹度。显而易见，我的思想观念是混杂矛盾的结合体，其中交织着民间与精英、自由与平等、正直与乡愿、批判与妥协等多种对立因素。我在研究中所选择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态度很难说没有受到其中一种或者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他未入选的对立因素也可能会随时跳出来干扰研究进程。
当然，对自我学术立场的清扫并非那么简单明了，但是，只有将研究奠基于这样一种自我反思的学术意识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才有可能再向前迈进一步。这种自觉还有利于研究者认识到个人视角的有限性，从而抑制住动辄挞伐的霸权冲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既不应将私人的意志凌驾于大众趣味之上，也不能用个人的见解压制其他学者的观点。如果说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话语权力，那么研究者应该实现的是话语之间的商谈、博弈与制衡，而不是打压、抑制与霸权。约翰·密尔在几百年前就曾劝告人们：“人类的真理大部分只是半真理；意见的统一，除非是对立诸意见经过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较量的结果，是无可取的。”(39)几百年之后，哈耶克也一再强调，“人之理性(即大写的“理性”)并不像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an interpersonal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40)。其言外之意，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或一些)人所具有的能力做最终的判决，不管那“另一个(或一些)人”是一般学者，还是普通大众。因此，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只有以宽容平和的心态、对话协商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才能实现知识的有效增长。
【注释】
①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0页。所引内容为滕守尧所论。
②姚文放：《“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春之卷。
③王德胜：《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④朱立元：《“审美文化”概念小议》，《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⑤王德胜：《美学与文化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⑥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⑦桑农：《“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的价值问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⑧闻礼萍：《“人民美学与现代性问题”研讨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
⑨朱国华：《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赵勇《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⑩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11)刘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表征》，《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
(12)陶东风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
(13)毛崇杰在他的《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一文中就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论题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朱国华在他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暗示，认为一旦对该论题操作不当，“会有可能使我们成为中国小资的同路人：因为通过谈论他们的文化，我们与他们建立了一种同谋关系，我们的这种研究本身甚至也可能成为小资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时髦、有趣的文化消费品”。
(14)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5)王德胜：《批评的观念：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16)陶东风：《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7)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8)陈炎：《心态的转变、话语的更新、情绪的调整——答〈南方文坛〉记者问》，《南方文坛》1997年第2期。
(19)陈炎：《作为一种科学的人文学科如何可能》，《文史哲》1995年第6期。
(20)张法：《审美文化：范围、性质和操作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21)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22)沈奇：《批评：自足的写作——有感当前文艺批评》，《美术观察》2003年第8期。
(23)滕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25)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心理背景》，《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
(26)潘知常：《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27)杨扬：《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
(28)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29)陆学艺等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43页。
(30)李扬：《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反思》，《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1)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32)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3)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34)赵牧：《“重返八十年代”与“重建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35)傅瑾：《审美批评的限度》，《中国文化报》
(36)衣俊卿：《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37)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38)李红春：《“新感性”如何成为价值本体》，《文艺争鸣》2010年11月号(上半月)。
(39)[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6页。
(40)[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页。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