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几年个别学者尝试用生态学的方法说明美学问题起，短短时间内，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建构美学的作法大有燎原之势。随着几届全国生态美学会议的召开，生态美学开始被学者认同。本文试图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方法的变迁，说明生态学作为方法论运用于美学领域的理论可能性。

二十世纪美学领域的有关方法论的第一次论争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次方法论之争，其目的在于用新的方法改变人们传统审美思维，并以此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就美学研究方法而论，中国古代一是缺乏系统的美学研究方法，二是零星的研究方法也多从伦理道德角度或社会学角度，而鲜见于学理上研究方法。比如“儒家的‘思无邪’标准，‘兴、观、群、怨’作用，都是把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参照系的。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或可作为社会学和传记学批评的雏形。老、庄的批评方法是主张取消功利目的的。”[1] 这些批评方法在新的时代显得力不从心，它已无法解释更为复杂的美学现象，更无法回应时代对美学的要求。于是，新方法、新观念成为时代的要求。王国维的观点可以说是这一时代呼声之中的最强音。他在1904年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提出：“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2]

王国维的这一分析无疑击中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要害。在我国传统美学中，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它们在精神实质、价值指向等方面虽然存在显著的差异，然而其理论建构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却无原则上的不同。它们无不表现出重实际而轻理论、重感悟而轻思辨、重经验而轻抽象的“务实”、“尚用”的思维特征。这种以实用为指归的思维倾向，严重减弱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把知识长期束缚在经验的技艺水平，使之难以实现向系统的理论层次转变。因此，尽管我们的先哲前贤曾积累了极丰富的审美经验，提炼出相当深刻的美学思想，却难形成本民族独特的美学话语，以及象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形成的美学巨著与美学体系。

总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美学研究研究方法论争，使世人看到了中西方在知识体系方面的差异，思维模式的不同，为当时要求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找到了一条救亡图存之路。于是，中国传统的点评式、考据式的方法被西方的归纳法与演绎法所取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开始运用于我国美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开始成为美学理论建设中的主要理论方法。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解放区真正成为美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一时间，美学研究中，研究者总以唯物主义为荣，而小心避免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代替了历史的标准与美学标准；阶级分析的方法代替了美学分析的方法。随着五十年代我国第一次美学问题大讨论，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当成了美学研究的唯一方法，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要么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之，这一时期由于美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美学研究仅仅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并以丰富阶级斗争学说为其唯一的目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一项重要的理论成就即实践美学的出现。

实践派美学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作法，在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努力下，以社会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以此提出了一系列美学观点。这为美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实践派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各自的理论优势后登上美学论坛的。在美论中，它强调既不能以主体的某些心理因素作为建构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不能用客观方面的某些先在的客观因素作为建构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应当以实践为美学的逻辑起点，并以此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实践活动中达到具体的现实统一。在历史的统一过程中，克服由于实践而造成的主体和客体的分裂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主体和客体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统一。进入80年代后，实践派美学用更加成熟的语言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关于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我仍然认为不能仅仅从精神、心理或物的自然属性来找美的根源，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探索美的本质和根源。”[3] “在我看来，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上也不只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以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4] 并且又进一步提出了美是在现实中对实践肯定的自由形式的观点。然后，实践派美学从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创造多层次地论证了自己的美学主张，从而把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之间的争论朝着解决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它用动态的社会实践作为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并通过历史的积淀实现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等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从而摈弃了在美的根源和本质问题上所采取的用静止不动的精神或物质实体范畴来加以论证的作法，避免了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在此问题上所出现的错误。其次实践派美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重提主体性问题，提出主体性就是动态的人性，它是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的论点，并赋予人性以丰富的社会内容，从而避免了抽象谈论人性的错误。这都为美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天地。自然人化说和历史积淀说的提出为美学理论的研究从抽象的本质上升为现象形态奠定了基础，为美学走出书斋，向现实开放提供了可能。

然而，实践派美学理论的深刻性和完善程度必然受到那个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它本身的理论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首先实践派美学看到了社会中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生成，并以此来探讨美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这是在现实领域中统一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的正确起点。但实践派美学的理论却到此结束，并且离开主体的特殊本质及特定对象性关系对特定对象的规定，笼统地用“自然的人化”来界定美的本质，而导致美的本质属性过分宽泛，从而带来一系列理论上的失误。其次由于社会实践本身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导致了实践派美学在论述美的形态时过分强调了社会美，而对自然美或审美对象的自然属性相对忽视及缺乏应有的理论说服力。尽管他们用“历史积淀说”来加以补充，但当抽象的本质上升为现象形态时还是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再次由于单纯用“自然的人化”来界定美的本质，造成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等同的现象，从而忽视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差异、艺术的特殊本质及艺术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混淆了真、善、美之间的本质区别。最后实践派美学在其美学体系中试图通过历史积淀说沟通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对立因素，但由于实践本身的群体性、积淀过程的理性化，而使沟通的结果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和人类性特点。他们尽管在审美和艺术中特别强调情感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情感也只能是偏于社会主体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而不是个性主体的心理要素，从而用普遍性代替了特殊性。

综上所述，实践派美学在美学的论争中看到了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在美学问题上的偏差，它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应以实践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用“自然的人化”来沟通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在美学中的分歧，为现代中国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失误，在实践的论述上，它过分强调了实践主体对实践客观的能动作用，而没有看到实践的存在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实践决非只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工具，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作用于主体的中介与发动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与实践派美学大兴相一致，自然科学方法也开始第二次广泛应用于美学研究。美学领域中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俗称“老三论”）被广泛运用。并产生出一系列理论成果。系统科学在美学中广泛运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门的开启，人们痛苦地发现，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后已大大落伍于世界水平了。对中国学术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是了解与引进世界学术的最新成果。于是以“方法热”为中心的西学毫无批判地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并以系统科学方法为主要方法论运用于美学研究之中。

系统科学的主要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密切关注系统理论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他们以系统论为核心，包括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学科理论组成了一个新型的系统科学体系，并广泛指导人们的科学活动。我国学者也迅速接受了这种系统科学体系，并从新方法论的角度运用于各个领域，以此指导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其中钱学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将系统科学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等，它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具有工程技术性质；第二层次是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它们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层次是系统学。它是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钱学森认为这里的系统学不同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它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三论高度概观后的理论形态）；第四层次是系统观，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强调提出系统观是系统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和中介。至此，新方法以燎原之势在我国学术界全面运用。较早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的，如曾永成的《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黄海澄的系列文章：《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功利性》、《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控制论观点看审美现象》等，这些作品为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现象，拓宽人们美学研究视野发挥了重要作用。

系统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缺失及意义，80年代的兴起的“方法热”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正面意义来讲，大量新方法的引人与应用，启发了人们思想，活跃了人们的思维，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思维模式，为学术的发展，并拓宽学术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方法热”的大量且没能理解的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又难免造成了不少偏颇和弊端。如在大量引进国外新方法并尝试运用时，生吞活剥、牵强附会、猎奇鹜新等现象都有体现。尤其因为没有意识到重倡方法论的深层意义，没有在思辨模式上进行自觉转换，单纯“为方法而方法”，非但无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还一定程度滋长了片面追求新名词，新概念，而不注重根基上的更新的形式主义学风，给人以华而不实的印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法热”的出现，引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姻，由以定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开始向定量研究过渡。但任何事物总有其自身的性质，也有其自身成其为自身的度。如果超越其自身限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身的度就是不能完全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定量化的研究。如果这样，将会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热”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批判、摈弃一种僵化思维模式后，决不能陷入另一种僵化模式之中，否则我们将失去批判的意义与学术研究的方向。鲁枢元曾说：“‘科学方法’有点像一柄解剖刀，它是锋利的、便捷的，却也是冷峻和无情的，其操作运用的结果，在弄明白了机体的某些构造和组合的同时，常常夺取了机体的生命，它得到了艺术的躯壳，失去了艺术的精灵。”[5]

“方法热”的兴起，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美学问题，特别是复杂的审美现象，显然有些以偏概全。这些方法无法完全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并指导人在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活动。实践派美学尽管用社会实践统一了主体与客体，但并未在完整意义上或者在更高层面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美的状态。实践派美学理论自身的缺陷，“方法热”的出现后带来的美学研究上的失误，为学者们重新审视美学研究中的方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于是，主体间性理论应运而生。

八十年代中期后，主体性问题研究走向深入，从而使从近代以来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国外现代哲学观点得知，主体性是指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主体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关系。它超越了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而进入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模式；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即主体与主体关系中内在的性质。

应该说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意在深入主体内部，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主体内在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审美现象。这种主体认识与实践模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在单纯的“主体与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中，比较容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模式。但难以解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主体间性的理论却克服了这种窘迫，比较顺畅地解释了“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关系。然而主体间性理论并不解决一切，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实践派美学与以自然科学方法解释审美现象中的失误，但它却将丰富多彩的主体活动过多地局限于主体内部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从认识论角度讲，主体间性首先是主体问主观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主体间主观意识的形成必须借助于“主体—客体”关系模式的存在。换言之，“主体—主体”或“中体—中介—主体”是不能脱离“主体—客体”关系模式的，或它们是以“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为存在基础的。从社会实践角度讲，主体间性也不能脱离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我们知道，离开“主体　　客体”关系模式，主体间性的关系只能是主观意识之间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正确与否，主体间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它必然在“主体—中介—客体”关系模式中加以检验才能确认其正确与否。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主体间性为克服了实践派美学与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美学中的失误提供了一条思路，但它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审美主体内部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问题。换言之，它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实践派美学对主体的强调，强调了自然作为实践主体的被动客体的理论观点。

生态学的方法的引入，强调了主体人与外在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这对于美学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理论作用。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是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于1866年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有人译《有机体的一般生态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即“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其论述中，我们认为生物应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类本身，即不同的生物系统，而环境则指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共同构成的环境系统。生态学作为一种观点或者理论尝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早期凭着一种朴素的生理需求，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特别是我国古代这种生态观点极为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诗意地生存。这一切为我们当下运用生态学理论并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支撑。其次是生态学理论的提出与实践。经过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多次变化，各种有关生态学方面的理论不断提出，而海克尔的“生态学”的提出，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于是，在动物领域、植物领域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工业的高度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例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能源问题等），人类存亡面临着巨大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客观地要求生态学研究扩大其研究范围。传统生态学多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极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近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对自然的影响也愈日骤增。于是，现代生态学则结合人类活动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从过去纯自然现象研究扩展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领域。此时，生态学已经超越了一门学科的界限，而建立起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架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它成为从整体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方法论。

作为方法的生态学在美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用实践一元论彻底取代了主客两分的作法。用社会实践将人类社会与客观世界现实地联系起来。说明了哲学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但如何改造，改造什么，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实践的认识上的失误，多把改造世界理解为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世界，并使客观世界为人服务。这种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认识模式或实践模式，就是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存在的最大缺憾。生态学作为一种重要方法研究美学，在其哲学基础上，我们认为它有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从存在论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一种一体性的关系存在，它是人为自然而存在与自然为人而存在的统一，人与自然只能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美的关系。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说，它不单是一种认识被认识，改造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一种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共在关系。因而其主客体关系的模式，也就不再是以往的单向度的“主体—客体”的模式。而是“主体（人）—客体（自然）—主体（人）”的复合型关系模式，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在关系，是审美存在论在主客体关系上的具体展现方式。因而它既超越了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又有其对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合理性的保留。这就如同恩格斯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时特别指出的：“我们必然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 生态学作为一种美学研究的方法正体现了这一理论观点。它使美学走出书斋，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新的美的价值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研究美学是对实践论美学的超越。

特别指出的是，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美学上的运用，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美学的认识，而且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过去的美学理论，将研究的范围多局限于艺术领域，将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超越作为美学的基本问题。自然美虽然也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但自然美不仅是低层次的美的形态，而且它更是实践主体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后，体现人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表征。即便是那些未经人类实践改造却有审美意义的自然景象，也要强行赋予它某些“表征意义”。当努力还原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时，我们发现美学研究应以人的生存为基础，而人的生存的现实基础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此，生态学方法的引入，不仅扩大了美学研究范围，将自然美作为一个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会真正找到美学研究的动力之所在，即人的生存问题。

总之，作为方法的生态学，我们在运用时，既要避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法热”中出现的失误，又要努力运用它去解决美学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真正实现美学向现实的飞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1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