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以《共产党宣言》震撼全球的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欧洲的出现、形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既与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文艺思潮有着种种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思路，因此系统地回顾与思考它的传播与发展历史，特别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当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如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既保持旺盛的活力，又获得与世界文艺科学平等对话的权力；既能高瞻远瞩地面向未来，又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品格；既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经验，又不丧失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立场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在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果，得到创造性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与发展史上的灿烂篇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文艺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场艰难的革命，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入口处，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认真思考留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步的。它具有一些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广泛传播的历史特点。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恩经典作家就开始密切注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但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当时世界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人民了解马恩经典作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独立解放的革命真理分不开的。同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和创造性的发展，这首先也是因为它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革命真理，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所面临的任务时所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1](P104)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则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文艺发展的需要。中国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新的理论和实践武装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群众，主要斗争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文艺思想）必定采取“特殊的形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是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陈独秀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因为它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我们评价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2](P25)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都极为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这都与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形势、特点分不开，是当时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一经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者们没有照抄照搬，而是根据对象、根据情势，尽量采取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许多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也都源于此。
其二是理论来源的间接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中国报刊提到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2月，基督教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此文原是英国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Ba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演化》（Social Evolu）的前四章，其中多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斯；但最初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那些社会地位相对低微的留日中小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日本学者著作的译介，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刊登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著述的《近世政治史》的译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加陆马陆科斯”一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涉及到马恩有关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包括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等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恩的论著，包括文艺问题的若干重要书信、论著，开始从俄国介绍到中国。这些文献包括瞿秋白所译的全部马恩有关文艺问题的书信、论著都是以俄文本为蓝本，并以俄国学者的阐释为主要依据，于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先天不足的理论误区，即因为当时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一般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论著加以区别，于是在译介时也往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与一些含有非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文艺观混杂起来的情况，甚至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阐释性著作，误当经典著作来读解，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必然带来理解上的误读。毋庸讳言，在这些阐释性著作中确实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成分。这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甚至影响到中共的几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斯诺在1936年的谈话中，就曾说过，他在1920年冬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文献是三本书：陈望道从日文转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科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90年代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老师除《共产党宣言》外，则是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的《共产主义ABC》。从今天的眼光看，两代领导人所提及的四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都不是马恩经典著作，余下三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实践经验。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一方面使革命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没有更多条件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3](P211) 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一倾向也直接反映到文艺理论界。甚至像瞿秋白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讨论文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创作方法时，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拉普”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理论形态上带有明显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理论来源具有间接性等特点的话，那么“左联”前后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方面所走过的道路就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当时的不少具有影响的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现代》、《译文》、《文艺研究》、《文艺群众》、《朝花旬刊》、《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北斗》等都以大量的篇幅登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论著的译文，研究文章以及我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艺论文。如陆侃如在1933年3卷6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他从法文转译的恩格斯《至哈克奈斯女士书》；1933年9月，《现代》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鲁迅的《关于翻译》一文，其中有从日文节译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中关于文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使命的一段话；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真正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他丝毫不避讳这一革命的功利目的，并且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一方面又是他运用马列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中国社会，观察中国文艺现状，解决中国文艺运动实际发生的种种问题所得出的新的结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时有的作家曾依据韦伯大辞典，或依据其他标准大谈什么是文艺，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4](P40—41) 严格地说，毛泽东更多地是从创作理论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文艺思想。他一方面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火热的斗争这个创作的唯一源泉，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去进行自己的创造；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实现“立足点”的转移，从而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而且充分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以及除极少数人在外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情感、利益和要求，充分体现出自己作为民族的、阶级的工具的价值和作用。尽管在那个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及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像列宁那样明确地提出必须保证作家”有个人创造和个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而是把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多地理解为个性和社会群体性，主要是民族性和阶级性的有机和辩证的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论观点，但就其本质而言，他还是在沿着列宁的文艺思想，即以创作的主客体关系为基本框架和思路的理论模式继承和发展。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上自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下至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实践，都没能准确性地把握上述文艺思想中辩证的内核，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出现了不小的差错，这不仅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也与毛泽东当年文艺思想的初衷相背。
如果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在我国至少已传播发展了70余年，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得以空前传播与发展，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的事。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确实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条件；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有利条件的获得，是由党和国家的政治机构提供的，而并非是文艺自身所能完全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治机构也必然要求文艺理论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机构的特定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建设和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轨道，文艺、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都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的形式实施于文艺界，这也就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所走过的后来又被猛烈抨击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及其文艺政策。客观地说，这种理论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历史上也确实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如美学界至今还不会忘记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正如马克思在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时，曾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19)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书斋里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它应当而且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十分合理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政治完全看作高于艺术、决定艺术的因素，而把艺术置于政治的主宰和管辖之下，把政治的因素和问题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和最高价值的高度，就把艺术的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因素等同于整个一切的全部重要因素，甚至当成唯一重要的因素，这也就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在这种模式指导下，不能说完全没有艺术的审美分析和审美方面的理论成就，但是在政治重于或高于艺术的思考中，却没有纯粹审美分析的理论的生存空间，忽视和否定了对于艺术超越有限社会形态的永恒审美价值的探索，忽视和否定了艺术的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这一思想路径的最大失误，也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埋下了祸根。
值得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的束缚，开始走向多元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应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语概念”上翻新。如果除却少量的干扰和杂音，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此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并且是沿着马克思“艺术生产”和恩格斯“现实主义”的双重轨道上的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美学工作者用短短2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美学理论本来面目，大量介绍引进国外尤其是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文艺观念、文艺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的三个阶段。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发展的大致轨迹。这其中同样充满差异甚至矛盾，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实践思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以往苏联模式的理论指导之下，我们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选言判断，即判定某一分支或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其事实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应当承认，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工作者们在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都有合理的价值，当然这其中也会出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有失误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勇于修正这些失误，就不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宗旨。马恩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完整的文艺理论巨著，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正如卢卡奇所言，也许是几代人的共同事业，不论何种分支，何种理论观点，只要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我们就应当承认其合理价值，承认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应重在建设和发展。这也就是说，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高层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而在较低层面上允许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前提——“不能叛道”；又对新说新论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概念，坚持了唯物、辩证、历史的原则——“可以离经”。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是一个既定的框架，它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开放的体系，它充满无限的生机和生命力。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必将在新世纪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随着客观形式的发展，文艺、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又面临一些新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文艺的属性和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和命运、如何认识和处理文艺上改革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的关系，引进西方学说中吸收和抵制的关系，如何做到既坚持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保留民族风格……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兴衰成败，是每个有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走向新世纪之际应该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艰难的革命还远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已经通过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以更加真切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文艺和美学领域，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半个多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善于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我们就一定能在新世纪再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辉煌。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