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构成物，而是一种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会随着个体或集体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动态生成物和演化物。因此，人的审美心理结构是人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生成物，而且不断随着这些生产形式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人的自身生产为审美心理结构准备了遗传基因和遗传基础，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为审美心理结构准备了经验基础。正是在这些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之中，人的自我生成了，并且由本能性自我演化为经验性自我，最后演化为创造性自我，它们从总体上分别构成了审美无意识、审美潜意识和审美显意识。所以，创造性自我是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创造性自我在本能性自我和经验性自我的基础上生成了审美的自我，从而在自由选择的社会实践之中生成了审美心理动态结构。这种审美心理动态结构表现在审美显意识、审美潜意识和审美无意识的不同层面的不同因素的不同结构关系，从而使得审美意识及其艺术表现显示出不同的风貌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审美发展史和艺术发展史也就是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动态展现，或者说是人类审美心理动态结构的彰显。因此，我们可以建构一门审美心理结构动力学或者审美心理动力结构学来研究审美心理( 审美意识) 的动态结构。

审美心理结构是在人类的遗传过程和经验的基础上生成的。按照我们的观点，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是人类所独有的，其他动物都是没有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为什么? 就是因为动物没有人的大脑皮质，也没有人的语言。经过20世纪后半期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大脑的研究，许多科学家发现人的大脑和人的语言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从脑部手术后病人的行为观察，或者外伤病人的功能异常，发现脑的某些部位与意识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人与其他的动物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人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动物有无意识尚在争论之中，人肯定是有意识的，所以不少人认为意识位于大脑皮层。深埋于脑中的网状结构在神经系统的功能发挥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的感觉神经都有分支通向网状结构，网状结构对于‘唤醒’大脑皮层的功能起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人认为网状结构对意识起重要作用。人与动物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人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在大脑左半球发育出很大一片‘语言区’，即便在无人对话情况下，人脑的‘内读’( inner speech) 过程对思维和意识仍起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意识问题与语言区有必然联系。”［1］既然人的普通意识都是人脑的机能，是与语言相关联的，那么作为人的高级意识的审美意识就更是与人脑的机能和人的语言不可分离的。或者换句话说，人的审美意识及其结构主要是与人的大脑和人的语言密不可分的。那么，人的大脑和人的语言就应该是人的审美意识及其结构的主要物质基础，而这些物质基础就来源于人的遗传和经验。不过，人的遗传和经验，并不是像动物的遗传和经验那样纯属自然的和完全先天的，而是社会的和实践的。或者换句话说，人的审美意识或审美心理及其结构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非纯粹自然的和完全本能的。如果说人的生成本身就是人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 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 而完成的，那么，人的意识，特别是审美意识等高级意识就更加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人的审美心理或者审美意识及其结构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个物质基础的第一个直接现实条件就是人的身体本身，而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人的自身生产的产物，虽然人的自身生产包含着许许多多自然的遗传基因和遗传因素，但是，人的自身生产的人类社会性、实践自由性、审美超功利性给人的审美心理或审美意识及其结构奠定了超越性物质基础。有了人的身体的存在，就可能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主要是给人的审美心理或审美意识及其结构奠定了社会经验基础，给人的审美心理及其结构准备了创造性、精神性、符号性的社会经验基础。

实际上，人的自身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因为没有人的自身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一切。因此，研究人类的审美和艺术不能忽视人的自身生产的本体论意义和功能。人自身的生产造成了人的存在，正是人的存在需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才产生了物质生产的“劳动”，而劳动生产生成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我生成的历史成果。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超越了动物界而生成为人类的存在，从而也改变了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人的自身生产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种族繁衍，它是一种人类所独有的社会性生产，因而具有人类社会性，实践自由性，审美超越性。尽管有一些动物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它们的种族繁衍之中也有某种社会性或种群性，但是这种社会性或种群性却是动物性的，而不是人类性的。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所说的: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主要是物质生产中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过，其中也涉及到人和动物的“自身的生产”。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就是说的动物的“自身的生产”，而且可以说进一步论述了动物的生产的单一性，也就是说，动物的物质生产就只有一种形式，它的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是同一的，而人的生产，除了生产自身之外还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因此人有两种生产: 人的自身生产以及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上述一段话所阐述的原则也适用于人和动物的自身生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就是人类物质生产( 包括人自身的生产) 的特征: 人类社会性，实践自由性，审美超越性。［3］

所谓人类社会性是指，人的自身生产并不是纯粹生物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性活动。人的自身生产只是在人类社会中通过婚姻于社会性家庭之中进行的，而家庭既是生物性驱使的结果，又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庭史》序言之中说: “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家庭以极不相同的面貌出现。但不管哪一种形式，如果只从繁衍后代的本能、夫与妻之间及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联系上或将这些因素这样或那样结合在一起来解释，都无法得到完全的解释，只用这些因素解释家庭之所以存在都解释不了。理由很简单，那就是: 在任何人类社会中，一个家庭出现，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存在另外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中，一个家庭出一个男的，另一个家庭出一个女的，从这两个人的婚姻中产生第三个家庭，且如此无限反复下去。

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反之，如果先没有社会，也就没有家庭。”似乎还可以说社会与家庭是互为前提的。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是以生物学前提为根基的，但是人类的婚姻和家庭又是在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家庭是一个社会组织，但基于生物根基之上。不论社会属于何种类型，家庭普遍存在。但是，每个社会又由于其人口结构、经济组织及宗教信仰不同，分别给家庭打上独具特点的烙印。”［4］

从原始人的生殖崇拜和乱伦禁忌神话就可以看出，人的自身生产既是一种生物性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在直接与人有关的生殖崇拜神话中，最受人关注的应是女性祖先的神话。在世界上较为完整的氏族神话中，都有氏族女性祖先的神话。这些神话大多历史亘古，反映了远古人类对人类生殖的认识和崇拜。中国的女娲、螺祖、华胥等女性祖先的神话。特别是女娲神话，从女娲的名字、女娲的蛇身到‘女娲之肠’，都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形象体现。女娲神话就是一个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典型。”［5］女娲的名字就表现了人类早期对人的自身生产，即生殖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认识。根据汉字的分析，娲是由女和呙两部分构成。女表示人名的性别，呙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冎和口，冎是被剔除掉肉的人骨架，口则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咼字的形体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站立、双腿稍微叉开、故意显露阴户的女祖神形象，‘口戾不正’是其阴户大开，形态略有变异的呈现。女娲是一个源自性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文化女祖。”［6］女娲名字以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来表示，就足以说明，原始人最先是把人的自身生产认作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它直接与女性生殖器密切相关，但是，人们在构成文字时又不是纯粹象形，而是以象形为主加上了会意，以口来象征女性生殖器，就赋予女娲这个女性先祖的生殖能力以社会性、文化性、象征性。至于神话中母子乱伦禁忌，就更是反映了人的自身生产的社会性。“母子乱伦禁忌是原始先民的第一个禁忌，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原始血缘群体的生物繁衍及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罗杰·M·基辛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说: ‘乱伦禁忌禁止家族群体内部交配，从而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成。’母子乱伦禁忌是人类由生物群体向社会群体开始转化的第一个标志。”［7］因此，人的自身生产的人类社会性给人类的审美心理结构赋予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遗传的物质基础: 生物性遗传基因和社会性文化积淀。这种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二重性当然也就使得人类审美心理结构显现为动态进化发展，表现出了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所谓实践自由性是指，人的自身生产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活动，而是一种既合乎动物本能的自然规律性，又合乎人的社会目的性的活动，既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既有某种功利性，又有某种超功利性的社会活动。所谓“自由”，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就是对于自然的必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观突出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创造性自由，也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一定个体和群体的某种功利目的或非功利目的服务。实践的自由应该是: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人的自身生产当然具有自身的自然规律，违背了这种自然规律人的种族繁衍就不可能实现，不过，人的自身生产也有自身的合目的性，而且，人的自身生产不仅必须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还必须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因此，人的自身生产就是具有一定自由的物质生产。正因为如此，人的自身生产必须是优生优育的生产，而不是那种靠广种薄收的生产，因而才会有人类的生殖崇拜文化，把人的种族繁衍看作是神圣的事情，把它表现在神话之中，绘制于岩画之中，凝结为大母神的神圣形象，同时这些诸如女娲、螺祖、华胥之类的女先祖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生育之神，而且还是创造万物的始祖，也是保护人类的神祇。所以，关于女娲的神话才有多种多样: 女娲抟土造人，女娲补天，女娲之肠化出诸神，女娲止雨，女娲蛇身等等，超越了单纯的生殖意义，而成为了创造和化育人类和万物的族类象征和神圣个体。这样的神话的意识和无意识积淀为审美深层心理时就构成了自由创造性实践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既保存了审美心理结构的自由创造性及其过程性，又显现了审美心理结构的多样化动态形象显现性。

所谓审美超越性是指，人的自身生产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活动，而成为了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活动，它可以按照人们自己的美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个别与一般相统一，偶然与必然相统一，概念与形象相统一，选择出越来越美的后代。人类的自身生产内在地具有美的规律。从表面上看，好像人的性爱、婚姻、家庭的自身生产过程是人本身无法控制的，特别是后代的外在美( 先天的相貌，体型，肤色，发色等等) 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完全是一种生物学遗传性因素决定的。但是，人们在择偶、缔结婚姻和家庭之前可以通过一系列“按照美的规律”的选择，选择合乎自己审美观念的配偶来缔结婚姻和家庭，这样就给“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的人的自身生产规定了一种遗传基因。人的自身生产的审美超越性把人的种族繁衍从纯粹生物链之中超越出来，成为不同于动物的物种尺度的复制的审美化自我生产。因此，人的第二性征比起第一性征成为了更加重要的人类自身生产的形象化尺度。因而“丰乳肥臀”成为了原始民族的“维纳斯”的审美形象和审美信息的外在表征。全世界的原始的壁画和岩画上都是这样来表现生殖崇拜和原始审美观念的美女形象。人类的生殖崇拜在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同样表现为一个逐渐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最早的维纳斯女神都是丰乳肥臀，性特征突出的形象，像奥地利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小雕像，法国罗塞尔的“维纳斯”浮雕，捷克多尼维斯托尼斯的“维纳斯”，意大利古里马尔蒂的“维纳斯”等等雕刻，都是如此，而且其功能也是一种集科学、宗教、道德、艺术为一体的“集体表象”的形象。［8］只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生活的改善，认识的完善，“维纳斯”女神才成为神话和原始艺术中的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 即古罗马的维纳斯) 自从得到了“金苹果”以后就由爱神( 生殖女神) 转化为审美和艺术的女神( 美神) ，就是表现了维纳斯女神演化发展过程，亦即表现了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我们在维纳斯女神形象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突出了女性特征的个体，却又是代表了人类的爱与美的女性种类;她既是合乎种族繁衍规律性的形象，又是合乎人类优生优育的目的性的形象; 她不但体现了人类的生育、养育、教育的功利性目的，而且还体现了审美和艺术的非功利性目的; 她就成为了爱与美的象征。就这样，维纳斯女神成为了欧洲美女的典型。这样的演化发展过程反映在人类审美心理结构之中就是他的动力学结构或者动态结构。我们注意到，人的自身生产的审美超越性还表现在人的性交方式对动物方式的超越。众所周知，人在社会实践的自我生成过程中，由于适应环境和制作工具，造就了直立行走的姿势，因此，在性交方式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形成了一种“面对面”的方式，这样，就超越了动物的“面对背”的方式，形成了性交活动的视觉形象的选择和愉悦，这样长期的积累和沉淀也就形成了人的自身生产的审美超越性，把性交活动变成了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身生产活动。美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在《裸猿》之中曾经论述过这个现象。他指出: “我们这一物种仍有一种基本的、自然的性交姿势——面对面的姿势，所有的性信号和动情区基本上都在身体的前部——面部表情、唇、胡须、乳头、乳晕、女性的乳房、阴毛、生殖器、主要的红晕部位以及性潮红部位。可以说，以上许多信号能在早期的面对面的性交预备过程中充分生效。……此外，性交采用面对面的姿势时，性交前身体前部动情区的触感能延伸到性交阶段。如果采用其他姿势，许多触感将会消失。”［9］实际上，这种性交姿势的特征应该给人的自身生产的审美超越性带来了生物进化的一个十分便利的条件，使得人的自身生产的初始过程更多地注重视觉形象、触觉快感，从而能够把人的自身生产的生物性活动升华和超越为一种审美活动。

至于人类的物质生产( 劳动) 、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就比人的自身生产更加具有人类社会性、实践自由性和审美超越性，从而表现出非常突出的自由创造性、人文精神性和符号象征性，集中地形成为人类生产劳动的审美构造性，亦即马克思所谓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物质生产( 人的自身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 的审美性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原则上也适用于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人类的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全面的”生产，“自由的”生产，“超越的”生产，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种审美构造性反映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上也就是它的动态心理结构，换句话说，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实践的自由创造性实践、人文精神性、符号象征性; 或者说，人的心理结构的动力系统“全面”调动、运作、发展了人的所有本质力量，“自由”地调动、运作、发展了人的所有本质力量，“超越”地调动、运作、发展了人的所有本质力量; 这样也就更好地表征了人的社会实践的人类社会性，实践自由性，审美超越性。众所周知，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是最为纯粹和典型的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它们的自由创造性、人文精神性、符号象征性是最为突出的，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实践的全面性、自由性、超越性也是最为明显的。因此，从本质上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也就是审美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它们也就是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外化表现，所以，审美心理结构的动态性也就显示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动态性，从而形成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史。在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即在审美显意识、审美潜意识、审美无意识的各个层面上，其中的各个构成因素在不同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共时性的审美经验，而其中各个因素随着不同时间的变化形成了历时性的审美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社会实践(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 是人类审美心理动态结构的经验基础。

注释: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