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百年历史就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在屈辱的殖民时期，中华志士意识到，是文化的强大而不是器械或立宪政治才是中华民族崛起并重返世界中心的根本途径。于是，学习西方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具体展开为学习西方的制度文物和人文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知识形态，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外，还基于中国20世纪的社会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新变。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现代理论在中国获得了立党立国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曲折运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化，与尖锐的政治社会斗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现实等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基于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已有自己的问题所指和理论视域。在新世纪之初，清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遮蔽与变异，回顾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程，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世纪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课题。

面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这一问题，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稍有所知的人都会怀有极其复杂的心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激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给中国文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导致“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中国近20年来的文艺学美学的基本做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还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逻辑？是理论旅行的天命，还是接受者的选择？回顾这段历史，自然会激起亲历者的五味思绪，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坚守客观的理性立场，以史鉴今，我们方可获得前行意识的自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程

按照历史演进和理论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可称为“革命美学”，其主题是文学革命论，其实践形态是左翼文艺运动，其代表人物是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文献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被大量译介，现实主义文论、典型理论开始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所独有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命题也被提出，文艺社会学即文艺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其核心问题。

第二阶段可称为“人民美学”，时间关节点是1942年，主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性，要求通过文艺的感染力量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文艺如何服务于中国革命呢？经过考察，毛泽东发现，现有的作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作家首先必须转变政治立场和思想态度，其次在创作方法上要进行变革，要以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创作文艺。正是因为社会斗争形势的急迫，革命功利主义被突出，文艺的政治性被强调。与马恩不同，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和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这就赋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权力话语的地位。

毛泽东美学思想的要旨，一是推崇雄奇崇高的审美意象，其背后是豪迈的历史浪漫主义和改天换地的宏伟革命志向。二是实践意向。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学人，不是以笔为剑的知识分子，而是改造社会的革命者，其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实践性。三是表达了农民革命的审美理想。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多地指向农民而不是城市无产阶级，这是由中国革命的主体和性质决定的。文艺形式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文艺的宣传鼓动性，文艺创作的普及先于提高，文艺的政治内容优于艺术形式等命题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活动。革命斗争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社会主题，而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因此党的文艺政策必须对于文艺具有领导地位。在社会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斗争思维主导了文艺活动。斗争思维具有排他性和唯我性，在这种思维主宰下，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化和主题的多样化不可能兼顾，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超越性不可能得到表现，文学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院式研究也不可能进行。

第三阶段可称为“反映论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代表人物是蔡仪和李泽厚。与此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性和斗争性不同，李泽厚和蔡仪回归了美学的哲学品格，他们都承认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在美与美感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上二者的观点一致。所不同者，是李泽厚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从实践出发在本体论层面寻找美产生的根源；蔡仪则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以认识论解决美学问题。李泽厚与毛泽东一致的地方，是都强调美的功利性，即审美直觉性背后的客观社会内容；李泽厚与毛泽东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吸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的则是吃饭哲学。

中国革命活动的紧迫性决定了实践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因此，与现实关系紧密的文艺运动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美学所固有的思辨性则被放置一旁。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李泽厚和蔡仪的美学呈现了新的面貌，美学开始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首次引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解决美学问题，蔡仪则否定了《巴黎手稿》与美学的关联。《巴黎手稿》给予李泽厚的，是他从劳动实践探索美的根源，这在劳动被圣化的时代特别能够得到认同。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思想解放，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被热烈讨论，《巴黎手稿》成为重要的思想来源，由此产生的实践美学成为中国的主流美学流派，而停留在认识论层面的蔡仪美学则被边缘化了①。

蔡仪以恩格斯和列宁的反映论直接应用美学问题，以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关系解读美与美感。由于没有引入实践论，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深度，其观点和思维方法类似法国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美的存在中缺乏人的维度，这就使其美学更为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蔡仪美学给我们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是否可看做美学问题的有意识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如何？如何对待经典？为什么从经典演绎出来的美学具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却淹没在时代的烟尘中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反思

马克思主义既带给中国革命以胜利，也给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以沉痛教训。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思想中的指导地位，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兴盛，在今天文艺研究界的沉寂等复杂现象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在主流话语祛除意识形态纷争，致力于经济建设，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今天，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许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第一要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中看视文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进而界定其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本身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强调文艺对于社会革命的功利性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强调文艺的审美功利性，强调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联，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近代非功利主义美学相反，接续了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功利论审美观。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兴起后，此前的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非功利主义审美观都被边缘化。放眼看去，20世纪的中国美学就是以西方近代非功利主义美学为思想资源的审美主义学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的功利主义美学的彼此消长，因为后者掌握了政治权力，致使前者在中国处于弱势，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偏离了审美的本性，因为即使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艺术审美一方面是物质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纠缠于现实政治方面；另一方面审美又是高高漂浮的意识形态，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经常是不平衡的，审美具有超越性。但中国的权威意识形态选择了审美功利性，审美的超越性以及文艺的独立性被抑制。

第二，政治斗争的急迫和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推动了社会变革，美学的实践性被开凿得淋漓尽致，但政治的排他性和功利性也被强加于文艺运动和理论建构，从而美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性和自由思想性被遮蔽，美学只能在实用层面被应用，美学思想的吸收转化等学术工作没有得到发展，这就助长了理论的单一化倾向。因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是不断地曲折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一旦结合现实，理论思考必然随着现实的政治运动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使理论不可能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获得系统性和连贯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缺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学术积淀而来的体系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一开始就以革命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出现，这就使其注重操作性、管理性和控制性，马克思主义的与现实间离的理性批判精神被淡化。由于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没有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没有把人类文化遗产作为理论创造的思想来源，理论资源的不足导致其理论视野的局限和理论穿透力的缺乏。思想来源的单一化既表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拒绝，也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理论的摒弃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王国维对道家美学的继承，朱光潜对西方现代心理学、美学的综合，蔡元培对儒家美学的吸取，梁启超对佛教美学的运用等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放弃了前此美学研究的中西沟通、中西互释的优良传统。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求文学和美学为社会变革服务。文学和美学要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要旨，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落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性呢？细察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并没有规划具体的艺术创作，他们没有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通过行政权力规范艺术家，而是通过对现代艺术的批判表达自己的艺术观，他们对艺术始终保持审视的距离，而不是直接干预艺术。艺术创作与理论抽象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一方面让艺术实践独立，另一方面为理论的自我意识提供时空视域，而不至于陷入独断。此外，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是富于批判性的，在中国却变成霸权性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内在逻辑何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背后是人道主义和启蒙哲学，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则参与革命实践，是以救亡压倒启蒙，这导致其具有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的意旨。毛泽东的文艺社会学重视文学家与世界的关系，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按照埃布拉姆斯的看法，作品和读者被失落在这种文学观之外，文艺社会学缺乏多层面的文学活动观。

第四，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中西马克思主义差异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如冯雪峰、毛泽东、周扬等都是党的文艺运动的领导人。由于知识生产者的社会角色的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求文艺的革命功利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文艺对于现实的认知性和颠覆性。正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创造主体是党的领导人和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不是学院派的学术研究者，而政策需要一致性和稳定性，这就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权威性和不可商榷性，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基本没有生存的空间，而没有批评对话，思想的丰富性和真理的开放之路就被堵塞。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合法化，文艺成为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修辞，成为权力表达自身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性精神荡然无存，知识分子不可能“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语)，只能附和论证权力机构的文艺政策。文艺活动被导向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表现为文艺政策，而不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那样是学者的思想创造和批判活动，从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缺乏思想的丰富性和发展的流变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起源于农民文化，是农民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被统治阶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理论，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权力话语，这就根本背离了其原初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任何一种革命的富于批判性的边缘话语，一旦成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其革命性必然被保守性所替代，这是理论的天命。知识一旦与权力勾联，权力本身的保守性和强制性必然导致依附这种权力的知识变得保守和中心化，而这恰恰是与思想的开放性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保守性的根源在于其与权力的不同关系。在福柯和赛义德之后，如何处理纯粹知识、自由思想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被称为“经典”，在解构主义思维和知识社会学流行的时代，经典呈现出复杂的面目。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经典非历史化、神圣化，不能以一种理论是否符合经典来判定其价值。在当代人文学科特别是解释学之后，我们意识到，经典是历史的产物，是权力、集团利益、时代需要和理论文本等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经典的生命力存在于它对当代问题的阐释效力上。曾经主宰中国学界的对经典寻章摘句的注经式做学方式应被摒弃。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按照传统的微言大义的学术方式追寻经典的原意，其结果是训读、修辞、考证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工作，只要看看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以及当前文艺本质审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做学方式即可知，紧扣经典文本而罔顾现实发展和本土经验的思维倾向仍然存在。在人们对经典顶礼膜拜的时候，自己的思想就被矮化了，因为作为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具有历史性的视域，而在认肯经典神圣性的同时，历史性的经典的思想边界就限制了今人思想的范围，这就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死人牵制活人的现象。在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值得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立场作为看视西方问题的视点，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思潮相结合，把现实问题而不是理论范式放在优先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找到了理论的生长点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但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上却建树不多，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权威地位不相称，也有愧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除了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干扰外，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中国学界对待经典的方式也难脱罪责。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前景

与其他西学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运动的学院派的思辨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社会革命、追求救亡图存的社会真理的一部分。在社会面临各种抉择、在各种势力决然斗争的恶劣环境中，文学要为革命斗争、为民族解放服务是必须为之的历史选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之前，中国属下(subaltern)阶层只有民间的零散的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美学，是由知识阶级(毛泽东、瞿秋白、鲁迅、周扬等人显然不是农民)首次明确地提出的系统化的底层农民阶级的美学思想，它是以底层为主体和反映对象的，为底层所喜闻乐见的最终服务于其解放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此前的五四新文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所写的，给知识分子看的，表现知识分子立场和视角的精英文艺，底层在这种文艺中只是被启蒙的对象。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根本颠倒了这种关系，知识分子不再是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帮闲阶层，而是站在劳动大众的一边，为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情感代言，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劳动人民的美学，不是关于劳动人民的美学，而是为了劳动人民的美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美学，知识分子只是人民美学的知识手段。

大众文艺这一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所独有的。从瞿秋白到鲁迅到毛泽东，文艺为大众，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接受，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变为大众立场等论题被不断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艺是为了启蒙大众，而不是媚悦大众，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大众的解放。这一点在中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不应该被抛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艺概念区别于当前的大众文艺。当今消费主义语境中的大众文艺不是站在大众立场的创作，也不是大众自身的创作，而是被资本控制的市场化运作，这种文艺投合大众的消费欲望，而不是服务于拯救大众和变革大众。在毛泽东那里，人民美学是知识分子改造自身之后赐予人民大众的，这距离人民大众的美学仍然有距离。人民大众的美学应该产生于人民大众自身而不是知识分子所赐。正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知识分子被改造之后经行政机制从上到下赐予广大劳动人民的，所以一旦时代变化之后，知识分子不再与劳动人民结合，人民的美学就仍然没有建立。重新阅读毛泽东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知识分子离开劳动人民的现实经验太久了。我们输入西方理论，我们挖掘中国传统资源，我们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但就是没有面对我们的现实问题，没有研究我们的现实经验，更没有站在底层视野，关注底层的劳动大众。知识分子告别了革命，也告别了批判现实的理性精神，告别了深切关怀边缘和底层命运的良知。毛泽东通过政治权力改造知识分子的情感和态度并以之为劳动大众的代言人，在今天，这种行政力量不再存在了，那么知识分子能否代言底层群众？底层是否需要知识分子代言？如何代言底层？劳动人民如何获得自己的美学，人民群众如何发声，如何创造自己的文艺？作为社会良知和公共理性的知识分子在人民美学的创造中扮演什么角色？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到表达群众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如何维护边缘阶层的文化空间？这些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毛泽东的探索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今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是隐匿的。赛义德说，一切表征都是扭曲，斯皮瓦克认为，代言是抹杀了人民群众的阶级主体性。在后结构主义之后，在后殖民理论之后，知识分子为群众代言的问题增加了复杂性。继承毛泽东的美学遗产，表达底层的生存境遇，为边缘人群和社会正义呼吁，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契机。文学的阶级性应被重新提出，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等思想资源可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提供借鉴。作为关注广大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思想，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应该发挥新的生命力。

资本逻辑已席卷全球，经济和文化殖民仍然存在。中国已纳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正在进行。边缘阶层文化声音的缺失，社会公正以及民主的匮乏，封建主义文化意识的遗存等都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现实根据。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理论建设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化语境化，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部分看其与西方传统思想的关联和现代思想的异同，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旨，重返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得失利弊，祛除遮蔽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程上的迷思。除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考量，还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接受历程乃至人员数量、人员构成等作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视马克思主义，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西方和东方文化，也要从西方文化的传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方可呈现。四，理论的生长点是现实的本土问题而不是先在的理论范式，应根据中国本土经验，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从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五，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学术史的研究来说，中国在通过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时对经典文本的变异，中国现实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以及20世纪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比较研究等都是重要课题。六，对于文学社会性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论题，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意旨。在中国美学文艺学界近30年的艺术自律性和文本研究之后，文艺的外部研究应重新提出。七，立足本土经验，以社会变革和人性培养为目标建设美学理论，这是实践美学和人民美学给予我们的遗产。关注社会公正，培养人性情感，辩证自然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发展伦理学美学和生态美学，关注美学的教育学内涵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论题。还原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的个体性，重提审美的超越性，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现代性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道家美学的自然化理论，是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问题。

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反映论问题、现实主义典型问题、艺术的掌握方式问题、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等曾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探讨的主题，如今这些问题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一方面随着新的文艺现象的出现有些理论失去了阐释效力，比如现实主义反映论问题，在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边缘后，在20世纪西方哲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认识论解构之后，其理论预设被揭示为语言的误置，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被质疑。另一方面，有些理论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比如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日益突出的今天，文学的民族性又被凸现出来。再比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着眼于文艺的文化普及和政治教化功能，当代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同谋共生，其对权威意识形态既颠覆又依赖的复杂关系使大众文艺问题出现了新貌。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阶级阶层以及国际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主题，经济文化建设而非阶级斗争成为基本的社会任务，于是，特定时代政治影响下的斗争哲学及其文艺观成为历史。美学是哲学学科，而不是实践性的社会科学，不是具体指导实践的理论指南。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美学所承担的使命不再是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不是具体指导社会美的创造，而是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类行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予以哲学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人的存在的诗意状态。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功利主义思维，维护自然生态，关心人的灵魂的提升，重新阐释美与真善的关系，批判商业消费主义导致的浅表的审美化，关注社会公正，反抗一切霸权，维护社会和谐和自由，尊重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多元。如何继承大众美学遗产，如何把惰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如何发展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等等都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论题。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曲折，中国马克思主义走过“左倾”道路而后中国又祛除意识形态论争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面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是一个繁难的问题。中国后现代学者以及更年轻的学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意识形态教条化的不满，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充满了不解和冷漠，这就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弊病推及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导致了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怪异现象，即虽然在宪法中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思想，政治主流话语也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中国学界已少有人谈论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必然性缺乏同情的理解，其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不公。追随西风的人们很快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仍然徘徊在西方，其生命力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近的新左派运动、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西方思潮中。中国学界需要通过西方的视角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指南的泱泱大国的悲哀。在我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批判是其产生的现实根基。二是理想性，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三是正义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所指。四是经济基础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秘密的揭示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层面并持文化附属论立场。五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要求哲学不仅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人类社会还有阶级存在，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就始终具有现实性，这就是当代西方各种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援引为思想支撑的原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思想依据。

章辉，文学博士，现为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