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发韧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集中了众多的研究力量而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学派。但作为一种学说，它必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和局限性，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被超越。90年代以来，随着对实践美学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指新兴的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超越美学等各流派。后实践美学主要吸收西方当代人文哲学的成果，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对实践美学的超越。超越不是抛弃，而是在吸收基础上的辩证扬弃。本文意在从后实践美学的核心概念审美活动及其本质特征超理性追求出发，评述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超越，以期抛砖引玉，把美学讨论引向深入。

一

审美活动是后实践美学的核心概念，一切美的其他范畴都由审美活动推导而来，如美是审美活动的外化，美感是审美活动的内化，审美关系是审美活动的凝固化，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二级转化等等。因此，美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对审美活动的研究，把美学研究的对象由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二元对峙转变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贯通的审美活动，这无疑是美学研究视角的一大进步。但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思维方式，早在80年代初，周来祥先生就提出了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审美关系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中介，这是把系统论运用于美学研究的结果。系统论认为，对象在系统中的属性不是其本体属性而是系统质。同一对象在不同的系统中有不同的系统质，美既然关涉客体又关涉主体，就应在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的审美活动中探寻其本质，美是对象与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同一对象对于不同主体或同一主体在不同时候面对同一对象，都会产生不同的美，美的个体性、特殊性、精神性也就凸现了。这也就是后实践美学着力强调美的个体性、超现实性、超理性的原因。而实践美学的客观社会说认为美是客观的，是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实际上仍把美看作对象的客观本体属性，而不是从系统关系中来研究美，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对象性思维。所谓自然主义，按照现象学的解释，指的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设定一个对象的客观存在，主体站在对象之外对这对象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的思维方式，这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后实践美学竭力张扬美的个体性、自由性及审美活动对人生的价值等，是对实践美学关于审美活动界定的发展。李泽厚先生把美感定义为“自然的人化”即积淀说，但积淀说重历时建构轻共时突破、重群体轻个体的决定论倾向，使它更着意于说明一种文化心理生成的必然性和社会历史实践对心理本体的决定作用，而不足以说明美感的特殊本性。李泽厚先生后来把美感从对于人的主观效果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并对美感的心理要素如情感、想象、理解等进行厘定，但他的根本思想是美感的个人主观直觉中积淀了社会理性的内容，这里理性为本、感性为末，重共性轻个性的黑格尔主义的痕迹是明显的。总之，实践美学处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过渡阶段。后实践美学强调审美对于人生的意义，使美学不再是纯思辨的少数专家的权利，而成为个人走向自明的有效途径，审美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后实践美学的应有之义子。

在审美活动中探讨美的本质的意义在于，美不是实体也非实体的属性，而是对象和意义，美的本质在现实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无法得到阐明，只有从对象和意义的角度才能理解。实践美学的思维模式仍是古典的，其“美是什么”的回答是认为美是对象的属性或品质，是有着某种普遍性的社会本质，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被认为是美的本质存在的前提，是美之为美的根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统一的中介即是审美活动。后实践美学与之相反，它把审美活动提高到本体的地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不过是审美活动的构成要素，在审美活动中，没有现实主体与现实对象，只有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这比实践美学更加深刻地抓住了审美活动的本质，突出了审美活动中主体的能动性、个体性。同时审美主体并非是绝对自由的，他要受审美客体的制约与规范。这里体现了后实践美学并不是根本地弃绝古典美学，而是对古典美学的继承和发展。古典美学认为，对象进入审美活动不是现实存在，不是知识客体，而是形式表象。主体进入审美活动不是认识主体，也非欲望存在，而是超越了认识与欲望的审美主体。因此，主体与对象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存在，审美活动统一了对象与主体。对象的存在形式是表象（境），主体的存在形式是心、意、情，审美活动的结果是情境、心境、意境，审美活动的产生有赖于对象与主体的特殊规定性。主体的先天气质和后天修养及其个体精神的自由性与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形成张力冲突，其结果就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中主体充分对象化，对象充分主体化。主体被塑造被赋予某些非审美主体的特性。对象的存在具有澄明性，显现自身的意义而成为审美对象，区别于一般对象。这样，美就不在劳动实践中，而在主体与对象的交流活动，即具有精神性的审美活动中，审美活动产生了对象与主体，规定着对象与主体。审美活动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主体与对象的发展变化。由于审美活动是主客共同参与完成的，所以它具有充分的特殊性。个体性是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充分张扬，发展成为全面完整的人；客体充分主体化，成为主体对象性的存在。

二

实践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又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后实践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所谓主体性活动，其实也是对象性活动。人类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的统一。对象性活动首先是物质实践活动，把审美活动界定为对象性活动，其实是把审美活动等同于实践活动，抹杀了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定性，这也是后实践美学指责实践美学把美现实化、物质化、理性化，从而不厌其烦地区别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原因。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关键在如何理解“超越”。有人认为，超越讲的是对有限自我的超越，即对自我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情感的超越。依据这种理解，就不能把审美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因为科学活动、伦理宗教活动也都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并超越于实践活动的，它们都是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前提，探寻人类实践所未触及的知识或精神领域。这里“超越”应理解为“超验”，与“形而下”相对应的“形而上”，或“超理性。”所谓“超理性”是对人类社会或自身存在的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把握，它表现于人类的各个精神领域。

对人类前途和理想社会的探讨，中西方哲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等等都是对人类理想蓝图的建构。青年马克思受当时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在《巴黎手稿》中满怀激情地探索了人类进化的历程，他认为人类历史遵循这样的三段式：人性的和谐统一——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是个性自由的实现，是人性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复归。显然，这是对人类终极存在的抽象的浪漫的解答，而不是奠定在历史经验之上的说明。后来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答历史之谜，在历史领域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终结。所谓形上追求只不过是一种信仰，不论是对于宇宙、人类整体抑或是独立自足的个体，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会提供这种信仰。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是水、气、火等可见的物质形式。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莱布尼兹的“单子”，黑格尔的“理念”等都是对终极存在的形上的解答。它是终极追求在思辨领域的表现。它们都是非真实的，是经不起实证科学的检验的。尼采宣布了上帝死了，人类没有了束缚，但也无寄托。人们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而意识到生命的荒诞。尼采又创立了“永恒循环”这一信仰，只有在“永恒循环”中，人类才能求得不朽。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如何活着和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是工具操作性的问题，它解决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而为什么活着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更根本所在。因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不仅在于获取生活资料的差别，更在于人有自由的自我意识。人不能盲目地而要自为地活着，即时刻追问生存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人比动物更多的东西是人有信仰。人类正是在信仰的光环的照耀下，不断地超越自身去追求理想的实现。

这种源于人类本能的超越性追求在宗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教徒殉教，把自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明证。它来自于生命短暂的悲剧意识和个体灭亡痛苦沉思，是对生命沉沦的拒斥，是一种意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而渴望超越自身走向永恒的冲动。显然，科学理性对于狂热的教徒无能为力，因为宗教信仰源于超理性的追求，教徒用复活节的死超越自身的有限生命，去求得上帝的永恒福祉，这种死不是来自于形而下的精神或肉体痛苦，而是形而上的超验追求。虽然宗教教义越来越受到经验科学的挑战和理性的批驳，但上帝也有死灰复燃之势。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科学理性能证明超验存在的虚无，但却无法代替超越自身的形上追求本身。这就是今天科学日益昌明而宗教同时大行其道的原因。在我国这个伦理血缘文化浓厚的国家，人们无法理解西方受原罪感煎熬的心灵追求上帝和彼岸的极端行为。宗教信仰与其说源于无知，不与说源于恐惧。恐惧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法理解。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之所以虔诚地信仰上帝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定理只在有限的宇宙范围内理解自然的奥秘有效，而一旦超出它的应用范围就无能为力，只好在信仰中诉诸上帝。信仰的意义不在于满足人们对求知的渴望，而在于给个体生命以情感的寄托和皈依，为个体建构精神家园，从而使个体在对本体的形上追求中取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普遍联系，让个体在无限的宇宙绵延中求得永恒的意义。因此，宗教对于西方处于异化和分裂痛苦中的个体尤为必要，而在中国这个伦理文化本位的国家，宗教情绪相对弱化，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死后有儿子、儿子死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样，个体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血缘延续中求得意义。

审美和艺术中同样有这种超验追求，凡流露了这种形上体验的艺术都能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人们从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里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形而下的世俗风景画，他用辛辣的嘲讽笔调鞭挞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男女，但他的人间悲喜剧却缺少了托尔斯泰小说中对人类命运的悲天悯人的关怀，托尔斯泰比巴尔扎克更多的东西是他作品中的整体宗教。与此相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起的是人们对现世困境和命运抗争的勇气，是要扼住命运咽喉的生死豪情；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令人体验到绝望的爱情、生命的短促、世事的无常等形上情绪。一般说来，审美的超越体验在悲剧和崇高的艺术中蕴含较多，而在世俗的人情物态的描绘中，人们得到的更多是日常情感的体验。在现当代西方美学中，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强调了前者，而杜威的经验主义美学更多关注的是审美情感的日常经验性。

后实践美学的“超越”不是简单地“超越”个体有限存在，而是指对“终极目标”与“价值”的追求。所谓“终极价值”是说审美活动是个体生命意义的理想生成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科学伦理活动，因为真善的活动是服务与服从于生命的有限性，以维护生命的有限性为目的的现实活动。而一切现实都是非理想的，人类总是不满于现状，要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追求无限。审美活动对人生的价值就在这有限中追求无限，在非理想中实现理想，从而在精神上把握生命的绝对意义。说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是指审美是一种对生命有重大意义的活动，是整个生命投入其中而又享受生命的活动，是对生命的自我观照，自我欣赏和自我超越。因此，审美有乌托邦的性质。一提起乌托邦，人们都用不屑的口吻嗤之为逃避现实的幻想，但幻想虽不真实，却对人类有价值。一个人没有幻想只会鼠目寸光，人类没有了幻想，历史不会前进。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不是在卢梭的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启蒙下发生的吗？没有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不会把历史推向新的台阶。毫无疑问，共产主义有审美因素，在马克思那里，审美理想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实践中，审美理想、社会理想、人的理想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具有最高的审美意义。审美用批判的眼光实现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创造完美，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求意义。有人认为，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不可分，实践活动中有审美的冲动，审美活动中有实践情结，真善美在现实的实践基础上统一，以及理想应从现实中生发出来等等，仍只是看到审美活动中形而下的精神愉悦，没有认识到审美的形上追求，这是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关于审美本质的关键分歧所在。

另一个问题是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把审美与自由联系起来，这是西方古典美学的传统。实践美学一反传统，认为自由即实践的自由，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被自然所肯定，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便取得了自由，而实践自由积淀在事物的形式上就产生了美，李泽厚说“美是自由的形式”。但这种由实践达到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因为实践只是有限地改造了现实世界，实践不可能无限制地被肯定，而“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语），即精神领域，这就是后实践美学着力强调美的自由性的根据。审美和艺术给人的精神活动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在历史上，劳动有审美的因素，可以说人类的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广义的艺术活动，人类的审美意识也是从劳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但一旦艺术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独立出来后，就历史地取代了劳动成为满足人们精神自由的对象。

“自由的形式”只为审美提供了基础性的前提，因为审美自由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它最终要超越一切对象性的东西，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可见，审美自由和实践自由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必须把审美自由与实践自由区分开来。实践自由是有限的，客观历史地决定于人的实践水平，实践自由有其现实性、物质性和群体性，而审美自由是无限的，精神性、个体性和超越性是审美自由的特点。实践自由是对世界的改造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审美自由是对美的体验以达到对无限的追求和人的确证。审美自由超越了一切限制，审美有非决定论非因果性特征，它自身就是它存在的依据，不外求他物而存在。审美自由源于非理性冲动，突破感性理性认识达到超理性的超越性体验，是对主体存在意义的直觉领悟。形上追求是审美的本质。

这里把审美与意识形态作一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审美的超越性质。艺术的本质是意识形态，艺术的本体存在又有审美的因素，审美与意识形态同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但它们又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是由物质生产关系决定并服务于物质实践，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有实用性，用来调节社会关系。美只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是自由本性的对象。意识形态被决定被制约，而美是自由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指向现实，美指向非现实彼岸。意识形态时代性较强，而我们仍为古希腊雕刻激动不已。意识形态（法、政治、伦理）用来规范人，美为解放人。意识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异化的帮凶，因而有虚假性，而美永远给人自由，美是最高的真实。总之，美是自由的精神生产，美不是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美的艺术并存。

实践美学坚持实践本体。确实，是实践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实践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相分离，而又正是实践活动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纽带。但实践无法填平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体的逻辑鸿沟，后者只能在超越性的精神活动中实现。审美的超理性通过瞬间的艺术体验在没有上帝的帮助下实现个体生命无限意义的生成。实践美学处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过渡阶段，因为它同西方古典美学一样，认为美和审美的中心线索是理性和感性的矛盾运动，理性是本质的，感性是受理性支配的，但现代心理学发现，认为非理性和超理性也是人的本质，它们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科学主义相信理性，崇拜理性，运用理性可以认识世界，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并可解答美学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人本主义则认为科学理性是工具理性，它只运用于现象的自然界，而宗教艺术文化则奠基于无意识和超越性追求中，科学理性无法深入其奥堂。人本主义者竭力把人文科学也纳入科学的框架，以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显然，人本主义对“人”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后实践美学正是在吸收当代西方人文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超越。

三

后实践美学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和反叛。但反叛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后实践美学对美学逻辑起点“生存”、“生命”的重设，便很值得商榷。但把美的问题放在审美活动中探讨并强调审美的超理性，仍给陷入困境中的美学研究以拯救的曙光。我们期待着这曙光变成真正的光明。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