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复杂现代性与社会包容
一、改革开放与社会结构转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序”中曾引用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中主人公皮普的一段话：“在儿童艰难度日的小小世界中，再没有比不公正更容易让人感受至深了。”并且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人们并不指望“绝对的公正”，相反，更多地对一些明显的可以纠正而未予纠正的不公正感到愤慨和不满。[1](P1)借用马尔库塞的“多余压抑”概念③，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公正称为“多余不公正”，即不是由于物质的绝对匮乏而不得不忍受的，或为了更好的未来而需要暂时忍受的不公正，而是由于制度的扭曲或特殊群体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带来的不公正。应该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存在着这样的不公正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综合实力大大提高，而且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但是，改革利益的分配未尽公平合理，政府侵权现象时有发生，贪污腐败还比较严重，这些都属于“可以纠正的不公正”。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地位社会，每一个人都被相关的政治、地域、户口等身份纳入社会等级的相应位置，社会流动性非常小。具体来说，以前存在着四大身份系统：一是政治身份系列，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与地主；二是城乡二元分割的身份系列，即今天仍然存在的户籍制度；三是“干部”与“工人”的职业身份系列；四是企业所有制的身份系列，如全民单位、集体单位等。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被规定了特定的位置，虽然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流动性很小。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福利国家，城镇居民几乎享有西方福利国家的所有福利项目，只是水平比较低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当中国经济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时就在城镇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虽然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但依靠集体经济、合作医疗和伍保供养制度，也基本上满足了就业、养老、医疗等需求。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地位不平等，但却是一个收入和财富高度平均的社会。1978年基尼系数为0.18，今天已经达到0.45。总的来说，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不平等的平均社会，一个经济和政治高度整合的一体化社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2)从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3)从安土重乡型到无根型社会转型；(4)从一体化社会向断裂社会转型。这一社会结构转型，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结构特征上都与西方社会从社会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大致平行，就如文化革命与西方新左派运动大致平行一样。如何对待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转型有着巨大的解放和进步意义，但也不得不承认，它存在着严峻的问题。
关于西方近几十年来的转型，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曾在一篇文章中做过分析。在他看来，战后西方体制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前者是垂直社会(vertical society)，后者是横向社会(horizonal society)。在前者中，人际间差别在于他在金字塔结构中“处在上层还是下层”(being in“up or down”)；在后者中，人际差别在于他处在主流社会的“外面还是里面”(being in“in or out”)④。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结构演变过程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些人不再是处在社会等级的下面，而是处在社会结构的外面，成为改革的绝对受害者。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也部分地带有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特征，不仅从高度平均的社会变成了收入、财富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而且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变成了由不同的断裂线分割成的破碎社会。关于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和后果，社会学界有不少分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种理论。
1.“层化论”。陆学艺先生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一直在跟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们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当代社会结构》(2010)和《当代中国社会建设》(2013)。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指标，把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十个社会阶层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等级分别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陆学艺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因而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加强社会建设是今后二三十年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2]。
2.“碎片论”。李强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处在解组(disorganization)和重组(reintegration)之中，但尚未形成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而是出现了一些边界模糊和不确定的“利益群体”，社会利益结构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他根据不同群体的利益分享状况，把社会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原称利益绝对受损群体)⑤。
3.“断裂论”。孙立平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社会断裂论。他把改革分为两个时期，1992年前的中国改革具有利益扩散的特征，改革的利益为更多的人分享。后来由于与国际接轨、技术变迁和制度的固化，一部分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未被社会重新接纳，逐渐呈现出断裂社会的特征。孙先生对断裂社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经济逻辑层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原先一些由于经济不景气而暂时失业的人员其素质和能力无法再进入到就业体制，从而失去传统就业体制的保护；工业化和城镇化要求大量农民转变身份和职业，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多余劳动力只能涌入城市当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承担繁重和危险的工作，没有被现代就业体制接纳；传统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单位的消失，“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业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福利和社会保障”[3](P3)。最后，在加入WTO和与国际全面接轨后，国民经济中的先进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拉断”效应。[3](P8)在分析了社会断裂的经济逻辑之后，他又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断裂的政治逻辑。在改革过程中，随着社会力量的定型逐渐产生出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自己在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主导改革的方向，使改革的利益向自己偏斜，导致利益群体关系的固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断裂。
相对来说，“层化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持积极态度，认为阶级的阶层化、阶层的多元化和社会中间阶层化趋势对未来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碎片论”和“断裂论”都认为，社会变迁已经分化为明显的受益者和失利者。笔者认为，虽然“碎片论”和“断裂论”的否定意义过于强烈，但揭示了中国当前现实中存在的倾向，值得我们重视。
二、市场异化与权力异化：当代社会的两大难题
如果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范围内来思考，就会发现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就世界范围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社会秩序的想象实际上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其核心观念是：弱化国家在宏观经济调节和福利分配上的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市场效率，而且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人的自主性。由其支配的社会政策明显具有反劳工、亲资本的特征，表现在收入分配上是工人工资的下降，资本赢利与高级管理者收入的大幅度上升。
就社会不平等来说，中国的走向与西方国家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服从的是同样的经济逻辑。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这就是未受到有效监督的行政权力提供了大量寻租和腐败的机会，权力成为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德国当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4](P9)。其实，“市场之恶”和“权力之恶”是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我们可以扼制但难以根除，因为市场与权力是现代生活依赖的制度条件本身，只是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不公正更加突出。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组织生产的经济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想象方式，按照这种社会想象，个人和家庭的福利主要来源于竞争性市场，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可以自发地促使社会普遍利益实现，这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也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秩序”。然而，早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就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即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5](P197)因为相对于传统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赋予了个人的特殊性权利以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黑格尔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异化后果。关于市场社会的非伦理性，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把个人从这种联系中揪出，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变得生疏……”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受到资本，而且还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5](P241、201)。从消极意义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诊断为两极分化和道德堕落的状态。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波兰尼的《大转型》中得到强烈的回应。在他看来，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就像“撒坦磨坊”(satanic mill)，它会碾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一切东西，把它们变成由金钱衡量的商品。与黑格尔一样，波兰尼也认为，市场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否定性特征：一是非伦理化。“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包含着大部分社会成员动机的变化：生存的动机被获得的动机取代。一切交易都变成金钱交易，而这又要求把金钱媒介引入工业生活的各个环节。”二是任性和专断。“这一体系最惊人的特性在于：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6](P36)在市场体系中，不论是人类自身还是自然环境都被看作是商品、原材料和劳动力。但是，劳动的商品化瓦解了传统的伦理关系纽带，使社会原子化和破碎化；自然的商品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对传统市镇和自然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基于这样的批判和诊断，波兰尼认为，现代社会必须抵制市场的“脱域”，建立新的社会“嵌入”形式。从上面介绍可以看出，虽然黑格尔与波兰尼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都意识到，市场机制虽然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制度形式，但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它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这一批判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如果说市场之恶是指市场经济的非伦理化、内在的不平等以及阶级分化趋势的话，那么权力之恶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一旦脱离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就会由公权变成私权，由社会组织的手段变成个人和群体寻租的工具。这一点在经济学家M.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中得到较充分的阐明。他的观点是，如果一国或地区长期稳定，以收入的再分配为目的的集团就会形成，经济就不再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为目的，而是以再分配为目的，社会就会陷入利益集团的冲突和斗争，国家也会由兴而衰。国家的兴衰是历史永久之谜，希罗多德曾经说：“繁华都市的衰亡和弱小城邦的兴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长。”[7](P4)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黄炎培直言相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8]显然，毛泽东用民主去扼制权力之恶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真正地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践。
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不同，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已经陷入利益集团的逻辑，进入制度锁定的困局，因为党和国家还是有动力和能力进行改革。但是，我们确实必须承认，现有的体制没有完全逃出“市场之恶”、“权力之恶”的困境。自17世纪以来，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围绕着什么是最好的社会秩序展开的，在这里以竞争性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一方，实行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两者成为现代性之争的两大阵营。但是，这两种现代性版本都有自己的盲点。其实，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个干预对自由放任(intervention vs.laissez-faire)的问题，这种流行的两分法是一种错觉”⑥。虽然对什么是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一现代性难题还没有定于一尊的答案，但基于西方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与苏联模式失败的经验，我们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思考比前人有了更好的条件。
三、复杂现代性与包容社会
“市场之恶”与“权力之恶”是时代难题，但是，对其分析不能依传统现代性逻辑，把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零和游戏”，或诉诸市场，或诉诸国家。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工具，笔者尝试用“复杂现代性”理论进行分析。复杂现代性不是与其他现代性并列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关于现代性的新视角。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不能视为固定的事物，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未完全的历史筹划过程。在几个世纪的时空旅行中，现代性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不同民族和文化对它的移植和转译，也包括技术和交往工具的变化对它的改写。但是，复杂现代性最核心的方面仍然是两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的冲突和斗争所带来的复杂结果和经验。关于制度的重要性不难理解，一切进入人类生活的因素都受制度的规范与安排，并按照制度的要求起作用，而且整个现代历史都是围绕着制度的斗争展开的。
当今现代性图景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既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规范理念、主体意识和文化心态的变化，也涉及到社会制度安排和技术、生态条件的变化。对它的认识和实践定向需要两种敏感性。一是规范的敏感性。在现代性经历了几个世纪曲折历程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认同的自主性和文化的反思性等等并非某种文化的特殊偏执，而是现代性的普遍要求。虽然这些要求有时也有会成为某些国家或势力扩展其霸权和谋求特殊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它们背后有着可理解的合理要求。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不能把现代性规范内容简单化和单一化，也不能把它的内涵相对化和虚无化。二是事实的敏感性。现代性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不是统一的过程。过去几个世纪，现代性在经历了从欧洲到全球的空间旅行、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化的场景变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制度试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技术变迁之后，已经不再处于18世纪的原初形态。今天的现代性不仅嵌入在由人类的生产实践所塑造的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且进入到人类行为与其环境之间反馈式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之中。其实，现代性不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都不是一个自洽的整体，任何单一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的话语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而且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虽然“复杂现代性”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9]但在思想史上有丰富的资源。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辩证法的思想家，其实，黑格尔也是最早意识到现代性复杂性的思想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不可避免地处在多重角色和地位状态之中，在抽象法中他是法人(person)，在道德领域他是主体(subject)，在伦理领域他是各种共同体的成员(number)。虽然个人自由是现代性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但是，它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各种制度。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也认为，公民生活在社会中需要不同类型的身份纽带，以使他获得一种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现代社会应该是“复合社会”(hyphenated society)，而不是由单一原则支配的社会。在他看来，市场、民主和福利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这样的社会“它催生的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使这三种模式得以完善的混合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金牛犊(golden calf)于是转变成了由三头圣牛(sacred cow)所牵引的三驾马车”。[10](P134-135)哈贝马斯也指出，自由民主社会存在着三种核心的社会资源，即金钱、行政权力和团结。虽然民主的规范要求我们把重心从金钱、行政权力转移到团结上，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金钱、行政权力和团结缺一不可。在生活世界的权力化和金钱化背景下，我们需要特别地强调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见和公共意志的作用，以便“在面对其他两种资源(金钱和行政权力)的时候能够捍卫自己”。[11](P289)
复杂现代性意识也体现在当今各种社会诊断和批判之中。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I. M. 扬在《包容与民主》中指出，“民主的规范要求包容和政治平等，因为政治的结果只有当那些服从或适应它的人能够参与到它的形成之中才能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合法的”[12](P53)。她把社会排斥区分为外在排斥和内在排斥，外在排斥是指那些受理应被包括在内的个人和群体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出法定的制度之外，而内在的排斥是指理应被包括的个人和群体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去影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而被实际地忽视。I.M.扬在《压迫的五种面相》一文中指出，“在传统用法中，压迫意味着统治集团实施的专制。然而，其他情况也会产生非正义”。按照她的理解，现代社会存在着五种类型的压迫和政治排斥形式，它们分别是“暴力”、“剥削”、“边缘化”、“没有权力”和“文化帝国主义”。[13](P37-40)基于这一要求，她提出包容民主概念，以克服社会的各种压迫形式。复杂现代性的理论倾向也体现在当代正义问题的讨论之中，迈克·瓦尔泽和戴维·米勒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正义的感知和要求不是单向度的，也不存在一个分配所有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分配正义要求我们根据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和分配的物品的性质来制定特定的标准，由此他们提出多元正义理论⑦。
复杂现代性意识在社会福利理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罗斯(R.Rose)提出了“混合福利”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福利有三个来源，即家庭中生产的福利，加上通过市场买卖而获得的福利，再加上国家提供的福利。艾文斯(A.Evers)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这一理论定义为“福利三角形”(welfare triangle)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现代社会的福利生产依赖于多重制度：市场是正式的制度，它提供的价值是选择和自主性，社会成员与经济系统发生关系；国家是公共制度，它提供的价值是平等与保障，社会成员与国家发生关系；家庭是非正式的私人组织，它体现的价值是团结和友爱，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发生关系。[14](P22-23)与此相应，社会排斥也有三种形式，即功能排斥、权利排斥和社会排斥。不难看出，这一理论与黑格尔对自由实现条件的理解是相似的，意味着单一现代性所追求的纯粹的市场社会或计划经济都无法满足现代复杂社会人对福利的要求。
从复杂现代性来讨论社会包容问题，我们需要承认现代性在规范和制度上的复杂性，也必须承认现代性立场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前面我们谈到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四个方面。其中，前三种关系体现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世界的“脱域化”，在这里，人的生活及其相互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抽象的资本、工资、金钱、技术规则等媒介，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批判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大多是由这种类型的脱域化带来的。最后一个特征涉及到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它可以理解为社会成员由于收入、财富和其他方面的差别而重新群体化(regrouping)，并使社会沿着不同断裂线分化，社会的碎片化和断裂化就是由这一变化带来的。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社会面临的核心与黑格尔和波兰尼思考的问题仍然相似。波兰尼指出，19世纪社会历史是双向运动的结果，世界市场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反向的深层运动也在形成，它致力于抵御市场控制下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社会奋起保卫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6](P66)。大致来说，不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践冲动之一就是保卫社会。社会包容可以被理解为抵制市场社会原子化和内在断裂的反向过程。其核心任务是：承认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但必须重构社会纽带和融合机制，使个体重新嵌入到各种社会机制之中，使之受到非市场机制的保护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辩证法可以称为“脱域”与“嵌入”相互竞争的辩证法。
市场经济可以为人提供选择和自主性的空间，或者用黑格尔的概念，市民社会为人的特殊性权利和癖好的满足提供了条件，但是，市场机制也破坏了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其他纽带。关于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和暧昧性，哈贝马斯有过很好的论述：“古典社会学一直都在描述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从地位到契约，从原始集体到派生集体，从共同体到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等等。开放的动力来自新的市场、新的通讯手段、新的交流途径和文化网络，这里，开放本身对于有关个体意味着一种模糊的经验，其中的偶然性越来越多：权威的依附关系解体了，同时具有指引、保护、预定和约束性质的关系也被打破了。”[15](P95)从现代性视野看，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的任务是调和市场经济的脱域化和社会的归属感之间的矛盾。如果不想使由市场开放和新技术的运用所带来的自由化蜕化为陌生化、异化、失范等病理现象，我们就需要找到既符合现代性的普遍理念又能应对复杂现代性难题的社会融合形式。
哈贝马斯用“开放”与“闭合”讨论这个问题。“开放”是指从地位等级社会向契约社会、从伦理共同体到商品交换社会的转变，它把人从传统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赋予人更多选择和自由的开放空间；而“闭合”是一种反向运动，它要求把人纳入到共同体和新的归属关系之中。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开放与闭合的冲突不是魔鬼与上帝的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既存在着扭曲的市场开放，也存在着扭曲的权力闭合。前者如黑格尔所批判的市民社会的市场“任性”，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物化和拜物教，波兰尼所说的“撒坦磨坊”；后者如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的压迫性集权形式。在这里，我们需要体会波兰尼的睿智，他一方面看到，19世纪自由竞争的贸易体系会“破坏社会的人类本质和自然本质”，另一方面又指认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错误的闭合形式。在《大转折》最后一章“复杂社会中的自由”中，波兰尼明确地提出今后人类的任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盲目进步’之后，人类正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的本性。”[6](P211)为恢复被市场破坏的人类家园，波兰尼1944年设想的是类似于西方战后福利国家的体制。
历史地看，战后社会福利国家成功地提供了社会闭合机制，它把自由竞争市场纳入到民主政治和福利社会的框架之内。今天虽然福利国家陷入了困境，但不能否定其历史贡献和积极遗产。考夫曼指出：“西方社会福利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迫切要求人们深入地了解：什么因素造成了福利国家制度安排迄今的成就，以及什么因素造成了其目前的困难。”[16](P4)关于前者，考夫曼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要素的动态联系：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决策能力和调控能力的国家；一个能保障企业自由，并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市场经济；一个能防范市场风险和消极后果并稳定居民生活状态的社会福利制度；最后是私人家庭的自立和互助功能。关于后者他指出，社会福利国家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决定性前提的。然而，新的全球化恰恰动摇了这一前提。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苏东体制的解体和西方左翼政治力量的衰落，都对福利国家制度的维持提出了挑战，“致使民族国家越来越难被体验为包罗万象的命运共同体或者‘社会界域’”[16](P5)。今天的西方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飓风之下，社会再次被市场吞没，福利国家被市场社会吞没，战后一度成功实现的社会闭合机制再次被打破，人类社会再次成为波兰尼所说的“撒坦磨坊”。这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如何找到新的社会闭合形式？我们要抵制两种诱惑：一方面，“一种新的闭合不能依靠对一种以为是‘伟大的’现代化的抵抗。否则，那些现代化的失败者渐渐地就会形成一种向后看的眼光，他们只要还没有彻底失望，就一直都会沉湎于一种‘和谐’的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图景当中。”[15](P98)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原子化、分裂和碎片化当作自由的狂欢，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无批判地拥抱它，拒绝承认社会闭合的必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新的社会闭合必须以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现代性规范为前提，在金钱、行政权力和社会团结三种媒介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生活世界的行政权力化和金钱化，使现代性的普遍规范适合复杂现代性现实的需要。
四、走向中国式的包容社会
西方学者对福利国家困境的诊断和社会整合的设想无疑有着西方经验的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对我们毫无启示。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走向包容社会的必要性。基于人类历史的经验，特别是现代性的历史经验，中国的社会发展既不能走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也不是重回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既不能重温反现代化的文化传统保守主义的幻想，也不像无批判地拥抱后现代主义的反整体反包容的碎片化逻辑。站在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立场上，我们必须承认，任何进步的社会包容都必须坚持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主义立场，把个人自由和人权视为普遍规范，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纽带和共同体。从复杂现代性视角看，要打破当今中国发展的困局，既保存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的自由，又克服社会断裂化和碎片化病症，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式自由社会，也不同于传统式平均社会的包容社会理念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的历史不是人类的负资产，虽然这种社会模式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但迄今为止仍然是人类实现自由与平等之间平衡的有效尝试。这一历史经验为我们建立包容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同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丰富的实践理性智慧和伦理教化资源，可以为中国式包容社会的建立提供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中国文化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念，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的教化理想，这些都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优势。
总之，在笔者看来，基于现代文明的普遍理念和复杂现代性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优势，建立中国式的包容社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具体来说，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断裂难题，成功地实现社会包容，需要成功地实现三种社会“嵌入”。
一是权利嵌入。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阿玛塔亚·森的能力理论⑧、福利三角形理论都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人们关于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理念是多元的，而且实现它们的制度也是多元的。就社会福利制度而言，在市场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摆脱生活的各种风险，社会福利权利是保障人们生活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条件。正如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所表明的，从18世纪个人公民权到19世纪政治公民权，再到20世纪社会经济权利的变迁，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逻辑。以普遍的权利，而不是以个人的慈善动机为基础的现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从规范意义上，法律是权利的制度化，权利嵌入应该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社会断裂和碎片化现象的存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农民长期停留在无保障状态，城镇失业和贫困家庭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些既是社会的缺陷，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断裂化的原因。基于“权利嵌入”的社会保障不仅是防御经济风险的重要工具、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社会包容的有效制度。可喜的是，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强化，并努力建立包括数亿农民在内在的社会安全网，这是“权利嵌入”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
二是功能嵌入。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不再存在着正相关，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相反，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约束的强化，经济增长可能会减少就业机会。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难题。失业有经济意义，也有社会意义，它意味着许多劳动者失去了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生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增长模式上找到一条使劳动力功能性嵌入经济系统的机制，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内容。从规范意义上思考，劳动或工作是人的尊严的基础，让社会成员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不仅是激发经济活力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包容的要求。
关于功能嵌入的意义，乔万尼·阿里吉从经济理论上做过解释。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复兴——不管它最终的社会后果如何——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即在世界历史上，市场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17](P16)。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印证了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neo-Smithian Marxism)的成功。按照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改善过程，它是建立在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的基础上的。在这里，经济增长改善了收入和有效需求，而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改善又为市场扩大创造条件，从而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阿里吉看来，这样的增长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是以资本集中和工业化为特征，而斯密式增长依赖于更多的人被功能性地嵌入到经济过程中，从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提高的良性互动。大致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新-斯密式增长的特征。但是，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却带有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特征，因此经济增长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的。如何改变这一状态，除了社会政策外，我们需要思考经济政策的社会包容意义。就功能嵌入来说，发展服务经济，鼓励自主创业，完善农村信贷，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等等都是重要的措施。
三是伦理嵌入。人不是经济动物，他的幸福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取决于他的社会参与和交往关系。市场经济使人的生活从共同体和社会关系中脱域出来，破坏了人类依赖的社会纽带，导致人的异化、孤独、自私。为了克服市场脱域的消极后果，自黑格尔以来，思想家一直思考如何重建伦理共同体，实现除了权利嵌入、功能嵌入之外的伦理嵌入。关于伦理嵌入的意义，黑格尔说：“个人主观规定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个人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真理性，也只有在伦理中个人才实际上占有他本身的实质和他内在的普遍性。”[5](P172)托克维尔也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18](P640)在规范意义上，伦理嵌入不仅是集体学习的条件，而且是使人摆脱肉体的脆弱性和精神的孤独感，重新获得归属感的条件。
伦理嵌入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制度必须考虑的问题。伦理嵌入一方面依靠保护社会成员自由结社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在制度上鼓励非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如家庭的价值、社区的价值、互助的价值，让人们在职业领域之外得到社会肯定。伦理的嵌入不仅对个人是重要的，而且对企业、对公共单位也是重要的。企业不仅是经济体，也是社会单元，它不仅需要对股东和职员负责，也需要对消费者和社会负责。只有个人或组织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与社会保持有机的联系，才能优化社会环境，使其摆脱经济逻辑和功能逻辑的支配，走向更完全的包容社会。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