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概念(patriarchy)是女性主义使用的关键范畴之一，但并非女性主义的首创。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父权制主要指以“父氏权力”为原则来支配一切的社会体制，或是一种由群体内年长的男性独掌家庭和公共政治权威的社会体制。[1]西方世界最原初的父系权威可追溯到罗马人的“父权”。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 韦伯(Max Weber)指出，罗马法保存了最完整的父权权力法条。父权制是“截至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传统支配的类型’，而中国与罗马帝国正是父权制与世袭支配的原型”[2](P18-19)。将父权制引入女性主义阵营的女性主义者K. 米利特(Kate Milletts)认为，“性支配主权(sexual dominion)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的意识形态，而且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权力观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就像所有其他之历史文明一样是父权制(patriarchy)的缘故”[3](P33)。唯有正视这个问题，女性群体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C. 威顿(Chris Weedon)在《女性主义与理论》一文中直言不讳地宣称，“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起点是社会的父权结构。‘父权的’(Patriarchal)这个词，指涉女人的利益从属于男人利益的权力关系。……女人的性质与社会角色乃是相应于男性的规范而界定的”[4](P8)。一般说来，西方学者侧重于从权力角度出发思考父权制带来的“压制”性问题，在权力从属结构的思维方式下，父权制是造成女性被压迫的本质要素。

来自印度的V. 席瓦(Vandana Shiva，1952)由核物理专家逐渐转变为生态女性主义者，致力于为印度平民和第三世界争取权利，成为世界知名环保活动家和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席瓦从印度本土视角出发考察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发展观、科学技术观、全球化以及生态伦理观等维度，建构原发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属于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席瓦在《继续生存：在印度的妇女、生态与科学》一书简介中强调，科学和发展并不是进步的、绝对的范畴，它们只是现代西方父权制的特别规划，已不像过去那样神圣而不可侵犯。

一、暴力和统治：父权制的结构要素

在席瓦看来，资本主义父权制以对妇女和自然的殖民统治为基础。与所有女性主义者一样，席瓦强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他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现代的’文明建立在结构上二分的宇宙论和人类学基础上，它们之间互相分层次地反对两个部分：一个经常以另一个为代价，认为是优秀的、繁荣的、进步的。因此，自然被服从于男人，妇女被屈从于男性，消费臣服于生产，地方被从属于全球，如此等等”[5](introduction 5)。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体系建立在对妇女、外国人及其土地、自然的殖民之基础上来得以维持自身。父权制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主要特征，改良父权制没有真正的出路。只有推翻父权制式的科学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结构，特别是铲除父权制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然和妇女的解放。

席瓦认为，男性与自然界之间存在诸多暴力联系。人类的幸存应主要归因于“妇女收集者”(woman-the-gather)而非“男性狩猎者”(man-the-hunter)。但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已使男性狩猎者成为人类革命的榜样，其选定暴力和统治作为其结构要素。席瓦认同M. 米斯(Maria Mies)的观点，即“男人狩猎者与自然界的联系必然是暴力的、破坏性的、掠夺成性的，与妇女收集者或耕种者与自然界的联系形成鲜明对比”。[6](P48)如果将男性狩猎者的生产作为早期社会日常存在的基础，人类显然无法幸存下来。其实，男性狩猎者的生产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小部分而已，妇女却提供了日常食物的大部分。席瓦指出，正如米斯所论证的那样，男性狩猎者的父权制神话，意味着男性与自然界之间存在五个层面的暴力联系：第一，狩猎者使用的工具不是生产生命的而是破坏生命的；第二，狩猎者有着一种在生物之上的权力，他们不仅像收集者那样挪用水果和植物，而且通过武器来挪用其他(女性)生产者；第三，狩猎者通过武器挪用生活的联系是掠夺性的、剥削性的、对抗性的、非互惠性的，这种联系不能生产生命；第四，通过武器得以调节的与自然界的客观联系，组成了一种狩猎者与自然界之间的统治和不合作的联系。没有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控制，男人不能把自身构想成为生产性的；第五，马克思所说的对自然物质的挪用现已成为一种单方面的挪用进程，不是在教化的意义上而是在剥削自然界的意义上建立起财产联系。[6](P48-49)正是父权制范式把男性狩猎者塑造成为人类生产力的榜样，而妇女为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工作被认为与生产无关、没有经济活动的行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非常注重男性在技术、金融等领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无视妇女在家庭、教育和艺术等领域对社会的贡献。

二、科学知识：现代父权制发展的基础

席瓦认为，现代科学被父权制规划为一种“类似于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系统通过普遍性和价值中立，通过其方法的逻辑达到自然界客观要求，取代所有其他信念和知识系统”[6](P15)。培根的实验方法是西方父权制规划的中心。在培根的实验方法里，二分法可以运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思想和物质之间、客观和主观之间、合理性与情感之间、男性气质的联合与科学统治自然界之间、妇女与非西方之间。以培根实验方法为主要代表的科学方法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侵略自然界、统治妇女的男性气质模式。这种模式运用性别歧视的隐喻，公式化的表达操纵的必然性，提出了强奸和折磨、男性大多数是暴力的、在与女性的关联上是厌恶女人等概念和观点。科学知识学科和机械发明以一种征服和镇压的权力来动摇其自身基础。在培根眼里，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着养育者形象的母亲，而是一个女性的自然界，它被一种进攻性的男性气质思想所征服。正是通过培根者们的科学规划，为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界的形象移开了所有限制，以一种剥削自然、操纵自然的文化支持发生作用。

席瓦强调，科学和技术在性别上不是中立的。从16世纪以来开始形成的现代科学，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男性与自然之间的暴力统治之间相关。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掠夺性、压迫性关联与流行于父权制式的科学、甚至是现代工业科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现代科学是一项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父权制的活动。”[6](P17)具有男性气质的现代科学以征服女性自然界和妇女为基础，为性别的两极化提供帮助。一方面，科学意识形态支持对自然界的剥夺；另一方面，科学意识形态使妇女的依赖和男人的权威合法化。科学和男子气与统治自然界和妇女相联结，科学意识形态与性别相互强化。对女巫的质询实际上是审问自然界的一种象征符号。作为权利代表的科学方法运用类似于审讯室的机械装置，来实现对自然界的征服。现代科学与权力勾结在一起，不断去母亲化(de-mothering)，这是征服妇女以及非欧洲人们的真正来源。现代科学依照性别分门别类地建立分裂性的自然科学，生态破坏和对自然界的剥削内在于自身的统治逻辑，它不仅是统治自然界，也是统治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权力工具。现在，生态女性主义已经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内在性暴力，尝试着创造不依照性别而分门别类的、非分裂性的自然科学。

作为现代西方父权制的特殊认识论传统，“科学革命”的典型特征是简化论。科学革命“通过排除其他认识者和其他认知方式减少人类知晓自然界的能力，通过操纵自然成为惰性、碎片化的事物减少自然界创造性地再生和更新自身的能力”[6](P21)。简化论科学意识形态以性别、阶层为基础，阶级、性别与文化帮助其进行控制和征服。简化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以同质性为基础，把所有系统看成由相同的、分离的、不相联的、原子式的基本成分组成。它假设所有基本程序都是机械的，并以此重新组建了当前的自然界和社会。简化论与有机论截然相反。简化论把自然比喻为一架机器，并建立在可分性和可操纵性的基础之；而有机论观念认为命令和权力以相互连结和互惠主义为基础。简化论科学是对自然界和妇女自身的生产力、权力和潜力的征服和剥夺。对于自然生产者和妇女知识者来说，现代科学思想的简化论范畴具有内在的暴力性和破坏性。

简化论科学、父权制、暴力和利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简化论提供了效率逻辑，迫使复杂的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单一要素，进而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功能。它进一步允许生态系统的操纵以一种最大化单一功能、单一要素的剥削方式进行。在简化论范式里，森林被简化为商业木材，木材被简化为纸浆和造纸工厂的木质纤维，森林、土地资源被用来操纵成为纸浆木材生产。这种扭曲被视为全体生产力的增加而被科学地合法化，但减少了来自森林的水源产量，或者减少了组成一个森林共同体的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于是，活跃的、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被“科学的”森林和森林的“发展”侵犯甚至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化论科学是渐增的生态危机根源之一，破坏了自然界的有机进程、规则性和可再生能力。简化论科学作为市场的知识系统是有力的，并且可以获得利润，但它作为关于自然界和生命的知识系统，则是无力的、不适当的。“现代科学由统治和剥削自然界、妇女以及穷人的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所支持。”[6](P24)

席瓦将简化论科学对生态知识系统的破坏称为简化论暴力，认为简化论科学会导致四种暴力。第一，简化论科学导致反对妇女的暴力。作为认识主体的妇女、部落以及农民在社会上遭到侵犯，区分专家和非专家会把她们转化成为非知识者。虽然妇女在诸如森林、食物和水的系统等日常参与的生活领域中是真正的专家，有着关于自然进程的整体的生态知识。但是，简化论范式并不承认妇女面向社会利益和生存需求的认知模式。第二，简化论科学导致反对自然的暴力。当现代科学不仅在感知进程而且在操纵过程中破坏自然界的整体性时，作为知识目标的自然界已被侵犯。第三，简化论科学导致反对知识受益者的暴力。一般认为所有人们是现代科学的根本受益者，简化论科学却与此相反，认为男人才是现代科学的受益者，而女人尤其是穷人和妇女是现代科学的最差的受害者，她们的生产潜力、生计以及生命维持系统都被剥夺。反对自然界的暴力报复了那些假定的受益者即男人。第四，简化论科学导致反对知识的暴力。简化论科学求助于压迫和歪曲事实，表明它比其它替代性知识模式更为优越，以呈现其作为唯一合法的知识模式的地位。简化论科学因此犯下暴力来反对科学自身，它宣称知识的有机系统是不合理的，并不断排斥其他信念系统，同时通过神话来保护自身免受揭露和调查，这是一种由自我赋予的神圣性制造的神话，禁止任何针对科学的质疑。[6](P24-25)

席瓦坚决反对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对科学的政治误用和非伦理的技术运用产生了暴力的观点。席瓦认为，这种主张似是而非，从总体上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已经在认知上不可分离，科学技术已经合并为西方父权制下一种适于战争的、工业的科学复合体。不是对科学的政治误用以及非伦理技术运用导致暴力的产生，而是科学技术本身已将暴力内置于统治逻辑进程。结合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再生产技术的新发展，席瓦明确指出：科学和技术的性别歧视以及科学的整个范式具有典型的家长制式的殖民特征，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再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像剥夺自然生产能力那样，剥夺了妇女的生育能力。席瓦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其简化论科学联合起来，为统治逻辑提供辩护和相互支持。

三、范式转变：从西方父权制式的发展到基于“生存必需”的另类发展

席瓦强调，西方父权制式的发展本质上是不良发展。作为最古老的镇压形式，性别镇压和父权制通过发展这一规划呈现出新的且更为暴力的形式。当“发展”被设定为西方父权制一个后殖民规划后，殖民主义国家不再依靠备受谴责的、赤裸的殖民暴力方式，转而寻求经济发展这一新的殖民规划继续殖民落后国家。在现代父权制经济范畴里，发展是一种丧失女性原则、保存原则以及生态原则的不良发展，被规划为一个关于统治和破坏、暴力和征服、剥夺和分配的范畴。不良发展在认识论上以简化论范畴的科学思想和活动为基础，并且通过其得到辩护。发展摇身变为“科学农业”、“科学动物饲养”、“科学水管理”的引进，如此等等。由于西方父权制式的发展把所有不生产利润和资本的工作都看成是没有效率的工作，因而自然界被定义为没有效率的，而镶嵌在自然界中的妇女、部落以及农民式社会也被视为类似的没有效率。父权制式的发展忽视自然界再生工作，忽视生产食物的妇女工作，通过对自然的暴力方式以及对妇女的暴力方式来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不良发展破坏了有组织的、相互连结、相互独立系统的统一性，以“碎片式、简化论、二元论视角侵犯了自然界与男性的和谐性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性”，建立在采用或者强调“男性对自然界和女性的控制”方式的基础之上。[6](P1-2)在这种不良发展的视域中，自然和妇女被看成是“他者”，一种被动的非我存在。与女性原则相连的活动、生产力以及创造力都被转化为被动的物体。本是生命的创造者以及维护者的自然和妇女被不良发展简化为片段的、反生命模式中的“资源”而已。席瓦明确指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测量方法存在问题，它会把一些成本如污染控制估量成好处，且无法正确测量自然界的财富以及由妇女保存生活所产生的财富的价值。它既破坏了自然界的潜能，也破坏了那些生产生命以及因基本需求而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妇女的潜能。

席瓦在指出西方父权式发展是不良发展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流行的“赶超式发展”是不可取的。对于所有殖民地来说，建立在掠夺和殖民式区分基础上的“赶超式发展”①是不可能实现的神话。首先，从永远没有终点的发展逻辑来看，“赶超式发展”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受限制的资源和不公平的消费角度来看，殖民地国家不可能实现“赶超式发展”。再次，“赶超式发展”战略已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引发了一股直接反对宗教、民族、种族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更多地反对妇女的暴力导致了对妇女的更多的不平等；导致一股进一步的男人军国主义，类似于富裕男人俱乐部决不可能平等地接受他人来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导致对生态环境更进一步地破坏，对“第三世界”更进一步的生态掠夺。席瓦的结论是，不发达国家的“赶超式发展”道路只能是一个神话，实施它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通向其想得到的目标，这已被南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以及东欧和东德的现状所证明。

席瓦进而主张实现基于“生存必需”的另类发展的转变。在席瓦看来，“生存经济建立在一个创造性的和有机的自然界、本地知识、维持自然界的完整的本地循环投入、基于本地需求的消费以及在公平、生态需要的市场盈余的基础之上”[6](P43)。这里所指的生存建立在可使自然界可持续的能力得到发展的基础之上。明白生存是主题的第三世界妇女清楚地知道，自然界才是经济生活的基本和母体，而西方父权制式的发展范畴则把自然界看成是“废物”。席瓦高度赞扬第三世界妇女从生存高度来谈发展的智慧和勇气，认为应给第三世界妇女以生存专家的特权。“第三世界妇女正把对生命和生存的关注带回到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为了所有生命的生产而恢复这些机会，她们正为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女性原则的恢复奠定基础。通过这些，地球将复原为维持者和供应者。”[6](P214-215)席瓦和米斯在《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勾画了一个新前景，这是将来地球上人与自然界所过的伙伴式新生活。她们号召积极参与生存斗争的男人和妇女彻底抵制流行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展模式，以生存观点建构一个“好社会”即女性主义的、非殖民的、非剥削的社会。

四、理论启示：凸显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实现男女社会性别平等

席瓦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双头兽，看到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密切的同盟联系，深入批评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两大规划即科学和发展，强调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的紧密关联，提出解决生态危机之道即恢复女性原则。尽管其理论有不完善之处，实践中也存在缺乏多样化手段等缺陷，但其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仍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席瓦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有利于我们全面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席瓦认为，不发达国家不可能成功实现“赶超式发展”①战略，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继续依靠殖民自然界、妇女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来维持自身的高物质生活水平。从长远的人类生存视野来看，所有国家都应反思“发展”范畴的含义，改变当前暴力的、剥削的、对生态破坏严重的西方父权制式发展模式，实现“生存必需”另类发展的转变。席瓦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批判、对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赶超式发展模式的分析以及对基于“生存必需”另类发展的思考，在当今一味疯狂追求经济增长的世界，犹如一剂清醒剂，让人们警醒。在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以及直视改革开放以来因偏重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各种困境，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扭转唯GDP的思维，仍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后，甚至忽视环境保护，依然沉浸在赶超式发展神话的迷信之中。只有各地地方政府真正审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的关系，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引导民众积极实践，才能将科学发展观理念落实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真正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席瓦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式父权制现象，实现男女社会性别平等。由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父权制现象与西方父权制现象有着不同特点。“在中国父权制下，女性虽有一定的局限，但却并不必然被全面地压制着，这实乃源于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于‘权力’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态度与看法，西方强调的是一种权力意志的精神，而中国则着重在位置角色扮演的意义，由于位置的可能转换，使得权力亦在其中产生了自然的变化。当然，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所引致的特殊社会文化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1]需要从孝悌与名位所形成的序列结构出发，才能明白中国父权制中男性与女性间微妙的权力流转以及女性在此结构中的生存策略。中国父权制思想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男尊女卑等观念仍是妇女解放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我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解放妇女的口号，并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实施。但是，在女性解放进程中“过于片面地追求无差别的平等，造成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非性别化’”[7]，中国女性与环境以及相关社会问题非常缺乏席瓦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中所重视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尤应重视社会性别影响因素，以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实现。“因为性别气质的差异、社会性别分工的存在，不同性别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的作用不同，生态环境变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也不同。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生态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全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结合起来。”[8]生态与性别确实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重视男女平等可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也可以有力地促进男女平等的实现。如果从性别视角来看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性的话，由于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与分工，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或家庭中通常承担不同角色和任务，他们的需求肯定不同；当面对生态恶化或进行生态保护的项目时，他们的目标和愿望并不一致。正如席瓦等人所强调的，生态环境对男女的影响是不同的，妇女群体承受更为深重的生态恶果。虽然妇女不全是保护生态的天使，但她们积极地、创造性地与自然界紧密关联。中国的生态项目应凸显社会性别主流化，在生态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即在项目机构层、项目规划、项目实施以及评估中都应贯彻社会性别视角。方刚以云南GAD小组实施的“拉祜族薪柴节能和社会性别分析项目”和山西省“在使用土地和森林中发展和贯彻参与式方法”项目为例[9](P62-65)，证明在生态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中认真考虑社会性别因素，可使男性和女性最大限度地共同参与，从而收到更好的成效。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若能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不仅可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能为促进男女平等提供良好契机。

【注释】

①在席瓦看来，“赶超式发展”道路这一术语是指，南方不发达国家和人民通过遵循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工业化、技术进步以及资本集聚相同的道路，来实现北方富裕社会的“好的生活”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李艳梅.从中国父权制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意义[J].红楼梦学刊，1996(2)，91-116.
[2]韩格理.传统中国与西欧的父权制：韦伯支配社会学的重估[A].翟本瑞译.中国社会与经济，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0.
[3]Kate Milletts, Sexual Politics[M].First Canadian Printing: 1978.
[4]Chris Weedon，Feminism and Theory，该文乃Weedon的“Feminist Practice &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A].第一章，收录于王志弘编译《性别，身体与文化译文选》[M].自印，1995.
[5]Vandana Shiva & Maria Mies,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1993.
[6]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Survival in India,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8.
[7]李银河.中国非性化与妇女地位[N].中国妇女，1992-11-6.
[8]方刚，王玲玲.生态文明建设需重视社会性别影响因素[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30-132.
[9]方刚，罗蔚.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原载《伦理学研究》2013年6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