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应当说，在中国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长。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而且从公元9世纪至13世纪，生产力发展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但那个时期是农业社会，实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15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强大，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在19世纪后，这种差距日益扩大，最终中国沦落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70年代末，我们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学习和照搬前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我们将所有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职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完全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致使产业结构失调，严重损伤了作为生产、销售主体的工商业与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再加上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不仅全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与亚洲邻国，甚至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差距也明显拉大，失去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有利时机。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思想，打破“一大二公”的体制束缚，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1992年，中共十四大又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1996年至今，中国才正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来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有短短20年时间。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却获得快速发展，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0％左右，人均收入从1978年到2011年三度翻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而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也面临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商业道德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受到政府、社会和理论界的广泛重视。因此，探讨市场经济与商业道德的关系问题，不仅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

商业道德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不断讨论的一个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历程，其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应当注意学习和借鉴的。

如上所言，15世纪之前的西方经济发展程度远远低于东方。但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17世纪起，欧洲资本向全球扩展，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这几百年间，为了实现资本扩张，有效利用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全社会的生产、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以达到资本的最大利润化。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在西欧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来，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得多的生产力，其经济发达程度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主要原因无非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就是西方社会摆脱封建奴役和教会束缚后，在确立自由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不仅在经济交往方面实行最大的市场化，而且鼓励人的个性解放和主体性发展，允许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从而使经济活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方式与消费者的需求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奇迹。

然而，正如韦伯所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①。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追逐利益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历史现象，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专利。如果说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活动受到政治权力和宗教势力的束缚和干预，一切经济活动都不是独立的，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就有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首先表现在尊重自由、张扬理性的主体性原则是其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根源，而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则是这种精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现。对此，有学者说：“追求利润最大值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基本规定，然而，商业的动机结构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却是现代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文艺复兴和重商主义时期开始形成，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预示着经济时代的到来。”②这就是说，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方资本主义确定了其发展的原则——自由、公平竞争，使得一个个被奴役的个人从最初的“无身份”到契约论的“有身份”，从完全“归功上帝的小我”到“追求成就的大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个体价值的实现以及其所代表的个人主义终于成为西方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虽然获得成功，但却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声誉。资本的逻辑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③。这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必须不断地创造财富，促进生产、消费和全社会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拥有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形成了资本特权与一般人民大众的对立。这种现象几百年来实际上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在实体经济活动中经常出现生产过剩，造成大量产业工人失业现象，那么，现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巨大冲击，而且在虚拟的金融、信贷和其他经济活动中也出现了海量泡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象更加严重。对此，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露，早已让资本的残酷剥削的一面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其他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本逻辑的残酷一面毫无认识。实际上，自古以来人们对商人唯利是图的举动都无好感，作为西方社会精神支柱的基督教教义就说商人的活动“很难使上帝满意”，阿奎那把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turpido)④；生活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等剧目中，对金钱伤害道德伦理的现象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斥责。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承认人们追逐利益的合理性，而且认为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承认利益驱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是一致的。马基雅维利、黑格尔等人都曾把“物质利益”、“人性中的恶”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因素；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则更加强调利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动力”，“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⑤马克思在分析爱尔维修的这一论断时也明确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⑥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承认利益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更加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强调道德伦理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致性，突出了要结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去讨论道德伦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而这其中的关键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⑦。

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出这种大致的理论分析后，我们很容易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真正消除过，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矛盾和紧张的程度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社会富裕水平的提高，就简单地认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因此而提高，即所谓道德会伴随经济发展而“爬坡”；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一个社会富裕水平的提高，就简单地认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因此而降低，即所谓道德会伴随经济发展而“滑坡”。现在，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为伴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也因此会有所提高，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并不能轻易地画等号，这是因为，承认利益驱动是人们在市场条件下发挥能动性、艰苦劳动、敢想敢为、发家致富的主要因素，并不意味着利益驱动本身具有道德含义，因而要把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倾向予以不具褒贬的中立化处理。这里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要使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不至于因为人们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而滑坡，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管理和道德教育水平，采取公平分配政策，加强舆论宣传，等等，使它们与经济活动形成互动，而不是顾此失彼，过分偏重于某一方。

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几百年实践中，尽管在理论上无法澄清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的关系，但针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其中包括商业道德的问题，曾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主要有行政管理、司法规定、经济手段、舆论导向、文化教育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对道德伦理的伤害。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比如：提高劳动者的薪酬，以缓和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改革税率，尤其是加大对富人的征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全社会的福利事业，以避免整个社会的震荡和不安；禁止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保证自由竞争的实现；出台反垄断法，以防止市场垄断和经济独裁，保证市场经济本来就应当具有的公平交往的性质，等等。在商业道德方面，西方社会尤其注意职业道德的培养。在他们看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仅要积极进取、艰苦劳动、精明强干，更重要的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⑧。也就是说，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道德上是否完善，关键是看他能否完成在现实世界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是上帝赋予他在尘世间的使命。这样，职业概念在西方信仰新教的国家中就具有了宗教意义，这就是韦伯始终强调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⑨。这一论断显然是就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它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我们东方诸国的新兴市场经济，有待我们下文分疏。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虽然商贸活动由来已久，但对经济、商贸的认识却与西方迥然有别。

从思想文化观念来说，中国人“重义轻商”，特别是儒家的义利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影响甚远。中国最早的经书《易经》曾写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易经·系辞下传》)这是强调财富的获取必须名正言顺，而花费也应当保有节制。春秋时期的孔子则明确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篇》)后来的儒生大多继承了孔子这种轻利重义的思想，比如，孟子曾劝告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汉代大儒董仲舒也告诫统治者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及至宋明时期的朱熹继承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把道义与功利的分辨视为“处事之要”，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将人的物质追求压制到最低的限度。虽然这些大儒也承认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认为人的欲望有善恶之分，但由于他们把“义与利”、“理与欲”截然二分，实际上就压制、抹杀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思想家并不赞同儒家的这种重义轻利的主张，比如墨子就认为义利是统一于一体的。然而，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倾向。从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稳定家庭、保障社会秩序而言，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当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就发展商贸、促进经济增长而言，其消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

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潮流开始影响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降，中国人为改变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状况，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此后虽然还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已经不是唯一的存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价值判断、生活态度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然而，这个时期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思考的主题是救亡图存，对于如何发展经济，特别是商业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没有深刻的见解。这或许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的一个空白，需要我们今天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认真对待和严肃思考。

从中国本土的商贸经济发展来说，几千年来虽有变化和发展，但“重农轻商”或“重农抑商”，特别看重土地占有并把它视为社会秩序稳定之基础的自然经济倾向从未发生本质的变化。据史料记载，在上古时代中国已经出现“市”的概念，《易经·系辞下传》曾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就是说，中国最早的市场只是居民为各自的生活需要进行单纯的货物交换而已，并不存在后来才有的货币、营利等现象。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有所发展，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货物也日益增多，为了方便，诸侯各国先后出现了市场交换的中介物——金属货币。当时也是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年代，诸侯们为了保证本土的安全，实现军事扩张的需要，就要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另一方面，统治者还可以从农业生产中收取不同名目的赋税，以得到稳定的财政收入。所以，这个时期的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把它视为安邦立国之本。所谓“士农工商”，就是当时统治者对社会主要阶层的等级排序，充分说明了在自然经济中农业是国家的命脉，而商业不过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这种传统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打下了深刻烙印。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机制通过完备的官僚体制对全国实施全方位的统治。这方面最典型的特征有二：一是统治阶级依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在汉代，国家通过授田，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这意味着有人可纳税赋以支持国家”⑩；二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不仅对全国实行政治统治，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和经济职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专制皇权把全国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支配、剥削的统一体，通过无偿地调拨、征用就可以满足社会的大部分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本身的需要。这样一来，产品转化为商品、商业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途径大都被堵塞了。(11)当然，在国土如此辽阔、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仅靠国家行政手段是无法完全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所以，古代中国的一些经济交往还得依靠商业来实现，工商业的存在也是一种必需。只是中国的民间商业活动一直都受到专制制度的严格限制，其主体不过是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者，表现为个体农业经济；与此同时，工商业的主要部门为官府所控制，它们是为满足官僚贵族阶层的消费、以维护专制统治需要为目的的非商业性经营。很显然，无论是个体农业经济，还是官营工商业，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因素。

有些学者认为，宋代以后，即公元9世纪后，中国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繁荣，中国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具体分析。首先，我们承认宋代以后确实出现过一段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人口从8世纪的5300万到12世纪增长到近一个亿，这说明那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能够养育如此众多的人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当时的中国经济活动中心已经由黄河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而南方适宜于种植水稻，水稻是大农作物中单位产量最高的，此后中国又引进玉米、马铃薯等；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开垦土地，扩大种植面积，保证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这些措施使得农业产品在养育人口之余还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出现了农产品的商业化现象。其次，元代定都北京后，修理、疏浚了沟通南北的运河，中国“在历史上首次充分利用了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航运网”(12)，极大地方便了南北方货物的流通和交换，扩大了商业经济的地域和范围，城市的作用显著提高。最后，宋朝统治者简化了经济管理，放弃了直接控制土地分配和市场管理的体制，而是“对店铺产品和商品运输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商业税制，以取代国家政权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行使的对价格和市场的控制以及征调工匠的政策”(13)。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宋代还是元明清的封建统治者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要维持自身的统治和社会秩序，就必须依赖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他们绝不允许不受控制的、独立的经济活动的存在。即使在比较开放的宋代，国家不仅收取了绝大部分的手工业税和商业税，而且还建立了由官吏管理的作坊和商业，系统地实现了国家垄断。到了明清，虽然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官府无处不在的剥削压迫，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不断侵入中国，中国开始由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变化，封建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一些封建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倡办新式机器工业，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并促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一部分商人、买办、官僚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和商业，被称为私营资本企业。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外国资本比重较大，本国资本比重较小；而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重很大，民族资本比重很小。这样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南京的民国政府通过以整顿税制、金融秩序和改革货币体制为主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围绕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但这种发展被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扼杀在曾经倡导自由竞争的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的局面。在国内，各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通过剥夺官僚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而来的国有企业，也有大量的小农经济、手工业作坊及民族资本企业。生产力低下，经济秩序混乱，工业生产所占比例不到10％，农业生产满足不了人们的基本需要，通货恶性膨胀。在国际上，新中国既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又面对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政权赤裸裸的挑衅，尤其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更使新中国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解决吃饭、就业、稳定物价等问题，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同时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家卫国，中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当时的国情和战争的需要断然采取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调整税收等措施，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恢复国力，尤其是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好了准备。这些政策和措施是由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时代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4)。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人执政时间短，缺乏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经验，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久，就急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制，并且受前苏联的影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限制和否定市场的作用。这样一来，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政府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来决定和实施，地方、企业和商业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个人只是企业和商业的一员，没有任何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彻底排除，所有资源配置都依靠行政命令，平均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只能凭票证供应。这种情况显然与人民大众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相符，改革就是必然而然的事情。

由此来看，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我们采取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社会和经济，有利于集中全社会的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的大事，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的威望和巩固新生政权，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那么，后来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则是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其核心就是解放思想，从根本上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而从1992年起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也在于此。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获得了本文一开始提及的巨大经济成就，即中国不仅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国计民生得到有效改善，而且由于我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从经济体制而言，中国以农产品自由市场为起点，改变就业体制，逐步放开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使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断缩小，市场要素重新生成并逐渐发挥作用，重建资本市场。从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充满勃勃生机。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及由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亟待我们从理论上澄清，从实践上解决。其中下面一些问题比较突出，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我们的改革目标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意义，但其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比较浓重，使得全社会的经济发展缺少一种有效的社会价值观予以宏观指导。由此我们的经济生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不足为怪的。其次，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是从国家长期和全面发展而言的，但并非意味着一切皆以GDP为标准，而片面追求高产值必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长此以往，我们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最后，发展经济必须兼顾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只是重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不关注收入分配机制的改善，不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前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与以前相比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15)因此，注意切实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认真调整社会分配结构，下大力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危机才能有望得到真正解决。

就本文论述的重点“市场经济与商业道德的关系”而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社会精神道德伦理的衰落形成巨大反差，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实际上，商业道德的衰落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上述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固然可以针对商业道德问题出台更多、更严厉的法规和经济惩罚措施，也可以加大这方面的道德教育、舆论宣传等，但如果我们在理论上不厘清经济发展的观念，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解决社会分配中的公平公正问题，而只是把经济当作一个孤立现象来处理，那我们仍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市场经济与商业道德的矛盾。

从实际情况而言，我们现在不应当、也不可能像传统观念那样，把道义与利益绝对割裂开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原则和效率观念必然会促使人们摆脱儒家思想中的绝对伦理主义的束缚，承认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承认经济发展对社会、对人们道德伦理观念的一定促进作用。从纯粹理论上说，我们在承认“经济进步当然也属于道德伦理”(16)的同时，首先就面对着一个与此相关的严峻问题，即一个社会在毫无节制地进行更多、更廉价的生产的时候，是否必定会为此付出生态资源破坏、环境污染、道德失范的巨大代价!而这样的代价往往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如何避免，或者更恰当地说，减少这样的代价是否可能?其次，既然承认利益驱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的确切意义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深刻的反思。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顾物质利益去空谈精神文明、道德伦理，毕竟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假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当时的国计民生计，不得不把政策中心偏重于经济发展，甚至在某些时候不顾及其他领域，那么在生产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已经得到显著好转的今天，我们就必须克服这种只顾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片面发展的狭隘观念，为未来谋划一条更好的道路!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道德体系，而且也不能保持经济本身健康和持久地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认识到，经济活动，包括市场经济运作和商业道德的确立，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只是推动社会发展、尽量保证人存在于真善美世界里的手段而已，这也正是当代后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文化学、美学和伦理学的意义之所在。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7)。应当说，这既是对我们过去几十年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的总结，也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基本指针。这种“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很大意义上是对以前偏重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修正，是对全社会均衡协调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总体布局指导下，我们一是可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既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又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二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合理速度，优化资源供给，保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约束；三是下决心改革分配制度，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注重法规制定的合理、合情及其在实践中的执行，加强舆论引导、道德教育的作用，使得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市场经济与商业道德或许可以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关系。

本文系作者在越南顺化召开的“越南和中国商业道德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作者做了充实和修改。

 

【注释】

①③④⑧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7页；第8页；第53页；第59页；第38页。

②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伦理——社会市场经济》，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陈筠泉主编：《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页。

⑤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537、45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7页。

⑩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96页。

(11)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第75-80页。

(12)(13)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62页；第26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页。

(15)关于2012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有不同数据，即使很多学者并不认可的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年底发布的0.474，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44。

(16)乌茨：《第三条道路的哲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陈筠泉主编：《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03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第8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3年4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