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在回应日益紧迫的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道德哲学应该关注人类状况的两个根本的伦理经验:一方面是同一切他者有关的伦理经验。这里所说的他者，不单纯是指他人或者其他人类文明、文化的“他者”，亦即不仅仅是指在全球性或地域性、公共性或私人性、共同体形式或社会形式的各种类型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被圈为“他者”的人、人类或民族，它还指一切自然生命形式、生物多样性的诸种实在以及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切非人类生命的存在形式。这种伦理经验，是当今人类在自身存在境遇中，不可回避且必须承担的为了、由于或是反抗“他者之责任”、“非我类者之福利”而可能采取何种行为的伦理经验。

另一方面是同自我有关的伦理经验。通常所谓的“自我”，总是在“认同”中扩展起诸种网络，它的实体形式是由符号和意义组成的“透视点”。它在不断地寻求对话和理解，且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或推理来确证生活意义的尺度，是“自我”在心理、认知、感受、认同、直观、道说等生命现象之展现中要求给出行动理由或做出合理解释的伦理经验。

应当看到，现今人类面临的众多的道德上的难题都围绕着这两种类型的伦理经验展开。日常生活的智慧已经证实: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在“供给理由”或“做出解释”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与“他者”相关的伦理经验在“争取权利”或“寻求关怀”方面则体现了某种敏锐的洞察力。这两种伦理经验构成了各种互竞互争、观点迥异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

我想指证的是，在现代性社会的人类处境中，他者问题越来越被思维与认识问题所替代，而理性化社会构建机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技术化合理框架)已经将“供给理由”的伦理经验展现为某种客观的生活流程。这种趋势隐含的危险是:太过现实的合理性使得寻求普遍法则的道德言说或道德解释变得苍白空洞，而各种道德主张必将沦为某种现实的立场。当思想家们指出道德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的存在。麦金太尔所说的双重危机(“现代性道德危机与现代伦理学理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此相关。

传统上，道德哲学并不缺乏对那种与一个同一性“认知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的关注，它缺乏的是对于各种异质他者相关和与“非认知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的比较全面的关注。古代道德哲学探讨达到真正的幸福和至善的途径，而近现代道德哲学要问一问什么是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以及这些规定允许人们去追求或珍视的善。[1](P5)但是，由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将人主要地抽象为某种知识主体，主体形而上学框架下的道德哲学要么寻求作为美德的知识，要么寻求某种可普遍化的道德论证，而真实的多样化的伦理经验反而被搁置一边。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从总的思想路径上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限制，它们从人类存在处境的多种维度(个体感性、意志冲动、本能情欲、现象直观、存在境遇、语言对话、文化理解、生命价值、心理体验)掘入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的广大的论域，同时又前所未有地揭示了与他者相关的伦理经验的论题域(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等)。我们可以说，对人类处境中的两种根本的伦理经验的关注，共同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它们将刻画出道德哲学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特征和基本形态。

然而，本文的意图不是要对这个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进行描述，而是要在道德哲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转换之际，通过探问，使道德哲学的思想进路明晰起来。这个任务说到底就是:在重新审视道德哲学与伦理思维的关系中，探问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二者的关系并没有被人们明确地加以思考呢?哲学家们关注到了“伦理”与“道德”的不同，但并没有提出“伦理思想”与“道德哲学”之关系的问题。当然，随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步入终结，我们有必要思及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后哲学的道德哲学之可能。伦理思想便是我在本文中试图强调的道德哲学的一种可能的思维进路。

二

道德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的哲学史背景表明，它们属于两个互有侧重但又难以明确界说的范畴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它们不作分别地彼此混用。这就像“道德”与“伦理”之关系一样，不同的哲学家对它们的论述和关注的重心是不同的。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道德”是自由体现在人的主观内心里，“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2](P111)，它是“主观意志的法”。这即是说，道德意志是他人所不能过问的，而人的价值应该按照他的内部行为、自我规定或道德意志来评价。与此不同，“伦理”则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客观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认为，法和道德必须体现在伦理中才具备现实性，“主观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2](P162)。黑格尔对道德与伦理之关系的论述一再为人们所援引，它比较清晰地界定了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史上，黑格尔强调“伦理”优先，而康德则强调“道德”优先。黑格尔思想倾向与康德思想倾向上的不同，使得他们在伦理学问题意识上根本对立。黑格尔将道德选择的根据最终归为客观精神，从而使得道德立法或道德主体的实践问题转化为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如何符合的问题，这实际上“排除了”康德所强调的伦理学的中心问题。[3](P27)康德的伦理学问题意识并不是着眼于“道德”，他要问的主题乃是:人为何应接受道德准则。这实际上是把伦理学的中心问题界定为论证道德的哲学问题。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史中，有一个潜在变动值得思考，这就是:从“道德”的关注向“伦理”关注的“滑动”。这一“滑动”的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框架的知识伦理学存在论的转变。我们看到，在康德、黑格尔道德哲学的思辨形式中，始终隐蔽着两种最基本的伦理经验: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与“他者”相关的伦理经验。如果没有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也不可能产生黑格尔的道德哲学。然而，康德的形式主义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主义，使得他们不可能找到切入这两种基本伦理经验的思维进路。因此，情况反而是，道德哲学的思考，在他们那里，都从属于某种形而上学构造体系的需要。后世哲学家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力，即它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指导；而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它受制于理性同一性的幻象，同样也不能够提供真正的道德指导。康德和黑格尔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代表性，他们的道德哲学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的两种基本倾向。这两种基本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人类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存境遇或存在状况中的基本伦理经验的遮蔽和遗忘。

西方思想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致力于将伦理经验中那些重大紧迫的根本问题放在一边，而将思想关注的重心切换到为知识探究或道德推论寻求根据的爱智志趣上。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的透镜下，回避了人类境况中的那些原初的伦理经验，而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大小灾难或悲剧无不与伦理经验或伦理价值有关。因此，我们今天的道德哲学要寻找进入当今人类处境的通道，就必须从这种伦理经验之遮蔽或遗忘的形而上学困境中走出来。作为人类文明中最古老的伦理经验，它始终是在一个优先于各种类型的伟大道德哲学体系的时代处境或时代位相中重新获得更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以适合于它的方式作出应有的回应。

三

毫无疑问，道德哲学在它的历史形态中对伦理经验的遗忘或遮蔽，是与它所遵循的哲学思维进路有关的。从哲学的古希腊起源来看，这一思维进路就是在“存在者存在”的论题上于形式方面服务于希腊城邦社会建立或论证伦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残篇透露了这一消息，当代美国左派报人斯东对苏格拉底之死的侦察也揭示了苏格拉底开启的知识论谱系的道德哲学是如何绕开紧迫而重大的伦理经验诉求而使自己变成云端中的爱智对话的。这一路向通过柏拉图主义的至善理念论而实际地影响了西方思想两千余年。道德哲学在这一思想统序中只能哲学地呈现。一方面，那一般的伦理旨趣被结合进了知识的、神学的、理性的、精神的本源；另一方面，道德意志在寻求理由或解释，它必须拥有一些最基本的论证性预设或假定作为根据。对本源或根据的需要，使道德哲学在其总的历史形态上遵循着一种“本体思维”的思维进路。

我们这里所说的“本体思维”(Ontological thought)就是通常所谓的“哲学思维”。本体思维预设了一个把一切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的“存在”(主体)，它是“始基”、“起源”、“理念”、“实体”、“神”、“绝对精神”、“强力意志”等超验之物，是真理、正义、自由之所在(或化身)，是具有最终奠基特性和同一性本质的“根据”或“基础”。本体思维通过对它所预设的这一具有超验授权资格的“存在”(或本体)的探究(或者以之为基础)，在可感知的现象世界之上或者之外设计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或者超验世界，并用这个“超感性世界”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因此，本体思维是一种最便于“提供理由”或“做出解释”的思维进路。

我们试图指明本体思维使道德哲学哲学地呈现的运作方式，从中我们能够捕捉到“道德哲学”是如何将“伦理经验”过滤掉的。

1.本体思维建立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着的爱智梦想基础上的。而道德哲学的传统同样也是由这种爱智梦想发动的。它将人类境遇中必然遭遇的伦理经验中的异质性、卑微性和无数的错误过滤掉了，而着眼于某种“同一性”，“高贵性”和“真理性”的起源诉求。本体思维着眼于事物“是其所是”之根据，这本来是一种讲求事物根本之理且最为厌弃梦想、幻想或假像的运思，但是在对世界的抽象永恒本质的追寻中，它要去把握永恒、完满、绝对、无限之物，要去建构一个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要越过生灭变幻的现象去把握事物不变的本质，等等，这恰恰是一切梦想中最大的“梦想”———当然，它不是感性生活或日常经验意义上的“梦想”，而是一种“超验”的“梦想”。这种超验的梦想，构成了传统道德哲学用以过滤伦理经验的“起源幻象”，即它总是从一个超感性绝对、超历史永恒的同一性，高贵性、真理性的“起源”中论证道德。以此种方式，道德哲学寻求相当于绝对确定性基础的伦理学第一因。[3](P16)

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世界的终极实在就是一个道德本体(至善理念)。古希腊的德性论通过道德起源的本体诉求构造人类生活的至善理念。它确立个人道德自主的方式是通过知识探求来完成一种自由而律己的理性自身训练；同时，又预设了一种统摄万有大全的至善理念而将“真的世界”在“起源”上伦理化。古希腊伦理学从苏格拉底的道德本位“滑向”柏拉图的伦理本位，是本体思维从主观性的起源探究进展到客观性的起源探究的最早形式。这一形式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一再地呈现。以至于中世纪基督伦理学在从道德本位滑向伦理本位后，面临的一个道德难题是说明“恶”是如何可能的。尽管中世纪道德哲学和近现代的道德哲学处理的主题略有不同，它们遵循的思维进路大体上是一致的。

道德哲学在其历史形态中受到起源幻象的蒙蔽，必然用“自以为是”的崇高的、真理性的“同一性”过滤现象形态的伦理经验之杂多。然而，一种挑战的声音一直潜伏在道德的起源幻象背后:在如此构想的道德王国中，究竟哪些是真实的、被人们经历过的，那些只是权力意志或权力话语的伪饰。哲学家尼采主张对道德的谱系进行新的调查，“去研究真实可信的道德史”[4](P7)。福柯提出了破除起源幻象的任务。[5](P150)他指出，一旦历史感性受超历史视点的摆布，那么形而上学者就可以利用它，把它归到客观科学的名下；相反，历史感性不以任何绝对性为目标，它就能摆脱形而上学。[5](P156)

起源幻象的破除，使得伦理经验在历史感性中呈现其细枝末节成为可能，而道德哲学唯摆脱本体思维的思维进路才能真实地面对历史感性中的伦理经验。

2.本体思维着眼于物之“是其所是”的形式原理，必然过滤掉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内涵。当生活问题从它所遭遇的“知性屏蔽”中突围出来之时，本体思维的终结就必然发生。道德哲学在这种哲学变革中必然走向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思维路向。

本体思维并没有为知性的运用设定边界，在一种无边无际的知性构造或知性运用中，“是”的领域往往囊括了“应该”的领域，终极存在同时又是最高价值，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特殊性很自然地也归结到了物之“是其所是”的形式原理。本体思维忽略了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这一重大的偏失，早就为那些目光敏锐的哲学家们注意了，并进而引发了对本体论的批判。休谟明确要求将“是”与“应该”加以区分。康德要求对知性运用的范围进行限制。他们实际上是在本体思维的范围内已经意识到了关于物之“是其所是”的无所不包的知性追问不可能为道德论证提供可靠的根据，相反它只是将生活问题或道德问题交付给生活或道德之外的客观原则。近代启蒙运动论证道德的失败究其原因是由于它遵循了这种本体思维。本体思维所梦想的将知识、理性、价值从其生活本源中分离出来并推向绝对、纯粹、终极的全部努力，制造了知识论旨趣对生活问题的“屏蔽”。当20世纪人类面临的大大小小的日益紧迫的生存问题以令人震撼的形式突破本体思维固守的“知性屏障”的时候，那种由本体思维谱写的追求超越或超验的“爱智梦想”无可挽回地幻灭了。

本体思维对“一”的迷恋、对“概念”的依赖、对“终极”的诉求、对“隐蔽主体”的预设、对“权力话语”的运用、对世界的“还原化”企图、对心灵的“镜式本质”的假设、对“这一个”的遮蔽，使得本体思维独断多于宽容、独白多于对话、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本体思维反映了那些需要先验制约力量、绝对权威、终极主宰以及权力控制话语的时代人的或者人类的存在境遇。也就是说，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思维进路。然而，在这种本体思维的哲学进路中，道德哲学寻求德性或论证道德的过程中呈现出某种“非道德性”的思维特质。本体思维可以说就是一种“实体主宰型”、“权力控制”的、“占有性主体性”的思维类型，它也必然在一种掠夺性征服和控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类型或文明类型中将自己实现出来。而当生活世界的“,表象”将本体思维隐匿着的知性主宰原则的“意志”展开来时，“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就必然发生。哲学家们用“上帝之死”或“人之死”表达了这一历史性的大事。

经历此变局的哲学或道德哲学，不得不寻求关注方式上的变革，它要更多地将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包容的、对话的理念带到理论运思中来。面向生活世界是道德哲学摆脱本体思维的形而上学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它必须首先放弃对“存在”的控制，放弃追寻那个将“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的存在。它不是通过设置同一性的迷信来生产观念或建构秩序，而是在尊重差异性、多样性的同时，面对人之“是其所应是”的“伦理经验”和“生活实践”。这种本于生活的道德哲学的思维进路，不以体系建构为鹄的，也不以同一性理论的论证为基准，它切入生活问题的细枝末节以彰显人类处境中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这种思维进路，我称之为“伦理思维”(Ethic thought)。它是哲学在其当代性位置上可能遵循的一种思维进路。

四

或许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本体思维能够支配西方思想两千余年?为什么它在今天遭遇终结的命运?我们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认为，深层的理由还得在“人”身上寻找。人之为“物”，必然有其“是其所是”的一面；但人之为“人”的根本却不能仅仅由物之“是其所是”来说明。人既“是其所是”，更“是其所应是”，这是人与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方面。

这个方面决定了唯有人才有“生活”，并能有意识地筹划着过自己的“生活”，人出而为人就是在“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中进行的。主体思维过滤伦理经验的基本策略是抓住了人之“是其所是”的“存在向度”，其基本运思是在人之外寻找一个与人对立的“存在”来解释人和人的世界，人的生活必须接受这个超验存在的宰制。因此，对于本体思维来说，“存在”高于“生活”、先于“生活”是一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本体思维一方面把制裁一切的原则交给了高于生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设置了能够捕捉或把握“存在”的知性主体，以此种方式它实际上先隐晦后明确地表达了“人是存在的主宰者”的观念。对于人的理性力量还没有得到确证的人类处境和历史发展阶段而言，确立知性主宰原则、高扬主体性精神是当时的历史任务，这是本体思维长期支配西方思想的重要原因。但是，当历史展现为理性或知性主宰原则的普遍胜利之时，哲学思维进路转入人“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向度便是历史的必然。

我认为，哲学的这一转折是从“是”的关注向“应是”的关注的转折。前者是“本体思维”，后者是“伦理思维”。伦理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生活”高于存在、先于存在，它不是从“人与存在的对立向度”运思，而是从“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运思。因此，伦理思维是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它不是由理性的、主体的、知识的进路寻求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宰，而是在一种民主的、包容的、对话的、参与的理路中探寻人“在世界中”的“相与之道”。“伦理”一词的古老含义就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据海德格尔的考证，“伦理”(ethic)这个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文的ethos，其意义是“居住”、“栖所”。这即是说，古老的伦理思维所思考的是人的居所，这样的思维关注的是人在世界中的栖居，亦即“相与之道”。然而，在本体思维主导的西方传统哲学形态中，伦理思维进路一直未曾得到敞开。虽然，西方思想悠久的伦理学传统，但自从苏格拉底用“绝对定义”的尺度划定了“真的世界”的话语边界，西方伦理学史就在本体思维进路中用“是其所是”的问题域淹没了“是其所应是”的问题域。其特点是，以概念逻辑的推究方式获得“相当于绝对确定性的基础的伦理学第一因”[3](P16)，即寻求一超验授权者(如理念、上帝、世界精神、理性等)来确保道德法则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因此，在西方道德形而上学的范畴下，伦理学遵循的并非我们所说的“伦理思维”，而是遵循了“本体思维”(称之为“伦理形上学”可能更为恰当)。当代道德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应用型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伦理学摆脱本体思维而遵从伦理思维的表征。

“伦理思维”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被遮蔽意味着什么?如果缺少了伦理思维的向度，人们在面临具有深刻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就可能藉着本体思维的超验“天梯”站到“云端”中。例如，公元前416年古希腊的米洛斯城邦被战胜方雅典屠城，再比如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这样的时刻具有大量追随者和影响力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讲话和动向是备受瞩目的。而事实上，在所有这些重大的时刻，苏格拉底都若无其事地“站到了一边”。苏格拉底的不参与是不同寻常的，凡是城邦最危险的时刻他都不在那里。这个最爱说话的人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却选择了沉默。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苏格拉底的思维进路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概念问题或知识问题。他开创的本体思维的哲学传统遮蔽了介入生活的“伦理思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核灾难的威胁、环境生态危机、单向度的科技经济的宰制等等众多难局的当今人类，不可能像苏拉格底那样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了事。我们时代“伦理思维”将结束其被遮蔽的历史，它不能再保持缺席状况，在面对攸关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的重大紧迫问题时，它不能任凭思辨的逻辑在深溺于“概念木乃伊”的制作中对之保持沉默。此乃哲学之当代性的昭示。

五

人类总是渴望着一种美好的生活，这是道德哲学以各种形式得以呈现的人性根基。本体思维确立的指导原则，源自一种本质的抽象或超验的根据。古希腊的至善理想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上帝的天国)作为美好生活的指导原则，在基本结构上是同质的，以至于理性的道德关注(苏格拉底)在发展成伦理的世界构造(柏拉图)之后，能够被基督教的道德神学所接受。这种情况一直到近代都没有发生改变。然而，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在论证道德的纷争中，将美好生活的指导分解为确定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的不同方向:自然法学派、道德感性学派、德意志学派、理性直观学派。这些学派在面临道德的世俗基础开始反叛其神圣根源的紧张态势中，重新厘定人类价值规范的基础。如果说没有本体思维过滤伦理经验的抽象形式，不论是以美德探求为美好生活之理想古希腊道德哲学，或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幸福生活之源泉的宗教伦理，还是以规范原则为道德生活之尺度的近代道德哲学，都将不可能完成其形而上学之构造。本体思维的哲学进路之步入终结，既是道德的世俗基础在反叛各种形式的神圣根源的运动中向更本源的生活谱系的回归，又是接受超验本质宰制的人之类型向历史感性中经验构成的人之类型的转换。因此，一种后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以何种方式关注伦理经验，它就将以何种形态呈现自身。

我们从伦理经验的一般特性中，可以透视一种行进在伦理思维进路上的道德哲学的可能形态。我们有理由表明，当今时代的道德状况或道德哲学状况，召唤着那种从真诚的生活之“守望”中展现的伦理思维:它作为哲学之当代性的可能路径，已经浸进了当代人类处境的各个断层的伦理经验之中。对这些人类处境中的伦理经验断层进行考察构成了当代道德哲学的基本诉求。我们大致可以列举如下三个方面:

(1)着眼于人类普遍价值规范的伦理经验的道德哲学探求。全球伦理的讨论最初从一种宗教的伦理经验中，指向对当今人类共同经历的道德共识的思考。这种探究方式与传统道德哲学在本体思维进路中探寻伦理普遍性的方式根本不同，它不再寻求一种道德论证的普遍性(例如启蒙道德)，而是寻求一种伦理经验的普遍性(基于对话或商谈)。它要求人们在破除具有普遍立法资格的先验道德想象的基础上，在“人与存在相与”的体验式的生命感受或历史感性中，追寻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人类虽然分散地居住在地球的各处，虽然有习惯、文化、宗教、语言、政治、人种等方面的差异，但作为一种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人类追求相同的目的。这是道德对话或道德商谈所以可能的契机。对这种理论经验的回应，必然成为当代道德哲学需要承担的思想任务。

(2)在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界面上，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哲学、解释学、境遇伦理学等当代西方思想流派已经从当代人类处境的各个断层破除了传统道德哲学所遵循的本体思维进路。伦理学价值学、伦理学认识论、伦理学存在论等可以看做是在与自我相关的伦理经验的维度内对康德难题的回应:人或自我或主体为什么要接受道德法则?对价值的体认、感受、意识、经验是如何结合到自我里面的?这些思想流派在将道德哲学从传统的本体思维进路转向一种更本源的关注伦理经验的思维进路方面留下了探索的踪迹。

(3)在与他者相关联的伦理经验的界面上，以生态(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为代表的应用伦理学，展示了道德哲学在伦理思维进路中楔入特定的伦理经验断层的可能性。应用伦理学的转向可以看作是伦理学类型学的转变，它在探索一种走向伦理思维的道德哲学方面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用武之地。道德哲学将依据它所楔入的不同的生活世界的伦理经验的断层而表现为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生命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科学哲学等相位。道德哲学将不再寻求纯粹的理论理想，当“人与存在相与”的多样性将道德的优先性置于“存在”之上，一种道德哲学的运思就会在特定的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中展开。我认为，道德哲学的伦理思维进路，在揭示“人是其所应是”的生活尺度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放弃道德哲学在其历史形态中呈现出来的特有的问题或特定的道德关怀，这些问题或这类关怀仍将延续；而在于它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方法(出于政治的或宗教的理由用超验本源的强制性、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性、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回应)。“伦理学上的重要问题，诸如人权、社会正义、和平共处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平衡、个体行为与集体福利之间的同步性已经失去了课题的时代性，它们仅仅需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被理解和处理。”[6](P4)从当代道德哲学的状况看，遭受瓦解的同一性的建构、从云端中跌落的高贵的面具、一再被证明为愚蠢、谬误和残暴的真理的话语，还会被那些“目光远大”的道德哲学家捡起并到处卖弄。然而，一种具体历史感性中的伦理经验，将使这些破碎的同一性、落魄的高贵性和残缺的真理性充分暴露其伪饰的权力意志的真相。走向伦理思维的道德哲学，将不再哲学地(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呈现，不再为了纯粹的、绝对确实性的起源而过滤具体历史感性中的伦理经验。从康德式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的眼光看，不再哲学地呈现的道德哲学怎么可能还是哲学?我们看到，人类处境中的伦理经验一旦进入一种思想的眼帘而不是被哲学地过滤，它所具有的尖锐性将刺穿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形而上学伪装。它可能不再哲学地呈现，却能开放更丰富、更活泼的思想空间。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