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前半部分是亲身的政治实践活动，其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监狱中对政治实践活动的思索。通过对一战结束之后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分析，他创造性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培育和形成自己阶级的知识道德集团乃是当务之急。知识道德集团理论集中体现了葛兰西深厚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

一、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哲学与社会结构溯源

葛兰西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福特式的“完整国家”阶段，即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①从表面上看，处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支配着自己的生活，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实际上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形影响。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不过是政治国家中的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的表现和翻版而已。正是这些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人们又不自知的意识诸形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道防御体系，因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的上层建筑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国家中的上层建筑，它公开地、直接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它隐蔽地、间接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葛兰西形象地描述道，“可以指出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平面图’：一个平面图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即俗称‘部分’的有机体的总和；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社会’平面图，适应于这个平面图的，是全社会统治集团的‘领导’职能和‘直接统治’职能，或表现在国家活动和‘合法’政府活动上指挥的职能。这些职能，正是有组织的和相互联系的。”②

这种新型的国家——市民社会架构决定着一种完全不同过去的国家类型的出现，那就是从经济——政治的国家形态转向文化——伦理的国家形态。在传统意义上，人们通常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把国家理解为政治生活领域。作为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相互分离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加强，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治领域的独立性在不知不觉地丧失，并日益被同化进国家的整体。同时，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③ 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两者是分离的；但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统一的。市民社会由于受到国家文化——伦理的渗透，而从本质上归属于国家范畴，这就使国家的文化——伦理的特征突出出来。葛兰西指出，“谈到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那么据我看在这方面最合乎理性的和最具体的是归结为下列几点：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④

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提出，除了上述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以外，其重要的哲学基础则是葛兰西的内在论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的语境中，“内在论的哲学”的含义十分广泛，它既指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也指20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唯心主义（克罗齐等），甚至也指葛兰西自己的实践哲学。⑤ 三者之所以都能被冠以“内在论的哲学”的名称，就在于三者都拒斥先验论，都认为应当到历史本身中去寻找支配历史世界的原则，而不求助于任何外部哲学原则或动机力量。但是，黑格尔和克罗齐哲学的“内在性”与实践哲学的“内在性”具有原则性的差别。在黑格尔那里，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绝对的和普遍的“精神”，它尽管经历历史的发展，但永远不会被别的东西所替代。这个内在性概念还具有先验性和神学的痕迹，是思辨性质的历史主义。正因为如此，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辩证的展开，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也只是唯灵论的存在，而不是在具体历史中生活和斗争的人；真正的历史辩证法也被降低为概念的辩证法。因此，“一般内在论哲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⑥ 这样就把哲学仅仅局限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之内。因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历史的头脑，也因此，这样一种“内在论哲学”不能成为群众的文化或群众的观念。

葛兰西的内在论哲学则突出强调了“绝对历史主义”和“实践一元论”的统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的哲学的典型特征，为知识道德集团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内在论哲学与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通道在于：第一，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成功后政权的巩固，必须依赖于本阶级以及代表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的认识。否则，革命都会被看成与已无关的外在过程；第二，文化—伦理的国家不同于经济—政治的国家的根本标志在于前者的国家形态是内在的，而后者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直观的认识。只有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的内在机制，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第三，伴随国家形态的内敛化，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最懂得如何以一种内在的立场去瓦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下，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话语与行动、物质与精神、哲学与政治得以实现统一的历史载体，正是知识道德集团。所以，他认为“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最精微形式中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⑦

二、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主旨

葛兰西知识道德集团理论主要是围绕文化领导权思想、何谓知识分子以及知识道德集团功能等若干方面展开论述的。

1、建立知识道德集团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迫切需要

所谓文化领导权⑧，就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葛兰西认为这是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自由社会的特征。他认为，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有两种手段：一是军队、警察和法院等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二是学校、家庭、教会和传播媒介的非强制性。后者通过把统治者的思想方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制度化为唯一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促使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统治者。由此，被统治者丧失了社会压迫的意识，惯于谦卑和顺从，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并非表征为暴力的形态。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民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强化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

要夺取文化领域内的领导权，就必须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他的政治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地工作，首先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取得真正领导权，然后再通过合法的不合法的，甚至是武装斗争的形式取得全国政权。由此可以看出，建立以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道德集团的极端重要性。

2、用有机知识分子替代传统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什么样的人是知识分子具有完全独立的见解。传统的区别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主要是有无知识。葛兰西则指出，这种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准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方法论的错误，这就是从知识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找这种区分的标准，是一种静态的标准；而不是从知识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合体中占有的地位及所产生的作用来理解，即动态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⑨

静态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常识的、智力的标准。葛兰西批判了这种知识分子标准。通过对哲学知识的思考，葛兰西对何谓知识分子进行了特别的定义。他认为，哲学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⑩ 一是自发的哲学层面，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意识即常识的层面，也可以称为世界观，它包括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但这种意识总是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它们是偶发的、非系统的、甚至是内在矛盾的。如果仅从这种意识出发，人们很少能够超越他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他的生存环境。哲学的第二个层面恰恰是对这种无意识世界观的批判，使它提升到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并融会贯通为一个统一体。对常识进行批判，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自觉，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谈得上文化领导权问题。

这种在哲学层面上开展着特定宗教、文化意识批判的知识分子，是综合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他们通过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实践，将一个时代的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高度整合，从而自觉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集团或统治阶级，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粘合剂。因此，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执行了上述类似职能的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葛兰西特地将它们称为有机知识分子，以对应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常识知识分子。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和行政管理领域。他们制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集团提供对自己有作用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改造成一个世界观，在整个社会予以传播，使每个人都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因而，在维持阶级统治方面，他们起着和政府官员同样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一个文化——伦理型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阶级要把自己从从属阶级上升为接管国家领导权的阶级，就需要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进行深入的道德和知识改革，夺回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的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同时，这些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还要展开他们特有的魅力，以其道德的优势，积极改造和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传统知识分子，以服务于新阶级的职能。葛兰西指出，对任何正在走向统治的集团来说，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11)

3、知识道德集团是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普通人的道德的结合

在1926年的《南方问题笔记》中，葛兰西第一次系统地提到了有关知识道德集团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只有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它才能够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12) 按照葛兰西的理解，仅仅具有常识的普通人是无法完成深层的哲学思考的，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大都从属于某一经济政治团体，因而其意识往往是“经济——团体的”，并不能具有完全的“历史自主性”。因此，从事系统的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要。人民群众如果不在最广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能区别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的独立；而要是没有形成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形成有组织的群体和明确而坚定的意志。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方面，通过自己的哲学和政治实践活动，将人民大众的常识提升到自我意识层面，实现对社会的自觉批判。正确把握葛兰西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可以沿着“以实践为基础的，国家——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知识道德集团——政党”的逻辑线路依次递进。这条逻辑线路的展开，大致遵循以下路径。首先，实现和巩固国家政权必须实现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其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道德的领导权。第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只有培养好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才能实现对市民社会、组织的文化领导权。最后，单个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必须结成知识道德集团，并最终接受政党的领导，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政党的所有党员都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政党的主体，政党通过知识分子完成自己的职能。

具体来说，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以下方面。(13) 第一，知识道德集团的根本目标是夺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以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底层民众的解放。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变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把握住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4) 这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是广大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

第二，知识分子只有和其他阶级阶层（个人、农民等）形成联合体，才能夺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在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历史联合体（historical bloc）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葛兰西经常用“联合体”概念而不是“阶级”概念来指称社会力量，如“社会联合体”或“历史联合体”等等。可以说，赢得领导权的过程就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结合、解结合和再结合的过程。所以，历史联合体是一个比阶级或阶级联合远为复杂的结构，从而也就“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政治联合”或阶级联合。这就决定了历史联合体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并不是单纯的相互排斥，而是有着共同性，这就是共同致力于争取领导权的目标趋向。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社会力量，只有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其他社会力量组成联盟，组成知识道德的联合体，并充分发挥这个联合体的巨大力量，才有可能夺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

第三，知识道德集团是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普通人（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道德相结合的集团。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力图不把‘普通人’阻留在他们的原始的常识哲学的水平上，相反地，力图把他们导向更高的认识生活的形式。实践哲学必须认定使知识界和‘普通人’接触，……恰恰是为了建立一个智力一道德集团。”(15) 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只有和人民大众、民族联系起来，只有把知识和道德结合起来，才能说其代表了从必然向自由过渡的方向。在这方面，葛兰西批判了知识分子的一种错误认识。他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开，……知识分子也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缺乏这样一种联结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的关系就是、或者被归结为那种纯粹官僚的和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就变成一种特权阶级或一种教士。”(16)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过程中凝聚着知识分子与群众的辩证法。知识分子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人民群众则进一步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道德水平。大众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知识分子也需要融入大众，从大众里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与大众、与特定的社会集团一起创造出知识道德集团，去赢得斗争的胜利。

第四，知识道德集团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集团。对于葛兰西来说，知识道德集团不仅指上面所阐述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综合，它也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单纯有横向上的力量联合，如果不能体现结构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这样的历史集团即便暂时获得领导权，也决不会是长久的。由此，葛兰西强调历史集团的这一垂直维度，意在进一步限定知识道德集团的发展和走向，从而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获取真正的领导权打下基础。

三、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伦理关怀及现实意义

通过上述有关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系统阐述，可以看到这一理论中体现着葛兰西强烈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

第一，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充分体现了葛兰西作为一个意大利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面向底层的深厚情怀。陶里亚蒂，作为葛兰西的挚友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这样评价葛兰西，“他能以浅显的语言，不是作为导师和领袖，而是作为同志甚至学生，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他能够从群众的意识深处出发，提出完全符合当时整个民众会做、能做和要做的事情的口号。”(17) 正如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所作的阐述一样，葛兰西本人即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按照博格斯的理解，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群“沉浸于它的社会关系、文化与语言之中的知识分子”，(18) 同时，更是具有实践能力和意志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强调动脑也强调动手。这一点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既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第二，知识道德集团理论拓展了自马克思以来关于底层——精英叙事模式，是摒弃精英立场面向底层的革命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知识分子精英对无产阶级底层的先锋模范和领导作用，多少还带有某种命令主义的痕迹。所谓命令主义，就是认为受生产力领域限制的无产阶级决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局限，因此必须要有精英知识分子的领导，才能摆脱其狭隘的视野。这一点，在列宁的灌输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葛兰西虽然反对无产阶级的自发革命论，但对于流行的命令主义还是有保留的。他比较强调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以及政党的道义品性，在他看来，那种“命令主义”不过“是把党当作某种漂浮在空中的东西，它只是自我发展，为自己而发展。只有当形势有利、革命进入高潮，或党中央认为必须发动攻势和深入群众去鼓动并带领群众行动的时候，群众才会够得着它。”(19) 他对于命令主义可能导致的群众与知识分子在行动上的断裂持有很深的疑虑。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建立知识道德集团，以增强知识分子精英和底层群众之间的感情，从而更有利于教育、说服群众，完成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历史使命。葛兰西十分反对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要求管理机关特别注重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意见相互结合，管理人员不能始终高高在上，而要不断的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这样就不至于形成僵化的管理体制，导致官僚主义。

第三，知识道德集团理论体现了权力、知识与伦理道德的有机统一，激发着人们对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的追求。在古希腊世界，苏格拉底曾明确提出“知识即美德”的著名命题。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无疑是对这一美好理想的最充分的阐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历史，要么是知识为获取权力而不择手段；要么是权力为防止知识的反叛而压制知识，在权力与知识不断交织斗争过程中，美德也失去了踪影。因此，如何防止知识背离大众的道德（无产阶级道德）而发生异化，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在葛兰西的知识道德集团理论中，充满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如何防止知识分子的异化；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的“先知”意识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如何理解知识分子与工人道德的同构性等等。另外，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尽管强调文化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等底层民众获得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但它更加关注的是获取权力的途径以及其中的道德问题，即拥有知识优势的知识分子如何与拥有道德优势的底层（从历史上看，道德的优势似乎一直是社会底层的专利）相互结合以实现权力的问题。代表着无产阶级等底层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方面瓦解、争取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启蒙、引导广大的无产阶级民众，通过“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形式，在文化——伦理型国家中实现文化领导权来最终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才华、美德与权力达到完美的统一，这是真善美的统一。

第四，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对于当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整个国家面向市场化改革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由于财富转移的不公，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断裂，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个人、农民）因为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日益失去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关于三农问题、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道义关怀，但做得远远不够。历史兜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葛兰西：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或者说，当下中国的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如何再造出他们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不仅仅是改变底层民众自身命运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良知所要频频经受的拷问。

（原载《福建论坛》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