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一定时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现象，逻辑在中国现代时期(1919-1949)就是这种现象。逻辑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理性精神的呈现，它应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建设所需传入中国，以科学方法的代名词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程，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论争的焦点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工具，它渗透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唯逻辑主义思潮。

1　逻辑东渐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需要的产物

张东荪说得好，“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1]，“逻辑乃是在应乎文化的需要而起的。文化上的需要若有不同，则逻辑的样子便亦跟着有变化了。所以我说逻辑是交织在全文化中”[2]。中国近现代引入西方文化是一种亦步亦趋漫长的渐进过程，逻辑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逻辑的引入是西学由科学技术—科学引入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在这里“科学技术—科学”中的“科学”主要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理论)，也是文化学人观念认识的结果，更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

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一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3]。鸦片战争带来的深重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仁人志士向西方探索救国真理的要求。同时中国闭关锁国状态的冲破，使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进入中国的可能。这种需要与可能正是包括逻辑学在内的西学对中国输入的社会背景。

为了解除社会危机，爱国志士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活动。是“制夷”而学“夷”，还是“拒斥西学”；是“中体西用”还是“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既包含一种文化发展的社会制度，更是指一种文化特征；“用”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含军事技术)，尽管有人反对西方的这种“奇技淫巧”，恐“以夷变夏”，但是，梅启照认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4]。冯桂芬要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魏源写《海国图志》就是“为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6]。这种学习西方器物以强国的要求取得成效，得到社会认可。“中体西用”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而举国以至言”[7]。它标志着科学技术—科学引入链条初显端倪，学习西方得到社会认可。其结果应当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以海军为例，甲午战争前，中国战船的总吨位已升至世界的第八位，但是，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却击碎了洋务者们的迷梦，泱泱大国竟被一个吨位在世界排名第11位的东洋小国(日本)打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吸收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是不行的，坚船利炮的背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管理制度。所以，“西用”之“西”的内涵已不仅仅是器物了，由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兴起，这标志着中体西用进入第二发展阶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丧失表明，制度的变革照旧完成不了社会的需要、文化的转型。爱国志士发现西方的科学观念才是国人所需要的，这种观念体现于以科学和民主作为表征的科学思维方式。如何引入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由于他们对历史文化发展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没有达到辩证的理解，就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倾向：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另一种则走向另一极端，仅仅看到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这两种认识倾向实际上就是近现代的两种“思维方式”：“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

全盘西化思维方式只仅仅抓住了文化发展的间断性，而没有看到对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采取“全盘西化”方式。即完全否定传统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替代中国传统思维。“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另一种思维方式，所谓“中体西用”即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是说，中体西用论者不完全排斥西学，或不走样地接受传统，他们也主张变革传统文化，但是，一方面此种“变”所变者只是细枝末节，只是文化思维方式的表现，而不是文化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此种“变”，并非出于自觉而更多地是出于无奈和被迫。或者说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而引发的被动的反应，是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考虑；所以，此种“变”当然是对文化的形而下层次之变，祖宗之法则不可变。看来，中体西用论者更多地强调的是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而忘了文化发展的间断性或创造性。

这两种思维在引入和学习西方科学方面体现出一致性。由于逻辑是西方科学精神的呈现，是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人们的目光就转向引入逻辑。严复就认为“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8]。在这里把“名”(逻辑学)认为是“西政”建立的原因之一。“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之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诫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9]62。“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9]9。严复把逻辑的功能概括为“炼智虑”、“操心思”，把中国没有逻辑作为误“人家国”的充分条件来看待。梁启超认为：“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10]71。孙中山讲“凡涉猎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云[行]为之门径也”[11]。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严复1905年译出《穆勒名学》，1909年《名学浅说》面世。“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12]183。

如此，在这种漫长的文化嬗变中，西方的逻辑仅仅作为满足解决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需要引进来了。引入逻辑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代名词，强调其解决社会文化的万能性，凸显逻辑的社会功能，这不是纯粹的学术立场，便在社会上出现了能够救治中国社会、思想、学术等一切的逻辑主义思潮。郭颖颐总结中国现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时说，“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13]。这段话更适用于逻辑，这种过分地强调逻辑的社会文化价值而忽视逻辑内部研究的倾向是当时逻辑与启蒙、救亡的历史要求相遇的产物，它肩负着以新的思维方法取代旧的思维方法，促成人们思维方式变革而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其结果为由推崇逻辑，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符号，反而又形成中国现代逻辑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诚如王特夫所说：“近年我国学术界虽然知道这科学问题的重要，同时教育部亦把论理学一科定为师范、高中乃至大学文科的必修课程，但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和物质科学的思想不发达，所以逻辑学一科仍未被一般人所重视”[14]。当时政府也没有投入资金来加强逻辑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就逻辑的学术团体建设而言，至1979年前，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逻辑学会，在中国现代，仅仅有个别地区或少数学校分别成立了研究会，例如贵州论理学会，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成立的逻辑研究会等。同时至今我国也没有专门的逻辑学术刊物。因此，作为“西学”一部分的逻辑学，在进入中国后，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的种种处境、遭遇和发展状况并不好。

2逻辑是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焦点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是围绕中西文化关系进行的，既有解决中国文化危机之责任，又有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之任务，而这两个方面都服务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目的。中国现代文化论争很多，直接与逻辑相关的大的论争有科学与玄学之战和20世纪30年代形式逻辑论战。虽然这两次大论战有许多不同，但是惟一相同的是中国社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来建设中国。前者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形而上学与科学、逻辑关系问题，后者涉及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是选择形式逻辑的问题，误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其实两者都可以选择，只是他们没有处理好其中的关系，这是另外的问题)。

科玄之战是指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者主要包括两派：科学派和玄学派。但是论争并没有完全以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为主题，内容涉及极广。科学派以丁文江、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玄学派以张君劢、林宰平、梁启超等人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陈独秀也参与此战。玄学派并不否认逻辑的科学价值，但是认为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张君劢把科学与人生观的特点归纳为五点不同，即科学是客观的、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分析的方法、为因果律，“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特点正好相反，“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15]。梁启超认为，“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由此得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部分是超科学的”，“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16]。张东荪讲科学有不同的方法，“科学方法若既是形式论理，则不但玄学用之，宗教用之，乃至小说戏曲都用之，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科学。……可见科学方法不仅是形式论理。……科学各应其对象而各取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虽是二次的(即林先生所谓的实质论理)，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真心提倡科学便不能仅仅注目于空洞的根本的抽象的方法。……我尝说科学好像一把快刀，一切东西碰着了必迎刃而解，即最神秘的生命精神感情意志无一不受其宰割。但是只有一个东西然在外，即是能够宰割一切的刀其自身，换言之，即是伟大的智慧”[17]。

科学派代表如丁文江、任叔永、唐钺等对科学进行了界定，阐释科学如何影响人生观，论证了科学方法的特征及其在科学中的位置等。丁文江认为，“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甚么东西。……凡概念推论若是自相矛盾，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第二，凡概念不能从不反常的人的知觉推断出来的，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第三，凡推论不能使寻常有论理训练的人依了所根据的概念，也能得同样的推论，科学不承认他是真的。……没有论理的训练，很容易以伪为真。……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况且所有一切问题，都没有讨论之余地——讨论都要用论理的公例，都要有定义方法。……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18]。胡适讲：“张君劢翻了二七一十四天的筋斗，原来始终不曾脱离逻辑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宝——矛盾律——的笼罩之下！”[19]任叔永说：“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不但是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科学家因为要求一个合理的关系，所以不惮用精确的观察去求事实，精确的论理去做推论。”[20]唐钺论证了心理现象受因果律支配，人生观受因果律支配。针对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论，唐钺反驳说：“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至于情感的事项的‘超科学’的方面，不过是‘所与性’，是理智事项及一切其他经验所共有的，是科学的起点”[21]。针对林宰平、范寿康的观点，他区分了抽象的科学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把因果律分为充足理由律、因果律和齐一律，“齐一的原理，亦称归纳原理”[22]。罗志希认为“逻辑是普遍的方法，将所有科学应用的共同方法之基础……均经逻辑精确的审察其真实的性质和程度。不但科学，就是日常人生的思想交通，又何尝片刻离得了逻辑？因为任何思想的表现，不能不以形象出之。与欲问思想的适当与否，不能不问形象的适当与否。所以自命为超于逻辑或不需要逻辑的人，不过是盲目的不问完善而无懈可击的形象，乃甘心代以一种陋而经不起批评的形象。……我们如比科学为人身之肢体，玄学为其精神所托之全象，则逻辑实为贯串肢体以成全象之筋络”[23]。

以上仅举部分论者对逻辑的态度，由此看出，科学派、玄学派对逻辑都是认可的。但是科学派过分地张扬逻辑的方法论意义，把其比作人的“筋络”看待，这不是逻辑的立场，是借逻辑之名讨论非逻辑问题，是注重逻辑社会意义的表现。所以，李泽厚在分析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对科学的态度时说：“科学论战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的讲求探讨，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所以这次学术讨论，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它实质上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之争。”[24]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又一次文化冲突现象。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逻辑基本态度的表现。形成30年代形式逻辑大批判的文化原因正如前面所述，它是中国现代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受中国现代社会需要的影响去选择苏联模式，走苏联人的道路，在苏联哲学界影响下，他们对形式逻辑性质、作用、基本规律等进行批判。除牟宗三、张东荪等少数逻辑学家参加论战外，有许多反形式逻辑论者不仅没有把握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而且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他们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如“形式论理学把一切事物看做是不动，不变，而且是各自分离，各自孤立的。辩证法则不然，其立脚点更高一级，不但把事物从静的方面加以考虑，并且从运动和关系上面加以观察。所以就用途而言，形式论理学是有限的，……而辩证法，比较起来，却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普遍的，更正确的，更深刻的观察法，不但可以适用静的观察，并且也可以适用于运动与关系的观察的。”[25]它“仍然可以包含形而上学的性质”[26]。“要竖起革命的旗帜来打倒形式逻辑”[27]。“在矛盾法理解下来运用形式论理的法则，是使形式论理法根本失去了认识论中的效用，变成历史的遗迹”[28]。“所谓‘A是A’就是说无论什么东西都等于其自身(Everything is with it—self equal)。譬如说：人是人，椅是椅。其实在这种形式中，本来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形式逻辑三个基本原理，实际上可看做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同一的原理。因为矛盾的原理不过表现同一原理的半面，这在上面已有说明。而排中律的原理乃由矛盾的原理所当然导出的原理”[29]。“如果人类思想是依着形式论理学能贯彻其‘A是A’的同一律，那么人们将什么知识也没有了”[30]。

针对上述不理解逻辑的观点，有部分逻辑学家如牟宗三、张东荪等从逻辑上阐明形式逻辑的部分内容，牟宗三讨论了西方逻辑学派的不同思想，然后说：“本段的讨论，固然可说太专门不普遍，不易懂；但我说真理这东西本来就不是皮相之流，耳食之辈所能梦见的。中国人如肯虚心问道，决不至闹到这步田地！但中国人所求的，都只是：皮毛，口号，标语，字眼，与望文生义”[31]93。“‘A是A’或‘甲是甲’说话，是自己错误的解析，同一律决不是对象本身各分子间的同一与否，也不是对象本身各时代各地方间的同一与否，它决不禁止事物的变迁与发展，它也决不禁止一个东西有多重性质与多种关系。从这方面来反对同一律完全不明白什么是逻辑，什么是同一律。不但不明白什么是逻辑，就是辩证逻辑他也未明白。同一律不是解析对象诸性质诸关系的命题，它仍是理性开始发展之先在运用(antecedent function)，它仍是理性的开荒之先锋队”[31]101-102。张东荪对那些不懂得形式逻辑内涵却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的人进行批评，反对用辩证法替代形式逻辑的观点。他认为：“不但辩证法不能代替思想律的同一律，并且辩证法若要变成言语来表现时(以言语来表明辩证法是真理时)，还得托命于思想同一律。因为离了思想律的三条律，则我们便无法说话，不但不能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别人，即对于自己亦无法告诉”[32]。

对于形式逻辑的批判，正如其他爱国学者选择西方文化一样，选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3]。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从苏联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便去积极地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文化模式。“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2]281。所以，艾思奇认为自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34]66。学习苏联，由于30年代苏联哲学界掀起对哲学中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清算。他们将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取消了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的形式逻辑课程。“在这很长的时间中，在我们的苏联的学校及高等教育的机关中，并不尊重形式逻辑，更确切地说，形式逻辑在受着虐待”[35]。苏联学者斯特洛高维奇关于这一阶段苏联学术界对形成逻辑的态度及状况总结为：“在很长的期间，在我们苏联哲学著作中，有一种几乎是大家公认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形式逻辑是和唯物辩证法相冲突的，不能相容，因此把它排斥到科学知识与讲授之外”[36]。苏联哲学界的这种观点影响了我国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主张走苏联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在文化思想领域上对形式逻辑进行批判，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与苏联的哲学论战过程相一致”[33]66。

以上无论是科玄之战，还是20世纪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虽然是围绕逻辑的论战，但它们不是逻辑研究的争鸣，依然是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态度，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为社会需要而生，这种需要使文化发展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为目的，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中国的未来，而更少关注逻辑学科本身的发展，是唯逻辑主义思潮的表现，即重表象而不重实质，关注逻辑的外部价值，而忽视逻辑本质建设。

3逻辑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工具

中国现代学术包括中国现代哲学、中国现代墨家逻辑、中国现代史学等诸多领域，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不可忽略因素就是逻辑的介入。中国现代哲学领域既包括用逻辑方法对中国哲学的重新研究，也包括用逻辑方法建构新哲学体系等，中国现代墨家逻辑就是传统逻辑视野下的墨家逻辑研究(这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没有的)，同样，之所以称中国现代史学，就是运用逻辑方法实现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逻辑东渐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现代学人学术研究的观念，更多地是学人们的具体运用逻辑方法而开展的学术研究。

从中国现代学者对逻辑在学术研究重要性的观念看，夸大逻辑的社会、学术工具意义并产生重大社会、学术工具影响自严复开始。他认为逻辑能够“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9]165。中国旧学因缺乏逻辑而错误百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暧昧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诫妄乎？此学术之所以之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37]。中国旧学“若以名学法例，绳吾国九流之学，则十八九皆丐问眢词”。“无论哲俗诸家，犯者尤重”[38]。他认为西方文化先进，其中，培根的归纳逻辑起了首要作用，“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培根——引者注)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自古学术不同，而大经不出此二者”(指归纳与演绎——引者注)。所以，他说“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循之理，必然之数”[9]9。蔡元培评价为“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39]。所以，自严复的宣传，当时社会出现：“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40]的现象。“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12]183。与此相关的观念还有谭嗣同、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虞愚等社会名流，谭嗣同认为逻辑是“学者之始基也”[41]。梁启超称“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10]61。胡适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42]。冯友兰认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手指头”[43]。虞愚认为“以科学典籍皆从逻辑法则而成，不通逻辑，几如良将健卒乏戈甲胄以为之籍，以攻不克，以守不克成”[44]。他们的逻辑观念对于逻辑的传播、社会重视和逻辑的运用有重大作用，但是这其中没有几个人去认真研究逻辑理论。

从中国现代学者把逻辑应用于学术研究看，且不论王国维在治史中如何运用了演绎法、归纳法等考证史实。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如何开了在普通逻辑框架下研究墨家逻辑学的先河，仅就金岳霖的哲学著作《论道》就可窥一斑。

在《论道》里，逻辑不仅作为论证哲学思想的说理方式，同时也把逻辑纳入其哲学体系中。作为哲学体系的说理方式，可以是逻辑的，也可以是其它，《论道》的说理方式就是逻辑的。运用说理方式可以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论道》就是有意识地运用逻辑作为其表述思想的说理方式。可以说《论道》是准确运用逻辑的典范，文章通篇就是用逻辑贯通下来，如不懂逻辑，恐怕读不懂《论道》。如：“如果Matter-energy是一概念或共项或可以有定义的名词，它就是本文的可能，而不是本文的‘能’。如果它是本文的可能，也许就是本文的‘式’”。这是个假言三段论，公式为：(p→q)∧(q→r)→(p→r)；“‘式’就是必然的关联。逻辑就是‘式’，也就是必然”。这是三段论第一格AAA式。逻辑作为《论道》哲学体系的内容，金岳霖在《论道》里研究了逻辑、逻辑系统、逻辑学、逻辑命题、同一律思想、归纳原则、“式”的涵义等逻辑问题。如，“逻辑系统是逻辑底具体的表现，逻辑系统的意义随逻辑系统而异。可是，系统虽多，而逻辑不二”。“同一律或者用(一)‘甲是甲’表示，或者用(二)‘如果X是甲，则X是甲’表示”。“逻辑就是‘式’，也就是必然。逻辑既是可能底必然的关联，当然也就是任何事实底最高(或最低)限度。逻辑学就是研究式的学问，或研究必然的学问”。“逻辑无二，而逻辑系统不一；前者是说‘式’无二，后者是说表示式的方法不一。”[45]

我们说，《论道》是金岳霖用逻辑方法构建的哲学著作，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逻辑哲学著作。在同时代像金岳霖运用逻辑方法建构其新的学术系统的学者很多，但是他们并不像金岳霖那样去研究逻辑写出《逻辑》著作来，尽管他们的研究范式对于张扬和宣传逻辑的工具价值是巨大的，但是他们中大多数学者难于对逻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时的确出现一批逻辑论文和著作，从总体看质量不高，西方逻辑学著作的翻译与介绍缺乏统一的组织与规划，具有随意性，有些译著的译文水平不够。逻辑学教材混乱，有许多教材内容重复，甚至出现综合逻辑与对形式逻辑内容错误理解的现象。“在我国30年代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综合逻辑，是批判形式逻辑和逻辑科学落后两种内外因素结合的产物，是混淆哲学科学和逻辑科学界限的一种落后观念，是科学落后时代的一种落后产物”[46]。当时的状况牟宗三说得很尖锐：“我为什么关于逻辑就说这么多时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对逻辑没有彻底明白的缘故。一切逻辑教科书都是辗转相抄千篇一律。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乐意动笔墨精神。一切错误的说话一点不知道改造”[31]93-102。谢幼伟对当时的逻辑学教材内容极为不满，他说：“我国自严幼陵氏介绍西洋逻辑以来，数十年间，国人自撰之逻辑教本殊乏佳构。非自西洋翻译，即自东洋抄袭”[47]。同时西方数理逻辑许多成果并没有被介绍过来。当时研究数理逻辑的人不多。

中国现代唯逻辑主义思潮重工具价值而忽视其本体研究的特点，从逻辑上说，“科学的外在价值(社会功能)，是以其认知本性为内在根据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总是受到知识体系本身发展程序的制约。五四时代的科学思潮固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对科学的内在认识本身的忽视，或多或少也限制了思想启蒙的深度”[48]。它对逻辑的学术研究也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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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02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