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理：科学进步的目标

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柏拉图(Plato)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把追求真理作为他们的科学理想。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科学由许多真理组成，能说明许多现象，甚至为现象提供最终说明，这是深刻性理想；另一方面，科学是已经认识、证明的真理，这是确实性理想。因此，长期以来，绝对无误论在认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把可证明的绝对可靠无误的真知识作为科学的目标，而据此假设构建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也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反思一下科学实际发展的历史，人们终于发现，没有任何理论能在严格意义上被证实是真的。人们不禁要问：科学把不能达到的真理作为目标，这是合理的吗?

逻辑经验主义者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立场，他们相信，科学固然不能揭示必然真理，但却能揭示或然真理，因为经验证据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理论，却能给理论以一定概率的归纳确证。他们认为，科学进步的目标就是提高理论的概率，追求概率越来越高的理论，拥有越来越多的或然性真理。

波普(Popper)指出，不仅完全证实是一个幻想，归纳确证同样也是幻想。波普不同意把高概率作为科学的目标，他论证说，一个陈述的概率越高，它的内容就越贫乏、越空洞，能够由它推导出的陈述就越少，在逻辑上越弱。例如，一个重言式的概率为1，是最高的，但它的内容最少。这是因为内容和概率相反，遵从不同的规律。因此，“如果高概率是科学的目标，那么，科学家就应当尽量少说，并且最好只说同语反复。”[1]

波普拒斥概率观念，但并不拒斥真理观念。波普用“逼真性”(verisimilitude)代替“概率”，认为科学虽然不能达到真理，但可以逼近真理，科学的目标就是追求逼真度(the degree of verisimilitude)更大的理论。在波普看来，逼真性概念与概率观念完全不同，逼真性表示接近于全面的真理，把真理和内容合二为一，概率表示通过逐渐减少内容以接近于逻辑确实性或重言式真理，把真理和内容的贫乏结合起来。[2]

波普费了很长时间才为逼真度概念找到了一个简单定义。他用Vs(a)表示理论a的逼真度，用CtT(a)表示a的真理内容的量度，用CtF(a)表示a的虚假内容的量度，给出公式：

Vs(a)=CtT(a)—CtF(a)

这就是说，一个理论a的逼真度等于它的真实内容的量减去虚假内容的量。波普认为，两个理论T1和T2，如果(1)T2的真理内容超过T1的真理内容，或(2)T1的虚假内容超过T2的虚假内容，则可以说，T2比T1更接近真理，或者说，T2比T1具有更高的逼真度。总之，科学进步意味着理论逼真度的不断提高。[3]

波普对逼真性概念的解释受到许多哲学家的批评。米勒(D·Miller)[4]和蒂奇(P·Tichy)[5]指出，对于任何两个相区别的假理论A和B，说A比B，或B比A具有较少的逼真性都是错误的，波普把理论的真内容和假内容加以定性比较，这是行不通的。另外，我们无法依据推断类之间的子集关系证明其中一个理论更逼近真理，因为推断类包括的陈述太多，例如推断P和任意陈述q的析取p∨q也是一个推断。

面对波普逼真性概念的困难，一些人试图改进、完善波普的定义，但他们一直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表征，而判断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加接近真理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有不少人，例如，马斯格雷夫(A·Musgrave)、阿加西(J·Agassi)等开始放弃把逼真性概念作为描述一个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的必要概念。这种转向，对于以后所形成的新的合理性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合理性的逻辑标准

如果把科学的目标看成是真理或逼近真理，那么，如何判断在前后相继或相互竞争理论中哪个理论达到了真理或更接近真理呢？逻辑主义者认为，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论原则和规范作为科学进步或理论选择的合理性标准。他们寻求对方法论的明确表述，并把方法论局限于科学探索的各种逻辑特征。在他们看来，方法论只涉及在假说与经验证据之间确定逻辑联系，从而判断科学进步，在理论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发现的范围(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的范围(Context of justification)，认为对发现无法进行逻辑分析，逻辑只涉及辩护的范围，因此，只有辩护的逻辑，没有发现的逻辑。他们把辩护的逻辑建立归纳法之上，但与古典归纳主义者不同，他们放弃了证明知识必然为真的努力，只寻求或然性的科学知识，从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与假说的归纳关系中得出一个假说的确证程度或概率，并要求人们选择具有高确证度或高概率的理论。莱欣巴赫(Reichenbach)和卡尔纳普(Carnap)后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这样的概率归

纳逻辑或确证逻辑。

逻辑经验主义者执著地追求知识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不关心理论的实际的历史发展，而是选择了一种抽象的合理性模式。这种模式只关心理论的形式结构和经验证据，把经验证据看成辩护假说的唯一合法证据。实际上，一个假说的证据可能是非经验的，如科学定律、意识形态或行而上学原则，等等。把任何个别经验证据对假说的支持程度看作是相同的、等价的，这也与科学史实不符。就逻辑概率而言，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定量地给出各种理论的逻辑概率，也无法确定某一假说的由证据所提供的确证程度究竟多大才算是合理的。人们还发现，检验证据的单称命题对科学理论的全称命题的支持程度，其逻辑概率等于零。因为观察性检验证据总是有限的，而理论的全称陈述却是对无限数目的可能事实的断定，所以，无论构成证据的单称观察陈述的数量增加到多少，其逻辑概率都是无限数除有限数，结果为零。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以波普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者以“证伪”代替“证实”，把“可证伪性”作为合理性的标准。在波普看来，作为理论的全称命题无法单独演绎出个别的具体观察陈述，但能单独演绎出个别具体陈述的否定陈述，因此，理论的经验内容就在于禁止某类事件的实际存在或实际出现。这些禁止存在或出现的事件就是理论的“潜在可证伪者”，当它们被实际观察到时，就转化为理论的实际证伪者。可证伪性指理论具有的那种可证伪的特性，依据可证伪性的逻辑模式，波普提出合理选择的三个标准：

先验标准：该标准要求选择那些对广大范围的现象作出准确断言的理论，即那些较容易被证伪的理论。波普对可证伪性和说明力等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纯逻辑的，它涉及理论经验内容的量度问题。格林鲍姆(Adolf Grünbaum)怀疑波普估量经验内容的办法是否可行；费耶阿本德等则明确指出，不可能进行理论内容的比较，因为内容并不互为子集。

后验标准：该标准要求选择那些经受住了更严峻检验的理论，即那些作出惊人预测并得到实验检验确证的理论。波普提出背景知识和检验的严峻性概念，以便区别未被证实的新颖预测和事先已知的“证据”及已被证实的新颖预测。这种区分需要作某种时间上的分析，但在波普那里，理论本身并非评价的历史单位，而且他的标准只是新颖标准，不是增殖力标准。

逼真性标准：该标准要求我们选择那些具有更大逼真性的理论。按照波普的可误论，一切理论都是可误的，最终都会遭到反驳或被怀疑为错误的。如果两个相比较的理论事实上都被证伪，则只有最低的确证度。在此种情形下，后验标准就不能为我们的理论选择提供好的理由。如果所有理论都被证伪，确证度概念就是多余的。为此，波普引入逼真性概念，使得两个错误理论在与真理相接近的程度上可以进行比较，那些具有较多真内容或较少假内容的理论将更进步、更可取。但是，正如前述，逼真性概念有难以克服的致命性弱点，用形式化语言准确定义逼真性似乎根本不可能，比较理论的真假内容，进而比较理论的逼真度有严重的技术上的困难。

证伪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都是逻辑主义，都坚持寻求一种判别知识进步并进行理论比较和选择的方法论规则，他们相信，“在理论的历史变化下面……有着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把每一科学时代与其它时代统一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演绎的规则，还包括使假说面对经验的检验和经受比较评价的那些标准。”[6]这种逻辑合理性标准导致一种纯粹累积的科学进步观，它完全不符号科学史的实际。

三、拉卡托斯的合理重建

拉卡托斯(I·Lakatos)认识到波普派的朴素证伪主义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为了使波普派的分析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科学史，拉卡托斯提出合理重建构想。这种构想基于一种对方法论进行比较的“历史”方法，其要旨是：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根据这种规范方法论重建科学史的“内部历史”，以便合理解释科学的进步或客观知识的增长；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必须借助经过规范解释的历史。

拉卡托斯认为，任何一部科学史都是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写成的。例如，由确凿的事实命题和归纳概括构成的科学史就是以归纳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无论那种方法论都不能合理说明全部历史事实。例如，为什么科学家在最初的实例中选择一些事实而排斥另一些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归纳主义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因为归纳主义不允许有任何理论预想；而证伪主义允许科学家受自己理论预想的支配，所以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拉卡托斯把某种方法论能够合理说明的那部分历史称为“内部历史”或“合理重建”。例如，归纳主义的合理重建是发现事实，归纳概括；证伪主义的合理重建是猜想和反驳；而研究纲领的合理重建则是纲领间的理论和经验竞争，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转移，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纲领的逐步胜利。所以，不同方法论决定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不同的独特模式。

拉卡托斯所称的“外部历史”是某一方法论作出合理说明范围之外的那部分历史。在拉卡托斯看来，外部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当方法论与实际历史发生冲突时，外部历史可以起补充说明作用。例如，按照拉卡托斯的合理重建，1543年的哥白尼理论在经验和启发法上都比托勒密理论进步；但事实上，哥白尼理论却被取缔了。这一事实不能用科学纲领研究方法论作出合理解释，但可以用教会的影响，日心说与当时的常识相悖等社会心理因素作出解释。

拉卡托斯认为，不同的方法论各有自己独特的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例如，在归纳主义那里，归纳概括由内部历史解释，猜测则由外部历史解释；而在证伪主义那里，猜测可以由内部历史解释。拉卡托斯强调内史的重要性，认为内史是主要的，外史是次要的，那种能将更多的历史事实组织到内史中的方法论是较好的方法论。“所有方法论都起编史学(或元历史的)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历史的合理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7]这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按照着一标准，拉卡托斯认为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优于朴素证伪主义，因为它能将更多地历史事实解释为合理的。例如，以往方法论不能合理解释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只好将它归于虚荣心、沽名钓誉等外部因素；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首先作出新发现归人纲领的进步与退化问题，这就在内史中解释了优先权问题，扩大了合理性的范围。

拉卡托斯反对两种极端的方法论，即先验方法论和反理论方法论。先验方法论为合理性设定一般的不变标准，以此为根据去评价理论。这种方法论主张建立科学的成文法，即一般方法论。反理论方法论不承认有所谓一般的科学合理性标准，认为科学家只能就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作出评价，没有成文法，只有判例法。拉卡托斯认为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避免了各自的缺点，综合了各自的优点。一方面，科学史编篡要以方法论为指导，这说明存在一般方法论；另一方面，方法论可以通过科学史受到批评，这说明存在一般的不变标准。科学史和方法论相互作用，互为权威。

拉卡托斯认识到科学史对于评价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波普派证伪主义的逻辑合理性模式在科学史中很难找到对应的例子。为了消除这种矛盾，拉卡托斯尝试对科学史进行合理重建，把波普派的朴素证伪主义改进为精致证伪主义，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使之能最大限度地说明科学史。但是，拉卡托斯的努力仍然囿于传统的逻辑合理性模式，在他那里，科学方法论仍等同于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和科学进步的说明仍然离不开某种方法论，尽管这种方法论较以往更为灵活。所以，拉卡托斯更多地是迎合哲学需要，而实际上仍然不顾科学史实。他虽然“合理重建”了科学史，但这种合理重建仍然是不恰当的，他的模式也并非是最有效的，他所合理重建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科学史。

四、奎因对逻辑必然性的拒斥

当逻辑主义的合理性模式还占据主导地位时，奎因(Quine)就敏锐的发现经验论的逻辑模式不利于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经验论只对旧理论有利，而对新理论不利，因为新理论在刚开始时与经验证据相匹配的程度往往不如旧理论。奎因尖锐抨击经验论进步观所追求的绝对化形式和具体内容，发展了一种科学进步的整体论观点。奎因指出，观察渗透理论，证据与理论不一致，可能是证据本身受到其他理论的污染；而且，由于理论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即使证据与理论不一致，也可以通过调整理论中的若干部分加以消除。

在奎因看来，人们不能仅仅根据证据与理论是否相一致决定哪个理论更好，观察证据不是理论评价的唯一标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必须考察许多其他因素。奎因认为，除了经验观察与理论一致之外，合理可接受的科学理论还应具备下述六个优点，也即六个比较评价的标准：

保守性科学假说应尽可能与人们已有的信念保持一致。“为了说明事件，必须构造假说，这个假说可能不得不与我们已有的某些信念相冲突，但冲突越小越好。接受一个假说和接受任何信念一样，它要拒斥任何与之相冲突的东西。一个假说要求拒斥的已有信念越少，它就越合理——假如其他方面相同。”[8]

温和性科学假说应在逻辑含义上更弱或它假定的事件更为常见。“如果一个假说在逻辑含义上比另一个更弱，即如果它被另一假说蕴含而不蕴含另一假说，则它比另一假说更平凡，也即它假定已发生的事件更为常见，更为人们熟知，因而也更为人们所期待，那么，这个假说就更温和。”[9]

简单性奎因认为简单性是一个重要的合理性标准，但它是主观的，它取决于我们的语言结构和词汇，它本身不反映自然的结构，所以给简单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相当困难。奎因只给出简单性标准和理论的观察标准的区别：“观察用于检验已被采纳的假说而简单性则促使采纳这些假说用于检验。并且，决定性的观察通常会拖延很久或完全不可能，而至少在这个范围内，简单性是最终裁决者。”[10]奎因强调简单性比保守性更重要，他说，“当简单性和保守性主导相反的方案时，自觉的方法论裁决总是支持简单性的。”[11]

普遍性某个假说所适用的范围越大，它就越普遍。普遍性是一种重要的合理性标准，因为，“一个假说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随机地处于世界中的观察者保持一致。奇怪的巧合经常发生，但它们不能作为构成合理假说的材料。我们据以说明当前观察的假说越普遍，这种观察就越不会属于某种巧合。因为这第四个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产生合理性的力量。”[12]

可反驳性必须有某种可设想的事件，它将构成对一个合理假说的反驳。不具有可反驳性的假说不会是合理的，因为它事实上不蕴涵任何东西，也不为任何东西所确认，它只具有零内容。

精确性假如一个假说的预测仅仅是由于无关的原因偶然被证实为真，那么这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假说越精确，出现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说由预测成功而得到的支持就越强。所以，精确性也是增加假说合理性的一种方式。

奎因指出，上述一些合理性标准，如简单性、温和性、保守性等显然涉及科学活动中社会与个人的心理特征，所以，不能根据逻辑必然性去评判一个理论。当两个互不相容的科学理论同样好的符合于证据时，根据逻辑标准就无法评判这两个理论那个更好。即使一个理论与经验证据一致，而另一个理论与经验证据相冲突，拒斥后一理论也是不妥的，因为经验证据所检验的只是整个科学理论的系统，检验结果并不告诉我们在这个系统中究竟哪部分出了问题。奎因认识到把逻辑标准作为理论评价和科学进步的唯一合理性标准是错误的，合理性必须纳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因素。奎因对逻辑主义合理性标准的批判预示了科学进步的历史合理性学说的诞生。

 

（原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