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明确地说他的宗旨是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伯恩施坦以此为宗旨，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非但没有正确地做出评判，反而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为了避免重蹈伯恩施坦的覆辙，我们必须吸取应有的教训：其一，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倘若认为在总体上已过时，那么必然会像伯恩施坦那样最后沦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者。其二，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千万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其三，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评判标准，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伯恩施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其四，决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第二国际内部首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并随后成为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伯恩施坦尽管早年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十分鲜明。例如，他曾经提出“合并就是一切”，要党放弃原则，向拉萨尔派妥协，并对杜林的思想表示赞赏。他还曾经和赫伯格、施拉姆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集团”，宣扬“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了“三人集团”的活动后，马上发表“公开信”对其提出了措辞极其激烈的批评。但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在党内的地位却不断上升，在由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担任了长达10年之久的该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他还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恩格斯刚逝世马上就跳出来，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伯恩施坦的这一段历史？伯恩施坦自己声明，他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想史文选：伯恩施坦卷》第109—110页，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把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上跳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与挑战看成是他的突然的冲动确实很难自圆其说，而伯恩施坦强调这并不是自己心血来潮而是讲了实话。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伯恩施坦的这一说法，那么围绕着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关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既然伯恩施坦在事实上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那么恩格斯在去世前几年为什么如此的信任伯恩施坦？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可供参考的答案只有两种。其一，伯恩施坦的立场没有变化，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观点在后期却有了改变，正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从科学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就使得恩格斯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立场一致起来。伯恩施坦本人曾经指责他人“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于他们的前期著作所做的更正”(第22页)，在他看来，他与其他人的区别之处在于他正视了这种“更正”。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正”，那么伯恩施坦追随对前期理论做出了“更正”以后的恩格斯以及“更正”以后的恩格斯信任伯恩施坦就变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出于对新形势的判断，全面、公开地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替代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能说是对恩格斯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这是在执行恩格斯的“遗嘱”。其二，尽管伯恩施坦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一度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了，起码有所收敛。1880年，当“三人集团”的活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以后，他在倍倍尔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伦敦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错，获得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谅解，后来甚至得到了恩格斯的赏识。而当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自认为从此可以不受这位导师的监督了，把自己的观点公开亮出来的机会来到了。事实上，认为恩格斯后期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确实在后期曾对自己以前的理论做出了新的发展，乃至有所修正，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仍然坚守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导师、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他们从未“拿原则做交易”。恩格斯即使在晚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写稿，也“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可以断定上述第一个答案是错误的。而第二个答案，即认为是伯恩施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才取得了恩格斯的信任，才使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得以不断上升，则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伯恩施坦的认识和研究是否就可以停留在给他戴上“阴谋家”、“修正主义头子”的帽子，咒骂他几声就了事了呢？肯定不能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9世纪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千万不能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指责与修正仅仅看成是伯恩施坦的个人行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与修正，是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密切相关的。这样，我们今天在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主题下研究伯恩施坦，应把重心放在探时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的客观现实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伯恩施坦是如何对这种挑战做出回答的，他的这种回答为什么会走上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从中应当吸取怎样的教训。历史常常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当今资本主义再度处于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的阶段，而当年伯恩施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情景又在我们面前不时地呈现。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正确的思路和方法重新研究伯恩施坦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人们往往把伯恩施坦于1899年3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看做是他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从而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主要局限于研究这一著作。但实际上，在这一著作发表前几年，即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896年至1898年间，他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开始展开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因此，当今人们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径，应当从探讨这些文章入手。

一

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确实呈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伯恩施坦要求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无可非议；即使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他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要去抵制资本主义统治者把这一制度推及全球的殖民企图。也就是说，不再与资本主义作对，而是完全“顺着资本主义”，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风马牛不相及了。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恩格斯逝世以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学会管理生产，以便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能够为公共福利而接管生产。伯恩施坦对这次代表大会“一股脑儿”地通过这样的条款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指“现代社会已经屡次遭遇的普通的营业危机”，而是指“真正的、巨大的世界性危机”，不是指“哪几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盘崩溃”。他这样说道：“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改造。”(第68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对当时的形势所作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巨大经济危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激发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感情，无产阶级更没有作为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治统治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既然如此，也就没有理由指责伯恩施坦对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不满。

伯恩施坦认为，这一决议是那些“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炮制出来的。他把这些人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并认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与“反动的极端派的教条主义者”一样保守，两者都同样地“死不肯承认违反他们的‘原理’的那些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况：其一是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的实情；其二是充分考虑人们对这种社会状况的认识程度。他说：“这两种因素都在变化着，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对于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要考虑。这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多半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人们常常无视这一规则。”伯恩施坦愤怒地把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比喻为“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指责这些人“永远不敢承认在其前提上有任何重大改变”，“胆战心惊地回避一件事：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第67页)。既然伦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一决议是建立在无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基础之上的，那么他对做出这一决议的人加以批评，甚至把他们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也未尝不可。他在对这些人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进而要求人们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去探讨这些事实本身”，“去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第66页)，这确实谈不上是大谬不然，逾规越矩。

关键在于，他在所谓“面对事实本身”时却背离了资本主义尽管在当下还在发展，甚至还出现繁荣，但资本主义自身仍然存在着矛盾，从而必然走向灭亡这一事实。他抓住资本主义表面繁荣、暂时发展这一点大做文章，把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说成是资本主义根本的内在矛盾的消除，把资本主义暂时的发展说成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的改变。他指出，在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里，当今的资本主义是这个样子的：企业在逐步集中；为工资而劳动的各阶级在增长；这些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对立在加剧；竞争的强制性在增强；经济变动对各党派的政治面貌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扩大。而实际上，上述所有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这一些仅仅是存在于“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中的虚假的幻想。伯恩施坦力图通过列举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他所看到的事实是：“第一，现代社会中营业种类不断地在增加；第二，今天的工业界的适应能力和活动性正在增长。”(第74页)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流行信用制度，以及交通在一天天扩展和便利起来。他强调，不能把所有这些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它们与生产技术一样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作用，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第74页)。

那么，这种“根本意义”究竟何在呢？在伯恩施坦看来，就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表明，原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中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预言”与现实“相去甚远”(第75页)。只有极个别的事例还能“用科学的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已证明不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还这样说道，本来自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会灭亡的预言“抱有一种异教徒式的敬畏”，但是，“在资本财富大幅度增长下的现代信用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第76页)。他提出，恩格斯曾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卡特尔、托拉斯这些因素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②，但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非但不包含着危机，反而已具有“适应能力”，从而不可能再遭遇“像以前的那种普遍危机”(第75页)。

伯恩施坦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不要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将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会产生。原因很简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其自身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而既然这种矛盾永久地消失了，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就永远不会再纠缠这个社会。他说：“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指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但是这个观念是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第77—78页)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说明他确实是把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和崩溃的否定，与对整个资本主义矛盾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要否定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会面临崩溃这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所做出的判断，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

基于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认识，伯恩施坦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这一制度的对立与反抗。他说：“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今后长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第79—80页)具体地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充其量就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内，训练工人阶级如何运用民主。伯恩施坦提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推行殖民沙文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应给予支持。他这样做时虽然是以“正视现实”为名，然而他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上一条成为资本主义帮凶之路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了。他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殖民沙文主义这一问题上千万不可以“把任何民族权利的主张和珍视、任何民族意识都不加区别地当成沙文主义而加以摒弃”；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那些“未开化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给予支持而不应加以反抗，反抗是“不合宜的”(第80页)。他同样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做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反对是一种“空想”(第80页)。连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推行殖民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只能当帮凶，伯恩施坦究竟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向何处去，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伯恩施坦在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斗争之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逻辑”：在当今的形势下，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他知道面对他对资本主义只能支持而不能加以反抗的主张，人们一定会提出：既然资本主义如此美好，既然人们必须拥护资本主义，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延期到世界的末日”？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的规则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相当遥远”，但假如把社会主义理解成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实现的”，那么就可以把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拥护和支持，都当作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第79页)。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第80页)也就是说，在伯恩施坦看来，只要社会走向富裕，而不管这种富裕首先是哪些人富裕，不管在少数人富裕的同时多数人是不是仍然生活在相当贫困之中，不管这种富裕是怎么得来的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管这种富裕能不能持久和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他自诩自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是在实质上毕竟是实现了的。”(第79页)他的这种所谓的“信念”来自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特定的理解。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不在于所有制的变化，即不在于实施“国有化”，只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有一部好的“工厂法”就是社会主义。他说：“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第79页)他还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义务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第79页)，就是在搞社会主义了，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为了使他这种在“面对事实本身”的幌子下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的要求更具有鼓动性和迷惑性，竟然公开曲解社会主义，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

二

不可否认，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空想主义倾向，一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只是满足于向人们描绘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蓝图，即只是满足于“替未来社会开菜单”(第18页)，而不是脚踏实地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现实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强调要反对空想主义，要社会民主党回到现实的道路上来，这本来也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伯恩施坦借口反对空想主义，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说成是“空想的”，进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目标本身也否定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运动就是一切，而目标是微不足道的”(第79页)，这就说明他已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从反对空想主义走向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集中体现。

伯恩施坦认为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有两种空想主义者，第一种空想主义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炮制“关于未来的图画”，想通过这幅图画“向人类说明，如果要使地球充满完美的幸福，那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允许有别的样子，这是为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最快最可靠的方案”(第18页)。从他对这种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来看，他是把无产阶级政党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揭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说成是想入非非。实际上，他感到最恼火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对未来社会“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允许有别的样子”所作的论证。在他看来，未来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而只要有人提出未来社会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他就认为这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

伯恩施坦所描述的第二种空想主义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认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的解决办法，即使不是在旦夕之间，毕竟也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这些人“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人们得过且过，任凭事态驱策”。这些人认为“援引设想得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帮助他们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第18—19页)。从伯恩施坦对第二种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来看，他是把一切不顺从资本主义、不停留于和不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作修修补补的工作，把一切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把一切对“阶级斗争和经济的发展”会推动社会的进步的信念，都说成是临渊羡鱼，异想天开。这里特别关键的是他以批判空想主义的名义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历史推动力的否定，以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否定。

当人们读到伯恩施坦的如下言论时确实不会认为他的说法有什么大的过错：“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它而摆脱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做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第19页)。问题在于，只是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宣传“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可能带有一种空想的性质，但能否因此而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毕生研究所得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这一科学结论本身也说成是一种空想主义呢？另外，对一种科学的理论倘若加以教条主义的解释，那这种理论即使是“科学的”，也仍然会导致空想主义，但是不是因此而可以怀疑这种科学的理论，甚至可以直接宣布这种科学的理论本身也是空想的呢？显然伯恩施坦正是这样做的。要害在于，他在这里并不是在反对空想主义，而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无原则和奢谈原则，或者换一种说法，即粗俗的经验主义和空想的教条主义，在这方面几乎起着同样的作用。”(第22页)伯恩施坦在这里声言反对空想主义是为了反对奢谈原则，实际上他并不是反对“奢谈原则”，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原则本身。

伯恩施坦借助于反对空想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为了推行和实施自己的原则，这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原则。这通过他在反对空想主义时竭力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看出来。他公开指出，“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和平的长入”，而硬要用阶级斗争等其他办法“人为地”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那就“叫做加劲地冲回空想主义”(第20页)。他指出，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是：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和地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而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和平地长入了”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用民主对国家和企业产生影响，那么领导企业的资本家就会按照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企业，与此同时，有特权的资本家的利益也会很自然地服从于公共的利益，而这整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了”社会主义的过程。看了伯恩施坦的这些议论，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伯恩施坦所反对的这些“空想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空想”，还是伯恩施坦自身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这些设想是一种“空想”？另外，伯恩施坦是不是从反对一种“空想主义”走向了另一种“空想主义”呢？

说到底，伯恩施坦反对空想主义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本身说成是一种空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的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的空想上的东西”(第87页)。问题在于，是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学说从此就结束了这种空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有许多人会倾向于对这一问题作肯定的回答，而且他们不会因为要提出证据而为难的”(第87—88页)，但是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论证。

他认为，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俩确实希望通过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来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和科学。他们俩的许多言论确实是针对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观念而发的，即“针对一切从法权观点或道德观点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做法、一切承认永恒的道德根本原则的做法而发的”。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和现实呢？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就是：“问题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把这里显然要求的事情在实际上也做到了，而且有办法做到。”(第89页)当然他所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而且也不可能做到。他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仍然是“观念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首先要求具有“高度大公无私精神”，但显然绝对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事”(第92页)，从而具有这种精神的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也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另外，能不能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至少“无产阶级观念”本身，即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见解，是完全不带空想的呢？根本不是。这些观念显然是建立在对已经查明的事实的思想概括之上的推论，“因此势必要带有空想的性质”。他还说：“人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仿佛在这方面所说的科学是某种已经十分圆满的、完成了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用语所包含的除了限制之外还有一个要求，或者说还连带着一个要求。每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必然是‘不可知论的’；只要一门科学不是像语言学的分支那样只涉及界限明确的材料，那么这门科学就决不能把它的结果看成最后的。”(第91—92页)伯恩施坦在这里以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为借口，来否定其现实性和科学性。

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的各种论证中，最核心的是用无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实际承担者来说明社会主义本身的虚无缥缈。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把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看成社会主义的实际承担者，从一般历史的广义上讲，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然而现实所表现的景象是多么不同啊”。“真正的工人总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一种抽象能力，直到他完全习惯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无产者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的人要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正和他的阶级地位是相应的”(第93页)，但是这种“真正的工人”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找不到。“所以，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观点’对无产阶级本身说来首先是一种空论。”(第96页)关键在于，如果工人得到的工资足以使他能够按照本阶级传统的生活要求过一个适可的生活，这个工资和他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成什么比例，他们不会太在意，他们的雇主的财富日益增长在他们看来也是完全合法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的事实工人是知道的，但他们在原则上不会出现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怎么会产生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承担者所必须要求的那种革命意识呢？他还竟然这样说道：“我们就拿‘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来说吧，需要先有多少空想，工人才感觉到自己是无产者啊！”(第102页)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提出，工人本来不可能成为“组织起来的无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许多空想，才把他们设想成这样一种革命者。

应当说，伯恩施坦上述所有这些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空想的臆说的论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来就是这样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做过，伯恩施坦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是如此，只不过由于伯恩施坦是在反对空想主义的名义下进行这种论证的，从而使这种论证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伯恩施坦甚至借助于“常识”来说明出现这种空想的必然性。他指出，把幻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来对待这种态度，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早已做过很好的分析。“凡是人全神贯注地从事的事物，即便它只是幻想的事物，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想象的，这种事物对他说来仍旧日益获得现实的性质，直到最后，他的感觉对这种只在想象中是真实的东西和在他身外的现实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混淆起来，或者甚至后者对于他部分上升成为‘概念’，而前者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却获得了现实的一切属性。”“这种癖性是谁也不能完全摆脱的，而且自以为最能超脱它的人往往最不能摆脱它。”(第84页)在伯恩施坦看来，在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正是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主义明明只是想象中的事物，那些全神贯注地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却使它获得了“现实的一切属性”；而在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客观的现实，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已分不清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区别了。由于伯恩施坦所说的这种“常识”只是在生活中偶然出现的现象，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伯恩施坦的论证显得缺乏说服力，没有力量。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人们没有必要以此为目标而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第79页)伯恩施对空想主义的反对最后就归结为这样一句口号。其实，伯恩施坦在高喊“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之时也是十分虚伪的，因为他实际上反对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注重“无目标的运动”，而是走上了以维护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轨道。

三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凝固、僵化的学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需要不断加以修正和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观点加以检验、修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伯恩施坦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本来也是顺理成章、名垂后世的事。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怀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脱毛”(第110页)，即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正常心态，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的攻击，甚至提出“回到康德去”(第83页)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当他公然要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时，他的修正主义者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与此相应，当他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全面否定时，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系统化了。

为了弄清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在1898年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特在演讲结束后向我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我仍然按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而我以前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还有许多我今天仍然在这样做。”(第110页)

从伯恩施坦的这段陈述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他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摆脱出来，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基础”。他做出判断：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中错误的成分远多于正确的成分。马克思当年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而他当时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却相反大多发生了；其二，他强调自己这次公开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决裂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尽管在这之前他在拼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等于那时他就真正地认可马克思主义。他这次这样做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确实认识到了再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断然行不通，他才无奈地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道路。其三，他认为自己以前维护和拥护马克思的理论是违心的、虚假的。他认为以前自己努力地“拉长”马克思的学说以此来说明马克思的学说是与实践相符合的，努力地论证马克思的学说的基本面没有过时，努力地调和马克思学说中正确的部分与不正确的部分，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甚至是在“制造马克思”，而这样的马克思并不存在。实际上他当时已对此有所认识，认识到了还这样去做，觉得十分心虚和不安。既然伯恩施坦本人做出交代，他所否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基础，既然伯恩施坦本人也承认，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出于心血来潮，既然伯恩施坦本人也认为，他之前所有的维护和肯定马克思的理论的举动是无奈的、违心的和虚假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把他与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甚至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继承者呢？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伯恩施坦很清楚要否定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就必须首先否定掉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于是他把矛头直指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他要人们不要忘记“《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到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第111页)。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只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进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等理论“背后都隐含着严重的错误”(第75、112页)。我们知道，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从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还有什么理由为了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呢？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系统的否定，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完成的。假如我们在认真地研究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几篇文章以后再去阅读一下伯恩施坦于1899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那么我们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全面的、彻底的这一点，还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伯恩施坦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不时地制造“两个对立”。其一是伯恩施坦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推崇后者而贬低前者，意在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到了晚年也已意识到，他们自己早年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而必须加以修正。他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个别问题所做的某些说明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对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曾经把“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以及“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这一情况，称为使“大部分旧的危机根源和造成危机的机会消除了或减弱了”的因素。③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推翻了原先他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把这里所说的“趋势”理解成“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后来他们显然意识到不可能做到“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条件的同样性”，于是在他们后期的著作中把差异性突出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对原先的理论的修正。其二是伯恩施坦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强调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走上了一条与马克思不相一致的理论道路，而他目前所做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恩格斯晚年的路线。这里，他同样使用了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即抓住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的一些个别言论，而无视恩格斯即使在晚年也反复表示决不放弃早期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大量论述，以此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相异性。例如，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提出过对工人阶级的成分要作具体分析，伯恩施坦就借题发挥，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已改变了马克思把“仆役头儿和放牛娃、簿记员和仆人、技工和小工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以及把他们“一概算作统一的一群‘无产阶级’”的混乱，在他看来，恩格斯和他一样强调“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再如，他认为马克思是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全面崩溃”的，而恩格斯显然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完全忽略了各种工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差别”。在他看来，正因为恩格斯能正视这一点，所以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的“模糊不清”，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恩格斯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一信念是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假设”，而这一“假设”“是以完全不了解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封建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区别为基础的”。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人们在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之时是必然会做出选择的，他说他自己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即选择恩格斯。

伯恩施坦正是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说：“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第83页)“否定马克思”与“回到康德去”在伯恩施坦那里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伯恩施坦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康拉德·施米特曾经撰文提出要用康德哲学来批判马克思，伯恩施坦说自己深受施米特这篇文章的启发，决心把新康德主义引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去。尽管伯恩施坦全面地用康德的思想即康德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可知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展开的，但他在这里已经表达了用康德的思想来否定马克思的强烈意愿。伯恩施坦要人们注意到：“近来的唯物主义者在原则上也像现代大多数较大的自然科学家一样采取了康德的立场。”(第86页)在他看来，既然如此，无产阶级政党也持康德的立场就是无可非议的。他在这里是在论述想象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时谈到康德的，他说：“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觉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自体’——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第85页)从表面上看，伯恩施坦在这里只是推崇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无法摆脱“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真的一般看待”这一癖性，但是实际上他是要用整个康德哲学以及整个新康德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竭力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归宿。

四

上面我们以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依据，探索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简单地把他批判甚至咒骂一下，事实上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以来，他已遭到了许多人的讨伐，仅就批判和讨伐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言，我们很难超过前人。我们只是想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即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的形势下，通过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的探讨，总结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给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成分与业已过时的成分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的教训。

伯恩施坦明确地说他的宗旨是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他也确实在这样去做。那么，为什么事实上他最后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确地做出区分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健康地发展并使之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也从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既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目前也正把“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视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避免重蹈伯恩施坦的覆辙，从伯恩施坦从检验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却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吸取教训：

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根据新的形势去分清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之时，必须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倘若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过时，对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信心，那么必然会像伯恩施坦那样最后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我们所说的要去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加以肯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研讨，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去进行的探讨，研究者首先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信奉，不应当视为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研究的起点。

其二，在进行这种检验时，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千万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不能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大做文章，而全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随意加以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的评判。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做出评判，评判者必然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究竟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正确地区分开来，关键在于评判者自己所运用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从伯恩施坦的所有言论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怎么会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公正的评判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

其四，对马克思主义中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加以评判，评判者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情绪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体系，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对要求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进行压制和围攻。伯恩施坦曾经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我们决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