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内部发出了两种截然有别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歌颂；第二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课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此，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

苏东剧变后，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内部发出了两种截然有别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歌颂，即用最美好的语言说明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会天长地久；第二种声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即千方百计地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其对立面的受挫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反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之中。我们认为，要真正正确、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仅仅对第一种声音耳熟能详还是不够的，还须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第二种声音。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迫切、重要的课题。能否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类究竟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以及究竟如何发展，也就是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曲折，即原先凯歌行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而原先矛盾重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生机。面对这一历史的倒转，不要说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一改昔日的悲观，以为旧有的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日子即将来临，即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人也动摇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彷徨。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倾听一下发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非常有益的。这些批评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下述启示。

一、当今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经过自我调节而成为人类最美好的制度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批评中了解到，尽管当今的资本主义借助科技革命、资本扩张，特别是经过自我调节，获得了新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其基本矛盾也全球化，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解的余地将达到极限。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不可取的，但把这种新变化理解成是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根本改变则更加不可取。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正好像对一件已经相当破旧、紧绷的衣服进行修补，经过修补或许还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这就是常说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但修补总难以为继，破旧衣服依然如故，抛弃它而更换新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德里达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哈贝马斯断言“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吉登斯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今天的世界不像一个“地球村”，倒更像个“掠夺的场所”；福斯特认为“我们当今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巴杰安指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世界”；斯特兰奇提出“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卡利尼科斯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的制度”；施韦卡特论证说“资本主义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哈特和奈格里要人们牢记“我们不能把帝国的败落视为偶然，而应视其为必然”。这些断言都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而颇有说服力。

二、当今西方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能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正如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看齐，一心加以学习和移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提醒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做时务必想清楚：资本主义国家真的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吗？他们所提出的这一个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当然他们所做出的回答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沃勒斯坦明确地回答说，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不能把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深谙此道的资本家虽然常常在口头上推崇市场，可心底里却并不喜欢市场，资本家实际上是市场的敌人。他要人们放眼看一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弄清楚究竟是哪些人赚了大钱，“而那些实际上在市场上赚取大量金钱的人，完全没有理会所有的市场理论”。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道格·亨伍德要求人们在分析当今美国经济时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那只“看不见的拳头”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真正促使美国经济获得繁荣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拳头”，“确保硅谷技术世界性安全的那只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哈利维和瓦罗费克斯则明确指出：“美国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当然，更多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并不笼统地否定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但他们强调的是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确保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昌盛，并不是能医治资本主义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对当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他们揭穿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率的假象。施韦卡特反复强调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无效率”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是由企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他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威廉·格雷德指出，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了“难于驾驭的脱缰的野马”。苏珊·斯特兰奇更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使当今的资本主义蜕变为一种“赌场资本主义”。他强调，判断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坏关键是看其使世界受益的范围，以及其消耗世界资源的程度。威廉·基根指出，现实无情地教育人们：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滋生了无数的牺牲者，因为“极端的市场经济所依赖和焕发的是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从而那些善良的人们就必然成了受害者。他列举大量数据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往往不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受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即使受益也是十分微薄，而在余下的五分之一人口，即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士中，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不是均衡的，在那里，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于“消耗资源的程度”，他则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占人口5％的美国每年消耗的资源和造成的污染占了世界的25％。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做出判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已走到了尽头。罗伯特·库尔茨给自己的《资本主义黑皮书》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也就是说，他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达最后的“死亡判决书”。在他看来，关键在于，人们原以为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获取更多的享受，可实际上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实际经历却恰恰相反，“因为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机器最喜欢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时它抛弃着‘过剩者’并原则上一块面包也不再给予他们”。当代最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过一部影响巨大的《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受奴役的道路。那么，看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批评，人们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另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三、当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值得我们照搬效法的一种政治体制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批评当今的资本主义时把重点放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上，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确实人们之所以迷恋于当今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政治体制，即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与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西方民主制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人们就不能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西方的民主制度尽管作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相对于以往的剥削社会有其进步意义，但时至今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政治体制只是富人的专利品，它实质上只是一种为少数人服务的，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德里达说出下述这一番话语时应当说是深思熟虑的：目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自身的结构所致，只要市场规律、“外债”以及科技、军事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民主和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哈贝马斯的下述判断也是一针见血的：目前西方的民主的宪政只是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最后带来的结果便是——一切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当人们看到无家可归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也应当像哈贝马斯那样反思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种局面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些人总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这种民主最鲜明地体现在新闻自由上。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是要人们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的新闻媒体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乔姆斯基揭露说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严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某一事件在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必须经过多个层面的“过滤”，而这层层“过滤”的过程无疑就是在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麦克切斯尼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美国的媒体“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为少数大公司和投资者们获得最大利润而存在的”。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时，特别提醒人们留意目前在美国的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号，即“使世界更加民主”。赛义德认为这一口号所表达的是“帝国主义式的仁慈”，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伪善性。施韦卡特则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希望整个世界更加民主，那么它就不会长期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对外政策。当我们看到本·阿明分析当前西方的民主状况并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时，真正感受到了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明察秋毫和见微知著。当今我们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制度，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千万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为楷模，完全加以照搬。这正是我们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中所领悟到的。

四、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我们周围一些学者并不否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问题在于，他们否认这些弊病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也否认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任何社会一样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一社会中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有这些不尽人意之处大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只要对政策稍作调整，它们马上或者消失或者缓解。这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亟需人们回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揭露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停留于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是进一步追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阴暗面，要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这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给人启发之处。詹姆逊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不仅得出结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而且还强调指出“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所谓“体系性的”是指这种危机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梅扎罗斯坚决反对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的出现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而是强调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结构性危机。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深受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压力，而“只要这种自我扩张的重要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就毫无疑问存在结构性危机”。他具体地论述了只要资本的逻辑还在起作用，就必然会导致下述结果：需求与财富之间必然脱节；效用必然递减；必然要进行破坏性的自我生产；必然要通过军国主义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卡利尼科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与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缺陷上，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些缺陷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和恐怖主义这三大问题，卡利尼科斯逐一加以分析，旨在说明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罗伯特·库尔茨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在陈述每一项罪恶时都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带来的。他要阐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使用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和人的能力这些资源，来保证当今所有的人都过上一个美好和欢愉的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阻碍着人们去实现这一本来完全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所有追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根源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中，生态社会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他们执着地论证了当今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另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也强调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把对自然的剥削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说：“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无疑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灾难。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这些战争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些战争与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正像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其他人类不幸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战争也是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滋生的。伍德甚至提出“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的论断。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正因为他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弊病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这种分析和批判就显示出一定的深刻性。他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表面看来是零碎的、偶然发生的、局部的种种弊端，洞察到资本主义深层的、必然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我们一方面不能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良性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本加厉的种种恶性变化。

五、当今的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别无选择。”她的意思是当今的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励下，她与西方的其他政要一起，在把东方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又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企图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及整个世界。有些人尽管也承认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尽管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那么美好，但是与此同时总带上这么一句：资本主义并不十分完美，但还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可供选择吗？在尚未表明还有其他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竭力论证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即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就是为了让人们摆脱资本主义而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中大多数人明确地把这“另一条道路”理解成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使我们能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真相，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卡利尼科斯明确地说，他的宗旨就是要“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实际可行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声称能满足公正、效率、民主、可持续的要求，而实际上这一社会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另一个世界”之所以是可行的，就在于它能满足这些要求。卡利尼科斯所说的“另一个世界”就指目前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施韦卡特提出，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追随者对抗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是：拿出你的替代物来！基于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确实是存在的，只有向人们揭示出了这种替代物，才能真正可以说服人们去改变资本主义。“如果取代资本主义至少有一种可行的选择很符合我们的基本准则，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再是正当的。”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凭我们自身目前的情形及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我们有信心宣称：存在着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社会主义都要优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既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过渡而来，也可以从“指令性社会主义”过渡而来，更可以从“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核心之附庸的贫困国家”过渡而来。梅扎罗斯指出，一旦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认为在当代世界上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好选择时，实际上他们就已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已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他这样说道：“一旦主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将‘别无选择’采纳为替所从事的政治作辩护，他们就和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被界定为对既定秩序的选择。”在他看来，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接受“别无选择”的哲学，放弃社会主义则是早晚的事。他强烈呼吁左派人士既要坚持与维护资本主义的“别无选择”论鼓吹者的对抗，又要保持对原先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社会主义选择。他强调：“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即使像哈贝斯这样的大思想家在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也对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这一点深信不疑。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因为当今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从而左派还是应当对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确定批判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他鼓励左派人士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左派将发现他们的最佳位置，发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乔姆斯基提出新自由主义关于“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的论调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实际上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是完全可能的。乔姆斯基承认，当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甚至还带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替代现行体制的前景并不是不存在。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既然以前未做到那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当今人类就是要去做从前未曾做过的事情。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帝国主义进入“新帝国”统治时期的分析批评得出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人类正在面对历史上最巨大的压迫和毁灭力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但揭示了这一压迫力量的存在，而且还要求人们面对这一力量，不要“以任何形式为了旧有的统治形式感伤怀旧”，而是应当看到，“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新帝国”的出现不仅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而且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抵抗它的力量，从而也造就了替代物。尽管他们没有把这种“替代物”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坚信能够“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内”“建立一个替代物”，能够“穿越和超越帝国”“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既然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出路，那么在东方不发达国家就是别无选择的吗？也就是说，对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就只能接受资本主义吗？帕特奈克通过对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论证了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而摆脱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亚洲国家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导向变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帕特奈克指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垮台，以及帝国主义内部相互对立的相对弱化这些事实，都意味着帝国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平息在世界上某些特殊地区向它发出的任何挑战”，但是，如果这种挑战来自于一个强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体，如果这一挑战是建立在获得广泛普遍的支持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要平息这一挑战就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了，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再生的社会主义的前兆”。上述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这一观点的驳斥，对人类必然超越资本主义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论证，确实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他们的驳斥与论证最深刻也是最震撼人们的心灵之处就是，虽然不把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视为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把资本主义历程与社会主义历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确实诚如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步渐进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挥一分，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成熟一分，而一旦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殆尽，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就完全成熟了。

六、当今有些人总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既有认识的问题更有立场的原因

当今资本主义明明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我们这里少数人却偏偏看不到这些矛盾与危机，不愿意正视这些矛盾与危机的存在。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西方一些左翼思想家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时，还常常剖析了为什么有些人总看不到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这种剖析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找到一些人总看不到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的根源，从而对症下药，把立场和思维方式转移到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提出，要真正把握当今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必须在思想认识上破除两个障碍，这确实是抓住了要害。第一个思想障碍与如何看待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有关。阿尔贝尔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了东方共产主义失败的强劲顺风，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的矛盾与危机。“新美国模式”在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的过程中“被看作是一种纯洁而又坚硬的资本主义”，“自然要利用这股强大顺风之势”。一些人正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衬托”下才丧失了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的洞察力。基于这一根本判断，阿尔贝尔提出只要把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后的情况稍作比较，就不难把错误认识纠正过来。这些国家在“转轨”前尽管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犯过许多错误，但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应当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在“转轨”以后，这些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落千丈，呈现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面对如此不忍目睹的惨状，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有些人还在那里不愿正视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还如此痴情地对于资本主义抱有企盼，构成了一种多么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基德则详细分析了苏东的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失败，他通过这一分析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导致苏东共产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因素，而不是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做得怎么好，更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不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是苏东共产主义体制自身的“不争气”葬送了自己，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使其在“比较”中相形见绌。他坚定地说：“尽管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显然是失败了，但如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必然地成功。”第二个思想障碍则与如何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的“普适性”有关。《新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当今有些人之所以被“新帝国主义”所迷惑，关键在于当今的帝国主义具有“普适性”的外衣，即打着推行普适价值的旗帜。他们指出，当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以维护“普遍利益”的名义征服世界时，人们马上可以把其狼子野心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当今天的“新帝国”的推行者同样使用维护“普遍利益”的手段时，人们却一下子被蒙住了，无法识别真相了。实际上，当年欧洲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宣称普遍性是虚假的，而今天作为“新帝国”的主要构筑者的美国关于普遍性的宣称同样是虚假的。埃伦·M·伍德认为，在这样一个资本的国际化时期，人们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布什他们“会像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那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为布什他们在真心实意地实施所谓的“全球化”。于是，在伍德看来，要使人们认清“资本帝国主义”本质的关键在于揭穿其假象。在她看来，必须明确资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要实施全球化，根本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全球化优势，“全球化优势显然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就是说，资本帝国主义者实施全球化，强迫一些国家向帝国资本开放，促使其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造，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变得强大，而是为了使这些国家“面对资本主义的法则时弱不禁风”，更成为依附于帝国列强的“附属国”。她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就不会对当今的资本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非常尖锐地告诫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千万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去做扶贫济困之类的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若要进入强势资本统治的世界，就得安于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就得为强势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打工出力。也就是说，强势资本的主宰者之所以允许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进入其统治的世界，不是为了拯救你，而是旨在更好地剥削你。他们以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起落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快确实曾令人羡慕不已。但是必须明白，绝不能把它们当作依靠西方资本主义致富的典范，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的成功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们只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西方资本主义特定的政策的产物。这个特定的环境就是冷战，特定的政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门口树立依靠资本主义获取成功的样板，需要用这些国家来遏制社会主义。而一当冷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觉得这些国家的“使用价值”消失了，马上用资本主义通常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国家，于是这些国家数十年的经济积累顷刻被国际投机资本洗劫一空。他们还以西方国家的政要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来说明白己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政要难道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于水火之中而千方百计地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显然不是，铁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纯粹是出于摧毁社会主义的防线，让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进而使之成为其新的扩张资本的工具的需要。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一致认为，上述所有这些阻碍人们洞察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错误思想认识的形成，与西方新闻媒体的误导密切相关。阿尔贝尔就特别提到了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要人们不要漠视这一现象：美国资本主义虽然遭到种种挫折，负债累累，工业薄弱，不平等加剧，但作为其喉舌的美国的新闻媒体都会始终如一地对其歌功颂德。他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在记者笔下的这种胜利也不是像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不值一提的次要现象。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的传播力量。”德里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者通过新闻媒体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来“否定资本主义的死亡威胁”的伎俩，称为“频道干扰”。在他看来，本来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认识“频道”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但经过这样一干扰，就变得一叶障目、如坠云雾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还把这些认识问题的解决与端正立场联系在一起。他们强调，一些人只是由于在面对资本主义时自己的立场没有站对，才会在自己的头脑里产生如此多的糊涂观念。因此对这些人来说，要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关键在于检讨自己的立场。塞巴斯蒂安·巴杰安指出，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的形式”非常顺利地、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形式“比以前更加灾难性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结构”，但是，它“既没有受到预期的批判性的关注，又没有受到以前的反对派力量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反对派以前曾经是如此斗志昂扬，可如今却变得袖手旁观，或者干脆成了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啦啦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在他看来，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先前的反对派当今的处境就不难找出答案，这些先前的反对派当今已成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受益者，资本主义的统治者费尽心机“收买”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还会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呢？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君特·格拉斯强调，必须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才能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得益而成为富者，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害而成为穷人。若要回答资本主义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那首先得明确你是站在受益人立场上还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讲话。如果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权贵、富豪，自然会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而倘若你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穷人、下层人，那对资本主义嗤之以鼻也在情理之中。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起来批判资本主义，关键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居高临下地替胜利者说话，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职业，我们站在那些被社会排挤者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立场上说话。”尽管上述各位西方左翼思想家论述的主要是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看清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而甘当资本主义的“啦啦队”，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切中了我们这里一些人之所以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要害。无论是他们所说的关键要站对立场，即必须站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即广大“下等人”的立场上，即从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是他们具体揭示的各种阻碍把握当今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的偏见与误区，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都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上面我们从六个方面概括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主要的就是这些。我们深信，只要你真正能进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批评当今资本主义的具体论述中去，就一定会被其为“下等人”和“受害者”讲话的坚忍不拔的立场，被其审视资本主义的洞察秋毫的目光，被其对资本主义鞭辟入里的分析所震撼和感动。

在揭示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以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所做出的并不是对他们的这种批评的总体评价。我们只是觉得根据目前国人的具体思想状况，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揭示出他们的批评所能够给我们所提供的“启示”上，这样做似乎更为迫切和重要，至于如何对这种批评做出总体、全面的评价，即如何对这种批评加以面面俱到、兼而有之的分析，可留待以后慢慢地去做。

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可以纠正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但他们的批评自身事实上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辩证法的大师，他们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又谆谆告诫全世界的无产者：“无论哪一个社会，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不仅揭示了“两个必然”，而且也提出了“两个决不会”。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的片面性就在于他们虽然弘扬了“两个必然”，但严重地忽视了“两个决不会”。如果当今的资本主义真的是像他们所批评的那样已一无是处、完全腐朽，其生产关系已完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今天的地球早已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当然用不到我们再在这里谈论什么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了。显然，当今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动摇“两个必然”的信念，同时也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也就是说，既不能丧失对当今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本把握，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像杨花柳絮一样随风飘摇不知所终，又不可全盘否定当今的资本主义，否则就会脱离实际，像揠苗助长一样招致实践上的失败。我们必须当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不能当一个空头的社会主义者，而应当一个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