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也译作“波德里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家之一。不久之前他的离世，无疑更增强了外界对他的学术关注。①通常，鲍德里亚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是新纪元的高级牧师”。②如今，斯人已逝，但其巨大的国际学术影响仍然在深刻而广泛地发生着。本文在此提出一些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以期研究的深入。

一

毋庸置疑，鲍德里亚是欧洲后现代思潮之激进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依我的思忖，人们对他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问题里却始终存在着几个重要误识：一是人们认定鲍德里亚曾经是一位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却认为他事实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甚至可以更确切地指出，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恰好就是从对自己老师“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回望欧洲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著名的“后68”时段，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背叛正是后马克思思潮③的逻辑缘起，这个时期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同体生成时刻。其二，人们通常将鲍德里亚看作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而从严格意义上考察，我则发现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④。若深入探究其本质，鲍德里亚不仅一直在鲜明地反对整个现代性，甚而也不遗余力地从根本上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故而，将鲍德里亚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同样是一种严重误读。在我看来，长时段地深植于青年鲍德里亚思想镜像深处的他性理论构架，实际上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基于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象征交换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巴塔耶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更广泛地阐释出来。以我之见，这个妖魔化的莫斯—巴塔耶的学术逻辑从其根本上就是反人类现代文明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将这种思想定义为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将在下文中作详细说明），以便展开分析。此外，还应当指出，鲍德里亚所依从的这种批判逻辑与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对后现代存在状况的肯定性论说也是截然异质的。其实，后现代思潮恰恰是的德里亚在其反讽语境中着力鞭挞的拟真物。⑤其三，人们对鲍德里亚思想中关键性概念的非同质性问题也缺乏准确的认知。我注意到，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鲍德里亚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大多数论者对鲍德里亚在不同阶段使用过的一些相近概念（如象征交换、系列、真实等）的讨论，常常不假思索地就赋予了同一性的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势必导致对鲍德里亚思想中不断变化的理论逻辑的同一性暴力。

翻开西方学术界许多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较普遍的观点是将其早期的思想发展时段直接指认为一个处在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研究时期。譬如，波斯特即认为，在1973年以前，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大框架中进行的”。⑥凯尔纳和贝斯特大略也持这样的观点⑦。我翻查了一些相关的中文资料后意识到，国内大部分研究者似乎也基本上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断言。然而，当我仔细读完鲍德里亚早期的两部书稿《物体系》⑧和《消费社会》后，特别是在读过他写于1973年以前的另外几部论著后，国内外学术界的这个共识判断则开始成为我的怀疑对象。

鲍德里亚早年之思果真经历过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发展阶段吗？就我目前的研究来看，结论是否定的。仔细分析起来，多数论者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结论，通常是基于“鲍德里亚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事实判断。然而，一个虽十分显而易见却很容易产生理论斜视的逻辑关系是：批判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鲍德里亚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逻辑空间最初时刻，鲍德里亚所持有的理论立场就皈依于后马克思思潮。其中，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事件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物体系》发表于1968年⑨。事实上，那也是欧洲左派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现实分界线。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鲍德里亚的三位思想导师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其实都已经不再直接处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语境之中了。晚期的巴特虽系欧洲左派，可他素来就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列斐伏尔和德波此时的理论立场也已经转变为对马克思的超越。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援背景上的理论定位。这也就意味着，当青年鲍德里亚最早开始筑就自己的镜像逻辑时，支配他初始思想生成的大写他者就已经是后马克思思潮。并且，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此时的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倾向，对他自己的思想逻辑筑模来说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暂存理论寄居体。更何况，后马克思思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11)。

二

在早期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两部书中，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变化的批判转喻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只是将列斐伏尔、德波已经意识到的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导性消费现象（列斐伏尔的表述是“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而德波的形容则为“以景观控制为显性社会结构的消费社会”）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出来罢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这两部文本中的理论思考所基于的他性理论支撑点，主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列斐伏尔最早所展现的那个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的象征性本真存在。因而，在这两个文本的理论问题式生成的全程里，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偶尔在场反倒显得十分牵强。我认为，青年鲍德里亚思想源初语境的真正建构支点，是莫斯、巴塔耶那种以原始社会（部落）中的礼物回赠交换关系和非功利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不过，我也发现，这个重要的他性理论镜像在鲍德里亚早期理论构境中的在场，如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的现身，都还只是遮遮掩掩的零星露面。

从深层叙事逻辑的断面来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三本书，可以说是的德里亚拟构的真实存在（象征交换）被完美谋杀故事的学术三部曲，也是他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三部曲；而从鲍德里亚自身的整体思想发展脉络来看，这又是他从自主性理论筑模到原创性思想空间转换的关键时期。

1972年完成并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2)一书，可以看作是的德里亚从后马克思语境中，以叛逆的姿态向反马克思主义逻辑通道的最早出走。必须承认，这部书是的德里亚早期学术理论建构中份量最重的论著之一，也是其“死亡三部曲”的第一步。从此书的前两章中，在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进行符号学改写的基础上，鲍德里亚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越的“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到空无的符号王国里，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于是，鲍德里亚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指认中，从“消费社会”又超越性地进入“符号社会”。从第三章开始，鲍德里亚则彻底告别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至此，鲍德里亚思想的逻辑构境已经出现了跨越式的变化，他提出了自己的聚焦于生成差异性能指的象征劳动和符号价值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并且，也开始直接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使用价值）和经济拜物教理论。(13)

尔后不久，在次年出版的《生产之镜》一书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鲍德里亚直接攻击和否定的靶子。《生产之镜》亦即鲍德里亚真实存在谋杀三部曲的第二步，虽然此时他的思想中尚存一定的后马克思思潮的逻辑残渣，但此书的出版足可视作鲍德里亚成为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简单地持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恰恰由于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仍然站在资本主义所构筑的工业性物质基础和创造这种基础的全部西方文明之上。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真正败坏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而恰恰是被马克思刀下轻易放过的物质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不过是这个历史的功用性有序社会存在方式的最高水平而已。根据鲍德里亚的指认，马克思的错误就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学构架普遍化了，只在“交换价值体系”中才会出现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和生产方式，被马克思泛化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所以，马克思固然也真诚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深刻揭露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可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个以有用的劳动生产为逻辑中轴而展开的历史哲学话语，从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价值交换体系无意识的编码产物。对马克思来说，人之所以是人，即因之于生产：我生产故我在。这也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之镜”的本意。根据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阐述的思路，人们在斯密—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获得了一种意象，并由此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功用世界、一个对效能性实践主体的自我指认，而这种镜像的本质恰是功用性的价值逻辑，因此，生产之镜也可以扩展为全部政治经济学之镜、大写的自然之镜和历史之镜。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本质与资本主义正好是同体同质的，马克思却将构序的生产力中性化了，并将其视为一般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础，从而未能意识到生成整个功利性的价值存在坐标即是这种效用性的有序生产体系本身。在鲍德里亚看来，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非但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反而更深地遮蔽了事情的真相，使表面看似激进昂扬的革命道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所以，马克思其实并没能真正改变资本的逻辑，他力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可却又无意识地沦为“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

鲍德里亚声称，自己正是要彻底否定这种“我生产故历史在”的存在本体论，既彻底拒绝马克思主义，也拒绝自己曾经拥有的后马克思思潮中所有虚假的生产性激进话语。此时，鲍德里亚明确拒绝将全部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建立在塑形的物质生产之上，拒绝承认以历史进步为核心的有序社会发展观，拒绝把人视为生产者（劳动力）。一语概之，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生产的效用性塑形逻辑，反对将发展物质生产力视作人的目的。借用当代西方学术界已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概念来说，他要打倒生产主义。我认为，这也是的德里亚的真正可怕之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内逆子，《德意志意识形态》法译本的参与者之一，鲍德里亚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敌人完全不同，后者大多只是浮于表面地简单攻击马克思思想不同的历史派生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幻象，而鲍德里亚则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性结构——物质生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可见，鲍德里亚所发出的质疑性提问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必定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他注定要成为马克思真正强大的理论对手。

在1976年写下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之思似乎又发生了更大的逻辑异轨——鲍德里亚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构境逻辑终于形成。如果说，在前两部书中，鲍德里亚主要做的还只是以象征交换为逻辑尺度，指控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同谋的话，那么从这部书开始，鲍德里亚则更多地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入手，力陈马克思劳动、生产观念的种种过时。在这个阶段，被鲍德里亚用来图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关键性概念——拟真出场了，并且，一个作为缺失本体的基础性范畴——真实也开始成为他思想构境和施展逻辑批判张力的支点。由此，鲍德里亚着手以拟象—拟真的理论图式重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逻辑。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性分析上看，他是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此处的超级现实的“拟真社会”。我感到，此时的鲍德里亚开始直接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深层影响，虽然这种作用大多是以误认的方式悄然生成的。综观鲍德里亚恢宏的“谋杀三部曲”，就是在这一步，他直接走向了真实存在的死亡。也是在这里，鲍德里亚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以“理论恐怖主义”自比，提出了以象征颠覆为核心的政治替代方案。“烧毁符号”，“以死亡反对死亡”，鲍德里亚要在象征性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想象力就是一切！从而，在他这里，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革命终于演变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

此后，鲍德里亚继续紧贴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新的观念和分析构架，并借此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否定性地透视、批判后现代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中令人瞩目的领军人物。我必须指出，鲍德里亚的确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他只是在自己的草根浪漫主义逻辑批判之思中孤独前行，达及了某一个连后现代思想都未曾触及的人类生存的深刻而犀利的反思维度。其实，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的一些新的概念，如“拟真”、“超现实世界”以及“诱惑”等重要范畴，恰恰都是在揭露资本主义后现代现象的最新意识形态形式的深刻奴役本质。事实上，饶有兴味的事情是，连鲍德里亚也对自己被误读为“后现代主义”的“参考权威”而感到可笑。在他看来，自己对当代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分析被人们肤浅地“事后拼贴”标注为时髦的“后现代”，实在是相当荒谬的事情。(14)我以为，一旦我们将鲍德里亚只是简单地作为后现代思想家来正面歌颂，我们就恰好错过了鲍德里亚。

三

依据我在《回到列宁—“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思想构境理论新平台(15)，我们对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认识又会有新的发现。严格说来，鲍德里亚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批判的立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和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努力，这也是他学术思想中最可贵的精神之一。可是，他的作品中真正属于后马克思思潮的东西，是《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他自己的学术思考构境历程来讲，在这三个文本之中，他性镜像构架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表层话语之中，分别包括巴特、列斐伏尔、德波和索绪尔；到深层逻辑里，则是海德格尔和拉康，偶尔还能看到凡勃伦。(15)当然，作为鲍德里亚逻辑构境真正基础的还是莫斯一巴塔耶。但我的观点是，在鲍德里亚思想构境的全程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由纯粹的他性思想构架完全支配的简单阶段。从一开始，他的学术出场就是具有自主性观念构境的。发展到写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阶段，鲍德里亚则已通过拟像—拟真范式凸显出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换句话说，在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固然也能看到他的思想多为他性理论构件的互文性拼接物，如《物体系》中海德格尔、巴特和列斐伏尔的杂合，《消费社会》中马克思与德波的共生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索绪尔与马克思的并在，包括最后作为他自己本真逻辑基础支撑的东西，也还是莫斯—巴塔耶的象征交换逻辑。然而，这些学术记忆的被激活，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个鲍德里亚自主性的理论平台上整合实现的。《生产之镜》是鲍德里亚告别后马克思思潮的过渡性文本。在这本书中，他以直接批判马克思的姿态突现了一种新的激进话语。在他自己的理论逻辑中，莫斯—巴塔耶的象征交换逻辑被凸状化了，以救赎的方式对应于处在被审判对象位置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在此书中，鲍德里亚开始直接挪用拉康的学术资源，可这种学术记忆又自始就是以故意性的误读形式而发生的。此处，拉康作为他性镜像，在一个转喻的意义上成了某种想象性的外部学术形式。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拉康的问题式是内在的，它呈现为一种本体性的真实之死。然而，不可能的创伤性的真实又被转喻为曾在的象征交换了。更重要的是，《象征交换与死亡》是鲍德里亚原创性思想构境的突现语境。他在此第一次建构出自己的原创性逻辑空间，以拟像、拟真和模式生成等一系列新的话语能指和所指，编织出刻画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全新图景。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逻辑异轨。在这之后，鲍德里亚在学术界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史地位方才形成。

还应该说明的重要问题是，在存在论的尺度上，鲍德里亚并没有从实体性的孤立个人主体出发，而是很深地承袭了海德格尔式的关系本体论。当然，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象征交换关系构境是他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基始性认定。所以，当面对今天的发疯一般追逐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王国时，他又与拉康一样，必然是反建构主义和否定性的本体论，他反对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伪性关系场，作为一切功用性经济关系总和的“现实性上的人的本质”幻觉恰恰是被他根本否定的。所以，在我们的讨论进程中，首先会遭遇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中以批评的眼光所看到的功能性的物与物的链环体系，人与人的象征性关联如何在这种物化中畸变为功能性的物用性；而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功用性的物品链开始转换为商品展示的欲望制造关系，广告已经在制造出最初的人与他者建构出来的伪象征构境。《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的德里亚将功能物进一步蒸发为意指符码的重要步骤，在批判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与人之间本体存在关联的象征交换的沦丧问题；一部《生产之镜》，也是的德里亚根本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暴力性征服逻辑的主战场，在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也在反向建构自己的象征关系交换本真地位。《象征交换与死亡》，是的德里亚捍卫自己象征关系本体论最惊险的战斗，因为，他指证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拟真世界是最大的伪象征构境，是以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逻辑彻底埋葬了象征交换。它以人与人之间虚假的象征符码关联替代了物性功用存在链，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本真象征交换的出场。这样，人类存在将永远跌落于符码控制和诱惑的黑暗之中。

最后，我还需要特别指出，在鲍德里亚学术思想发展全程的不同历史时期和讨论语境中，他所使用过的大量相近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同质，其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深入的过程。反对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同质性逻辑，是我历来主张的原则。例如，作为鲍德里亚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莫斯—巴塔耶的象征交换概念虽然贯穿了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全程，但在其早期思想（《物体系》等文献）中，象征交换概念是被分解的：象征概念以一种接近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的理解而在场，尔后又转义为象征价值的方式（《消费社会》），而礼物的互赠则另立思想情境；到了他自主性思想形成的阶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象征交换才以莫斯—巴塔耶的原型出现；而进入其原创性思想得以确立（《象征交换与死亡》）的阶段后，象征交换则是以死亡的方式出场的。又如，系列概念在《物体系》一书中表征了一种生产的复制性，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则转为消费品链状系列；而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系列就成了现代艺术品自指性的风格；再到《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系列上升为整个资本主义拟像的第二种存在方式——生产的代号。再如，真实概念，在鲍德里亚早期大部分文本的语境中，都是指称象征性和象征交换；而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二章中，真实又特指拟像的仿造关系中与表象对立的自然实在；而到了《完美的罪行》一书里，真实则上升为本体论中已经死去的一切无座架的存在。在差异性、拟像、拟真和模式这些重要范式的发生学线索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思想前后期的历史变化。这是我们在解读中应该留意并认真界划的复杂思想构序内容。

按理说，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为域，我所说的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应该是指他前期的三部作品，即《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可是，我还是将研究的重心后移了，这是因为：第一，由我指导完成的仰海峰的博士论文，对鲍德里亚的前期思想作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努力，建构了一个比较扎实和有深度的学术平台(17)。第二，我以为，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存在而言，是一个太过严重的事件，加之《象征交换与死亡》（主要是它的第一章）又恰好是《生产之镜》的逻辑延伸，我觉得应将这三者同时纳入自己解读和批判的视野。第三，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批判性的思考维度，主要还因为我发现，在先前关于鲍德里亚的学术研究中，固然也有一些批评者，但大多并未正面回应他对马克思的实质性的否定和断言。在这一点上，我基本同意凯尔纳的如下观点：“关于鲍德里亚的许多研究只是触及了鲍德里亚文本的表层，却没有对它们的作用和弊端或是他著作的贡献和局限性提出疑问。”(18)我希望，自己的批判性解读能够以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义，直面这个重要的理论对手，在实质性的理论交锋中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尊严。

坦率地说，在本文的写作当中，我深切体会到了鲍德里亚思想所具有的深度和逻辑穿透力，直面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因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者，鲍德里亚的笔锋还触及大量此刻正在欧洲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鲜活发生着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我对它们的分析并不一定正确和精准。因为我们固然可以泛泛地指控鲍德里亚简单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做法是一种错误，但这样的指控也只有在我们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真正去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现实中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给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答案时才具有力量。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十分期望，自己对鲍德里亚的论战能够成为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努力，引发更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明确立场站出来说话，直接应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让世界听到我们独立发出的理论声音！(19)

附件一：鲍德里亚(Jean Baudfillard, 1929-2007)，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1929年7月，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兰斯(Reims)。那是一个边缘化地域中的平民家庭，祖父是地道的农民，父母则为普通公务人员，故而其早年的心理结构并没有多少精英意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他日后能够接受巴塔耶和莫斯的草根激愤观的深层心理内因。高中毕业之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落榜，甚至没能正常地升读大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此后，又在大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失意。这些经历，日益加深了他内心对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积怨。到了60年代初期，凭着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在一个中学里教德语。也正是在这个波澜不惊的时期，他开始受到莫斯人类学观念的影响，并初次留意到巴塔耶的哲学。1966年，他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同年，赴巴黎第五大学担任助教，此后还曾任教于南特禾大学。从60年代后期开始，他与《乌托邦》(Utopie)和《通道》(Tra-verses)这两份非正统的左翼激进刊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发表大量文章。此后，他陆续出版多部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学术论著，在学术界建立起当代学术大师的地位。纵观其整个学术生涯，鲍德里亚并不属学院派，他的写作风格自由随意，其中尤以后期文本之不注考据和参考文献的习惯为甚，然而这些又都无损于其思想的原创性、爆发力和超凡的深度。此外，呈现在鲍德里亚思想中的多变性和一种非线性的厚度也深深令人折服。用他自己的话说：“20岁是荒诞玄学家——30岁是情境主义者——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跨各界面——60岁搞病毒和转喻”（［法］鲍德里亚：《冷记忆2》，第113页，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其代表性论著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论诱惑》(1979)；《拟真与拟像》(1981)；《美国》(1986)；《他者自述》(1987)；《冷记忆》（五卷，1986-2004）；《终结的幻想》(1991)；《罪恶的透明》(1993)；《完美的罪行》(1996)；《不可能的交换》(1999)等。

〔编者注：此文原为作者新著《反鲍德里亚》（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序言“的核心内容，应《学术月刊》之邀，重新修改后先行发表；此文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