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是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发达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这种本质特征，消费主义所反映的经济现实不仅逐渐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围绕着旋转的核心，而且突出地改变着多种文化现象并塑造着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尽管与消费主义相表里的消费社会总是依循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定向而获得其相应的实现，但消费社会本身的逻辑已通过各种现象强有力地显现出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哲学考察，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重要和完备的思想样本；通过批判地检审这个样本，我们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当代社会的本质，而且有可能更加切近地理解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和发展问题。据此，本文旨在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作出批判性的阐述，以便在明了鲍德里亚学说的得失成败之际，对其当代意义作出恰当的估计。

一

1970年，鲍德里亚出版了《消费社会》一著，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有时是颇为深刻的批判，并使“消费社会”这一说法广为流布。这一著作意味着“在诸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瓦布兰的《休闲阶级理论》以及D·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书系中，他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他应有的位置。”(梅耶，前言)鲍德里亚宣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从生产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消费不仅构成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根本特征，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命运。消费社会是一个以“消费”而非“生产”为本位的社会，“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鲍德里亚，2001年b，第28页)

消费社会理论是鲍德里亚思想中重要而持久的内容之一，并不仅限于《消费社会》。事实上，从鲍德里亚的第一本著作《物体系》，到后来的《命定策略》、《完美的罪行》等等，都贯穿并渗透着他对消费社会的激进批判。关于消费社会的概念及其理论，虽然主要由鲍德里亚明确提出并作出较为深入和系统的阐述，但在鲍德里亚之前，已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类似的思想；至于他的同时代人，涉及这一内容的则更多。这种情形不难理解，因为以消费为原则(即所谓“消费主义”)的经济-社会生活酝酿已久，并通过无数征候表现出来了。

早在1899年，凡勃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就初步地研究了“消费”的社会结构意义，并通过对“乍富”阶级炫耀心理的研究，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参见凡勃伦，第82、53-58、69-70、76-78页)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消费主题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他认为消费方式使潜在的等级差别显性化，并最终决定了个人的等级归属。(参见韦伯，第246-262页)如果说，消费主义的起源在这些社会学的分析概念中得到某些初始绽露的话，那么它更为直接地反映在经济学的变动中，因为经济学归根到底乃是变化着的经济现实的理论表现。在这里也许首先应当提到凯恩斯。就像其1919年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包含着对于英国逐渐衰老的资本主义的想象和直觉诊断一样，他的名著《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年)则意味着对于病症的某种矫治方案。这一方案的理论形式透过所谓“现期国民收入分析”表现出来：国民收入的现值取决于三个函数——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参见熊彼特，第601-602、608-609页)当凯恩斯想用这一分析证明储蓄是使一国陷于穷困的罪魁祸首时，那些并非专业的著作者和议论者立即在《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中发现了“花钱的新经济学”。(同上，第600-601页)很明显，这一著作的背景与1929-1932年的危机密切相关，它是在面对萧条造成的心理气氛以及激进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为了对问题作出应答而产生的；同样明显的是，凯恩斯把他的三个函数称为“心理规律”(同上，第609页)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其分析框架的基本工具确实可以追溯到“边际革命”，即马歇尔的“欲望满足法则”或奥地利学派的“需要满足法则”。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边际革命”先行提示了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发生着的偏移，那么所谓凯恩斯主义则表征着一种改弦更张——转向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生活的实际萌动和成长。

我们可以在鲍德里亚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读到这一转向的具体步骤。例如，按照丹尼尔·贝尔的描述，“大众消费”始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部分的是由于技术革命，而更重要的则应归功于三项社会发明，即(1)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某些昂贵物品有可能在社会上扩散；(2)市场的发展既促进了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也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的科学化手段；(3)分期付款法的发明和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这最后一项甚至引导了瓦解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道德习俗的革命”，它让人绕开“债方”而行，转而强调购物者的“信用”，终于使对消费者的诱惑计划全面得手。(贝尔，第113-119页)

当消费主义刚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并泛滥开去时，就有一些哲学家指证了它的异化性质并对之提出了尖锐批判。在这方面，鲍德里亚不乏先行者和同道。马尔库塞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大量消费它所产生的商品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制造种种“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任务。这种强迫性的消费不仅使个体失去了反抗社会的理由，而且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参见马尔库塞，第1-15页)与之相似，弗罗姆写道，“从消费方面来看，在手工劳动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之间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全都渴望物，渴望占有和使用新的物。他们是被动的承受者，是被用以满足自己的综合需要的物所束缚和弄得虚弱的消费者。”(《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8页)而列斐伏尔同样感受到了消费社会的异化强制，他明确指认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受控制而同时又受消费控制的科层制社会，是一个欲望被制造、被引导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形形色色的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了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日常生活世界已成为一个被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所操纵和奴役的地带，简言之，是一个被时装、休闲、旅游、广告、电视等所控制的世界。(参见同上，第192-196页)

以上这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消费社会的来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已然出现的种种重要变化进行了描绘，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试图对这一社会进行批判性的阐述。但在关于消费社会的种种理论中，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入、且更具影响力的当属鲍德里亚。这不仅是因为当鲍德里亚从事批判时，消费社会已逐渐发育成熟(至少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而且也因为他试图通过自己独特的理论立场，在哲学的角度上对消费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这一批判性分析是富于成果的，而且是影响广泛的。这倒并非是由于其理论的完善，毋宁说，这一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共同助长了其批判的声势和影响的扩散。鲍德里亚用消费社会这个迷惑人的、具有多重伪装的核心形象，指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并且尤其以一个激进批判家的尖锐语调刻画了这一社会的离奇和诡异。鲍德里亚的批判是耸动听闻的和引起争议的，这种情形却极大地促成了对“消费社会”的关注和课题化。而当他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大刀阔斧地揭开时代症状的华丽外衣时，人们看到了“一个千禧年出现的跨学科的理论家，一个现代性和现代理论的激进批判者，一个自然浮现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模式的先驱。”(凯尔纳，2008年，第8页)不仅如此，通过对消费这一当代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多重考察，鲍德里亚把批判性的分析带到了物、意义、符号、媒介等等先前人迹罕至的领域，使二战之后有关消费理论的研究境域被大大扩展了。尽管鲍德里亚在所谓社会现实的深入方面并未取得令人期待的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但却使消费社会的诸多表现进入到批判中并且被贯通起来，从而为人们理解围绕商品的消费、陈列和使用而组织起来的战后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了多重视角，并开辟出一条进一步批判地把握当代社会的道路。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说，“‘鲍德里亚’一词，对于被人们认为是能同过去的正统理论决裂，又能在传媒领域、计算机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当今时代一些偏远学科中指明新的理论道路的那些先驱理论而言，继续扮演着进入新理论领地的通行证的角色。”(同上，2005年，第2页)

二

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阐述，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一理论所取得的突出进展以及这些进展的哲学含义上，同时关注由此开启出来的批判境域及其边界条件。准此，则需要讨论的略有以下数端：

首先，鲍德里亚不仅指证了消费原则在当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根据这种主导地位重新定义了消费社会的消费概念，从而通过特别地强调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把“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严格地区分开来。(参见鲍德里亚，2001年a，第222-227页；2001年b，第225-231页)这一区分有力地突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可以说，自人类诞生起，广义的消费就一直是人类生活本质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与此不同，甚至与近代以来那种从属于生产、作为生产之附属过程的消费不同，在消费社会里，“消费”处于经济-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或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消费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往相对于生产这一能动(或主动)过程而言，消费确实是并且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受动(享受)过程的话，那么今天，消费已成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生产相对的被动的吸收和占有……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鲍德里亚，2001年a，第222页)一句话，消费从先前相对于生产而言的被动吸收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建立或设定关系的主动模式。

这样一来，消费概念本身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应当被重新定义。传统消费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享有、使用和消耗，而物能被消费，在于其有使用价值。与此不同，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严格地使用消费社会的消费概念，那么，人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等等，而并不是在“消费”。例如，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甚至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它们与消费主义意义下的消费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在消费社会中，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都不足以定义消费这个概念，而只应被看作是消费的必要条件。(参见同上，第222-223页)鲍德里亚声称，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其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和我们使用的汽车，而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2001年a，第223页)通过这一论述，鲍德里亚突出地强调了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断裂”，并把这一断裂的后果集中地指派给消费原则的确立。这种断裂就像美国学者里斯曼所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随着由生产时代转向消费时代而发生的全社会范畴的革命”。(里斯曼，第4页)

其次，鲍德里亚把消费对象特别地理解为关系，这种关系又特别地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系统反映出来，从而消费乃成为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首先是一个物品相对发达的社会，人们受着物的包围，并根据物品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但是，“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鲍德里亚，2001年a，第224页)这些关系所承载的符号价值才是消费活动的真正枢纽。这意味着，消费不再是对物的消耗，它不是物质性的活动，而是使这些活动能够产生意义；这还意味着物品要成为消费对象，就必须成为符号。这样一来，被消费的东西本质上已不再是物品，而是那种在符号的意义指涉中得到映现的关系本身。不仅如此，由于消费成了符号的系统化的操控活动，所以，物品很少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们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某个物，而是从它的符号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

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实质不在于一种享受功能，而在于一种生产功能、一种集体功能。因为人们一旦消费，就决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在那里，所有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消费成了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一种有约束力的制度，一种实质上是社会的控制功能。简言之，消费不再是一种自然的物质享受过程，而是重新构造社会关系的过程。这确实是鲍德里亚较为深刻的地方，因为他把符号及其意义的源头、从而也把整个消费过程领会为某种社会关系(虽说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总体上还是过于表面和狭窄)。“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同上，2001年b，第71页)这使当今社会在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同上，第11页)不同符号代表不同层级的意象。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显出来，以此获得某个阶层的认同并与其他阶层相区分。

第三，鲍德里亚广泛地考察了符号消费的技术工具和文化订制系统，特别是考察了大众传媒的本质重要性，从而使广大的文化领域与消费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联系起来，并成为批判性分析的用武之地。由于个体所消费的往往只是物品被赋予的意义而非物品本身，这就使消费的需求变成了无限。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物的量的吸收总是有限的，消化系统是有限的，但物的文化系统则是不确定的和没有限制的。这意味着当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品失去了它与某种需求或功能相关联的本义时，就能够成为无休止欲望的载体。然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手段和机制则在于：消费作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主要是由媒介通过对符号进行编码来影响大众而实现其消费企图的。“未经加工的事件……不是交流材料。它只有在被生产的整个工业流水线、被大众传媒过滤、切分、重新制作，变成产品、变成——与工业生产的制成物品同质的——制成且组合的符号材料后，才变得‘可以消费’。”(同上，第135页)

于是，当代社会便以这样一些共谋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工具制造货品的符号价值，在广告等媒介中进行符号、意义的随意联想和嫁接，例如，百事可乐=年轻=性感=受欢迎=好玩。因此，媒介经由符号编码，往往构建、塑造新的语言、新的组合。“这意味着电视广播传媒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地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同上，第131页)由于每一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是经过剪辑和过滤的世界实体，是在根据编码规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诠释之后播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消费社会所遭遇和照面的乃是一个已变成诡谲而神秘的符号系统的世界。

最后，当鲍德里亚经过诸多批判性分析的步骤又返回到消费社会时，这个社会不仅实现为某种由消费所宰制的一体化世界，而且其顽固的一体化又具备了极端的异化性质。一方面，异化表现为操纵和强制：“消费并不是通过把个体们团结到舒适、满足和地位这些核心的周围来平息社会毒症，恰恰相反，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鲍德里亚，2001年b，第90页)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是为唯一的消费原则——它也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所操控和强制的社会；建立在由符号所操控的“集体行为”之中的消费，变成了一种既名副其实又统摄一切的强制——消费强制。另一方面，异化表现为颠倒、疏离和非现实化。由于消费社会的存在规定是根据编码规则切分、过滤和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所以这个世界，“无论何处，在真实的地点和场所之中，都有完全产自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一种‘新现实’的替代品。”(同上，第136页)这意味着，消费社会的世界只是一个被符号而且往往是由任意符号的联结所构成的世界，人们实际经历的是一个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世界，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是一个由“仿真”和“虚像”所构成的世界。因此，消费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同上，第13页)。而作为主体的人，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真正说来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并因而只是作为多重网络的一个终端活着；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之中被取消，就像他所获得的不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一样。

以上这些方面，大致构成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主要支点和基本框架，并因而也构成我们追究和检审这一理论的经纬线。如果说上述的撮要已开始使其意义约略显现的话，那么，真正重要的任务是对这一理论进行批判性的阐说，以便对其当代意义作出更加切近的估价。

三

前面已经说过，鲍德里亚通过对当代社会之消费原则的重新界定，将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明确地区分开来，从而依照二者不同的本质特征，突出地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重大转变。鲍德里亚由此形成了对时代性质的一个基本判断：当下的时代立足于高度技术的发展，并为各种各样的媒介活动所贯穿和包围，但其整体的性质却可以被概括在“消费社会”这个名目之下。这个判断是重要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是鲍德里亚的理论功绩之一，因为他指证了重要的差别，亦即指证了引导这一转变之分界的基本原理。

然而，鲍德里亚的这一指证却使差别绝对化了，他的理论在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实际地制造了某种“断裂”，从而使这一理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鲍德里亚也在生产社会是导致消费社会的前提这一角度上承认前者的先行地位，但却完全否认生产逻辑至今依然在本质性上保持着的奠基作用。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构架中，物品的价值是在交流结构中构建的，而与生产过程无关；符号交换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从而完全脱离了“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控制。由于符号价值成了商品的最重要的价值，所以，生产活动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生产主义只属于(以往的)资本主义。这种理论状况不仅使得消费社会的起源问题变得完全不可追溯，而且严重地剥夺了消费社会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历史性质。

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稍后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及其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认这一哲学以“生产”作为其原则基础而未能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在《生产之镜》的开篇，鲍德里亚模仿《共产党宣言》的语调写道：“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鲍德里亚，2005年，第1页)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种指责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即马克思从来没有仅仅依循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仅仅依循现代形而上学——的定向来理解和规定生产。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其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样；虽然其间的要素会发生地位的转移，其存在的比重及关系会发生极大的改变，但这里获得表现的依然是一个整体，确切些说，一个历史地变化着的整体。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却通过“生产”和“消费”的两橛粗暴地割裂了经济生活的整体；而一旦这个整体被割裂，那么对当代社会——无论它是否被称作“消费社会”——的真正理解就不是被深化而是被中断了。因为，当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的整体被肢解时，理解这个时代社会生活之整体的前景也就变得极为暗淡了。

毋庸讳言，在消费主义的社会符号化时代的经济生活中，需求或欲望体系愈益重要地成为主导的方面并愈益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生产，“虚像”的意义也愈益有力地笼罩和控制着“实在”，“代码”几乎成为统摄一切的力量。但“消费社会”的经济生活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仍然不能不是当代经济运动的一个本质重要的方面——它是与消费主义彼此贯通和互为表里的。在这个意义上，将消费、“符号价值”等等从整个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并使之独立化，从根本上说只能构成一种舍本逐末、管窥蠡测的消费逻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简要地表明这一点：2008年下半年发生了一场被称之为“金融海啸”的危机，为了理解和说明这场危机，我们确实可以借重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视域，而且这一视域确实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使诸多问题及其要点清晰地显现出来(过度消费与提前消费；欲望、虚荣的无限扩张；由“符号”或“意义”而来的符号价值；非功能性需要的无穷变化等等)。然而，只要一超出一定的范围，只要一追溯问题的实质，鲍德里亚的视域就立即表现出它的狭隘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场危机的实质依然植根于——而且不能不植根于——生产过剩。如果问题的实质不是生产过剩，那么，在其诸前提已被确定了的情况下，过度消费和提前消费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欲望和虚荣的扩张就是完全非对象性的，符号的意义或价值就没有任何机会“兑现”，而非功能性的需要就绝无可能内在巩固地发展起来。不用说消费社会一刻也离不开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就是这个社会本身都是建立在这种生产之无限扩张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由于无限扩张的生产不断地生产着过剩，那么就像体制性的“信用赊买”不会被创造出来一样，消费社会也不可能获得奠基并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消费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过剩的基础之上的，是为了部分地应答过剩的挑战和暂时矫治其后果而被历史地发明出来的。

虽然马克思未曾目睹消费社会的到来，并因而不可能对这一社会形成精确而完整的判断，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仍然极大地优越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这种优越性在方法论上就在于前者坚持着经济生活的整体性，而后者则使之陷于瓦解。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遗忘了“耗费、浪费、牺牲、挥霍、游戏和象征主义”(同上，第24页)，这只能说是无的放矢。因为马克思不仅根本无意于通过记得这些而成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批判家，而且即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不曾贬低过消费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意义。毋宁说，处于“消费社会”中的鲍德里亚错估了生产，而处于“生产社会”中的马克思却如此真切地把握住了消费，以至于他能够以强有力的理论逻辑提示出那些只是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才变得昭彰显著的历史趋势。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写道，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条件下，“无度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真正尺度；这在主观方面部分地表现为：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总是要机敏地屈从于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于是工业的宦官们便不断厚颜无耻地制造出虚假的和非人的需要，以便从其邻人的口袋里诱出黄金鸟。因此，推崇节约的国民经济学家(如萨伊、李嘉图等)“忘记了‘讲究的需要’，它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它忘记了，通过竞争，生产只会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尚决定使用；它希望看到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它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无用的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页)在这里，消费时代的本质结构与特征已经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被提示出来了。

虽然鲍德里亚没有恰当地理解当代经济过程的整体，但他仍然希望通过“消费社会”的概念，亦即通过消费原则的统摄来把握当代社会生活的整体。这从一个方面来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例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在分析过程中将当代世界的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与狭隘的知性观点仅只关注经济生活的技术方面不同，鲍德里亚力图指证这种技术方面如何进入到消费主义的本质之中，并且如何经由这种本质的规定而形成其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此而言，现代技术与消费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正像消费主义在根本上依赖于现代技术的不断强化一样，现代技术也在消费主义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这两者的彼此支撑或共谋关系滋生并巩固着所谓当代秩序。如前所述，这样一些成果为对当代世界之赋予特征的诸多表现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开辟出内容广泛的研究领域。

然而，由于鲍德里亚先行地制造了经济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的断裂，并力图由此摆脱所谓生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控制，所以其消费社会理论便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向着“社会现实”深入的可能性。这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之整体的理论重建经常只是徘徊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例如，当鲍德里亚认定“消费”唯一地替代了一切意识形态并担负起整个社会一体化的使命时，他便把社会批判的任务整个地托付给文化批判了。文化批判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但这种批判的意义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深入于社会的现实，并对之作出积极的阐明。在鲍德里亚的体系中，由于消费社会在根本方面“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由于符号成为“商品的秘密来源和目的”，所以他既赋予符号、代码等等以绝对的权势，又试图用所谓符号编码逻辑来抗衡或取消生产方式逻辑。其结果是：他最终把符号编码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完全分离开来。而当他力图将这两者对立起来时，他一方面使得符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独立化和神秘化了，另一方面又使得从经济生活本身来阐明消费社会的起源、意义和出路等问题的任务被遗忘和耽搁了。这就使他日益疏远于社会现实的领域。而关于“社会现实”这一领域，海德格尔曾这样说过：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参见《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第53页)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既有其较为深刻的一面，又有其相当薄弱的一面。前者特别地表现为：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不同，鲍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之本质特征的理解中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批判的那一度。因此，他牢牢地抓住了当代世界之变化着的异化主题，抓住了这一世界的自我否定的方面。“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鲍德里亚，2001年b，第225页)如果说这一批判的视角在很多方面与20世纪的批判理论有联系并且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和尼采，那么，鲍德里亚的贡献则是使批判的主题重要地出现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背景中，并试图通过探究其广泛的和多层次的异化结构来揭示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就这一面而言，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往往是敏锐的和切中肯綮的，可称为对当代社会作出的最重要诊断之一。

就其薄弱的方面而言，由于上面提到过的那些理论缺陷，特别是由于这些缺陷堵塞了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所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虽然尖锐地批判了当代社会的众多领域，无情地揭开了当代世界的众多伪装，但却依然是“表面的”。这里所说的“表面”不是指纯粹的肤浅，而是指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上。这种情形十分类似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某些思想家——他特别以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为例——所提出的批评：这些思想家所提供的仅仅是描写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他们决不想否认这种异化现象，并且多少明白这种现象的毁坏人性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超出单纯的描写，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化’，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卢卡奇，第157-158页)

这种理论上的抽象性质，以及由之而来的表面性，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真正薄弱之处，它们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其批判的浪漫主义定向上。由于这种定向，鲍德里亚批判的最终立足点实际上就被设定在所谓本真性的“象征交换”中。但这种据说是唯一能够打破并解构符号体系的无定在的象征交换，真正说来不过是某种形而上学公设的替代物，也许只存在于对原始部族生活的想象中。当这种浪漫主义批判以形而上学的公设来掩盖和遮蔽当代社会的历史性质时，它也必然地表现出对于历史主题的软弱无力。在这里，鲍德里亚便成为一个徒唤奈何的宿命论者：当世界最终成为一个没有所指的模拟物世界(符号世界)时，只有“死亡”才能摆脱符号、代码等等的控制；因为只有死亡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象征行为，而只有象征行为才可以摆脱拟像、模型和编码构成的世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就此评论说，“当鲍德里亚争论说只有在死亡中才能躲避代码时，当意义最终并没有被重新并入符号的梦魇之中时，很显然，他的客体主义已经导致他退缩到一片遥远的荒漠。”(波斯特，第158页)这里显示出鲍德里亚批判理论的最终限度，显示出它的无出路状态。但标明某一道路的闭塞依然会是一种积极的启示，因为它提示着通达，提示着更加深入的理论道路的可能性。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