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诠释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但各派之间也表现了一系列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作为规定性表明了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作为区别性把该思潮同其他理论思潮区别开来。深入探讨其共同特征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和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而且有利于吸收其合理成份，更好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文试从以下几点作些评述，以就教于同仁。

一、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早在本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代表作中明确指出，必须掌握对待现代社会迫切问题的立场，“因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现代。”50年代之后，不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更进一步发挥卢卡奇的主张，认为19世纪是“古典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已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时期，针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而创立的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多已不合时宜，其方法也明显不适用，作为现代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时代的热点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为此，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其面对的现实出发，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第二国际甚至包括第三国际在内的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不能适应新的实践需要。其中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用许多篇幅深入分析批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把实践抛在一边，把马克思主义“先验地”当作一种“绝对知识”，只是把所有要考察的事变、人物或行动安放进一个预制的模子里，就以为万事大吉了。这实际上是“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的“拜物教化的迷信”，使理论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强迫人无条件地屈从于它。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因为教条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时代的发展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却不能从理论和方法上作出有效的回答。为了克服“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时代的变化而有重点地研究不同的课题。30年代之前，他们针对苏联式的革命在西欧的失败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着重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苏式僵硬解释和机械套用。30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借经济危机而崛起，而工人阶级未能有效制止它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研究课题就是从政治、经济、法律，特别是心理学上分析其中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出现预言中的灾难性经济萧条，而是进入了历史上扩张得最迅速和最繁荣的阶段，因此，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的分析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应当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变迁，社会实践已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和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等，对此只以“现代化”作说明恐怕是名不符实的，最起码是部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公开强调要通过向其他社会思潮开放，利用有关学派的思想理论来“发挥”、“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欧洲古典哲学思想来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才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同一的理想状态。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则反对以黑格尔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母体，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辩证法”的连续性，主张采取科学主义的态度去吸取康德的“真正的对立”和“先验判断”等思想观念，用“真正的对立”，即双方不是性质相反又相互依存而是彼此实存都是实在的和肯定的对立去取代现实生活的“矛盾的对立”，用先天“框架”，即先验的模式与判断支配下的运作过程去说明认识和实践，以实现历史唯物论和认识论由思辨向科学的转化。

另一方面是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开放，把它们“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其普遍的做法。他们大都广泛涉猎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长和需要，采取“异花授精”的方法，把有关的思想内容、观念范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人们也正是根据他们各自所结合的思想流派，把他们的理论体系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萨特等人，他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得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像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因为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他们的理论被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的理论主张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仅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面向各种新理论新知识，吸取利用其真理性的合理的成份来发展自己，就好像一棵大树，既要扎根于土地之中，吸收水分和养分，又要进行光合作用才能生机勃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对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做法更大程度上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三、批判性

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以批判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理论主张。他们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不能像恩格斯和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总体法则和理论体系，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微观领域的全面批判。为此，有些人还根据马克思许多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定为“批判”，断定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主线是批判的，因而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批判理论”。他们批判的矛头首先是指向现代资本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达到了空前的富裕，但是社会的病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自主意识的泯灭。因而必须展开有力的分析批判才能把人从各种压抑、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真正意义。在实际的批判中，他们把焦点放在不同的具体方面，卢卡奇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赖希针对的是“性压抑”；葛兰西针对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支配权”；列斐伏尔针对的是异化的“日常生活”；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的是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现象”。

批判矛头的另一指向是教条主义和恩格斯。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都是教条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精神实质，只停留在个别结论，甚至是被歪曲了的一些说法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因此必须加以批判，以澄清理论是非，纠正行为失当。与此同时，他们也批判恩格斯，其中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各派批判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转到科学、实证的方向上去，用自然辩证法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真正的革命植根于获得革命意识的主体之中，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沉溺在囊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性体系中，实际上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倾向科学主义的各派，则着重批判恩格斯把黑格尔的体系分解为应予拒绝的唯心主义和应以继承的辩证法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其唯心主义的连结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质和结构上是截然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把马克思的理论同黑格尔联系起来无疑是玷污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特别是他们深刻分析揭露了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存在着人性的丧失、情感的空虚、思想的苦闷、精神的变态，这些都是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比只是重复资本主义造成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的批判要有力得多。他们所分析批判的许多问题，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变化的问题，科学技术被用作统治工具的问题等等，对于加强我们加深了解和正确对待现代资本主义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由于他们在批判中没有把社会弊病的根源归结到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而是归结为人性和人的行为等等，这似乎是天生具有的，无法彻底根除，因而他们所开出的也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连他们自己都对根治社会弊病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悲观的看法。至于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很多方面切中了要害，这对于我们改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加强文化建设，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应当看到，他们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归结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改变，是缺乏根据和错误的。

四、学院化

由于国际法西斯力量和统治阶级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加上对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指导思想和操作方法的不满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从未加入无产阶级政党，或是虽曾加入政党并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后来却脱离组织生活，这都使他们失去了同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不能始终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不仅与所谓的“教条主义”理论不同，并且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存在着明显差别。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他们是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实践性的理论，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在研究院或大学里从事学术活动，身份主要是学者、教授，而不是革命家，当然有些人也曾参加革命斗争或其他社会活动，但真正发迹或扩大知名度的，依然是他们的潜心研究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一客观情形，也决定了他们在讲坛、书斋里所论述的问题大都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尤其与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关系不大，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学究气十足的为普通工人所难懂的语言，他们的学说也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这种“学院化”的特点，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离开现实政治运动的倾向，使其理论主张更多的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而非指导实践的革命意义。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学院化”的特点并不等于他们完全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而主要是指他们研究问题的方式以及不主动把自己的理论付诸于社会实践。事实上，透过他们抽象的概念和晦涩的语言还是能看出他们的理论是以曲折的方式反映着现实政治问题，并没有完全回避现实的挑战，并非漠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命运，只是显得力不从心而已。换言之，他们在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探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据以阻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文化机制上。正因为如此，在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的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才能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而且，随着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各阶层的新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意识地去改变脱离革命运动的状态，把激进青年学生的“新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去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而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理论去影响西方的这股新左派力量。

五、哲学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等人由于适应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需要，把研究论述的重点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问题，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尽快变成为现实。然而事实上当他的后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运用他的政治经济策略去进行革命时却导致了挫折和失败，即使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其僵硬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死板划一的文化管理模式也令人不敢恭维，至于其经济模式虽然使经济在低起点的前提下迅速增长，但对于资本主义总体发展水平却无法构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再加上其他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的变化，显然不是致力于实现政治经济主张的时候，理论研究中心应由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哲学。他们认为这种转向虽然同马克思的转向相反，但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适应形势的变化要求，在曲折的前进中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一些过时的，或者被歪曲、被强加给它的政治经济理论得到抛弃之后依然获得重新继承和发展。所以，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甚至可完全归结为哲学。他们也都殊途同归，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和职业走到了哲学研究的领域，都以各自的哲学理论成名于思想界。卢卡奇（曾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阐述了“主体客体辩证法”；柯尔施（法学博士）提出了“总体性理论”；葛兰西（曾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创立了“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则树起了多面哲学旗帜：霍克海默尔（哲学博士）的“社会哲学”，马尔库塞（哲学博士）的“社会批判论”，阿多诺（美学博士）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哲学博士，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逃避自由”论，哈贝马斯（社会学教授）的“交往合理化”社会历史观；赖希（医学博士）创立了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性革命论”；萨特（作家，作品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提出了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人学辩证法”和“历史人本学”。这些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都想从哲学中寻找出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意识文化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转向哲学领域，重视哲学研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明哲保身，选择哲学领域作避难所。首先，马克思本人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对于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是很有必要的。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变化发展中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许多新课题；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挫折和失败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都需要从总体上去加以分析、把握和总结，而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无疑是进行总体思考的最好工具。再次，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低潮，来自内外部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研究转向比较抽象的哲学而不是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这起码也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明智策略选择。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依据其他哲学派别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