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中国的。至今30多年过去了，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历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在当今的中国成为显学。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学术界来说，原先主要是哲学和美学专业的学者在研究它，而时至今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管理学的专家都在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无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

一种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完全取决于它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进入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圈，引来如此多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孜孜不倦的介绍和研究，全然在于它对当代中国有着某种启发意义。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指导这一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当今中国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教条化地和错误地理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必须从这种教条化和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了胜利地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当务之急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

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摆脱原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错误的理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新的社会发展态势下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一方面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向前发展，他们把“拯救社会主义”的出路定位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无论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还是他们通过这些研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广泛注意。人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从正面、侧面甚至反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不可否认，近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西方的现代化的“示范”下进行的。无数的事实已告诉人们，中国必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民必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但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闯出一条既能充分展示现代化的正面效应，又能把其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现代化新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除了阐述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是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意义，人们切不可仅仅归结为“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这一点，而必须深入思索其对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之所在。这主要是指，通过研究这一理论，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西方的现代化事业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历时不长，但同样也出现了问题，同样已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敢于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不能熟视无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所以尖锐地批判和揭露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根本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硕果，另一方面把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所有这些，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都起着莫大的作用。

二在对比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把握其精神实质，只有把握了其精神实质，才能对其优劣长短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判断，从而才能做到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中国学术界通过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的比较分析，基本上认清了其真实面目。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路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之一。

第一种解释路向以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曾提出要“消灭”、“终结”哲学为由，引申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哲学的合法性，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与哲学无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他们完全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

第二种解释路向以第三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为代表。他们并不因为马克思提出过“消灭”、“终结”哲学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们看不到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与超越，用近代哲学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以探讨精神与物质孰先孰后为宗旨，仍然以主客二分为特征。

第三种解释路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开创的。他们既反对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又与第三国际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相抗衡。他们坚决不同意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认为马克思所要“消灭”和“终结”的是近代形而上学哲学，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新的本体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引上一条丧失根基的实证科学的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混同于近代形而上学哲学，强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已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国内许多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认识到，第三种解释路向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确实是他们最早觉察到了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错误与危害之所在，特别是最早觉察到了以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的错误，从而最早开始探讨马克思的哲学与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界限，并努力把马克思超越近代哲学之处当做马克思在哲学上真正的创新点而加以挖掘和弘扬。他们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把原先“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重新又还给了马克思主义。

一些学者还认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种种争论实际上就是这三种解释路向之间的争论。由于前两种解释路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所以第三种解释路向不断地对它们展开冲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共出现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借助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的教训的探讨，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第二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哲学的曲解，于是把批判矛头直指这些解释体系；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遥相呼应，把对苏联模式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对当时作为苏联及东欧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这一解释体系的讨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把对“文革”的政治批判上升为哲学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发难实际上也就是对前两种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体系的质疑。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苏东剧变后，国内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及时地概括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最新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特别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大家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以下三个方面的论证确实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特别给人以启示：第一，以马克思的学说已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来论证；第二，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百孔千疮、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来论证；第三，以当今世界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前进的路标来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这方面的研究也吸引了国内的研究者。大家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揭示马克思的学说中业已过时的成份的同时，又着力推崇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理论观点：第一，马克思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第三，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大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的庞大而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把这些理论观点特别挖掘出来，展现它们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其次，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上。大家认识到，推出“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并加以系统阐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成果。在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一些学者特别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市场可以与社会主义联盟的确认，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一些学者还提出，难得可贵的是，他们并不是一般地确认市场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而且在如何具体结合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他们提出民生、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主要是与民生、平等原则的结合；他们强调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市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在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一些学者最肯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如下基本立场：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大家又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一种崭新的角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观点有：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引导人们不是在消费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

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必须使一切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

最后，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上。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种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与特征的概括和相应所做出的分析批判上：其一，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其二，当代资本主义是“赌场资本主义”；其三，当代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 其四，当代资本主义是“消费资本主义”；其五，当代资本主义是“涡轮资本主义”；其六，当代资本主义是“新帝国主义”。

四重新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广为流传，但实际上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见仁见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一概念在西方世界本来也是十分含糊的，它流传到我们国内时就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就引来了国内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展开了没完没了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最大的成效。

归结起来，西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有以下四种用法：

第一，完全把它当做地域性概念，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前南斯拉夫的学者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以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三类。“东方马克思主义”指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指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指欧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包括这些国家中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包括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理论。

第二，完全撇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含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等人的用法。这样去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人都强调，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它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均可以冠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三，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的前提下，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主题及关切的问题集中于哲学、美学领域。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在西方世界流传最广，他主要从主题和关切的问题的转移的角度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以经济、政治为主题与以哲学为主题的区别，去标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

第四，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的前提下，突出其在思想路线方面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以及对弘扬“西方马克思主义”起了关键作用的梅劳-庞蒂就是这样去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这种使用方法在西方世界被许多人所接受。由T.博特摩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就是这样给“西方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

国内许多学者已提出，尽管西方世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如此众多的用法，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去争论哪种用法最具权威性和科学性，现在需要做的是根据目前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求同存异，相对地统一到一种比较一致的用法上来。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只要符合如下三个条件，就可以把这些理论家的思想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来加以研究：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地域的含义，他们当然首先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家；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或倾向，它的提出者必须自己确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信奉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它应当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迥然有别，即他们的理论必须与承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各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重镇

目前在国内几乎所有的重点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有专人从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研究力量最集中、研究成果最丰硕、研究时间最持久无疑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黑龙江大学。这三所大学成为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

复旦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中衍生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到20世纪末，又在这一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不久该中心被评为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4年11月，成为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在历时30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坚持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的跟踪研究结合在一起，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融为一体。他们注重为正确地回答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和启示，他们强调“问题意识”，即围绕着一些重大课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他们有专门招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博士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博士点。

南京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鲜明特色是，一方面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探讨，另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代表人物、最新流派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研究。他们对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萨特等人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和最新代表人物“分兵把守”，设专人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又实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战略转移”，即要紧紧结合国家发展战略来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黑龙江大学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研究队伍。他们除了在总体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之外，紧紧地抓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展开研究，并结合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思，推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