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紧扣本土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全球政治形势，理论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既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也研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以及反抗政治的可能性。这里仅介绍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文《马克思：新的全球化宗师？》中指出，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一度被冷落，但是，“今天马克思却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马克思的突然复活，原因有二：第一，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使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体制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第二，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证明了马克思1848年所做的预言。他认为，与15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相比，今天马克思有更多的话要说。瑟尔鲍姆的论文《辩证法之后》把马克思理解为是辩证的、批判的现代性理论家。马克思理论的特点是坚持一种辩证的进步主义立场，既分析现代性的矛盾，同时也指出克服这一矛盾的政治出路，即社会主义。然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这一方向，其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链条的断裂。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融历史理论、哲学和政治纲领为一体的完整体系，然而，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纲领（社会主义）三联体已经破裂了。作者预测，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抗者仍然存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会被人忘却，但实现的可能性暂时还不存在。诺曼·格拉斯从自由主义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卡尔·马克思仍然是现时代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反对革命和一切集权主义，包括共产主义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反，卡利尼柯斯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解放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和文化批判理论，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策略。

二、社会主义及其规范的重建

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自由代替平等，以市场效率替代社会正义，引发全球新一轮社会不平等趋势，社会主义这一反资本主义理想在一定意义上又重新获得生命力。欧林·赖特认为，以解放议程为主旨的社会科学应该能够通过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提供通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作为解放议程和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要实现这种超越，就必须强化社会，实现社会授权，既能超越国家权力的强制，又能超越资本权力的强制。赖特的方案立足于增强社会的力量，包括股权平等，为市场可靠性和公平制定规则，通过再分配保证基本收入，使市场与社会主义在平等和民主的目标下结合起来。

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潮中，生态主义占有一席之地。《社会主义记实》(2007)试图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论。它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今天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了，资本竞争和积累既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又依赖生态危机，生态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生态保护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方案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红色政治只有与生态主义绿色政治结成联盟，才能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

三、新帝国主义和左派政治坐标

新帝国主义是近年来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其中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2003）与艾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影响最大。哈维提出，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产生于权力的地域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资本积累机制问题上，“侵占式积累”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美国的全球扩张并不是要推行所谓民主和自由，而是为了过度积累的资本寻找出路。伍德的理论更接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思路，她在《资本的帝国》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对分离，这一趋势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剥削肯定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是，政治的逻辑已经被资本的社会关系所改变了。”新帝国主义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延伸，因此，我们不能把帝国逻辑加到资本逻辑之上，而应该从资本逻辑中引出帝国的政治逻辑。

新帝国主义问题的另一场争论围绕着《优斯顿宣言》展开。该宣言是由自由派思想家起草的，主要针对激进左派中的反美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倾向。它认为，激进左派背叛了曾经信奉的自由和民主价值，正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走向拒绝国际主义，从反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走向反美主义。该宣言试图确立一个“新—新左派”的立场，重建左派政治与人类普世价值的积极联系，形成新“新进步主义”的政治纲领。但是，这一立场受到社会主义左派的激烈批评。卡利尼柯斯指出，该宣言表面上是要形成支持民主、人权、自由发展和新国际主义的“新民主进步联盟”，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反美帝国主义。

 

（选自《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