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评价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时曾说过：“比较内行的形而上学家采用一种特殊的知识，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可谓步了尼采的后尘。”[1]从这句话中可以领会到，将主体哲学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早期，是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共同立场，而且哈贝马斯本人也认为这是“比较内行的”。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苏格拉底之后一直到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性态度这一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并不“现代”，何以这些大思想家还是至少在哲学方面将之列为批判、解构的对象呢？虽然福柯明确指出，现代性不代表时间意义上的历史阶段，而是与现实相关的态度，但问题依然可以是：为何在这些思想家看来，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就已经出现了导致现代性态度的萌芽？回答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海德格尔本人一生都在思考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存在之意义必须通过时间来领会，于是，在他的视野中，对任何事物的分析一般都要追溯到时间规定性上来，只有这样，问题的答案才算是根源性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如此。反过来说，从时间根源上反思现代性，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海德格尔追问存在意义的具体内容。

一、科学技术活动在“现在”中的超时间筹划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突出表现为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反思，但绝非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上，而是对哲学历史(或者叫存在论的历史)特别是对近代主体哲学及“存在被遗忘”的根源进行全面的清算。按照他的思路，遗忘了存在的传统存在论(包括基督教世界观)后来发展为近代主体哲学，从而才为现代科学技术开辟了道路。反过来说，已经脱离了哲学的、分门别类的现代科学技术，虽然高喊拒斥形而上学，但本质上却是传统哲学的完成和充分表现。那么，科学技术的时间规定性是什么呢？首先，现代科学技术表现为对数学的应用，评价一门学科是否配被称为科学或是否成熟，就要看数学在该学科中运用的广泛程度。于是，有些学者就干脆将现代科学技术“标画”为数学的应用，以区别于古代科学技术。而海德格尔却说：“数学于是成为一种本质的规定手段，但这并不是现代科学的新形态的原因。毋宁说：数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数学，能够发生作用并且必然发生作用，乃是数学筹划的结果。”[2]这就是说，在研究对象上应用数学，首先要求该事物及其性质、规律是现成的、不变的，即不在时间中，是超时间的，而这种现成对象的出现，则是主体进行数学筹划的结果。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超时间对象的出现，恰恰是对象的时间规定的一种褫夺形态，是由数学筹划的主体力求对世界进行控制的结果，“我们看到，此在总是首先定向于现成的事物，以便以现成的存在方式规定它自己的存在”。[3]271但这决不意味着诸科学不考虑事物发生运动的时间“要素”，“对于普通经验而言，所出现的东西是在时间中所遭遇到的存在者……如果对时间的一般理解仅仅是在现成存在者、在手存在的意义上，那么时间，被庸俗理解的存在就与运动一道，必然也是现成的东西”。[3]272这就是说，虽然科学筹划也要考虑时间，但时间同样被作为一种现成存在的“现在”序列，运动虽然在“时间”中发生，但运动事物本身与时间是漠不相干的，运动事物偶然地出现在“现在”中，在以前和随后的“现在”中，永远以“现在”这种状态运动，各个“现在”是间断的，本身之间也互不相干。从另一方面讲，科学的理想在于发现普遍永恒的规律，发现规律虽要考虑时间要素，但永恒不变的规律本身却不在时间之中，这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这种性质是由科学主体在抽象的“现在”筹划中所赋予的。这种超时间的现成性，正是现代化所要求的程序化、模式化、标准化，进而使得生产得以高效、快捷、规范管理并达到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生活的重复与乏味。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被科学主体所“关照”的现成对象的时间规定性只不过是时间的一种特殊变式，是主体哲学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即使日常经验也知道，事物毕竟“在时间中”不断发展，有限的人类并不能获得超时间的永恒规律。因此，控制论的触角虽然遍及各个领域，但现代社会仍使人感到无名的匮乏，就连科学本身的基础也经常由于理论不断更新、范式不断革命而成了问题。而给越来越表现为控制论的科学本身进行奠基，换句话说，将科学活动放到“时间中”来考察的任务，是由主体哲学来完成的。

二、主体在“时间”中建构世界的活动

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近代主体哲学，因此，批判现代性的哲学家们主要对主体哲学进行着方方面面的解构和反思。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本质的追问，更多的就是对主体哲学的一般建构活动进行反思。数学的筹划，或者说数学化的建构活动，是主体建构世界图像活动的一种极端表现，反过来说就是，主体数学化的建构基于主体的一般建构活动。科学所获得的永恒规律给主体以安全感，使之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从而实施控制，而这却需要一个基础，即主体已经先于科学而建立了一个在“时间”中可规范的世界，比如，康德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自然科学奠基。海德格尔指出，形而上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形成两个追问方向，即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而解决存在者整体这个问题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包括主体哲学。后来，这个问题越来越被各门具体科学所承担。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对存在者整体的研究，无非就是从存在者各个角度、层面进行，直至达到对对象的全面、整体的认识，这种任务只要科学就够了。用时间术语讲就是：在各个“现在”中研究，然后再在“现在”中把诸研究“加”起来，就构成事物在时间中的全部规律。所以，海德格尔深刻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其实是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完成。但由于实施控制的科学理论本身不在时间中，对世界的单纯数学筹划因而就是片面的、抽象的，对对象的分析只是从某个角度，或者说只是在某个“现在”中进行的，而“现在”仅仅作为部分的点，无法构成时间整体的线。这就表现为，多门乃至无数门科学的“总和”，仍然无法洞悉对象的整体。比如对于一个人，可以从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但“人是什么”的问题，依然无法由性质或规律之“总和”得到把握。

这就需要哲学的帮助，虽然从历史上看，这种帮助一度被科学拒斥。因为毕竟任何研究对象都是在“时间”中的，“对时间内状态的解释，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能成为时间之内的，正如同另一方面，什么是超时间的东西”。[3]272现成的、超时间的东西只是我们对之加以数学筹划的产物，原因在于科学以几何学、数学知识的先天性为榜样，对于三角形、数学公式等超经验性对象情有独钟，但超时间的东西的基础恰恰在时间中，要经过时间内状态的论证方能“存在”。比如康德就指出，数学对象是先天综合判断的产物，其基础在于主体的空间、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时间建构了超时间的对象，自然界可计算的现成对象也是如此。所以，主体哲学为自然科学奠基，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时间中建构主体可规范的世界，从而实施主体的统治，海德格尔将实施统治的主体称为“常人”。常人生存的时间规定性是有所期备、有所拘持的当前化，或者说非本真的“将来”、“当前”、“已在”三个维度相互绽出的统一。常人主体所确定的这种时间表现为“它是可定期的、伸张分段的、公共的，并且它作为具有这种结构的时间是属于世界本身的”。[4]468伸张分段是由绽出结构直接决定的，时间不再是互不相关的“现在”点的总和，每个“现在”自身就绽向“将来”和“过去”，从而使诸“现在”连续地勾连起来，时间的连续性得到了说明；可定期表明，虽然主体所确认的时间同样是无穷的“现在”序列，但这种“现在”不是与运动事物漠不相干的，运动着的事物就发生在时间中，“现在”是做什么、发生什么的“现在”，“将来”和“过去”是“某事即将现在”和“某事不再现在”；公共性表明时间是每个人都普遍遵守的，从而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是客观的、可规范的、可计算的，对每个人都有效；而强调这种时间是属于世界本身，则与可定期性、公共性一道，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时间不是空无内容的，而是有整理、规范从而计算、控制世界的客观效力，并且这种效力随时间的无始无终而“随时”有效，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在一时的“现在”中有效。这样，主体就无时无刻不对世界拥有统治权，“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看来，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己而已”。[5]945常人不死，保证了主体“永远”可以“在时间中”对世界进行全面的控制性筹划，即使非现成的对象在时间中变化，主体也仍能“跟得上”，只有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才得以在各个“现在”中进一步计算现成的对象。

三、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体性时间萌芽

主体建构世界活动的时间规定性，最突出地展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根源。现代主体，即常人生存的时间规定性是“将来”、“当前”、“已在”三个维度相互绽出的统一，表现为主体在无穷“现在”序列之中，面对事事物物而忙碌操劳。由于“现在”具有绽出的特性，这种操劳就期备着“将来”，携带着“过去”，此在从一个即将“现在”的“将来”那里，领会现在的“此”，于是“现在”所忙碌之事本身并无意义，是为了“将来”如何如何而绽向“将来”，而“将来”之事同样不是将来本身真正发生的“新鲜”事，而是以“现在”的视野来估算的“将来”。另一方面，不断指向“将来”的“现在”总是已经携带着“过去”的历史，“过去”由此也通过“现在”与“将来”勾连起来，比如，人们说了解历史是为了现在更好地掌握未来。这种绽出结构就分裂了现代主体的本真人格，此在沉迷于自己对世界的计算统治而被自己连根拔起，失去了自身的存在，现代性于是就随着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的出现在现时代极端地表现出来了。

从时间角度来看，主体的统治可以说就是主体化时间的统治，主体对世界的数学筹划活动，就是要以“现在”为中心，在无穷的“现在”中“永远”保持对对象的计算和控制，将“现在”，即“现在”中发生的事物，整体地收归到主体的确信状态中。“现在”之总和就是时间，主体要把握一切“现在”，就必须将时间确立为自己，因此，康德说时间是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就不足为奇了。主体通过将自身确立为时间而成为诸“现在”的支配中心，进而成为“现在”中诸事物的中心。海德格尔用因缘关联整体的中心来表达这个意思。主体虽然是中心，但在日常状态下，这个中心却由于要达到控制他物的目的，无时无刻不面向他物筹划而失去自身。由于无人格的主体赋予客观意义于事物，于是时间也随之客观化、公共化、可定期化，每个主体个人就变得“没时间”，而无人格的主体却取得了无限的时间，从而实施永远的统治。

主体实施统治的秘密在于掌握时间，时间被理解为相互绽出的、关联着的无穷“现在”。反过来说，主体掌握时间也是通过牢牢占据“现在”，或者说，在一个个绽出的“现在”中取得对对象的确信。那么，从何时开始，主体就着眼于“现在”而思考时间了呢？追溯这个问题就可以找出现代性的根源。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至少是从柏拉图，即形而上学的开端之时。即使柏拉图对时间的论述还较少，但在亚里士多德对时间问题的专门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探讨时间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切入点是“现在”，尽管不可否认他的由于涉及更本源的层面而产生的犹豫徘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探讨时间时开章便问：“时间是存在着的事物呢，还是不存在的呢？它的本性是什么呢？”[6]海德格尔指出：“这两个关于时间的存在模式及其本性问题得到了不同分量的考察，第一个问题的考察不详尽，只在最后章节中给出正面回答，其余部分则都给予了对第二个问题的考察和辨析，即时间是什么。”[3]233而以“是什么”的方式提问本身，就会导致从“现在”着眼而对时间本质进行考察。当然，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绝不是在抽象的、相互无关联的“现在”，即自然科学意义上讨论时间，而是揭示了“现在”的绽出性、维度性和连续性等存在论特性。尽管如此，“现在”中通常首先被经验到的毕竟是存在者，确切地说是运动着的存在者，而运动本身超越了运动者。只有从运动者中“超出”，才能把握运动，从而领会与运动相伴随的时间。换句话说，运动先于运动者，与之相关，时间先于“现在”。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看到了先在的东西，这个先在的东西本身(如理念)超越了具体存在者，甚至是感性事物得以被认识的根据，是真正的存在。然而，形而上学领会存在却只是从存在者着眼，“从存在者角度来看，存在作为先在的东西不仅走向存在者，而且支配存在者，显示为某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东西即[自然存在者]之外的东西……所以，从存在者、[自然之物]角度来看，关于存在的知识和认识本质上就是先天性，即先在的东西，必定超越了存在者、[自然之物]，这就是说，关于存在者的认识必定是[超自然、超物理的]，必定是形而上学”。[7]可见，传统形而上学并没有遗忘存在者的存在，相反，正是要追问从存在者着眼的存在；与之相应，传统形而上学也并没有忽视时间，只是着眼于“现在”来追问超出“现在”的、先在的时间。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传统形而上学，一直发展到近代主体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是，现代主体极端地把握了“现在”，通过自身“占据”“现在”来建构时间，从而进一步控制存在者整体，即自然或世界。

四、克服现代性的本真时间结构

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已经从“现在”中的存在者来求得在场的存在之确定性了，因而被有些哲学家称为“在场形而上学”。只是在“现代化”之前，这种思考存在的方式可能发展出来的控制性萌芽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近代的主体才真正“有意识”地、“自觉”地占据了“现在”，并通过“现在”本身绽出伸张性、维度性和连续性，达到对时间的完全占有和控制，所以，黑格尔把近代哲学创始人的美称留给笛卡儿，只因“我思”可以承载时间。然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从“现在”探求时间的方式，就不只局限在近现代了。至少在柏拉图之后，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任务，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这个任务，与之相应，他对时间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现在”的诸特性。到了中世纪，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超越于万物之上，论证上帝存在成为基督教工作者们的重要任务。造物者与被造物的对立，本身就表明对超越者的思考是着眼于被造物而抽象出来的另一物进行的，上帝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都要以在一切时间中的永恒存在为根据，这种永恒就是对照世俗时间来思考的。基督教线性化了的时间观、历史观几乎只可能以“现在”系列的模式来思考，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从“现在”抽象出永恒的思维模式，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主体最终发展成了作数学筹划的上帝。这样，将现代性追溯到时间规定性上，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其久远的根源，“比较内行的”形而上学家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克服现代性的本真时间又是如何显现的呢？既然现代性必须根源性地从时间规定性来思考，那么，所谓克服现代性同样必须追溯到时间根源上来。现代主体继承了传统哲学割裂存在与存在者而抽象地追问存在者之存在；与之相应，现代主体割裂“现在”与时间，从“现在”中抽象地追问时间。海德格尔认为，不管是后来的奥古斯丁将时间内在化，还是伯格森批判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化，其实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即“现在”序列为基调的。前后相互绽出延伸的“现在”，是由此在非本真的时间规定性所决定的，日常主体沉迷于事事物物，此在所“期备”的事物引诱着此在面向“将来”；在忙碌中体会现实生活的充实，此在由此而得到“现在”的“安定”；由于此在在“现在”为其“将来”预先赋予了意义，其真正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陈旧”了，于是此在又无时无刻不“自拘”于“过去”。这样，绽出的“现在”就使得无论“将来”、“现在”和“过去”都无法真实“存在”，此在由此就发生分裂并“异化”，“我们展示了引诱、安定、异化、自拘(拘持)，这些现象都描述着沉沦特有的存在方式”。[4]207由此看出，此在在沉沦中被连根拔起，根源于日常的时间性结构，即期备着、拘持着的当前化，这种时间性结构，规定了此在日常的超越。但此在本身恰恰就是超越的、绽出的，那么，向什么超越才不发生异化呢？答案是：超越到无，用此在生存论术语表述，就是向死存在。为什么超越到无，反而获得了本身的存在呢？因为线形的时间被弯曲了，变成了一个无法计算控制的、轮回的圆，“将来”、“现在”和“过去”同时在场，此在“将要”来“到”的只是自己的“过去”，只是超越到自己中，由此，此在当下就获得了它完整的自己。换句话说，此在不再向外物作一般筹划，更不作期待控制外物的数学筹划，这样，“将来”就不再被赋予“现在”的意义，而成为本真的、永远不能“现在”的“将来”，“过去”同时也留到了真正不再现在的“后边”，两边都真实地“自在”存在了，“现在”自然也就成为真实的“现在”。然而，辩证之处在于，这种“现在”与“将来”、“过去”的决裂不是自然科学视野中诸“现在”互不相干的抽象化，这三方面恰恰是完整统一的在场，是一个完满的圆。因此，“在场”就是“有”的维度“现在”与“无”的维度“将来”、“过去”相互嬉戏的场所、有无相生的游戏地带，海德格尔曾特意将这种“在场”用拉丁文表示，以区别于“现在”。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则将本真时间性描述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在这种时间规定中，此在不再操劳于事事物物，而只是简单地领会自己的存在，同时，外物也不再被此在所筹划，而作为真正的他物本身显现出来，此在的时间变成了有限的但无法“计算的”圆环，向“无”之超越，断绝了主体“永远”控制在“现在”中显现的存在者整体之念头，这样，他物、他人同样赢取了自己的时间和存在，现代性所表现的极端控制性于是就“失灵”了。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反思，从反思控制性的科学技术之本质入手，最终上升到存在意义问题的层面，而存在意义得以显现的视域是时间，因此，对时间的研究就成为探究现代性根源的基本场所，对现代性时间根源的探究，同时也丰富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主体哲学的极端化与完成，时间被抽象成了“现在”，以便人们把握超时间的永恒规律，而保证主体在“一切”现在，即非本真时间中建构一般世界，并“随时”享有“控制权”的基础的是主体哲学。由此出发，海德格尔进一步将主体哲学及其时间观念的萌芽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态度褒贬各半，具体到时间问题，他在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着眼于“现在”领会时间而导致现代性根源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先哲们思想中对时间思考的更源始层面，比如亚里士多德追问时间的存在还是不存在，就切近了真正的存在问题，只是当他把主要研究放在时间“是什么”时，就只能从“现在”着眼了。既然形而上学着眼于“现在”来探讨时间，形成了现代性的古代根源，那么，克服现代性就意味着主体放弃对“现在”的占据，放弃通过“现在”本身的绽出性对“将来”和“过去”乃至“全部”时间的占有，关注时间中被遮蔽的“无”的方面，不可一味将时间在场化。人的最高尊严不在于一味充当主体，而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万物的遮蔽状态”。[5]950就是说，现代人意识到自己是主体的同时，更要发现自己有限的此在，只有本真的、有时间的此在才真正能够领会“有无相生”的存在之意义。本真此在与主体本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克服并不是消灭，而是警觉、清醒，在掌控时间的同时，也要真正投入到时间中，从而在筹划存在者的同时，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会。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