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得到表述和强调的，西方哲学的深邃的智慧也往往深蕴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不断追问和探求之中。但随着现代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执意消解和否定，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掀起的完全性清理、解构和摧毁，形而上学之意义，甚至是一切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都从根本上(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上)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与批判。现代解释学深深地意识到形而上学问题同样是一个摆脱不了的问题，如何看待解释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反映了伽达默尔等现代解释学大家对待西方哲学精神的一种深度思考、批判和纠正。哲学离不开形而上学，解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就是要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和总体性问题，要阐述和创造出人类理性的最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同时需要高度强调的是，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理论理性基础上以知识本质为思路的所谓客观的形而上学，解释学形而上学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强调理解意义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突出理解之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意义。这既是对一切反形而上学的纠偏，又是对固执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深刻表现出解释学对形而上学的独特理解。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正如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所见：“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

一、“去形而上学化”与形而上学重现

亚里士多德之后，那种将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核心问题的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但自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形而上学问题被作为科学问题来看待，哲学的科学化成了普遍流行的情形。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哲学研究，被康德称为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研究。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康德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形而上学发展所出现的不幸局面——对形而上学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形而上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再受人尊崇。为了恢复和捍卫形而上学的地位和作用，康德主要是从实践理性方面来确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应该指出，这一做法是一种退让式的，并且从根本上割断了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必然关系。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哲学则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端，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是不能被经验加以验证的，因而是非科学的、毫无意义的，也就是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拒斥和否定的，“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成了现代科学哲学中汹涌澎湃、蔚为大观的思想潮流。

但正所谓物极必反，自近代以来，遭受重创和打击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经过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倾其所能予以批判之后，不仅没有完全消失，相反，却使许多人重新认识到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认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应有作用。这种来自科学哲学内部的分化与人本主义哲学遥相呼应，“恢复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本体”渐成强势。应该说，伽达默尔就是以其建立在解释学基础上的“实践哲学”参与了这一渐成强势的形而上学复兴潮流，并且以其特有的解释构成了“形而上学复兴”潮流中的一种新表现。

在伽达默尔看来，对形而上学的“康德式挽救”和现代科学哲学的彻底否定都是与人们对近代以来时代性质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无论是以超验的先验性状态，还是以逻辑经验主义的形态，这两种观点都从破除独断的形而上学方面来看待自己，不管这是返回到康德还是返回到休谟。而且两者完全是与时代的特点一致的，这个时代在孔德的哲学史结构中与形而上学时代相对立，已被确定为实证科学时代。”[2]135伽达默尔的见解是，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必然关联的，科学不反对形而上学，相反，科学蕴含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形而上学也并非与科学对立，而是包容和实现于科学实践活动之中。因此，伽达默尔主张重建形而上学，但不是康德的那种局限于实践理性领域的退让式，而是倡导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联，认为形而上学就存在于科学认识的自我反思之中，形而上学与科学是相通的，只不过形而上学不像古典哲学所坚持的那样，是从认识论上作为科学知识的总体，作为科学的女王、“科学的科学”发挥其作用；从根本上说，它是以一种理论形态的“理性反思”的作用和影响来显现出包括科学知识活动在内的人类全部生活的意义和存在合法性。

二、解释学向本体论转向后，“接近了一种形而上学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形而上学概念是有其丰富含义的，这可通过考察其起源来说明。在伽达默尔看来，美的概念就是形而上学的一个起源性概念，“是一个普泛的形而上学概念，它在形而上学内部，亦即一般的存在学说内部，具有一种绝非可以限制在严格美学意义上的作用”。[3]609希腊文“美”是“Kalon”，“同chrēsimon(有用)这个概念处于对立之中”，[3]609指的是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是同人的生活方式、同eu zēn，亦即希腊人所理解的paideia(人文教育)相关的一切东西，从性质上说，“美的事物就是那些其价值自明的东西”，[3]609只与自身相关，而不为着其他的有用的目的。这样一来，美就与善(agathon)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善也是为自身而选择的东西，是目标，并把其他一切都归属为有用的手段”。[3]610正因为如此，中世纪就干脆用“善”(bonum)来翻译古希腊的“美”(Kalon)。通过这种考察，伽达默尔要说明的就是，在古希腊，美的概念是与善的概念相通的，美的规定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规定，反过来，这也说明了形而上学概念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不服从于外在实用需要和目的的超越性思考。因此，美的问题、善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上学也“以(善和美的)自身为目的”而表现出它的根本性质。在伽达默尔看来，善是不可把握的(即不能通过科学认识来掌握)，而美就是善的一种标志，因为它可以被把握，美的固有本质能够表现出来，美就表现在对善的追求之中。当然这种表现是由自身得到表现，是在它的存在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可以说，正是基于此种理解，善、幸福与完美的人生构成了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最高主题，也成为他关于人类未来生活世界的至高境界与理想。

既然形而上学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对事物整体的思考，那么，这与解释学，又与奠基于其上的实践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这里的解释学不是指作为理解技艺的学问，而是指一种哲学解释学。在伽达默尔看来，本文(text)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即世界和人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一个解释学的理解问题，它是通过人们所作的理解和解释不断展示出来的。而语言是理解的媒介，也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经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作为中介联系着自我和世界，“使自我和世界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3]605因此，世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过程就是展开某一本文的含义并用语言的方式使之表达出来，同既存的本文相比，这也是在理解过程中的一种新的创造。质言之，世界的存在与意义是在人的理解与解释中得到肯定和表现，理解与解释以及用以理解与解释的语言就从本体论上与世界的存在问题统一起来了。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指出，“解释学问题从施莱尔马赫经由狄尔泰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发展从历史角度证明了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结论：语言学的方法论自我思考进入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提问(philosophical question)”。[3]605一方面，以语言为媒介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世界之存在和意义，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对本文意义的理解与解释都蕴含着关于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或者世界观。因为人类的世界关系绝对是语言性的并因而是可理解性的，所以，“语言的思辨存在方式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3]605这就表明，“解释学因此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遍方面，而并非只是所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3]607正是基于此种理解，伽达默尔认为，当我们通过所确立的哲学解释学而实现了解释学向本体论转向之后，“我们就接近了一种形而上学概念”，[3]608接近了那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对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整体理解与把握。理解就是“同作为真理而发生作用的东西的照面(Begegnung)”，[3]624解释的东西就属于被解释事物的存在，因而，存在就是自我理解、自我表现，除却对自身的理解和表现，就毫无存在可言；一切理解也都是一种事件，都是关于事物存在的事件。因此，由哲学解释学建立的这种存在本体观就“超越了实体形而上学的视域，正如实体概念在主观性概念和科学客观性概念中所经历过的那种根本变化一样”。[3]618这就是说，对于解释学来说，存在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而是一种关于存在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问题，即解释学问题，这样一来，解释学从根本上就与形而上学合而为一了，对于任何具体本文意义的理解来说，“我们如今处理的任务远为普遍，即要使解释学世界经验的本体论背景发生作用”。[3]618

三、形而上学在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中重新得到复兴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建立在解释学的理解理论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宗旨就是要通过重新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反思，来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一个关于世界和人生意义的整体理解、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来构筑实践哲学的最高理论精神和理论原则，奠定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理论根据和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家，伽达默尔并不在意要通过其实践哲学给人类具体生活提供多少良方妙策式的指南，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现代人类文明的观念，重新赋予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世界和人生存在意义的形而上学理解。

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的最大功绩是在哲学理论上的，是在形而上学上的。没有关于世界与人的存在的理解和解释，就没有人类的实践哲学，也就会使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失去根据、意义、价值和方向。现代社会的技术文明生活就是一个明证。人们在科技的控制和支配下生活着，荒疏了对实践活动的判断力，社会生活处于人云亦云、随大流之中，社会变成了一种专家型社会，这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失去了对世界与人生真正存在意义的形而上学思考，也丧失了这种思考在实践活动中的理论运用。“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化时代，科学理性和技术统治着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依赖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而生活，科学权威代替了人们自身的实践判断。造成人类生活现状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荒疏了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被人认为健全理智的东西’(伽达默尔语)的判断能力”。[4]就此而言，伽达默尔重新确立实践哲学，实质上就是要重新赋予人类实践生活形而上学意义，使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得到复兴。

在伽达默尔看来，之所以要通过实践哲学来强调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与现代社会人类实践活动因丧失形而上学理解而出现了技术统治主义相关的，从目的上看，就是要以此破除科学的神话和技术的迷梦，破除一切形式的技术对生活的统治，重新为人类实践活动奠定实践哲学的理论基础。伽达默尔认为，技术合理性与实践机敏性的集体性影响是远不能解决人类生活的基础和根据问题的，也是远不能解决人类的未来任务的。哲学家就是要去解决毕生都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的理解。黑格尔就曾将没有形而上学的文明比作没有菩萨的庙宇、祭坛。当然，那种将形而上学仅仅理解为从知识论上为世界寻找一个最高的实体性本体，并对世界作出最终的、绝对的、抽象的、本质的认识，这在现代有点不合时宜了。在伽达默尔看来，“哲学”一词，柏拉图的理解是指坚持不懈、永无止境地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指对知识的占有。雅典人普遍的看法也是意指着“对理论问题的兴趣”。由此，伽达默尔认为要重新澄清“哲学”一词的含义：“正如有关毕达哥拉斯的轶事告诉我们的，该词显然是一个以后为描述一般的理论兴趣而形成的术语，它把这种兴趣(或偏好)和智慧一词联系了起来。”[2]124

既然哲学是一种兴趣，并且是与智慧相联系的兴趣，那么哲学的形而上学也就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性结论，而是一种开放的、随着不同情况而变化的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与解释，它总是处于不断创造与发展之中。这意味着，“相对于各种世界观提供的对世界解释的全体，哲学不再被严格地从其认识要求方面来对待了。反之，作为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同人类其他文化创造(如艺术、法律、宗教)具有类似价值”。[2]142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哲学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开辟了另一方向，实现了哲学与人类生活实践的结合。

苏格拉底认为，探究自然的“有智慧的人们”的知识毫不可取(这是神安排和支配的领域)，哲学的真正任务在于人们以自己的理性对自己灵魂以及生活的正确道路进行思考。这样一来，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向了人间，从哲学主要是关于宇宙和自然事件的本质和结构的知识探讨转向了探讨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新线索，但却又是以后不曾得到重视的线索，因为近代以后科学理性的日益膨胀导致了在科学理性统治下的实践理性日渐衰落，科学理性的以认知世界本质和绝对真理为宗旨的理论哲学成了哲学的同义词，哲学失去了古希腊时期丰富的含义，特别是造成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的断裂化或者说隐性化。但是，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遗产，对独立于科学之外实际生活智慧的倾注从此一直和西方哲学辉煌的道路一同延伸”。[2]126直至今日，在经过现代经验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坚决地把形而上学驱逐于科学之外后，人们似乎有了这种更趋强烈的认识：世界的知识性、本质性的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对人类生活实践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等的理解问题，便更多地表现为与对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根本理解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换言之，人们越来越感到，形而上学与人类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应该对人类的实践生活和生活方式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现代生活世界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古典的以形而上学为先导的旧科学关注的是世界的整体，能够“为世界的自然经验和以世界语言学作为媒介的解释带来一个统一的结论”，[2]127但是，现代科学则不同了，它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是靠放弃崇高的亚里士多德式风格的全面知识来保证它们的发展道路，因此，它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世界认识的整体的统一看法。究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科学失去了形而上学的思考，人类实践活动也因此而丧失了关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造成了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中的科学霸权、技术泛滥，人类因失去了自身的理性反思而生活在自我疏远、自我异化的不断增长之中，“科学在人类社会内形成舆论和判断的技术日益增长的意义，妨碍在科学的世界考虑范围诉诸存在的理性”。[2]143

伽达默尔指出，以理解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就是要为人类实践生活重新确立起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实践哲学把形而上学与人类的具体生活活动沟通起来，从解释学的作为对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整体理解，从为人类实践生活提供理论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现代复兴的新道路、新方式作出说明。

四、形而上学要“对我们由科学铸成的生活作出估量”

伽达默尔通过实践哲学来复兴形而上学，所要说明的是：解释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世界之存在意义的哲学形而上学理解问题；形而上学与人类的理解性实践活动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的。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要让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正如希腊德尔斐神庙所告诫人们的，人要“知道你自己”，即要“知道你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任何试图以科学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生活在内的所有问题，都是对人的神化，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在现代社会中，哲学形而上学必须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既要避免重蹈覆辙，又要在哲学的原义上，“对我们由科学铸成的生活作出估量”，[2]143因为“非责任性”(不是指“科学”一词的道德意义上无责任感)的科学本身，是“没有能力和缺乏任何明白的需要，来估量它自己在人类生存整体内、特别是在它运用于自然和社会方面意味着什么”。[2]143这样一来，由科学走向形而上学便成为一种必然，由在各种科学中作为一个真正维系和论证的因素而显示出的一种解释学幅度也变得清晰可见。[2]147既有在自然科学中作为各种模式和个人专门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具有的幅度；也有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类似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社会工程师向一位社会伙伴的自我转化的幅度；还有作为过去存在的东西、现在存在的东西和明天存在的东西的连续中介发挥作用的历史科学中的解释学幅度。[2]147-148由此，伽达默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哲学无论在康德‘摧毁一切’的批判之后，还是在‘思辨’于19世纪威信扫地之后，亦或甚至在‘科学统一性’理想压倒一切‘形而上学’这一判词发布之后，都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那些问题”，[2]143这些问题便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即关于人类生活世界整体的理性反思的形而上学问题。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是关于人类实践行为与真正生活的理论思考，也是关于现代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但他并无意于提供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良方妙策，而是力图从哲学意义上改变现代技术主义观念，重新为人类的实践生活奠定理性反思的基础。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言：“哲学解释学更感兴趣于问题，而不是答案。”[2]94因此，任何试图从中觅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指导将是徒劳的。当伽达默尔在其90寿辰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也许哲学根本不像解释学哲学以及以往所有的哲学所说的那样，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5]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是能够有另外的样子的。实际上，现代技术社会的问题就集中表现为一种现代性问题，蕴涵着一种关于哲学本质的现代观念，那就是“从短暂中确立永恒”。一切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主体主义哲学，从根本上都是力求从一种抽象的存在和终极性的原因看待世界和处理生活。在这种哲学观念下，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日渐发达，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不仅控制人们实践行为，而且控制着包括人的情感在内的一切领域的科学时代。在这种时代，哲学远离了人类生活，变成了对世界本质的抽象的知识性理论探讨，失去了对人类自身实践行为进行反思的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导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深深失落，哲学已完全单一化为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哲学，人类社会也完全沦为由技术理性统治一切的权威型、专家型社会。人们向专家、学者交出对自己实践行为的反思判断力，毫不怀疑、毫无保留地依赖科学技术、依赖专家权威而生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状态。

在西方哲学思想的潮流中，实践哲学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主流。在卢梭思想基础上，自康德以来的对失落于现代科学技术时代、为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以善本身为目的的理性反思”的实践哲学传统的复兴，就是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性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分析，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并在实践理性领域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合法性，但其不足是没有将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真正统一起来，更没有使这种作为纯粹理性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走向人类的经验生活。真正改变西方哲学主流形态，奠定哲学发展新方向的是自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以来的对科学技术理性和理论哲学的批判和对“生活世界”的重视，将其作为哲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与人相关，必须与人的具体生存和实践活动相关。伽达默尔在承续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实践哲学的现代意义，在批判现代技术社会和科技思想统治一切的背景下，确立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使西方实践哲学在当代获得了有力的复兴与发展。汉娜·阿伦特、穆特·库恩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则试图以实践哲学来分析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和确立政治的意义。因此，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复兴是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密不可分的，没有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思考，就不可能有现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新潮流。

西方形而上学自希腊哲学后，一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他们所建构的是对世界最普遍、稳定与绝对的知识，到康德首次遭到反思与批判。康德摧毁了最高的上帝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知识有限性的世界，但他不惜以自己思想的矛盾，在坚持上帝作为实践理性公设之下来肯定人们的道德和理想还是有普遍与绝对价值的，若离开上帝，人类行为将变得非常危险。尼采与康德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尼采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在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号下，消解了传统的绝对普遍主义，却将哲学带入了另一路向，即相对主义、视角主义、多元主义这一道路。

康德问题是值得深思的：需要普遍性，但需要从理性本身去确定这种普遍性。现代解释学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正是在这两条路数之间选择一条更中性的路子。瑞查德·波恩斯坦(Rechard J. Bernstein)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就表明了解释学的这一意图：在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既要确立这种普遍意义，同时又要告诉大家，这个解释的东西要和解释的情景、解释的主体联系，是一个理解性的东西，是一个重新理解和创造的问题。可以看到，现代解释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路向：需要形而上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是通过人们的理解、对话建立起来的，这条路子后来为哈贝马斯所继承。哈贝马斯也强调普遍性，他的普遍性就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上，是由理解、对话、协调、共识等而来的一种普遍性。正如国内解释学学者所指出的，伽达默尔等人虽然“像康德一样坚持了普遍性、绝对性和统一性的意义，但不再是从理性的绝对性(包括实践理性)来印证的，相反，是从人们的理解活动的对话、交流、协调的角度上来阐明和认识这种一致性的。归根结底，现代哲学家更多地谈论的是相对的、具体的和现实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统一性，它们是与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一同得到肯定和强调的”。[6]

今天，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性的相对主义、解构主义、多元主义等完全消解普遍性的东西引起了哲学的一种深度反思。西方哲学普遍主义在不断被消解之后又开始重新诉求。毋庸置疑，哲学需要普遍性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怎样重建这种普遍性形而上学？依循古典理性主义的思路已经不可能了，也不能完全赞成后现代主义这种完全消解普遍性的做法。实际上，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给了我们一条新路子，当然这条既不同于康德又有别于尼采的第三条路子到底能走多远还要拭目以待。

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作为实体性的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作为非实体性的意义论的形而上学；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突出认知理性的本质论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强调交往理性的理解、对话的形而上学；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动态开放的形而上学。事物的普遍意义就形成和展开于人们对事物意义的不断理解和解释之中，这是事物意义的建设过程，也是人们分享事物共同意义的过程，解释学的形而上学深蕴着一种对事物意义理解的效果历史意识。可以说，一种不同于现代的而重新置于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人类存在与生活方式便是伽达默尔所期望的。在他看来，理性反思判断下的生活，是一种对世界与人之存在意义的永远开放的理解过程，有许多无法预测和左右的东西，但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就表现于在捉摸不定的东西中确立合理的恰当的生活形式。这就是人类实践的智慧，就是人类理性形而上学的力量。

张能为(1962-)，男，安徽歙县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安徽　合肥　230039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