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曾经生动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十八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他指出,当时的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1] 这就是歌德(1749一1832)、席勒(1759一1805)和黑格尔(1770一1831)从事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活动的时代。德国的文学和哲学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是同一时代精神的不同方式的体现。当时德国的文学家借助于形象思维的语言所描绘的情景和理想,哲学家们则用抽象思维的逻辑语言加以系统的论证。因此,单是了解德国的文学而不了解德国的哲学,就会陷于直观性,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反过来,单是了解德国的哲学而不了解德国的文学,就会看不见德国的哲学，就会陷于直观性，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反过来，单是了解德国的哲学而不了解德国的文学，就会看不见德国抽象的哲学理论中所反映的德国文学中的诗的、形象的、热烈的、感人的具体内容。

德国的文学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发展，最初有著名的狂随突进运动。这是发生在德国十八世纪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叶，1770一1785年，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对传统权威有叛逆性的，轰动全德国甚至全欧洲的进步的文学运动。它是德国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浪漫主义运动。歌德的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富于反抗性的戏剧《铁手骑士葛慈·封·柏里欣根》(1773)和具有反宗教权威和无神论思想的诗《普罗米修斯》以及青年席勒的名剧《强盗》(1781)和《阴谋与爱情》(1783)，都是狂毗突进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个运动当然成为少年黑格尔教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歌德和席勒的诗歌、小说、戏剧中还暴露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人物的矛盾，富于辩证法因索，也给黑格尔不少的启示。最典型的就是《浮士德》中麦菲斯多夫的自白:我是“那样的一种力量，它总是意在作恶，而且总是创造了善”。这是善与恶的辩证法很有深远意义的宣示。特别是在席勒的《强盗》一剧中描写了伯爵穆尔的两个儿子:善良勇敢的哥哥卡尔与凶恶奸诈的弟弟费朗兹，在各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费朗兹先后蒙蔽并囚禁他的伯爵父亲，争夺承袭爵位，并占有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因此父子间、兄弟间、男女爱情上，当然主要是政治上的种种矛盾，迫使哥哥卡尔参加“强盗”队伍逃入山林。其后卡尔被一群“强盗”拥为首领，打回老家，救出了病已垂危的伯爵父亲，恢复了阿玛丽亚同他的爱情。费朗兹自杀而死。但是在这新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卡尔不愿意离开他的“强盗”的队伍，承继亡父的爵位，接受阿玛丽亚对他的爱情。因为他不愿意背弃他“永不脱离‘强盗’队伍”的誓言。结果他既不返回“强盗”队伍，也更不愿回到家中继承爵位与爱人一起过贵族舒适的生活，于是卡尔在思想感情的强烈矛盾下，发出了“正直的人一旦被驱逐出原来的巢穴，魔鬼就会成为他的主人”的软弱的悲叹，终于陷入杀死阿玛丽亚，自己去到法院投案的结局舀这一悲剧所暴露出的从封建没落到资产阶级新起急剧变化时期的特殊复杂的矛盾，是可以启发深刻的辩证法思维的。

其次，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时期。这是歌德和席勒文学创作的极盛时期，它使德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期是从歌德1786年一到意大利旅行起始，到1805年席勒逝世时止。歌德和席勒所代表的充满近代精神、而又融合希腊的古典文学，揭示出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理想性，认为人是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的权利、人的要求和愿望应得到尊重。人的才能、精神本性应得到充分发展。生动而现实地描写了人的一生在艰难困苦挣扎中的矛盾发展的途程。人生活的目的在于不息的努力劳动(表现在《浮士德》所谓“太初有行”)，对人类作出贡献，献身于人类的崇高事业。特别重要的是在创作方法上，歌德和席勒都要求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法则、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统一。

此外，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达到了高潮。最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兼文艺理论家有A.W.施勒格尔(1767一1845)和B.F施勒格尔(1772一1829)兄弟，诺瓦利斯(1772一1801)及鲁德维希·蒂克(1773一1853)等人。他们都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十九世纪初期，歌德和席勒以外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荷尔德林(1770一1843)，是黑格尔在图宾根进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也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们都热烈响往古希腊的文学哲学，并译述过希腊悲剧。此外，在神学方面贯彻浪漫主义思想的有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马哈(1768一1834)。在哲学上发挥浪漫主义的，为黑格尔同乡、同学，最初还同走过一段哲学道路的谢林(1775一1854)。一般讲来，歌德和席勒不是浪漫主义者，但许多浪慢主义诗人都受过歌德、席勒的影响和启发。对于某些有积极意义的浪漫主义作品，歌德也表示过嘉许，而对于某些反动的、走向复古和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则公开加以批评，并与之决裂。就是费希特最初在柏林的时候，也曾和当时那些浪漫主义的文人和才女打得火热，但不久就同他们决裂了。因为同他自己的严肃道德态度有矛盾。必须指出，黑格尔的思想也是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成长的。但《精神现象学》的出版，表明了他同谢林的浪漫主义和直观主义哲学决裂。而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曾混同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为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也有人如克朗纳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猛烈地反对浪漫主义，又是最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著作。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可以说歌德和席勒的重要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都曾给予全面的评价和论述。从他们的文学著作里概括出近代文学的特点。歌德和席勒在文学上所要求的形式与内容、法则与自由、理性与情欲的统一，也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所要论证的形式与内容、必然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同一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不同表现。.·

黑格尔把席勒尊崇为同乡的前辈和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启导者。黑格尔最赞赏席勒两首富于哲学意味的长诗:一为《艺术家》，这诗是艺术家、诗人精神的写照，也是哲学家精神的写照;一为《大钟歌》，这诗写人的一生，由出生在教堂受洗，到幼年、成年、结婚，由从军、宦游至老死的各个发展阶段，颇似《精神现象学》写精神自身曲折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雏形。席勒的《论美感教育书信集》，黑格尔曾两次认真阅读，对他写《精神现象学》一书，启发相当大。.

黑格尔与歌德的关系尤为密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不久，曾受到一位顽固守旧的市长控诉，说这书“替自杀行为作辩护，是反基督教的”。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里还曾讥讽这位市长思维的抽象性和片面性。歌德早年最初发表的《浮士德片断》，黑格尔不仅在《精神现象学》中把浮士德当作近代资产阶级精神的典型的意识形态之一来描述，而且在逻辑学中也不止一次地引证歌德的《浮士德》中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机械主义的诗句，以支持他自己的辩证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歌德晚年最富于哲理的抒情诗集，叫做《东西方诗集奢，也是黑格尔所特别喜爱的诗篇之一。歌德多年科学研究的成果，写成两卷本《颜色学》一书，在物理学上提出不同于牛顿对于颜色的解释。黑格尔曾认为它具有辩证观点，不同于牛顿的从机械观点出发的《颜色学》，曾亲自做过实验，企图证明歌德的看法，并曾在《自然哲学》中从辩证观点予以支持(现代自然科学证明，他们的《颜色学》理论也并不科学)。1825年4月24四日黑格尔曾写信给歌德说:“我返观我全部思想进展的历程，我看见您到处都在这忏悔中……我内心中反对抽象的倾向，因受您的教导而愈趋坚强，并一巨在您光辉的形象照耀下逐渐导入正轨。” [2]1827年10月16日黑格尔从巴黎回来，又一次路经魏玛拜访歌德，畅叙两天。此后，歌德于11月14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由于只接触到黑格尔的一些印行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很明晰，有些抽象;及同他生动地交谈之后，我才感觉到在根本思想和意向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双方可以互相发展和启发，很好地接近并联合起来。” [3]黑格尔和歌德友谊上和思想上关系的密切，可以概见了。一个画家要画德国文艺和学术界著名人物的像，要求从歌德开始。歌德谦逊地说:“荣誉应该给予那应该享受荣誉的人。你从黑格尔开始罢!’’这足见歌德对黑格尔的尊重。

概括讲来，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德国文学高峰，对黑格尔的影响约有三方面:第一，歌德二席勒等对于情感生活和社会生活矛盾的揭露，和他们的诗歌和著作中所表现的丰富的、素朴的辩证法，提供给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素材和资料;第二，歌德、席勒的文学著作和文艺思想，对黑格尔阐述情感焦活体验的辩证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具体的内容，有助于黑格尔认识到情感生活也是理性和哲学可以过问的，也是可以用辩证法去研究考察的;第三，歌德、席勒对黑格尔在哲学上、美学上和历史观点上，有不少启发。如要求形式与内容、法则与自由、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也正是黑格尔所要求达到的具体同一性。

可以说，黑格尔从哲学上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充分吸收并发展了歌德、席勒时代的进步文学最高峰的成果，有助于使他自.己的哲学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尽管歌德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也有保守和庸人习气的成分，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却避免了黑格尔晚年作为官方哲学家的保守主义:而在世界观上他却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接受了接近斯宾诺莎式的以自然或实体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最突出的两点是:歌德不像黑格尔那样发展了替普鲁士服务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如说:“国家是地上的神物”(《法哲学》).“国家是神圣理念在地上的实现”(《历史哲学》)，等氛此其一。其次，歌德比较倾向于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思想[4]，很早就在狂滩时期的一些反抗性的诗歌和戏剧里，丢掉了神学、宗教的旧包袱。当1829年夏季，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一门新课程，叫做“上帝存在的证明” [5]时，歌德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不愉快，对爱克曼说道:“像这样的讲演，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怀疑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人们对自己本身就象对上帝一样，一点也不怀疑。当德国人正在以解答哲学问题折磨自己的时候，英国人却以他们伟大的实践的理智嘲笑我们，并且赢得了这世界。” [6]但是在同年秋天黑格尔拜访歌德于魏玛，歌德毫无芥蒂，很愉快地接待他。我们把歌德对神学、宗教的超脱态度，与黑格尔对比起来，就更可看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的负担，似乎特别沉重。马克思曾称黑格尔哲学为“逻辑的泛神论”[7]，以理性、理念为神。但黑格尔企图以理念为绝对、为上帝的“逻辑理念的神学”或逻辑的泛神论去代替传统神学，比起歌德诗化的以大自然为神圣的泛神论，都同是当时德国甚至西欧反对传统宗教的时代精神的不同表现。而且歌德和黑格尔两人都同具有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庸人习气，这不能不说是落后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无神论。因此，当然会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扬弃。总的说来，诚如恩格斯所指出:“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8]我们把这两人相提并论是完全合适的。

我们应该说，黑格尔作为一个富于时代感的哲学家，反映了、批判吸收了、系统发展了他的时代中最优秀、最本质的东西。不过，由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他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他的学说只能为巩固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的统治，为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理论基础。但是，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唯心主义体系中拯救了出来，加以批判改造和发展，创立崭新的唯物辩证法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成为建立科学体系和指导科学研究、反对形而上学、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原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