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华】《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后记
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刘勰：文心雕龙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国内常简称“哲学全书”)是黑格尔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他用于自己讲课的教本，这一著作无论是在德国经典哲学中，还是在整个西方哲学中都无疑是一部重要著作。它是世界哲学庙堂里的一座纪念碑，是人类哲学思维的一块晶石。黑格尔在他生时自己亲自过手出版的大部头著作相对不是很多，总共有4部，这就是《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des），《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rundrisse），还有就是《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在这些著作中，《精神现象学》出版过一版，《逻辑学》出版过一版（黑格尔曾着手出第二版，但在他在世时没有能看到告成），《法哲学原理》出版过一版，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则出版过三版，1817年出了第一版，1827年经修改扩充后出了第二版，1830年经过再次修改出了第三版。由此可见黑格尔是多么重视他这一著作，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著作在同时代就已经受到重视，在当时就已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一著作在黑格尔逝世后的出版史却有一段曲折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不那么幸运的历史。黑格尔逝世后他的一些学生和友人组成一个团体给他出了一个全集：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这就是死者友人版。这一著作集除了一个补卷与附卷外，正式是18卷。通过友人版，人们立即就有了两种的“哲学全书”，一种是黑格尔自己写的和动手出版的一本三版的“哲学全书”，一种是友人版编者取《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而扩编成三大本书的“哲学全书”。为了把这两种的“哲学全书”区别开来，人们只得给后者一个名号，把后者叫做“Grosse Enzyklopä；die[大‘全书’]”。在友人版内，《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这一著作是和第6和第7卷有关。这就是说，它的第三版是被编收在了这两卷之内，而第7卷又是被分编作两册。于是黑格尔原来整整的一本著作，完整的一本书，就被割裂膨胀成了三本书。这样做在局外人看来并非必要，但这在编者那里却是不得不然，因为编者对黑格尔这一著作的这一版大大地进行了扩充，以致难以容纳在一个卷本之内，不得不将之分编为两卷三本。编者进行扩充不是源自黑格尔的任何示意，因之把他的这一著作分编成两卷三本，这自然也不是黑格尔自己意愿的表达。编者不是把黑格尔这一著作的三个版本全都收入这个全集，而只是特意选取了这一著作的1830年第三版。编者扩充黑格尔这一著作是用对黑格尔原著上另外添加“Zusatz”、即“附释”的形式。这些附释的材料是取自黑格尔的一些手记和他的一些学生在听他上课时所做的笔记。
这一形式或方式此后对于处理黑格尔这一重要著作起了一种定向作用，开了一种先例，发生了一种长久的影响。1906年勃兰德（G.J.P.J Bolland）出的版本是以友人版为范式的。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的百年纪念版全集（Sämtliche Werke.Jubiläumsausgabe）是以友人版为模式，是友人版的影印版，它照友人版的形式和方式在“哲学体系”这一统一的、同时极误人的标题下，把黑格尔的这一著作仍然编成三卷，分别列入第8，第9和第10卷。正如珀格勒（Otto Pöggeler）所批评的那样，格洛克纳对于友人版的方式整个来说缺乏批判意识。不过格洛克纳版有一点和友人版不同，那就是它把黑格尔这一著作的第一版、即1817年版，也收了进去，编入了第6卷。这点令人高兴，因为黑格尔这一著作的第一版无疑具有自己的价值、特点和发展史位置，因而无可代替。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说：“这一最初的版本还包含着最初创作所具有的那种创造性气息。后来的各版在细节的发挥上，而特别是在有关进行争论和辩解的说明上，是变得远为详细了，但是为了从其集中的总体，如其以初始问世时的整个力量出现时那样，来把握黑格尔的体系，人们将必定一再回到这一最初的版本，因而也将必定再次重印它。”
“必定”在这里和“必须”相联系，含义可以互通，因为我们不能否认黑格尔哲学研究同样具有研究规范和研究逻辑。但按照黑格尔档案馆同事的考证，格洛克纳的影印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本。
其实拉松版全集（Sämtliche Werke Hrg von Georg Lasson）早已再次删去友人版所加的附释。它在第5卷内企图兼纳黑格尔这一著作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展示两版之间的变化，只是如同拉松在自己此前单行出的版本内所尝试的那样，这一设想也没有能够完竣。霍夫迈斯特版（Sämtliche Werke Neue kritische Ausgabe Hrg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对拉松版进行改组，但是这个全集也未能完成。霍夫迈斯特1949年出的“全书”本仍然是出在《哲学图书》范围内，并是以拉松在《哲学图书》内单行出过的版本为基础。通过这串参差交错的复杂过程形成了黑格尔这一著作的一个新的较规范的版本，这就是尼考林（Friedhelm Nicolin）和珀格勒（Otto Pöggeler）1959年以及后又于1975年第七次在汉堡菲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新出版的那个1830年版本（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Hamburg, Felix MeinerVerlag）。1970 － 1971年出版的理论版全集（Theorie Werkausgabe）是由夏娃．莫登豪艾尔（Eva Moldenhauer）与卡尔. 马尔库斯. 米谢尔（Karl Markus Michel）编辑成的一个普及版本（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in zwanzigBänden. Suhrkamp Verlag）。它是一个在短促时间内完成的版本，是为满足当时的急需而出。它曾适应当时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新的努力。就黑格尔这一著作而言，它把黑格尔自己的本文同友人版编者加的附释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专门统称之为“口头附释”。但是，这个全集版依然是以友人版为基础，它把黑格尔这一著作的第三版如同先前那样分开来扩编，分编在第8，第9和第10卷。在第8卷的封面上它的标题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在内分页里它的标法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Logik/ Mit Zusätzen；在9卷的封面上它的标题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I，在内分页的标法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 ZweiterTeil/ Die Naturphilosophie/Mitmündlichen Zusätzen；在第10卷的封面上的标题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II，在内分页的标法是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 Dritter Teil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Mit mündlichenZusätzen。这些尝试可谓用心良苦，但由于编者的目标和任务不在于是改变友人版成问题的做法和大的体例，所以友人版带来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而是如同斯内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说的那样使之“重新明显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新的黑格尔全集版“历史检正版”（Di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它的详细的德文标法是: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esammelte Werke. / In Verbindung mit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hrg. von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Wissenschaften. In Verbindung mit der Hegel-Kommission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m Hegel-Archiv der Ruhr-Universität
这些做法并非一时之偶然，而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耶斯克（Walter Jaeschke）告诉译者说：拉松在1905年，1920年和1930年出版了 “全书” 的一个现行字体版本，是在菲利克斯. 迈纳出版社的《哲学图书》系列内出的。这个版本的特点是拉松不再印出利奥珀尔德. 封. 海宁格(Leopold von Henning) 版本的“附释”。不过，卡尔.罗森克朗茨在1845年时就已经不那么做了。霍夫迈斯特在1949年继续了这一传统，而后来就是尼考林与珀格勒1959年的版本。
那些做法和新的全集在出版学上所采取的一般原则一样，在德国是得到了普遍承认的。译者也认同有关原则和与之相应的那些做法，由此而产生了自己翻译黑格尔这一著作的心愿，逐步来加以实施，经过多年的等待，终于可以依据新的全集版的体制和正文翻译出黑格尔这一伟大著作的三个版本。译者翻译黑格尔这一著作的1817年第一版是依据新的德文全集的第13卷（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13.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17, unter Mitarb. von Hans-Christian Lukas und Udo Rameil, hrg, von Wolfgang Bosiepen und Klaus Grotsch.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2000.），翻译黑格尔这一著作的1827年第二版是依据新的德文全集版的第19卷（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19.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27, hrg, von Wolfgang Bosiepen und Hans-Christian Lucas.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 1989.），翻译1830年第三版是依据第20卷（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esammelte Werke. Band 20.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unter Mitarb. von Udo Rameil, hrg, von Wolfgang Bosiepen und Hans-Christian Lucas.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92.）。
这样做当然不是完全否认友人版和格洛克纳版的贡献。事实上在黑格尔去世后人们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他的这一著作宁可说大都是依据它们所提供的文本。特别是对于非德国的研究者，翻译者和学习者，则当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人们不容易看到黑格尔在世时的原版。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不得已的处境，表明这只是一种权且之计，而非乐于为此，表明那只是方便法，非是当然之途。如果说那类做法对于专家们来说似乎不大会构成问题和难题，如果说经过说明事情对于一般读者也可以明了，但那类做法也还是不能全然避免带来困难和混乱，仿佛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就是那个样子，仿佛它原就是由所谓的“小逻辑”、“自然哲学” 和 “精神哲学” 那三大本书所构成，仿佛那些“附释”是黑格尔自己的文字，至少似乎是符合黑格尔自己的想法。斯内德尔巴赫就断然批评说，格洛克纳用这三本书表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导致了“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曾以为真也是那样”。[3]
有时事情不只是会对于一般读者成为麻烦，引致误解，而且甚至会使专家们也伤脑筋。黑格尔档案馆负责在新全集内编辑这一著作的路卡斯(Hans-Christian Lukas) 博士生前就曾亲口用“kopfschmerzmachend[令人头疼]”这一说法来形容他的感受。 “小逻辑”这一名号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这一名号起因于一种需要，为了把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一部分（或第一篇，或上篇）内讲的“逻辑学”，同他1812－1816年期间已经单行出版了的两大册专著《逻辑学》区别开来，人们把前者除了叫做“全书内逻辑（Enzyklopädische Logik）”外也叫做“小逻辑(Kleine Logik)”，而把后者相应叫做“大逻辑”(Grosse Logik)。有的更心细的人在使用这两个叫法时还特意加上一个形容词“sogenannte” 或者这个词的缩写“sog.”，这样“小逻辑”和“大逻辑”就被标示成为“所谓的”小逻辑和“所谓的”大逻辑。可是烦扰人的是，如果说“大逻辑”是确定地指称后者，那“小逻辑”在有的人那里就未必是用来指称前者了，而也可能是指友人版编者自己抽取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这一本书第3版内讲逻辑的部分、经过扩充所编成的那一本书了。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这几乎成了无须置言的习惯。但是当我们听到和看到有谁人用“小逻辑”这一名号时，我们不得不进而问问这时所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对象。
这一区别方式似乎可以凑付解决问题了。可是也未必然。贺麟用的是“小逻辑”这一名号，他在1954年的《译者引言》内说：“本书是自黑格尔著「哲学全书」中第一部「逻辑学」译出。这书讲黑格尔哲学的人有时称「全书本逻辑学」，有时称「小逻辑」，以示有别于他的较大的两厚册「大逻辑」而言。此册译本称为「小逻辑」，取其方便易于辨别。小逻辑或大逻辑是后人用来区别这两种逻辑学的名词，并不是黑格尔原来的书名。”
这里对“小逻辑”这一称谓的用法是双义的，因为贺麟所翻译的直接是友人版以来所编辑成的那一本书。贺麟用“小逻辑”这一称谓把他所译的这本书和所谓的“大逻辑”区别了开来。他的这一区别方式并没有被杨一之接收，相应加以贯彻。杨一之把他的译本不是标作“大逻辑”，而是标作《逻辑学》。[5]
他这样做是直接从他所译的黑格尔原著的书名“Wissenschaft Logik”本身出发，无疑是合适的，并且也能够和贺麟名之为“小逻辑”的译本明白地区别开来。但是他用的这个中译书名看来也不是所有的同行都愿意接受。在张慎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卷内，杨一之翻译的黑格尔那一巨著的书名她是译作“逻辑科学”。
这一译法也应当看做是对的，只是比杨一之的译法显得要拖长一些，读来有点不大利落。但是，如果说杨和张的译法是对的，那按理说就应当也能够用到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有关部分的标题的相应组成部分的翻译上去，因为黑格尔在他这一著作的有关部分的标题是 “A. Die Wissenschaft Logik”，或 “ ErsterTeil. Die Wissenschaft Logik”。然而如果说这一连贯性是可取的，甚至是当然的，那也还没有解决国人中所谓的“小逻辑”这本书的书名译法问题，而毋宁是把这个问题突显出来，使我们所谓的“小逻辑”一书的标名问题成为麻烦，陷入尴尬。
梁志学在他那个“小逻辑”中译本上没有正式采用“小逻辑”这个标法，他认为那是“俗称”。他在他的《译后记》内特意专门谈了有关“书名问题”。就中他写道：“出于对学术规范的考虑，我认为应把这本著作的中译书名改为《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而且新俄文译本（莫斯科1974年）就是这么做的。这样解决书名问题，既可以在文字上把《哲学全书》里的逻辑学著作与《哲学全书》外的逻辑学巨著区别开，也不妨碍在口头上仍然使用那类俗称，而最重要的是恢复了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
梁志学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是在谈书名，在解决书名问题。如果梁志学这里所说的“这本著作”是指他自己翻译的那一本书，那就不宜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哲学全书》里的逻辑学著作”，而是从友人版编者起编辑扩展成的、百年纪念版和理论版编者原则上延续的那一由他人加于黑格尔名下的逻辑学本子，而这样一来他所提倡的“《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这个中译书名，其所能够做的也顶多是创立出来用以标示这个逻辑学本子，以此也顶多是能够使之同“《哲学全书》外的逻辑学巨著区别开”，但却同黑格尔自己的 “《哲学全书》里的逻辑学著作”对不上号，因为黑格尔自己的 “《哲学全书》里的逻辑学著作”本身并不是他所翻译的那个逻辑学本子，其本身只是一本书的一个部分,而根本不是一本“书”，本身当然也就没有“书名”，故而本身也不存在书名问题，故而也不存在要靠他人之手来恢复书名的问题。
这样，我们现在按照梁志学的建议事实上只是在友人版编者编出的那本书上有了“《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这一中译书名（它在他的译本封面上的标法是“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在第三个地方径直就是标作“逻辑学”）。可是梁志学用这样的书名是把问题解决好了，还是使问题复杂化，变得更加混乱了？梁志学说他的中译书名“最重要的是恢复了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这里梁志学说的是“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这样他这里所说的“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理当是指黑格尔发表的原版“书”的“书名”了。如果他所说的“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是指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全书”这本书，那么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全书”这本书的书名却绝对不可以称作和译作“《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因为这本书的书名是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这个书名可译作《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或译作“哲学各科大全概要”之类）。由于这些中译书名读起来有些别扭，也不妨在大家通盘讨论和安排之前权且如同国人现在已经习惯了的那样简称作“哲学全书”，但这不过是在国人当中简化了的替代性的叫法而已，仅仅是国人当中的一个“俗称”，而绝非意在恢复黑格尔的原版著作的书名，也绝非真的能够恢复黑格尔的原版著作的书名。而更重要的是黑格尔原版著作的书名显然断不能译作“《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就这点而言梁志学提倡的“《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这一中译书名就不是“恢复了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而是恰恰改变了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他这个中译书名仅仅是沿袭国内现有俗称、简称或代称，作为自己三个构件中的一个构件，而不能表达原称。他这个中译书名内的其他两个构件“第一部分.逻辑学 ”倒是适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27年第二版和1830年第三版中论述逻辑的那个部分所加标题的中译，但它们对于1817年第一版的相应部分就不适宜了，因为这一版的有关篇名标题是“A. Die Wissenschaft Logik”，它尚还未被黑格尔修改成“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Logik”。不过必须立即加以说明的是，这些场合在黑格尔自己那里仅仅是一本书之内的一个“部分”或一本书之内的一个篇章的标题，而非一本“书”的标题或“书名”。假使人们现成地沿用国人简化了的中译叫法真的从梁志学作出的“《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这个书名来循名责实，那人们到达的终点则最多可能是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原版1827年和1830年版内给其逻辑学部分所标的标题，而不是“黑格尔发表的原版著作的书名”，并且进一步说这却又并非是梁志学所翻译的那一本书，亦即由参与友人版的海宁格负责编辑出版的那本书，那本我们国人中迄今“俗称”作“小逻辑”而所指向的书。不是像其他人（包括友人版编者）那样试图把两种的所谓的“哲学全书”区别开来，设法标明他所翻译的友人版式的逻辑学不是黑格尔自己“哲学全书”原版内的逻辑学，梁志学是通过自己给前者选取附加一个书名企图去恢复黑格尔原版著作的书名，并且还把这看做是“最重要的”，这难免近乎是制张公之帽而掇于李公之头，叫人不解，令人了无头绪。此外，假使中国读者于他译本的正面封面上从他“ 《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 这个书名无意地仅仅是注意到以大字体高高单列突出标出的“逻辑学” 这一构件，那人们就可能走入他这个“逻辑学”和杨一之早已译出出版了的那个《逻辑学》相碰撞的局面。梁志学自己的中译本在封面书脊处所标出的书名就恰恰仅仅不多不少地是“逻辑学”三个大字，并非如同他所提倡的那样把书名标作是“《 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在这种情形下碰撞就还会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在这里碰撞事实上已然就直接发生了，在这里梁志学自己就和杨一之的译本碰撞了，把他的译本书名和杨一之的译本书名完全混同起来，以此而把两个必须区分开来的译本混同为一。如此看来国外同行已经知晓的和通用的“《逻辑学》”、 “大逻辑”和“全书内逻辑”、“小逻辑”的区分方法，国内贺麟与杨一之作出的“《小逻辑》”和“《逻辑学》”的区分法，相比之下反倒显得简单易明一些。
这里问题和困难的症结在于黑格尔自己写成并经手出版的“ 哲学全书”并不是他去世后那些人假手给他编辑和出版的“哲学全书”，在于黑格尔自己不曾写过和出版过那些人给他编辑和出版了的那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按照出版学规范，还是按照学术规范，后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就实在不能像友人版编者标示的那样是“乔治.威廉.弗利德里希.黑格尔的”著作，更不宜把它说成是“黑格尔的代表作”，尤其不宜把它说成是“经典名著”，不宜像梁志学那样把它认定为一本“古典著作”。
由于人们不是严格按照规范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编辑和出版黑格尔自己的那一整本三版的原著，而是坚持要编辑和出版自己给黑格尔编凑成的那三本书，并把自己编凑的书当作规范的版本，甚至以为优于黑格尔自己的原书和原版，这就不能不给自己、特别是给别人惹来麻烦。人们不想停止倒帮忙，停止越俎代庖，停止移梁换柱，于是发生了撞车问题，弄得和黑格尔自己写成和经手出版的“哲学全书”发生了撞车问题，弄得同黑格尔“哲学全书”内第一部分讲的逻辑学（或人称的“全书内逻辑”，或“小逻辑”）、同黑格尔的专著《逻辑学》（人称的“大逻辑”）碰在了一起，于是产生了将他们编辑出版的那一套三本的书同黑格尔自己的一本三版的书区别开来的额外课题，产生了将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内第一部分或第一篇讲的逻辑学、将黑格尔自己已经独立出版的《逻辑学》这一专著，同他们编辑扩充成的那个逻辑本子区别开来的额外课题。这些课题虽然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解决了的，但令人可以满意的解决，得到大家的公认、从而能以统一的解决，却一直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情形是麻烦依然还是存在，混乱和误解仍然在产生。这一问题和麻烦的产生原本就只是人为地造成的，是无意义的。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从造成问题的地方做起，那便是抛弃友人版编者的那种做法，全面恢复黑格尔亲手写成和亲自参与出版的原著、原版的权威与制式。
这样做并非是完全否认友人版编者所加那些“附释”所起过的作用，否认它们曾带来好处。它们确曾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黑格尔的有关想法和说法，特别是能够减轻读者阅读和理解黑格尔自己的有关正文部分时的一些困难。贺麟关于这一点曾写道：“纲领性的正文常有难懂的地方，翻译起来也比较困难。我们如果认识到〖说明〗与‘附释’在不同意义上对于正文都有补充解释的作用，并有明白晓畅、联系实际的特点，那末，对于纲要性的简短紧凑的正文，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清楚知道，附释所具有的长处，和它们帮助读者的作用，都不能改变它们的根本缺陷，不能改变它们被附加进来自始就是不合体统的，自始就具有一个适宜性或“合法性”问题。在道义上有个尊重自己老师和友人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位老师和友人已经逝去的情况下。在出版学上，首先就有一个版本处理问题，特别是著作权和授权的问题，
在学术上会有一个是否有能力同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与著作家并立的问题。假使说友人版的那种做法是出自好心，因而这些问题或者可以看做并不是问题，或者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有意改动黑格尔的文字就不能使人继续信任，使人原谅和继续听而任之了。在这方面附释的编者非常使人失望，使我们今天不再能够有过去那种信赖感。耶斯克认为，黑格尔学生的那种做法使黑格尔的“构想”（原文是用“Konzeption”一词！）几乎已毁坏殆尽，而尼考林和珀格勒则写道：“通过加进附释，‘全书’就已全然失去了一个哲学‘纲要’和一个讲课教本的特性。在全集版内不只是收入这一概要的文本，而是也收入那些依照各版概要所作的那些讲演录，这一尝试就其本身来说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全书’就其整个的设想的确就让人注意到要有有待口头进行的解说。但是，尤其更多须要提出反对的是黑格尔的学生们试图把讲演录构筑在‘全书’之内的那一形式。假如不是让那些讲演录膨胀成一种漫无头绪的作品，而是把有关讲演录单分开来加以编辑出版，事情当初就会是有意义的了。此外须得注意知道的是，这本书的1827年和1830年版并非曾是黑格尔关于‘全书’和它的诸个部分的大多数讲演的基础，而乃是1817年的初版如此，这一版具有其还完全是另一种的章节区分。把出自这期间年份的这些讲演发挥径直归属到这些年以后分的章节下，这是全然成问题的。可是黑格尔的出版者们还一般地是把所有年度的讲演不加区别地放在一道处理。的确地，米希勒给自然哲学甚至把黑格尔的耶拿体系草纲也拉扯了进来。”
如果说这些方面还只是擅立系统，自造体例，杂乱无章地随意处理有关素材，是属于越俎代庖和随意炮制之列，那么下述情节就迹近偷梁换柱了。尼考林和珀格勒继续写道：“此外，编辑出版者们还自己许可自己来作极尽不同的改变，特别是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甚至在全书印成的文字上以修饰润色为理由这样做。精神哲学的第一篇包括有105节，按照篇幅有该书的差不多五分之一，即以这一篇就包含150多个这类的干预，这些处置改变了原来的文字含义这并非稀少场合。这样一来这个‘全书’版本在许多处就完全不再有黑格尔的本文。”
尼考林和珀格勒讨论了友人版编者们那样行事的原因，指出那和他们对黑格尔体系的看法与态度有关，和他们自己在哲学上的取向有关，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操作和干预当作“改进”除了怀有派别争竞的考虑，也还流露出自己的虚狂的愿望，想以之来和黑格尔并列，树立自己，甚至突出自己，例如包曼（L. Boumann）在他给友人版精神哲学写的前言内竟然就这样来进行表述：但愿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同他学生们关于同一对象的著作并列，能有权拥有一个充满光荣的席位！说愿学生们的著作和黑格尔的著作并列能有一光荣位置，这已经就足够缺乏自知之明了，现在却还说愿黑格尔的著作同学生们的著作并列能有权拥有一光荣席位，这不是自广自大，不是种颠倒吗？对此人们能说些什么？人们真须借用拜耶尔(Wilhelm Raimund Beyer)的话来说黑格尔是死了，“Hegelei”——“黑格尔滥”——开始了？译者翻译黑格尔这本书的三个版本，目的之一是试图以这一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来表现黑格尔这本书原来的制式，和原来的样子，即在那种不构成语言和文字壁垒的范围内这样尝试。译者知道，就是在这一限定下，如果认真来推敲“原来的样子”这一说法，那也会涉及许多许多问题，所以只能姑且用之，将之限定在作几点说明。第一点是，这一翻译展示出所谓的“哲学全书”原是一整本的书，它出版过三次，不是一次完成的三大本的书。第二点是，这整一本的书，在每次出版时，都包括三个部分，逻辑学部分，自然哲学部分和精神哲学部分，因此这是一本书的三个部分，而不是三大本的书。第三，这同一本书的三个版本，互相有同，也有不同，而所谓不同，既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很小的不同，直到细腻之极的不同。第四，译者力求遵循的准则是：同者使同，异者使异。
从第三点完全可以构成一大专门研究课题。这一课题之重要在于涉及黑格尔的思想是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的体系是否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的体系是否在“哲学全书”内达到了所谓的“终点”？译者以为，我们有根据把黑格尔的体系理解为一个过程，而“哲学全书”是过程的一环，它本身就表现出是一个长过程，而且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封闭”意味着设计就此最终止步，意味着自己取消了自己内在的发展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话。对于展示这点，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这一著作的三个版本，总比仅仅用它的第三版一个版本要有力得多，首先是有道理得多。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单单挑选第三版来表现黑格尔的体系。事实上，人们单单挑选第三版来表现黑格尔的体系，乃至表现“哲学体系”，正是意在突出黑格尔体系的完成，而非注重黑格尔体系是来自一个过程，同时仍然处在一个过程之内。我们现在至少知道，黑格尔自己对于这个“顶峰”的态度是一体两指的,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从他1822年7月30写的一封信里，我们看到他给自己确定的目的是“auf die Erhebung Philosophie zur Wissenschaft hinzuarbeiten[致力于把哲学提高成为科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纲领，而巨大的纲领必然意味着巨大的、坚持不懈的劳作，绝非一个人所能完成，更不要说一本书的一个版本。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黑格尔在这封信中诚实地认为他的著作是不完善和不完全的，“全书”的第一版很是需要修改。
这同时可以一般地解释，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他这本书，尤其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修订。他修改这本书近乎不可自已，不可抑止。他在修改第一版讲逻辑的部分的那个“Vorbegriff [引论]”时，他的修改法几乎会导向写成一本书，因而不得不从头更张。
这可谓是对于修改的修改。他的困难在于尽量少去改动，尽力避免作详细发挥。他把详细改动与发挥看做是一种“主要的缺点”，因为这使内容与“全书”这一名目不相称。
在这些地方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友人版的编者给黑格尔这本书加上长长的“附释”，将之扩展成三大部头的书，这是多么文不对题，是多么违背黑格尔本人的初衷，是多么有违事情本身的规范。那种做法无疑意味着以一种非常的规模去扩大和强化黑格尔本人力求避免与力求克服的主要缺点。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需要强调说明黑格尔认为自己的著作并非到临“绝顶”，而是认为还不完善和还不完全。黑格尔在他这本书的第二版序言内说：“我以我的种种哲学劳作一般地曾所致力的、并且仍在致力于的，是真理的科学认识。”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黑格尔的哲学观，而且也表明了他对自己哲学工作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界定，表明他的工作“致力于”什么。他这句话的原文是：“Worauf ich überhaupt in meinen philosophischen Bemühungen hingearbeitet habe und hinarbeite, ist di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 der Wahrheit [我以我的种种哲学劳作一般地曾所致力的、并且仍在致力于的，是真理的科学认识。].”
值得留意的是这里他所用的动词再次是“hinarbeiten”，在“arbeiten”字头加有前缀“hin”，而加有“hin”，就相应产生“hin....auf...”这一关联,判然表明主语的动作是从主语向外或向前,向某个东西上而去。于是事情的重点就不单单是他在劳作或努力，而是往一个方向、朝一个目标劳作；重点不再仅仅是一般的努力，而是致力，是致力于什么，是努力向着那所向的东西。同时，黑格尔不只是用了这个动词的现在完成式，而且特意紧接着就强化地用了它的现在式，以便表明他现在也在致力于对真理的科学的认识。我们还想就这一机会说明，黑格尔这样想和这样做，并不是惟一特例。对于他的《逻辑学》这一逻辑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黑格尔自己并不认为已经完美无缺，而是依然面临巨大的课题。他也曾修改他这一著作，准备出第二版。在第二版序内他谈到自己这一逻辑学大作的不完善性，在序的结尾处他提到柏拉图曾7次修改自己论国家的著作这一故事，说回想这个故事可以推动人产生一种愿望，但愿对于一种具有《逻辑学》那样性质的著作能以提供一种自由闲暇，提供一种宁静思维的空间，来“es siebenundsiebzigmal durchzuarbeiten [对之进行77次透彻加工]”。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哲学伟大任务的清晰意识，看到的是他力求完善再完善的心愿，是他对时代喧躁的忿怨和自己欲完善而不能的感叹。黑格尔这个序言注明是在
按照新的全集内这一著作1827年第二版的“编辑说明”，黑格尔对这本书的修改和扩展，使这本书从它1817年的第一版到1827年第二版几乎扩展了一倍。第一版原书有304页，到第二版成了578页。整个印张数目从19增加到了36。这本书从1827第二版到1830年第三版显得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并非初看起来那么简单。按照新的全集内这一著作1830年第三版的“编辑说明”，黑格尔起初曾打算不做重大的改变和扩展，但他这里恰恰想得不现实。结果是第三版的印张数达到了41，比第二版多了5个印张，终于还是比预先计划的要拓展得多。黑格尔在给哥塞尔（K.F. Göschel）的信里讲到他在细节之处试图作了许多改善。
其实他的改动并不是仅仅限于细节之处，而是包含有重要的变化。就算是细节之处，其数量也足够之大。拉松所标出的变化有3600个，但这只是涉及他所理解的重要的变化，而且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他并没有实现他的设想。
新全集内这版的“编辑说明”说编者用5953个标注标示变化之处。
我们在此必须立即说明的是，每个标注并不是仅仅表示一个变化，而常常是多个变化。在这成千上万的修改当中编者同时指出黑格尔替换一些词是用恰恰具有对立涵义的词。
总之，黑格尔这本书的三个版本之间包含着意义重大的、数量庞大的变化。
对于这本书三个版本的编者来说，这里产生的任务之艰巨是我们通常难以想象的。借用尼考林和珀格勒的话来说，这乃是一个自身不允满意加以解决的课题。对于他们那种天使般的耐心和金刚式的毅力，我们不能不表示佩服。对于译者来说，翻译这本书的三个版本除了一般的困难外，最大的困难恰恰来自黑格尔在三个版本之间作出的修改。译者有义务表现黑格尔的修改。但其艰难的程度是出乎译者意料之外的。首先必须在三个版本中看到在什么地方存在变化，和看到存在什么样的变化。在这方面黑格尔档案馆的同事波希鹏（W. Bosiepen）和路卡斯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作出的那近六千个标示帮了大忙。只是译者仍然须得在两个版本的正文内找出那些变化，比较那些变化，搞清那些变化的意思。译者看到即使是在这两位同事，也有没有标示出的地方。原因非常简单，这一工作近乎是非人力所可完满成就的。即使是作者自己，也未能避免在第三版上留下第二版内第301节已出现的一个涉及内容的差错。这原因也简单：人的眼睛有盲区，人的头脑有断续，人写字会有笔误。但是，更加困难的是在译文中把黑格尔的三个版本间的变动表现出来。译者在前面说自己的原则是同者使同，异者使异。但是原则和实践之间有段长而曲折的路，只能艰难行进，近而不尽。实践和实现之间也一样。这里存在非常多样的场合。最轻松的是完整地增加和减少一整部分，一整段，或者一整句。但这种可能为数不那么多。即使是同者使同，常常也不那么容易。可能出现一种情形：某一节的文字是从书的其他较远的地方移过来集合而成，如果不小心现在译出的字句就会和在相应的其他地方译得不同，这必然会导致误解，好像作者在这一节有不同的表达，或者作了修改似的。但最可怕的是在一部分，在一节、一段、甚至一句内参差交错与往来交织地进行修改。为了显示出这种的变化，不能不绞尽脑汁，伤透脑筋，在有的地方最后甚至把黑格尔修辞上改进的地方在译文中成了退步，为了适应作者的改变，有时不能不把本来觉得已经翻译得挺不错的地方改成在中文上自己也不再满意的表达。由于这些艰辛，这些遗憾，译者曾几次准备放弃进行这一翻译，只是由于其他动因才得以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渐渐地从翻译中体味到一种乐趣，体会到这一翻译是一绝好的学习机会，可以锻炼意志，可以培养耐心，可以调节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其中包括德语能力。这是一种畅心的感觉。
但更主要的收获是看到自己以前在黑格尔那里没有认真注重的一个方面，即他在自己语言上所下的工夫，和这一方面同他的哲学造诣的内在关系，尽管自己非常欣赏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的有关精彩论述，尽管知道他有一个宏愿是欲通过教人用说德语来探讨哲学,尽管知道伽达默尔高度评价黑格尔在哲学语言缔建与发展中的贡献。在哲学语言上他排除随意性，是使自己服从语言，而不是使语言服从自己。译者在见到他作那些修改时常常感动不已，头脑里总是不能摆脱去想：那到底是为什么和为了什么？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许正在于《周易.系辞上传》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或者如同伽达默尔所说的是“语言的界限”，由于语言的界限，每一个言者在他寻找正确词语的每一个时刻，都同时具有这种意识：他不是完全遇到了它，因此总是存在一种企求达到中肯语词的渴望，而这也正是语言的真正的生命和本质。
黑格尔那里有一“境界”值得我们向深几方向探究。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有一个极其平凡的方面，他曾以我们想象不出的程度，不辞辛苦，不拘巨细，不厌其烦地在语言文字上下工夫，修正自己，改进自己，从而超越自己。令人不能不赞叹的是，这一切在他那里显得是那么自然，那么不言而喻，似乎无须究问，无须一提。人们常说伟大出于平凡，而我们那位“不敢为天下先”的先师则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黑格尔是字斟句酌，对语言文字充满了恭敬。他是那样精心在意地行走在语言文字的殿堂，是那样忘身在语言文字的奇妙运动，是那样着意想步入语言文字这一独特的世界。他所做的是那样平凡，平凡到平凡的人们也许不能去平凡的程度，平凡到伟大狂们绝对不愿去伟大到的程度。译者突然想起那位发现俄文是由字母组成的小说人物，他这一发现绝非像我们习常认为的那样荒诞怪异，只配我们嘲笑奚落。事实上黑格尔就曾指出人们轻蔑地当作是自己早已熟知的东西，并非就是他们已然真知的东西。译者感到分外高兴的是这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范例，它表明那些伟大的哲学金字塔是从反复推敲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来筑基的。
译者想把自己的译本献给
可是他的教诲并不仅仅限于这个方面，而也还在其他方面。译者应当从他那里学习的还有其他更难的方面。2002年译者以“读易忆
这四句中每一句都含一个自我发问，例如哲学上是否像在他那里一样有一可称是论旨的论旨，可称是论题的论题？面临人生大难时能否像他那样坦然自如，心志不倒？在人生和治学的道路上是否有一可称明德的准则，是否能首先要求正己，有知已之明？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和传统有接合性？先生总是使你想到自己的局限和缺点，从而理解自我教养的必要。他爱讲康德的那句名言，他总是使你不由想到你脚下是地，头上是天，而天地之间有无数人精是你的路标，而所有这些都是你在人世的命运和你的幸运，不要让自己少了什么，更不要让自己多了什么。面对这些，思及先生,我只是感到惶恐，不能不问自己是否真有他期望的那种“气象”，对他想接引自己走的这条道路自己真懂多少？黑格尔决非偶然地在他的“哲学全书”的第二和第三版结尾处附上了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里的那三段话语。那些话是哲学的一块碑铭，寓有哲学的活的灵魂，它们也是约请哲学家们鉴照的一面镜子，一面大圆智镜。
译者要向在自己翻译和出版黑格尔这一著作中帮助和鼓励过自己的所有同事和朋友表示感谢，特别是他们中的这几位：
德国鲁尔大学黑格尔档案馆珀格勒（Otto Pöggeler）先生。当译者在黑格尔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他是译者的“Betreuer”。在译者于上世纪80年代致力于中国翻译黑格尔全集这一工作时，是他的有关论证和他断然明朗的态度，使译者认定选取新的黑格尔全集版才是得宜的。
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先生。他一直鼓励译者翻译黑格尔这一著作，在2001年访华时特地给译者带来了德国有关新的研究材料。在闻知译者已经译出初稿后，他又写信表示祝贺，谈了这一工作的意义，并劝译者要喘息一下。读了他的话，译者看到自己为之所付出的辛苦，所经受的种种折磨、欺负和作弄，就全都是值得的。
邵尔慈（G. Scholtz）先生，施乃德尔（H. Schneider）先生，耶斯克（W. Jaeschke）先生。他们是译者在黑格尔档案馆的同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难以把握和确定的问题，曾把其中一些问题提给他们，他们在百忙之中给了及时而详细的回答。译者要感谢的还有亚默(Christoph Jamme)先生。他多年在黑格尔档案馆工作，是译者欣赏的一位黑格尔研究家。他同时是荷尔德林专家。2006年夏经他提议和经评选委员会投票选举，译者成为国际级学者“吕内堡讲座”第四届主讲人，这同时给译者以机会和他讨论黑格尔这一著作的一些问题。这几位都是译者的旧人，在翻译黑格尔这本书上和他们相会，是一种难得的快乐。这期间我们还回忆到路卡斯（Hans-Christian Lukas）先生，他是新全集内黑格尔这一著作的编者之一，是译者必须感谢的人，可惜他已过早离开我们。
译者是个愚钝懦弱的人，译者清楚知道，如果不曾有幸得到朋友和同事们那么多的鼓励和帮助，自己就根本不能做这件事情，更不要说坚持下来。
黑格尔在他这一著作每一版的封面上都开宗明义标明这是他给学生讲课用的教本，他自始至终想的是青年一代，这一著作可称是他和青年一代进行的一种对话，一场关乎它前后持续数十年的哲学对话。作为一位哲学教师，黑格尔对自己的学生不只充满了爱，而且充满了尊敬，他在纽伦堡任中学校长时一件被效法的事是他用“Herr[先生]”这一尊称称呼自己的学生,这至今传为一段佳话。
但是他坚持认定哲学是须得教和须得学才可能掌握的，尤其是必须得学习才可能掌握的。
荷马的德文译者、诗人福斯（J.H. Voss）把黑格尔看做一个具有牧人形象的奥林匹斯山人，认为这样一位奥林匹斯山牧人会比那些以超人出现的人做出更大的奇迹。译者觉得把黑格尔这本书翻译出来当有助于青年朋友们学习哲学，这是译者决心把它译全的一大动力。就此译者也向这些年来热情推动这一翻译的青年同道与胜友们致以诚挚谢意。
译者
编辑出版友人版这原是同黑格尔家的一项合作项目，友人版编者的那类做法是违反了同黑格尔家的协议的，这使黑格尔夫人很是失望。亚默（Christoph Jamme）对友人版编者的批评之一是指向他们违约和越权
贺麟的《小逻辑》译本在中国是第一个从有关德文本译出的版本，这一事实从这个译本1950年问世以来，直到梁志学的小逻辑译本2002年出版，历经50多年之久和数代学人的阅读与研究，从未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更没有谁曾加以抹煞。贺麟曾在他的译本上白纸黑字地写明他的翻译是依据格洛克纳的德文本，他的这一说明和他的译文曾直接经郑昕、冯至、杨一之、王玖兴、汪子嵩、王太庆、陈修斋、周礼全这些专家过目，是通过了他们的眼识和尺度的。他生活和交往的范围内还有朱光潜、宗白华，洪谦、任华、朱谦之、金岳霖、冯友兰、何敬之、苗力田、沈有鼎、徐梵澄等，这些学者有的长于德文，有的长于英文，有的兼长于两者、乃至多者，而有的直接就是黑格尔翻译大家，如朱光潜。在此我们必须说到艾思奇，他不仅对黑格尔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还是海涅的译者，他的翻译水平是德国文学专家冯至所肯定的。贺麟生前多次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可怕的批判，但即使是在那种的情势下也没有任何批判者说过他的《小逻辑》不是依据德文译出来的，因而他在自己译本内的说明是虚假不实的，是作伪，是欺世。假使他的说明真的是虚假不实的，当时借此就足能从做人和治学上使他威望扫地。在贺麟逝世之前，我们也不曾口头上听到和书面上看到梁志学本人对这一事实有任何不同的说法、写法和做法。但是我们年在他的译本上却看到赫赫然地特别标出他的译本“是第一次依据德文原版译出”，而在他的《译后记》内则不加任何证明就径直在句里字间随手插入说贺麟是“依据的瓦拉士英译本”。于是事情就被改变成这样：假使梁志学的译本真的是“第一次依据德文原版译出”，假如说贺麟的译本真的是“依据的瓦拉士英译本”，那么贺麟的译本当然就断不是第一个依据德文本译出，而是依据英文本译出来的了。但是我们看到梁志学在这样对待贺麟的《小逻辑》译本后，我们还看到他在自己译本的《译后记》内在贺麟的“祭坛”前，“默默地表示 ”他是在贺麟走过的道路上 推进着”贺麟“开创的工作”，甚至竟把他的“译著”作为献给贺麟“百年诞辰”的“祭礼”。在《博览群书》2005年第2期内《红色学者：思想与人生的传奇之旅》一文内，我们看到他以传奇的红色学者的姿态继续宣说着他的 “推进”之旅。但是贺麟的思想和人生所遵循的却是一个“诚”字，“诚”构成他的哲学与道德的原则。他由于守诚而达致他的成就，也由于守诚而直面人世灾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缺点与错误是起端于太诚。他否弃不诚，他的信念是《中庸》里说的“不诚无物 ”。“诚”在他那里的界说不仅是说话不欺，而且意味着真实无妄，这就是说，诚对于他来说不惟是人的言行大则，而且是世界之本。因此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走他希求走的道路，那就应当是在哲学和人生中首先致力于明诚，尽诚，致力于推诚。这自然也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不利的外在条件是使不诚无物从另一意义上变成“有物”。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录入编辑：乾乾)